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司马迁《报任安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拾起头来。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6—817页）
［解析］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西汉荣阳人。经大将军卫青推荐，做到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因接受庚太子刘据的命令，起兵讨汉武帝信任的江充，失败后被判死刑。任安在狱中时致信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的责任，出面援救自己。司马迁曾因为替败降匈奴的李陵说话，遭受了残酷的宫刑，对任安的要求十分为难，久未答复。在任安就要被处决时，便写了这封信。信中，司马迁述说了自己蒙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郁积内心的痛苦和愤懑；同时引用了许多命运坎坷而德才杰出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多有创说的事迹以自励，决心忍辱负重，完成自己的《史记》创作。该文见《汉书·司马迁传》，《昭明文选》也收入。
司马迁在这封信中一连举了七件事情。“文王拘而演《周易》”，说的是周文王姬昌（本是纣王时的西伯侯）曾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他在羑里狱中将八卦重叠组合起来，变成六十四卦，这就是“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说的是孔子一生游说无所立足，穷困中回到鲁国，修删鲁国史书《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说的是屈原被楚怀王贬斥后，流放到汉北、江南，途中写了传世名作《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相传鲁国史官左丘明写《国语》时，已经双目失明。“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说的是孙子因受过膑刑（剜去膝盖骨），在齐魏之战中，与田忌用“围魏救赵”之计，在马陵道大败魏军，由此天下显名，所著《孙膑兵法》传世。“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说的是秦国丞相吕不韦的故事，他曾广招门客，作有《吕氏春秋》一书，其中有“八览”，故又称《吕览》。史载秦王政亲政后，下令罢免吕不韦的丞相之职，并将其迁徙到蜀郡。“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说的是韩非到秦国后，遭陷害下狱，又被毒酒所害，身后留有《韩非子》一书，《说难》、《孤愤》是其中的两篇。
毛泽东很早就读过这篇文章。他1944年写的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里引的，便是《报任安书》中的话。
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引用这篇文章，做了颇有新意的发挥。司马迁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遭受种种磨难，创造了不朽的传世之作，是用来说明自己遭受了宫刑这奇耻大辱后，仍隐忍苟活的原因，便是为了写《史记》。在毛泽东看来，司马迁所说的这些人，“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这样，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就有一个怎样对待随之而来的磨难，如下降或调动工作。毛泽东认为，只要正确对待，不消极沉沦，这种逆境，恰恰可以锻炼意志，汲取许多新知识，所以“有很大益处”，还说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这大概是指他在中央苏区时屡遭打击的那段经历。当然，正像毛泽东自己说的那样，他并不是提倡“不分青红皂白”对任何人“作错误处理”，而是认为，受到错误处理的事是“在所难免”的。
毛泽东说这番话，除了表明他乐于在逆境中进取的个性特征外，也有其具体的针对性。50年代后期，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等，确实是“错误处理”了不少人。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曾称之为“出气会”，也是意在纠正中央的一些错误做法。
1958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时的一次谈话中说：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这段话，同《报任安书》里列举遭受磨难的人，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才有所创造，思路是一致的。
到晚年，毛泽东再次谈到自己的这个观点。1975年，病中的毛泽东同护士孟锦云谈论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时说，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又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在这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便死了。死之后，他还接着倒楣，真是人事无常啊。
“悲愤出诗人”。历史上的不少传世佳作均为有才干者处于逆境发愤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艰辛之厄，也就没有这些佳作。但是人们又不能因此而有意为人才“创造”这种条件，因为这又意味着当时政治的黑暗与不平。这在政治家眼中，看来真是难以两全。
6.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读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
