——摘自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先行后知知难行易
——摘自毛泽东读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74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两句批注是读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时留下的。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在日本翻译介绍马克思《资本论》，主要著作有《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学大纲》等。1930年6月，李达等人翻译的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由昆仑书店出版；同年11月再版。毛泽东大约在抗战爆发之后，读了此书。该书上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该书在说明社会意识同社会存在的关系时，引证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安朵拉托斯基（现译阿多拉茨基（1878—1945），曾任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1932年起任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列宁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一段论述。新的译文是：“思维是由存在决定的。应当善于按照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本来面目来研究它们，而不要把这些关系同人们对它们的想象、同人的观念混淆起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一事实即使从下面一点也显然可以看出：在历史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当社会关系在现实中正在成熟起来并且实际上存在着的时候，可以还不存在关于这些关系的意识，人们还不了解他们自身所作的这一切的全部详细情形。关系最先成熟，然后产生意识，人们才开始理解这些关系。”（《阿多拉茨基选集》，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07页）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则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考虑观念与存在（客观事物）、观念与实践（行）的关系，写下“先行后知”，“知难行易”的话。知行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内容。宋明理学认为，“知先行后”，知是行的前提和依据，行来子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与行同时产生，相辅相成。孙中山在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认为传统思想中“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说法不对，应是“知难行易”。主张知来源于行，先有事实和行动，然后才有言论和理论；知对于行有重要指导作用。孙中山对行的理解不是个人的道德实践，具有实践的意义。毛泽东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两句话，来表明他对观念与存在、知识与实践的关系的理解，赋予这两句话以新的内容，即如同存在先于观念一样，人们的社会实践决定人们的认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获得认识：人们获得了科学的知识，对于社会实践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因而科学知识的获得具有重要的意义。
12.对立的东西都有同一性（读尤金等《简明哲学辞典》）
［原文］
同一性表示事物、现象同它自身相等、相同的范畴。形而上学抽象地按照A＝A的原则来理解同一性。但是这种呆板的僵死的同一性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承认具体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并不否定事物本身存在着内部矛盾。它的内部在发生着变化，它处在和其他事物的各种不同的并常常是相矛盾的关系中，因此，事物的任何同一性都是暂时的、相对的、不长久的；只有事物的运动、变化才是绝对的、永久的。有时，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地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
——摘自尤金等《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
——摘自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简明哲学辞典》由苏联哲学家尤金（1899—1968）和罗森塔尔（1906—1975）主编，1939年当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参考资料出版，约270个条目。
编写者最初的目的是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特别是其中的第四章 第二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编者在俄文第一版序言中说：“这本简明哲学辞典以帮助人们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哲学）为自己的任务。这本辞典并不包括所有的哲学概念和术语。它的任务是相当狭小的：释明马列主义古典作家著作中基本的、最通用的、常见的哲学概念。”该书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认为它最大的优点是通俗、扼要而又明确地说明了马列主义哲学的许多基本内容，同时又能保持高度的哲学理论水平。次年，该书经过增订便出第二版，字数，条目较第一版增加到两倍左右。1952年、1954年，又先后增改出了第三版、第四版，到第四版时，条目已增至760个左右，译成中文达67万字，其内容已远远超越编者在第一版时的考虑，而成为较为系统的一般哲学辞典了。主编尤金曾担任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1953年至1959年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曾为苏共中央委员。另一主编罗森塔尔长期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担任教学工作，曾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和《哲学问题》杂志副主编。
《简明哲学辞典》最早的中译本是1940年由新知书店出版的孙冶方译本。建国初期，该书很受读者欢迎，1949年4月至1951年初，仅在北京一地，即由三联书店再版了5次。主要原因是解放以后各地掀起了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潮，对马列主义哲学的学习也普遍化了，对于初学的人，它确实是很好的一种参考资料，而中国当时还没有更好的哲学辞典。1955年，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根据俄文第四版翻译了《简明哲学辞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俄文第四版经过修改又出了一版，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据此重新校订翻译，于1958年交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多次印刷，在50—60年代成为较有权威的哲学工具书。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书中也明显反映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哲学中的一些片面的简单化的观点，这在其一、二、三版中尤为突出。在第四版的初版中也有明显表现。毛泽东指出的“同一性”的条目即为一例。
