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我看不错（读周谷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王方名《论形式逻辑》）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
——摘自毛泽东1957年2月16日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人会议时的讲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27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我曾告诉周谷城，人大有个王方名，他的观点和你相同。
——摘自毛泽东1957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和其他同志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2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那得由各门科学来管。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3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建国初期，我国大学中使用的逻辑学教科书是从苏联译过来的。这时在苏联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逻辑观点就支配了我国的学术界。自从1940年斯大林提倡干部学习形式逻辑，苏联的逻辑学领域开始复苏了，各种观点竞相著书立说。直到1950年以前，占优势的仍旧是30年代哲学教科书观点的延续，即认为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有阶级性、有党性，因而否认形式逻辑，只承认辩证逻辑。1950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逻辑学界也展开了讨论。由于上述观点与斯大林批评的马尔的语言学说相类似，在这次讨论中处于被批评的地位，在《哲学问题》杂志关于逻辑问题讨论的“总结”中，甚至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斥为“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者”。继之而起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承认形式逻辑，但认为它与辩证逻辑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其代表性教科书，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很快被译成中文，成为流行的教科书。
毛泽东读了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一书，不同意它对形式逻辑地位的看法。毛泽东有个特点，在他自认为不懂或不甚懂的科学领域，格外谨慎。对于逻辑学，直到后来他读了很多专著、论文，已形成了自己一套逻辑观之时，仍旧很谦虚，因而在1956年以前，他对《逻辑》一书为代表的逻辑观没有随便品评。
1956年，《新建设》2月号上发表了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该文提出了新的见解：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为形而上学服务；既能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的主张服务；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对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这种“主从”说，对于当时流行的“高低级”说是一种挑战。中国50年代那场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就以对周谷城的这个观点的不同看法之间切磋的形式拉开了序幕。
周谷城的文章一登出，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十分欣赏这篇文章的探索精神和新见解。从而在1957年2月16日召集的会上首次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认为“也不错”。
毛泽东的赞许态度，对周谷城本人也流露过。当时参加讨论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和周谷城“商榷”的。毛泽东鼓励周谷城，不要怕，积极写文章，继续辩论。他们之间还有下面这么一段有趣的对话：
周说：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告诉他：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周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好。
毛泽东说：人民大学的刊物《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
周说：我没看见。
毛泽东表示：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这次谈话的地点在上海。时间是1957年3月，毛泽东一路南下，宣传“双百方针”，最后到上海。4月上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叫人给周谷城寄去了几本刊物，有关地方还折角作出记号。4月10日，在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了对周谷城文章的支持，认为“观点比较对”，同时指明了同周谷城说的，“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的那个人，就是王方名。
王方名在《教学与研究》上与周的观点相似的文章共3篇，分别登在当年的第1、2、3期上，均署名“求实”。这3篇文章，对3个流行的逻辑观点提出质疑。第一篇是对所谓形式逻辑是“初步规律”的说法的质疑。第二篇是对所谓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是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和质的规定性的说法的质疑。第三篇是对形式逻辑内容和体系方面的质疑。毛泽东对这3篇文章相当欣赏，经他建议，王方名的几篇文章还汇集成一小册子，叫《论形式逻辑》，1957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教学与研究》丛书出版。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逻辑学界、哲学界人士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周谷城、王方名都在场，此外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人。这次聚会在周谷城和王方名之间，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毛泽东从中撮合说：你们两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作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除了论及各人的专业经历、研究成果和一些逻辑问题之外，毛泽东还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话题，说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在当时学术界的气氛中，毛泽东强调这一点，有特别的意义。它包含着对周、王二人勇于探索理论的勇气的鼓励，也包含着对逻辑学界的期望。当时周谷城的逻辑观点在讨论中的处境确如他自己所说的，很孤立，成为众矢之的。当然，赞成他的主要观点的逻辑学专家是大有人在的，不过他们没有参加这场讨论。坚持“高低级”之说、并在讨论中批评周谷城的“主从”说的作者们，主要是靠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结论。具体说是引恩格斯的一个比喻。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把使用“固定不变的范畴”比喻为“就好像是逻辑的初等数学”。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又说：“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活动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
