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必须明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种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
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一种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
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都必须采取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统治区域对人民压迫得更厉害；但是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临时中央〔１〕却是拼命反对这种形式。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而临时中央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会的舆论与各种政治间隙去进行某些工作。临时中央却只是高叫一顿，乱撞一顿，结果是任何稍为广大的、稍为持久的反日运动也做不起来。
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
由此看来，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爷〔2〕们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还吹什么民族呢？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三
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自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而把南方如像江西等地的农民群众所赞成所拥护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农路线”，“十足机会主义”，强迫取消，是何道理呢？你们也知道吗？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你们在理论上，既不主张破坏地主们的消化器，就得让他们吃饭。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既无木头叫地主搬，又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
在土地问题上，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有很多失业和贫苦的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这些话大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它适合中国这类地少人多的情况（在北方每人平均只有三亩地，在南方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地）。这一段话里，只有最后一句不妥当，因为“平分土地”的结果，并没有动摇全部私有制，只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私有制，使之变为农民的私有制，而且在农村中仍然摆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前途，更不要说没有动摇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了。六大决议又说，要向农民说明在现时条件下没有实行真正平等的可能，因此不要把农民引向绝对平均主义（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分田后不允许土地买卖，即不允许新富农产生）。临时中央违反六次大会，发明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同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结果闹出一场革命的失败，其亦可谓“完全正确”也已矣。
四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3〕,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4〕,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5〕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6〕。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五
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第三，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不知道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例如为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如要认识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封建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封建阶级之后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容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做出正确的结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主观地狂妄地采取所谓两条战线的方法，完全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故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把党内对于这个方法的思想弄得极其混乱与模糊起来了。许多人都晓得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但许多人都不晓得究竟如何做法，成了一句不值钱的口头禅。第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自然就不能如《联共党史》〔7〕在其结束语中所说的，既要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将他们加以粉碎（结束语第四条）；又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党与党员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结束语第五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指一九三一年九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2〕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
〔3〕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 第四节（《列宁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４１页）。
〔4〕指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
〔5〕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６—１９页）和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一节 《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５４页）。
〔6〕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第五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原文是：“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０２页）。
〔7〕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25.这几篇文章，已如凤毛麟角
（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原文］
东汉到隋唐，将近一千年的漫长时期，我们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看到，佛教虽有它自己的思想体系，但它自从传到中国那一天起，一直是按照中国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社会的解释和需要来传播其宗教学说的。汉代的佛教在中国被理解为道术的一种；魏晋的佛教被理解为魏晋玄学的一派；隋唐时期在中国广泛流布的不是生搬硬套印度经院哲学的法相宗，而是经过中国自己引申发挥，甚至在印度佛教学说中很少有根据的一些宗派（如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
如果说这是规律，我们应该说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体现。
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它是通过唯心主义的理论的论证以达到信仰的目的。它中间的逻辑分析、辩证法观点也相当丰富。作为思想资料的仓库，还大有可以发掘之处。
佛教哲学不搞清楚，对于中国哲学史中间（魏、晋、南北朝、隋、唐）近八百年的思想斗争也会讲不清楚。而且佛教哲学对宋、明理学有直接的影响。
中国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经常并肩前进，它与唯心主义。宗教迷信思想作过长期斗争。为了正确地阐明中国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作为它的对立面的佛教哲学思想也要摸透。