毛泽东对《简明哲学辞典》是很熟悉的，他同主编之一的尤金有许多交往。
1950年4月毛泽东访苏回国后，便致电斯大林，邀请尤金到中国来帮助《毛泽东选集》的俄文编译工作。7月尤金访华，9月期满，但《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远未完成，9月30日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希望能延长尤金在中国的工作时间，并建议让尤金到中国各地向干部们做些政治理论报告，10月9日，斯大林回电同意，尤金到1951年1月才回国。1951年7月，毛泽东又邀请尤金来华指导《毛泽东选集》的俄文翻译工作。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知道毛泽东很欣赏尤金，便任命尤金为驻华大使，一直到1959年期满回国。在这10来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同尤金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是哲学家。尤金很推崇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1950年要求毛泽东把这几篇文章寄送给斯大林阅读，并建议把刚刚定稿的《实践论》发表在苏联的理论刊物上。毛泽东同意了尤金的建议。斯大林读了《实践论》俄文译稿后，推荐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于1950年12月出版的第23期上全文发表，同时还转登了中文原有的一个题解，说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中国党内，有一个时期曾有过一些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观点，曾使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这篇文章在苏联获得很好的反应，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毛泽东对此很高兴，曾把这些反应推荐到《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无疑加深了他对尤金的好感。在公事之余，他常常同尤金讨论一些哲学问题。据50年代初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负责《毛泽东选集》中译俄工作的师哲回忆，有一次毛泽东对师哲说准备下午4时到尤金住处访谈，届时毛泽东参加的国务会议还没有结束，他发现来接他的师哲后，便退出了会场，来到景山后街尤金住处，讨论以哲学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物理、生理学方面的现象等课题。（《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在这样的交往中，毛泽东阅读和谈论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1959年8月11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简明哲学辞典》是有些毛病的，我批评了尤金，现在第四版有大修改。”毛泽东阅读和批评的，当是1955年的中文版，即俄文第四版初版，毛泽东所说的有修改的，则是1958年的中文版，即俄文第四版新版。据师哲回忆，马列编译局在翻译俄文第四版新版时，他曾找尤金当面谈过书中的一些差错，并请尤金解释。（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86页）
毛泽东批评该书“同一性”这个条目，主要有3个原因。
（一）该条目在理论上只讲对立物间的排斥，而否定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和统一性，其在逻辑上的错误，上引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日的谈话中既已指明。值得一提的是，在1958年8月11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重申了他的看法。他说：《简明哲学辞典》把同一性混同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完全是两回事。把同一性统统讲成是形而上学的，因而否定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有同一性，可以转化。我对尤金说，你这个东西是整我的，他回答不了。我说，既没有同一性，战争为什么转化为和平，和平又转化为战争，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就是和平转化为战争，战争转化为和平。这两个东西，照形而上学看是完全隔绝的，河水不犯井水，和平就是和平，战争就是战争。其实，这两个东西虽是对立的，但有同一性，没有同一性，怎么能转化？凡是对立的东西都有同一性。应该说，强调对立物之间的同一性，这在毛泽东的晚年思想中，是不多见的，因而也是非常可贵的。
（二）由于《简明哲学辞典》明显带有斯大林时期的哲学以及政治上的印记，因而毛泽东评论的不仅仅是这本书，而是借此从思想方法上总结和反思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教训。所以，在1957年1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便进一步谈到斯大林在理论上的一些简单的做法。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责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很明显，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辅助读物来编写的《简明哲学辞典》，难免带有否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遗产的缺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搞形而上学，“在政治上就犯错误”。在1957年1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紧接着谈到斯大林时期所犯的形而上学的政治错误。他说：斯大林时期，反革命就只有杀头的一个办法，犯错误的也杀头，偶有不同意见，就排除，就抓起来，就斗争，就叫“反苏”，对立物不能统一，不能转化。
（三）现实实践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繁荣科学文化的方针。毛泽东在一次会上曾估计过，地委以上的干部有十分之九的人不理解这个方针。国际上，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理解，说这是右，是妥协等等。而毛泽东则认为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文化方针。为此，在1957年1—5月份，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宣传和解释这个方针。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共讲了6个问题，其中第四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提出“双百”方针，怎样理解这个方针。批评《简明哲学辞典》对同一性的错误观点，就是为了阐述这个问题而讲的，意在从思想方法上纠正人们对“双百”方针的误解。他说：我们要解释和发展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同错误的东西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同反面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斯大林的教训就在这里，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比较和斗争中发展正确的东西，实现对立面的同一性转化。
13.差别就是矛盾（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
［原文］
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店员与作家本无矛盾的，如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如只认善恶，男女，等等才是矛盾，其他不能转化为矛盾，这是形式主义的划分法