比喻对于帮助理解是有益的。但比喻只具有某种相似性，它毕竟不能算作精确的论证。逻辑学毕竟不是数学，严格说起来。它们研究的对象之间是不可比的，这属于另外的问题。对于当时的周谷城来说，面临着这样一个更高层次的严肃的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红典作家的话持什么态度？何止语言有层次性，科学理论也有层次性。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科学问题与哲学问题、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就会联结起来。知识是一个系统，它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本来就是互相联系、可以互相转化的。这也是一个辩证法。
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住了争论的焦点。他强调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正是从科学态度的角度来解决问题，指出方向。这样，他既从根本上指出了学术讨论应该坚持的原则性的立场，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倾向，也起到了保护学术讨论中占少数却比较正确的一方。
毛泽东当时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因为“问题还在争论之中”，出于对学术讨论自由的维护，对专家学者的尊重，他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避讳什么教条。在私下里，他就和周谷城说过。他夹用英语很风趣地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1965年12月在杭州，毛泽东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例说明，各个阶级可能从不同的前提出发进行推理，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会从对立的前提作推理，得出的结论也相反，但并不妨碍他们的推理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管前提的思想内容，因而没有阶级性。这些观点，同周谷城的文章的观点是一致的。
19.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读章士钊《逻辑指要》）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行严先生：
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
《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年旧作。一九五九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谬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一九五九年六月×日
章士钊
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六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教安。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日上午八时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7日致章士钊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9—560页）
［解析］
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的初版本，是1943年在重庆出的。建国后，经修订于1961年由三联书店作为毛泽东提议编选的《逻辑丛刊》之一再版。毛泽东读这本书，当时在其再版之前。该书得以再版，与毛泽东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也体现了毛泽东对这本书的评价。
章士钊在逻辑学中是有独到之处的。他早于1918年就在北京大学讲授过逻辑学，影响很大，曾先后几易大教室仍坐无隙地，一时传为佳话。《逻辑指要》即根据这些讲课提纲整理出来的。该书“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运用西方形式逻辑的框架，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的逻辑思想。虽然对有些史料的分析不乏牵强之处，但它独辟蹊径，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论证了一个真理，即“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他用确凿的史料驳斥了中国无逻辑的偏见谬论，在中国近代逻辑学史上，是一件空前的事。
1943年，该书在重庆出版时，章士钊在一篇自序说：“今岁二月，吾为国民参政会事，于役重庆，议长蒋公以精神之学教天下，审国人用智浮泛不切，欲得逻辑以药之，而求其人于吾友张君助，君劢不审吾学之无似，为之游扬。公遂虚衷自牧，不耻下问，并督为讲录，俾便览观。于返港之明日，伸纸吮笔，纵其所之。”其中对蒋介石之看重该书，多有褒词。章确也奉蒋之请，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讲授该书内容，前前后后约讲了一年光景。毛泽东既然知道章士钊的这本著述，对这些情况也不会一无所知。但他有自己的看法。
1959年5月章士钊为《逻辑指要》写的一篇后来未用的再版序言中，谈了这样一件不为人知的趣事：“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蹴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越三月，公几召，以原书确于案。”毛泽东“冁然相谓曰：吾于此书已一字不遗者××阅一通。多少年来吾览此类述作亦夥矣，然大抵从西籍迻译得来，不足称为专著，独子刺取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为仅见。吾意此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学问之事，庸何伤！”表明在这件事上，毛泽东是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只能历史地去看待。人民需要继承、吸收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成果。更何况，在他看来，《逻辑指要》“刺取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为仅见。”这是毛泽东“一字不遗”“阅一通”得出来的印象。
毛泽东对《逻辑指要》的评价是中肯的。“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这是难得的褒奖。《逻辑指要》的价值，与其说在逻辑理论的创新方面，不如说在中国逻辑研究的开拓方面。当然，草创也难免于粗糙，空前的东西并不绝后。章士钊后来曾说它“是一部逻辑发展史匆遽而紊乱的速写”。“花香不在多”。就这些已足够“宜于印行”，“为今日参考资料”。