——摘自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皙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摘自毛泽东1963年12月30日在一个文件上的批语（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4—5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讲唐朝佛学，不触及以后的佛学，说明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祥宗里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解析]
任继愈（1916—）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和宗教学家。1963年，他将自己于1955年到1962年发表的关于佛教思想的论文，结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交由三联书店出版。共7篇：《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1962年）、《南朝晋宋间佛教的“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1955年，与汤用彤合著）、《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1960年）、《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1961年）、《禅宗哲学思想略论》（1953年）、《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1955年）、《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1962年），此外，还有几篇附录：关于《物不迁论》（附今译）、关于《般若无知论》（附今译）、关于《神灭论》（附今译），关于《杜阳杂编》（附今译），以及《汉—唐佛教简明年表》。这些文章，厘定出汉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各宗派的特征，特别是作者自觉的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研究，这从我们前面引述的几段原文，即可知道，它确实代表了当时佛教思想研究的水平。它们陆续发表时，毛泽东间或读过，1963年又结集出版，自然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毛泽东重视宗教思想特别是在中国有重要影响的佛教思想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比如，在毛泽东看来，首先就缺少可意的研究机构和刊物。在1963年12月30日的那个批示中，他还批评了当时的《现代佛学》这个刊物，认为它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看来，毛泽东平时较注意阅读这个刊物。另据周谷城回忆，1965年毛泽东在上海西郊一个旧式别墅召见他时，他们谈到了哲学史研究，毛泽东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周谷城说：“胡适之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毛泽东又谈到：“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
毛泽东肯定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的文章，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注意把佛教思想放到哲学史上的位置上来研究，在批示中，毛泽东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在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引申了这个观点，即唐代禅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认为这个影响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禅宗把佛教从“彼岸”世界引向“我心即佛”，本是从客观唯心论到主观唯心论；宋明理学借取禅宗的认识论，来倡明凌驾一切之上的“道”、“理”、“本”，与物质性的“人欲”等对立，这就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独宋明理学，唐以后的其他哲学派别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掸宗影响。这个观点，任继愈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禅宗哲学思想略论》一文中便有过阐述。他说：“经过了唐末五代，北宋时期的大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和王安石都是出入于佛老，利用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泛神论思想最后形成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也有一些唯心主义者，谨守禅宗的唯心主义观点，扬弃了禅宗的僧侣宗教生活，而吸取了它的僧侣主义，形成了直接为世俗地主阶级服务的唯心主义理学，如程颢、程颐、陆九渊，朱熹、王守仁都是这一派人物的代表。还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利用禅宗所倡导的不信权威的口号，敢于正面攻击封建正统思想的权威，相信自己的理性，如明末进步思想家李贽就是从左的方面批判继承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看来，毛泽东对这段话的印象很深。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他还说过：研究哲学，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并由此上溯，称柳宗元是“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重视佛教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接受了的观点。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写的听课和读书笔记《讲堂录》里，青年毛泽东郑重写道：
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
在这里，把隋唐佛教思想视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独立的“发达期”来肯定，而宋代开启的理学和心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才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三个“发达期”的。所谓“由佛而返于六经”（六经即儒家经典），与毛泽东后来说的“出入佛老”的意思非常接近。
任继愈研究汉唐佛教思想，同他主编《中国哲学史》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在其《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一年以后，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 于1964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册主要研究隋唐至明代的哲学思想，其中专辟两章论“隋唐佛教宗派哲学”，实际上是《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的研究成果的又一种表达形式。毛泽东让人找来这本书读了，并在第五章 第一节 “华严宗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留下了批语和圈画。从中可看出毛泽东对任继愈佛教研究成果的欣赏所在。
书中第62页说：“仅仅从个别与一般有内在联系来看，华严宗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但是唯心主义的颠倒的立足点使他们不愿承认个别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更关心于脱离具体事物的‘联系’（缘），他们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绝对化，甚至抹杀‘个别’的存在，他们所谓关系（缘）只能是把客观事物排除在外的关系，所以是唯心主义的。”这段话指出了佛教华严宗所说的“缘”（即人们常说的“缘分”）的唯心主义实质，在于它脱离个别的、客观的事物在发生联系的时候，所具有的这样或那样的逻辑因果性，从而把事物间的联系抽象化、绝对化了。这个分析，是有相当深度的。
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旁边批道：“何其正确”。同时，他还在文中“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下面画了曲线；在（他们更关心于）“脱离”（具体事物的）“联系”（缘）下面画了一道着重线；在“把联系绝对化”下面画了两道着重线。这些，便是毛泽东很欣赏的地方。
26.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读1965年第6期《哲学研究》“工农兵哲学论文持辑”）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期《哲学研究》（按：指1965年第6期），我看了三篇文章，看了广东一位木工黄华亭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讲他发明夯墙机的体会的，看了细纱挡车工解悦写的《要骑在客观规律的马上》。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
[解析]