——摘自艾思奇《哲学与生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招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司父［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
——摘自毛泽东1937年9月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01页）
［解析］
“差别就是矛盾”这一段批注是毛泽东在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一书时写下的。艾思奇（1910—1966）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35年底出版《大众哲学》（即艾思奇24篇哲学讲稿汇编而成，刚出版时，名为《哲学讲话》，后更名为《大众哲学》）。该书用人们身边的生活实例，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形式，在我国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道理，起到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作用，引起极大反响。1937年4月，出版《哲学与生活》一书。该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相对与绝对、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矛盾等问题，还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分析了民族、宗教观念等问题。1937年10月，艾思奇到达延安。毛泽东同他交往密切，经常与他一起研究哲学问题。1937年9月，毛泽东曾仔细阅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并作了长篇摘录。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页）毛泽东信中说的“疑点”就是指他对艾思奇理解“差异”问题的看法的商讨。
毛泽东认为，说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矛盾，是不妥的；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差别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所以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毛泽东在1937年8月写下的《矛盾论》中，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认为矛盾的普遍性一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指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只有坚持这两方面的含义，才是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批评了前苏联德波林学派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侍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的观点。艾思奇对差异的理解和表述，不是十分准确的。毛泽东坦诚而友善地指出了这一点。并愿和作者当面详细商榷。因为如果不认为差异就是矛盾的话，在理论上就会导致不能彻底地坚持唯物辩证法矛盾普遍性的基本原理。这段批注，既表明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原理有着科学、全面的理解，又表明他对待同志之间在理论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进行善意的研讨的态度。
14.没有永远停滞的东西（读艾思奇《思想方法论》）
［原文］
人类的改变世界，是不断地在进步，决不停止在现状上，动物的改变却不是这样的。蚂蚁蜜蜂始终只依赖着它们生来的能力去生活。——摘自艾思奇《思想方法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并不是没有微弱的进化，永远停滞的东西是没有的，我想。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思想方法论》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51页）
［解析］
毛泽东这句批注是读艾思奇《思想方法论》一书时写下的。《思想方法论》一书是艾思奇1935—1937年在上海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写下的一部通俗书籍，作为青年自学丛书之一，1936年夏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艾思奇在这里为了说明人类与动物的不同，强调人类在改变世界中的不断进步，却认为动物是始终只依赖它们生来的能力去生活，这就否认了动物的进化与发展。毛泽东批注道：“并不是没有微弱的进化，永远停滞的东西是没有的，我想。”这一批注，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变化是绝对的原理，纠正了作者在这一问题上的不恰当的认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但各自发展变化的方式不同，有的剧烈、明显，有的微弱、不明显。蚂蚁蜜蜂，在较短的时间内，看不出它们的能力有什么变化；但在较长的时间内，就可看出它们的进化与发展。如果忽略了这些，就可能在理论上不能彻底地坚持唯物辩证法。
15.由思维到物质即检验与再认识（读李达《社会学大纲》）
［原文］
我们当分析认识过程时，第一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的辩证法，第二要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的辩证法。为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辩证法，就必须展开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
——摘自李达《社会学大纲》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
——摘自毛泽东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读李达《社会学大纲》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65—266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句批注是在阅读李达《社会学大纲》一书时写下的。李达（1890—1966年）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后长期在大学担任教授。1937年5月，出版《社会学大纲》（上海笔耕堂初版），并立即将书寄给毛泽东，请他指正。毛泽东在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间阅读了这部著作，十分赞赏，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在10年反动统治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难得的。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每天读这部书平均25页多，一个多月内就读完了。书中《唯物辩证法》等篇章，毛泽东至少批读了两遍，共写了3000多字的读书批注。
毛泽东在读这部书时，已经完成了他的两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在读《社会学大纲》这本书时写下的批注，既有时原书观点精华之处的摘要，又有对原书观点的补充与修正。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谈到认识发展过程时，注意到了物质到意识推移的辩证法，以及感觉到思维的辩证法。毛泽东在读到这里时认为，还要注意，“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这一批注，是时原书观点的重要补充。毛泽东十分重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关于客观外界的规律认识之后，使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即思维到物质的推移），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修正和发展认识，并且改造世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292页）时隔20多年，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指出：“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840页）