为了出版此书，章士钊用一个月时间对全书作了删改。毛泽东也十分关心该书的再版事宜。在收到章士钊的修改稿后，他于1959年6月7日在病中写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封信。信中称赞章士钊“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金著是指金岳霖的逻辑学著作。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还为章士钊代拟了《逻辑指要》一书的再版说明，建议他考虑采纳。
从毛泽东代拟的“说明”来看，章士钊在6月6日的信中较详细地谈了自己修改《逻辑指要》的情况。毛泽东代拟的“说明”，从文体上来说，是一篇十分精彩的“重版序言”。它既谈了重印旧作的由头、修改情况，又联系到当时学术界的背景，谈了对旧作的态度。总共不过二百四五十字，容纳了这么多的信息，字字着意，句句含理。
过了一周，6月14日，章士钊重新写出了“重印说明”。除前面加了一段有关该书写作经过和一些自我评价性的话外，基本上吸收了毛泽东代拟的“说明”的内容，有很多还是原话照抄上的。1961年正式刊印的《逻辑指要》，采用的即是这份“说明”。
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1965年6月26日）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有结束呀！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卫生部党委在1965年8月11日呈送给毛泽东并中央《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其中统计：1964年，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县及县以下，下同），其中县以下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农村占43%，其中县以下占27%。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2.5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占16%。也就是说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报告》说，今后要作到经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到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1965年9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社论。）
关于办好学校问题的意见
（1965年8月8日）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接见以教育部长贡特·塞拉为首的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和几内亚总检察长法迪亚拉及夫人时谈话的一部分。
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
（1965年10月20日）
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包括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现在的世界是个不太平的世界。这并不是你们越南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也不是中国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
不久前，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登载了日本记者从南越发回来的几篇报道，美国报纸说这些报道不公正，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我说的不是日本共产党的《赤旗报》，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的报纸。这就可见舆论的方向是不利于美国的。最近，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对越南政策的示威发展起来了。目前主要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在闹。
不过，这些都是外部条件。实际上，解决问题还是靠你们打仗，当然也可以谈判。过去在日内瓦曾经谈过，但是谈了以后，美国人可以不算数。我们和蒋介石、美国都谈过。腊斯克[2]就说，美国和中国谈判的次数最多。可是，我们要啃住一条，它一定要从台湾撤走，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条它不答应。中、美两国已经谈判十年了[3]，还是重复老话。这一条，我们放松不得。美国曾想和我们交换新闻代表团。它说，从小事情开始，大的问题好解决。我们说，要从大的问题开始，小的问题才好解决。
原来你们曾按照日内瓦协议[4]，把在南方的武装力量都撤出来。结果，敌人就在那里杀人，你们又重新搞起武装斗争来。一开始，你们是以政治斗争为主，武装斗争为辅，我们赞成。到了第二阶段，你们是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同时进行，我们也赞成。第三阶段，你们是以武装斗争为主，政治斗争为辅，我们又赞成了。依我看，敌人在逐步升级，你们也逐步升级。在今后两三年内你们可能会困难一些，但也难说，也可能不是这样，可是应该把这点估计进去。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使发生最困难的情况，也不会离原来的估计相差太远，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可以供你们参考。大概是当他们打到第四五个年头时，有些领导人就有点忧愁了。那时他们的总理阿巴斯来和我们谈。他们说，阿尔及利亚的人口很少，只有一千万，已经死了一百万；敌人的军队有八十万，而他们的正规军只有三四万，连游击队算在一起不到十万。我当时对他们说，敌人一定要垮台，坚持到胜利之后，人口会增加起来的。后来经过谈判，法国撤了军，现在已撤完，只留下一点海军基地。阿尔及利亚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共产党，对于发动群众和进行人民战争的问题，你们和我们同阿尔及利亚有所不同。
我在文章中讲的人民战争，有些属于具体问题，是一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你们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情况，你们的很多方法和我们过去的不同了，应该有所不同。我们打仗也是逐步学会的，开始时打了些败仗，不像你们这样顺利。
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
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
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们。朋友愈多愈好。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2]腊斯克，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3]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一九七ˉ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4]日内瓦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十二个侵略朝鲜北方的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
（1965年11月25日）
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不仅是日本的广大群众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反动派，美国本身也有广大的青年群众起来反对美国政府侵略越南的政策。这个事情是从今年二月美国的空军轰炸北越开始的，搞了几个月后，最近美国进行了规模比较大的群众斗争，有十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反对侵略越南。