1965年11月25日出版的《哲学研究》第6期，是“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从各地报刊上发表的各行各业基层群众结合工作实践谈哲学问题的文章中，选载了20篇。另有该刊社论《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伟大意义》，说要“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把哲学从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的号召”。
这期刊物上的文章，大多是谈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著作的体会，诸如用什么哲学观点解决了工作中的什么难题，这从标题上便可看出来。如：《与庄稼打交道也得运用辩证唯物论》、《驾驶汽车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指导我革新技术的武器》、《炼钢炉前的辩证法》、《<实践论>指导我学会“管天”》等等。
毛泽东读了这期上的3篇文章。一篇是作为头条发表的山西太原纺织厂细纱挡车工解悦的《要骑在客观规律的马上》，概述她在实践中，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把原来的“单手解捻，从右向左平送”的接头法，改造为“对准须条正送向上轻抉”接头法的认识过程。这一创新，把原来的接头质量从60％提高到95％，速度提高到每分钟接19根。一篇是广东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木工黄华亭的《毛泽东思想是工人阶级力量的源泉——创造发明63—101型电动夯墙机的体会》。关锋参加了这期《哲学研究》的编辑工作，写了篇《试论解悦创造“新接头法”的认识过程》，着重从哲学上的分析与综合的角度，来总结解悦的创新在认识论上的意义。毛泽东也读了这篇文章。
阅读和重视通俗的哲学读物，并把它推荐给青年和群众阅读，是毛泽东的一贯思路。举两个例子。
1936年10月22日写给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的信中，毛泽东提出：“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信中提到了两本书。艾思奇当时是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他的《大众哲学》是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著作，原题为《哲学讲话》，1936年上海读书出版社印行第4版时改名《大众哲学》。柳湜（1903—1968），湖南长沙人，30年代在上海、汉口，重庆等地从事党的文化工作，曾任《读书生活》、《生活日报》、《全民抗战》等报刊编委、主编。《街头讲话》是他写的一本介绍社会科学知识的大众读物，193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这两本书刚刚出版，毛泽东就读到了，并认为是“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书，特意指示批量买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并给他们和同他们在一起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史、哲方面的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
1960年，毛泽东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林克写了一封信：
林克同志：
冯契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1957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请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书，则找别的青年人能够阅读的哲学书，要薄本小册子，不要大部头。
请你办一办，几天之内找来送我为盼！
毛泽东
冯契（1915—）当时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他的《怎样认识世界》是当时颇为通行的哲学普及读物。
哲学通俗读物的重要性，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这种哲学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并要为他们所掌握的，它必须“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而哲学，又是探讨最一般规律，具有最高的概括程度和抽象程度的，因此又比较不易懂。这样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的重要任务。抓住思想方法论来学哲学，从社会发展史来学历史唯物论，就一个方面的意义来说，也可以说是有利于通俗宣传，有利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接触和掌握。文字表达和体裁形式的通俗化，也非常重要。
要哲学书为青年和群众所愿读，所爱读，单是文字表达的通俗易懂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科学地、准确地（而不是简单地、庸俗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探讨和分析当前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去解决或有益于指导人们去解决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晚年思路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提出，哲学工作者只有到实际生活中去，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东西；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中，有许多丰富生动的哲学道理。
1959年2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光明日报》2月1日第5版上讲哲学，从黑旋风打不过浪里白条说起，其中有一句讲农民懂哲学，知识分子是形而上学。你们看了没有？”1959年2月1日《光明日报》“哲学”专栏，发表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同学下放农村普及哲学专页”，共3篇文章，毛泽东提到的是署名曹家铸的《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谈事物的条件》一文。
1963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还说：“不识字的农民是懂得推理的，也会判断。你们不要把哲学看难了，看得神秘了。哲学是可以学到的。《雷锋日记》，我看过一部分，这个人懂得点哲学。”
循着这样的思路，毛泽东读到1965年第6期《哲学研究》的“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自然是赞成和欢迎的。他读了其中3篇后提出的想法，也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二是必须到工厂、农村去接触实际，才能写出实际的哲学；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
也是在1965年12月21日子杭州的这个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了《南京大学学报》第9卷 第1期上的两篇文章，来说明只要深入实际，就会在理论上有新的发现，否则就不行。他说：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四清以后，写了一篇文章，讲史学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作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劳动人民的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这期学报上还有一篇讲调查研究的文章。这篇文章讲到现象和本质，说：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有说过。可见，毛泽东对这篇讲调查研究的文章的观点评价是很好的。在读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1965年内部讨论稿所写的批语中，也有“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这句话。不知读《南京大学学报》上讲调查研究的这篇文章，和写这个批语的时间，谁先谁后。当然，用矛盾来解释事物的本质的思想，在毛泽东那里，并非是60年代才有的。
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出现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应该说与毛泽东提倡“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是密切相关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2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时代开始了》，《人民日报》1966年3月29日发表的社论《提倡来自实践用于实践的活哲学》，以及《哲学研究》1966年第2期以整期篇幅登载的《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都是这次群众学哲学活动的重要总结。怎样评价，应一分为二。一方面，它有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形式主义毛病；另一方面，它对广大群众理论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7.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读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 >）