16.用通俗言语宣传唯物论，极好（读李达《＜实践论＞解说》）
［原文］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说明］就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过程举例来说：中国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就陷入了殖民地化的过程，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直到五四运动以前（或俄国十月革命以前），还停顿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历年来，他们亲眼看到外国人夺取我国的领土，在中国境内设置租借地，开辟租界，增开商埠，驻扎军队。这一连串的事实，使得我国人民感受到列强的侵略和剥削，觉得中国要被瓜分豆剖，国亡无日了。中国人民基于这样的认识，就起来做救亡运动了。但是救亡运动如何进行？靠政府的力量么？当时的清皇朝被列强征服以后，已向列强投降，做了列强的伥鬼，帮助列强压迫着人民。于是只有对列强做自发的斗争。这斗争的方式，就是排外主义，即排斥外国人，排斥外国货。这即是说，那时的中国人不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以为只要洋人和洋货排斥了，中国就可以得救。义和团运动，就是依照这种认识才发动的。这一类排外主义运动，无疑地是反帝的民族斗争，只因为当时不能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更理解不到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连锁性，所以采用了错误的斗争方法，致使像义和团那样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运动终于失败。
——摘自李过《（实践论）解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 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即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于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顺致敬意！毛泽东三月二十七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无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毛泽东1951年3月27日致李达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408页）
［解析］
毛泽东和李达世交很深，两人同籍湖南，同是中共一大代表，又同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延安时期，毛泽东读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非常赞赏，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建国初期，李达在长沙任湖南大学校长。195O年底，毛泽东的《实践论》重新发表，李达立即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宣传这篇著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撰写出《（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怎样学习（实践论）》、《（实践论）学习提纲》等重要文章，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实践论》的基本观点。紧接着，他又写了8万多字的“解说”，并在校内外作了几次辅导报告。为了尽快地把《解说》付印，又能做到不出错解，他每写完一部分，就及时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1951年3月27日的回信，便是读完其第二部 分后写的。第一部分此时已公开发表，毛泽东说他“在刊物上看到了”。第三部分当时还未完稿。
李达的《（实践论）解说》，撰写体例是一段原文，一段说明。毛泽东认为这种写法“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这个评价是很好的。在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时，李达并不拘泥于毛泽东的个别词句，个别观点，而力求比较全面，准确地去阐述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原来在《实践论》中写道：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的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李达在解说这一段话时，没有拘泥于毛泽东把太平天国革命列入排外主义的判断，而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把义和团运动算作排外主义。毛泽东在修改李达的《解说》时，肯定了他不把太平天国运动列入排外主义的观点，1951年3月27日给李达复信时，特别注明：“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外暂仍照原。”
《毛泽东选集》第1卷 出版时，《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的那句话，尚未按毛泽东在这里表示的意见修改。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2版出版时，编者在《实践论》中的这句话后面加了一个注，把毛泽东1951年3月27日致李达信中提出的“拟加修改”的意见引了出来。
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李达的书稿。凡书稿中写有“毛主席”3个字的，他都通通圈掉，改为“毛泽东同志”。
他在信中说的，“第二部 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的编者在注释中说，主要是这样3点：（一）《解说》中谈到，“这斗争的方式，就是排外主义，即排斥外国人，排斥外国货。”毛泽东在这后面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二）在“解说”中谈到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三）“解说”中谈到“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毛泽东把这句话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
《（实践论）解说》原稿中关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一段话，没有对中国人民曾经有过的排外主义认识作出概括，也没有对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帝作用这一点作出评价。毛泽东在这两处作的修改，使论述更深入和完善了。李达非常重视毛泽东对“解说”的指导和修改，在发表《解说》单行本时，加进了毛泽东修改的内容。但是李达没有拘泥于毛泽东修改后的词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一番斟酌，对毛泽东修改的两段话，又作了个别的修改。
1952年4月，毛泽东的《矛盾论》重新发表，李达又以新的热情从事《（矛盾论）解说》的写作。1952年9月，毛泽东应李达的请求，为爱晚亭题字和对《（矛盾论）解说》作指导，于17日给李达回了下面这封信：
鹤鸣兄：