像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青年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一种征兆，它预示着广大阶层要起来作斗争。特别是大学生，他们家里总是不那么很穷的，甚至他们也都反对本国的反动派。他们的斗争会影响广大群众，会影响其他阶层，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中国革命的过程也是如此，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是学生运动，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首组织示威游行，火烧了那时的政府部长的房子。革命开始时并不要多少人。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就在那一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十二个代表参加。在这以前，我也不是共产党人，可能比你们现在的知识还要差。原来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知道有马克思主义，有列宁，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是比较先进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日本就翻译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运动，一种是像你们跟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的运动；一种是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朋友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运动。所谓反对我们，就是不仅反对中国人民，也反对日本人民。所谓“三矢计划”[2]是日本的一些教授揭露的。美国在日本的基地搞什么细菌武器的秘密，也是日本的教授揭露的。可能那些教授也并不是什么共产党员，他们是出于良心，来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黑暗面。
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这个观点在我们中国长期搞不清楚，是闹了几十年才逐步搞清楚的。在这以前，总认为侵略中国的国家的人都是坏的，这就产生所谓排外的政策。要讲搞清楚，还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共产党成立以后，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我们才闹清楚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才知道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所以，现在美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政府的侵略政策，我们表示高兴，表示欢迎。可是美国还没有像你们一样有几百人到我们中国来看一看，你们是经过三个月的斗争的嘛，美国还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美国的青年学生要到中国来，美国政府阻止他们来，他们还没有达到经过三个月的斗争来中国看一看的程度。美国的青年学生要来中国，我们欢迎。但是，他们的新闻记者要到中国来我们就不欢迎，或者说我们对大部分的不欢迎，只对个别的欢迎。在这一点上同日本跟我们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同日本相互派了新闻记者，相互派了贸易办事处。说你们的政府那么坏，我看比美国政府稍微好一点，也比我的老朋友蒋介石好一点。我们跟蒋介石没有经济往来，也没有人员往来，当然他不是什么外国人。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代表团团长和其他日本朋友谈话的主要部分。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以及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大会讨论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2]“三矢计划”是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由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冈田春夫在日本众议院揭露的一项秘密军事作战计划。该计划是一九六三年日本“防卫厅”经过周密策划后秘密制定的。这个计划设想在“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日本和南朝鲜三方军队共同对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战。同时在日本国内实行“国家总动员体制”，制定“战时立法”，以镇压爱国民主力量。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
（1937年6月5日）
关于党的路线
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呢？我以为必须承认下面的论断:
党在十五年中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有了它的伟大的成绩。这是第一点。
党在今后还要并且能够继续与发展过去的英勇坚决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走到胜利的目标，我们有此自信心。这是第二点。
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这是第一方面。但还有另一方面，从这一方面说，第一不是全体都是错误的。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的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与党员真心附和着，其他都是被纪律强迫去做的。就在最高领导机关中，也只是占了统治地位的人员负主要的责任，其他人员则不负主要责任（半被迫的），或不负责任（完全被迫的）。第二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与立三时代）〔2〕，就是说我们把错误迅速地纠正了。这是第三点。
党在领导革命中获得伟大成绩的原因，第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的政治路线，并在国际的指导下英勇坚决地实行了。没有这个条件是根本不成功的。第二是领导机关大多数干部与党员还学习了学会了为实现上述任务起见而需要的党与党员率领群众同敌人作战的战术，这包括斗争策略、宣传教育方法、党内关系等等，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能说到成绩。这是第四点。
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并在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免。这些错误不断地发生，也不断地被克服，有些则至今还没有彻底克服。党就从历来有过的各种“左”右倾原则错误的发生与克服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成长壮大起来，也因此得到革命的成绩。如果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或少些（这是可能的）大的小的带原则性的错误，成绩当然不只今天这样，这是以后的殷鉴。而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要纠正或要避免，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这是第五点。