［原文］
有必要读一下列宁的指示：
“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
从经典作家的科学论断中可以看出，相对主义、唯心主义。诡辩论、不可知论是一脉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实地揭示出客观世界的存在、发展的真相，认为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运动和发展和它的规律都是绝对的、客观存在着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否认这一真理，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而相对主义，恰恰把“相对”神秘化、神圣化，把物质世界永恒发展和他的规律完全取消了，物质也成了相对的，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原理也说成为相对的。
——摘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 ）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前面多次引证列宁的话，岂非自相矛盾。
——摘自毛泽东读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 ）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99页）
[解析]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 ）在这里分析批评了隋唐五代时期华严宗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错误。华严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因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而得名。又因它的创始人法藏被唐武则天赐号为“贤首大师”，又称“贤首宗”。华严宗在处理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上，持相对主义的态度。认为，理为性，事为相，一切事物都是本体“理”显现出来的幻象、假象。归根到底，各种事物互相包容，圆融无碍，没有差别和对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宗的思想中，有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了绝对与相对的联系，但又夸大了这种联系，以致抹杀它们的差别，陷入相对主义。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分析批评了华严宗的错误，引证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批判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论述。但作者在阐释和发挥列宁思想，分析华严宗的错误时却不十分严谨，不是从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中去说明问题，而是仅仅强调了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和规律的绝对性、客观存在性。这就显得不十分准确。毛泽东认为，应按照列宁的思路，从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中来说明客观辩证法。他认为，“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如果“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同多次引证的列宁的话是有矛盾之处的。实际上，作者在前面已经分析了华严宗“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绝对化，甚至抹杀‘个别’的存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8页）的错误，并不是作者不了解唯物辩证法关于绝对与相对的道理，只是在这里的分析不十分准确，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毛泽东的批注则补充了原书的论述。
28.不必抄斯大林（读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
[原文]
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是两种对立的发展观。
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孤立观点和联系观点的对立。
第二、静止观点和发展观点的对立。
第三、否认矛盾的观点和承认矛盾的观点的对立。
——摘自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内部讨论稿）第一篇第三章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等[此]类推。
不必抄斯大林。
──毛泽东1965年读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内部讨论稿）第一篇第三章 第一节的批语（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5—507页）
[解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是李达在60年代主编的一部哲学教科书，是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材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并没有正式出版。1965年排印出上册（唯物辩证法），约50万字左右，作为内部讨论稿征求各方面意见，也送给了毛泽东一本。毛泽东收到后大致翻了一下，很注意书中对唯物辩证法基本特征的论述，于是在第一篇第三章 第一节处写了上面的批语。
长期以来，毛泽东除了发挥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思想以外，也是讲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三条规律的。他读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所写的批语，则表明他晚年的哲学思想有了发展，对辩证法的科学体系有了新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三条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不应是平行的，“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两条规律，以及辩证法的其他范畴（如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而且都要以对立统一去说明。应该说，毛泽东的《矛盾论》已经蕴藏了这一思想，这一批语是对《矛盾论》的重要发展。
在毛泽东看来，李达主编的这本书，仍然没有越出“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该书第四篇“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章节安排是：第一章 “对立统一规律”、第二章“量变质变规律”，第三章“肯定否定规律”、第四章“唯物辩证法的诸成对范畴”，这和过去的讲法差不多，确没有突出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
那么，这个体系从哪里来的呢？毛泽东批道：“不必抄斯大林”。如果我们联系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博古译的斯大林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本书上，批注少，疑问多，标出原文的要点多，自己的说明发挥几乎没有等情况来看，他对斯大林的这个哲学体系评价确实不很高。
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并不单是见诸读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文字批语。在此期间，他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中，他说：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注释不要搞得烦琐。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大好搞。比如辩证法的规律，过去说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个规律。三大规律，一直讲到现在。我的意见是，辩证法只有一个根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偶然和必然、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哪里有平列的三个基本规律？
1966年1月12日，大概是写下上述那些批语之后，毛泽东同陶铸、陈郁等谈话时，说看到了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说：我翻了一下，还是言必称希腊，而且大纲内容基本上还是照斯大林那几条讲的，不把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离开矛盾对立统一来说明运动、发展和联系，就不是真正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29.骗子闹出大笑话（读陈伯达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原文]
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 第422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