九月十一日的信收到。以前儿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三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四章 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 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顺候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后来，李达写出《（矛盾论）解说》，不知毛泽东是否细致读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李达这种以通俗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工作，始终是热情支持和肯定的。
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子1951年7月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其《（矛盾论）解说》，先是在《新建设》上连载，后于1953年7月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17.颇为新鲜（读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二十五日
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二十六日潘书P94—174。
二十七日P175—204，完。
——摘自毛泽东1938年3月25日至27日“读书日记”（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82—283页）
［解析］
写作《矛盾论》之后半年，1938年春天，毛泽东读了刚出版的潘梓年著《逻辑与逻辑学》。
那时，毛泽东刚读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3月24日，《战争论》读到第111页。他在3月25日的“读书日记”中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毛泽东为了读刚收到的潘著《逻辑与逻辑学》，放下原来正在读的书，这说明他对逻辑学的兴趣似乎不亚于对战争理论的兴趣。一天读93页书，打破了他这一段时间读书进度的记录。按照他的“读书日记”的记载，这前后的几个月中，他每天读书的数量一般是20—30页，最多的一天也只读了55页。
接下去，毛泽东只用3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逻辑与逻辑学》这本学术著作。在毛泽东当时的“读书日记”中，3月26日记：“潘书，P94—174”。27日记：“pl75—204，完”。28日记：“《战争论》P112—122”。
潘梓年（1893—1972），早年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其《逻辑与逻辑学》一书是1937年6月被释放出狱写成和出版的。该书不像哲学教科书那样只附带地谈一下逻辑的性质，而是一本成体系的逻辑学著作。毛泽东说它“颇为新鲜”，大概是指它把逻辑学分为方法和技术两个部分。该书的篇章结构基本上也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两部分。作为思维方法的逻辑学是辩证法。方法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辩证诸方法、思维历程。形式逻辑被当作逻辑术，技术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为观察法、统计法、推演法。
潘书关于方法和技术的区分，在观念上有了新的转机。形式逻辑虽然“从方法的地位降而为技术”，只是“充当一名技师”的角色，但它毕竟有了存在的价值和地位。虽然潘书在对形式逻辑性质的叙述中还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按照潘书的观点，形式逻辑只配充当思维技术的角色，不够充当思维方法的资格，不属于思维方法，而辩证法、形而上学才是思维方法。那么应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形式逻辑既不是辩证法，也不是形而上学。按照这个结论，就应该纠正当时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现象。可是潘书却没有作出这样的推论。它时而说形式逻辑涉及的“只是思维形式”，不涉及思维的内容；时而又批评“形式逻辑是把一切自然都当作静止的东西来观察，只去认识它的形状（Being），不知道它有‘行为’（Doing）”，把事物“看作各自独立的东西”，看作“一成不变的固定形态”。但是，该书把逻辑区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的观点，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它那自相矛盾的体系也集中暴露出了当时把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错误。后来50年代末毛泽东嘱咐重印逻辑专著，潘书也被作为“比较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逻辑学著作”收入《逻辑丛刊》，于1961年重印。这个重印本，毛泽东一直保存着，现在我们在毛泽东故居的卧室中还可以看到它。
“颇为新鲜”这个感受，是毛泽东对潘书的褒奖，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形式逻辑性质、对象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30年苏联哲学界开展反德波林学派的斗争以后出版的哲学著作，都是把形式论理学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东西加以否定的。直到1940年为止，这种观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读到的哲学教科书，都专设章节批评形式论理学尤其是同一律的客观基础。毛泽东无形中受到了这种看法的影响。例如，李达、雷仲坚合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仔细读过，在上面的批注也最多。该书在谈到否定观时有这么典型的一段话：“辩证法的否定，和形式的，形而上学的论理学的否定，在哪一点上不同呢？在形式论理学，所谓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形式论理学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形而上学的论理学，没有看见过程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之自己的否定。”这里存在着一个未加任何论证的等式：形式的论理学＝形而上学的论理学＝形而上学。通过一个算术中的“等量代换”，结果一切本应对形而上学说的话全都转给形式论理学了。
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用毛笔写了一段批注：“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这些话若作为批评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是十分中肯的，但对于形式逻辑来说，就不合适了。
在毛泽东于1937年7、8月份写的《矛盾论》中，原来有一节讨论“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其中也是混淆了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对形式论理学作了类似于苏联教科书那样的批评。
如果说爱森堡、李达等人当时把形式论理学混同于形而上学必然导致抛弃形式逻辑的话，那么潘书试图在方法和技术这两个名义下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为思维所用，则是树立起了逻辑学的权威。这个新见解是潘梓年独立思考的成果，用他本人的话说，“是敢想敢说的成果”。它在中国近现代逻辑学史上，起过承先启后的作用。毛泽东对形式逻辑性质的认识发生变化，应该说，是从他1938年阅读潘梓年这本“颇为新鲜”的《逻辑与逻辑学》开始的。到1950年，苏联哲学界开始讨论逻辑问题，更加深了毛泽东对形式逻辑的认识。所以，解放后着手编辑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于1951年3月8日写信给田家英等人，指出《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后来《矛盾论》正式发表时，论形式逻辑的那一节全部删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