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并且得到伟大的成绩，今后还要领导革命达于彻底的胜利，这是由于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斗争方法而得来的。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现在还存在着的将来也会要发生的错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与给以防止。这就是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
关于党的传统
党内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两种答案:（甲）没有（只是“表面上看来好像有”）；（乙）有，三个人〔3〕说法不同，但都承认是有的。
我是同意后者的，理由如次:
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包括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工作作风上的一切好的东西，这是不能否认的。没有这个传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能够维持党，团结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的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
但是还有若干不良的习惯。这表现在群众斗争战术上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也还表现在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等的作风上；再则还表现在党内关系上，也存在着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作风。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良习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不妥当的，说党毫无不良习惯是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事实依旧是事实。这就是所谓“某种错误的传统”。在这一点，我是同少奇、凯丰、罗迈、伯渠〔4〕同志的意见大体相同的。
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这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三）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
有了正确的传统习惯，是否还容许有若干问题上的错误的传统习惯呢？这是容许的。正确的东西中间可能包含错误的东西，只是多一些少一些之别罢了，因为社会有黑暗面，党内往往也有黑暗面。
会要长期如此吗？不会长期如此的。随着环境与任务的变更，随着对唯物辩证法了解的进步，已有的黑暗的东西会被驱逐出去，基本上去掉这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将来又会有新的错误东西发生，但可以不使它成为传统。
这个传统是一切领导机关与一切干部、党员都有的吗？不是的。一般说来它是部分领导机关（主要由中央负责），部分干部与党员的。为什么某些不良习惯相当普遍呢？这是由于部分的人一定要这样做（而这些人在第一领导机关中占多数），其他的人也被迫着或半被迫着这样做。有些则知道错误并发生不满，又说不出充足的理由来，或竟不准他们说，因此他们就不敢说。这是实在的情形。部分的人中间也有他的变化，在某一时期不犯这种错误的（如在大革命），在另一时期（如在国民党反动时期）他就变得犯错误了；在某一时期他不满意人家的高慢态度，在另一时期他又以高慢态度对付人家了；在失败时容易变得谨慎小心，在成功时容易变得骄傲放纵。这是常见的事。路线正确是可能犯个别错误的，遵义会议的一篇，就是证据。一个好人是可能同时带着病的，害疥疮、伤风就是证据。
为洛甫指出党在四中全会后犯了六个个别原则问题上的错误：（一）没有估计部分资产阶级的变动；（二）对革命持久性、复杂性、不平衡性估计不充分；(三）战争中“左”的及右的错误；（四）群众斗争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及对此错误斗争的不够；（五）不会利用敌人的间隙；（六）思想斗争与干部政策上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在全党内，就在今天说还是没有全部彻底去掉的，其中有些也不只中央犯了，而是许多地方机关与许多干部、党员都犯了的，其中有些错误（例如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也不是原在四中全会后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这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试问有了这些错误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倾习惯?又怎能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要指出，洛甫分析的六个错误，在现在的中央业已是基本上纠正了的。
结论: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正在转变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群众工作问题》发言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还未能摆脱过去那种“左”的思想影响，以致讨论刘少奇报告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同年六月五日和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和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的总结报告，都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2〕毛泽东在这里讲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犯总路线错误时没有提到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进行批评和总结。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首先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四十年代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地批评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并作出正式的结论。
〔3〕三人，指刘少奇、何凯丰和李维汉。何凯丰,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
他们三人均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
〔4〕伯渠，即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临澧人。当时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工作。
〔5〕洛甫，即张闻天。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1941年）
一
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这时，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