［原文］
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壁，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壁。共执张仪，掠答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张仪于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优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秦之计谋，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
——摘自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像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一样，大家团结得很好，这就好。你们整风，检查一下，批评一下，大家还是团结在一块。这就叫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问题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
从前有张仪和苏秦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鬼谷是个地方，出了一个先生，所以叫鬼谷先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郸。邯郸这个地方，你们到过没有？张仪在楚国做个小官。楚相丢了一块宝玉，怀疑是张仪偷的，把他狠狠打了一顿，满嘴的牙都被打掉了。那个时候，大概还不会安假牙吧！张仪回到家里，叫老婆看看他嘴里的舌子还在不在。他老婆说：舌子还在。他说：那就不要紧了。他跑到邯郸找苏秦，一去就住进“招待所”，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好几天没有见到苏秦的面。后来，苏秦请他吃饭。张仪到了苏秦的衙门，看到摆了酒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当中高处，请了各国使节，也有契尔沃年科。席面当然比我们今天吃的丰盛得多。但是却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点仆人吃的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无非是破口大骂苏秦你这个王八蛋等等。回到“北京饭店”，满肚子的气。“北京饭店”的“经理”看他这个样子，就问他：
张先生脸色不痛快，有什么生气的事吧？他说：当然有气！就把当年和苏秦是同学，今天苏秦如此这般对待他说了一番，并且骂苏秦此人简直是无情无义，是王八蛋，这位“经理”说：这样看来。你在赵国呆不住了，张仪说：当然呆不下去了，马上走。“经理”问他：你到哪里去呢？他说：这倒还没有想好，不管他，走了再说。“经理”说：看来只有到秦国去。张仪一想也对，就此动身。“经理”陪他走到秦国，一路花费大概相当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到了秦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饭店”的“经理”就向他告辞回国，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了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经理”见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苏秦，他也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这才恍然大悟。“经理”又说：苏秦只希望你当了秦国宰相，十五年内不要出兵攻打赵国。张仪听后表示：只要苏秦活着，我就决不出兵打赵国。
这是一个故事。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战国后期，秦国日益强盛，企图以武力征服其余六国。这样，当时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策略，便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或者是肴殳山、函谷关以东六国采取合纵的办法共同抗拒秦国；或者是秦用连横的策略，打破六国的统一战线，以分而治之。于是，合纵、连横成为当时各国之间政治外交的主题。许多游说之士，大都分别用这两种主张来说服各国的统治者，这些游说者，被称为纵横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苏秦和张仪。
苏秦是洛阳人，字季子。起初，他曾劝秦惠王用战争征服六国，不被所用。后来他钻研兵法，分析时势，认为合纵之说更符合山东六国特别是紧挨秦国的三晋（韩、赵、魏）的利益。于是他游说诸国，献合纵之策，获得成功，赵国封他为武安君，曾约劝五国攻秦，迫使秦废帝号，归还一部分土地给韩、魏，直至身佩六国的相印。张仪是魏国贵族后代，主连横之说，秦惠文君十年（前328）任秦相，被封为武信君。执政时迫使魏献地给秦，游说各国服从秦国，瓦解齐楚联盟，夺取楚国的汉中。《战国策》中记载二人事迹不少，司马迁写《史记》，列有苏秦、张仪本传，多用其中材料。前面所引《史记·张仪列传》中的文字，很清楚地说明了苏秦、张仪二人的关系即张仪走向成功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张仪列传》还说，苏秦故意刺激张仪，并用计使他到秦国去，是有政治目的的，即：他深知张仪必有大成，到秦国必能受到重用而执掌国柄，凭他同张仪的关系和他有恩于张仪的做法，将来必有利于三晋之地，特引是赵国。毛泽东的一大段评过，更是生动地讲清了《张仪列传》中的有关内容。在此不用多说什么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1963年12月25日他67岁生日时，同部分亲属和工作人员聚餐时说的，参加的人有十几个。他的目的，显然是借这个故事来教育亲属和工作人员要自强自立，而且，在进步过程中，要认真、虚心地对待别人的批评意见，要把别人的批评看成是对自己的促进和帮助；同时，相互之间．也要多作坦率的和善意的批评帮助，比如，苏秦了解张仪有贪财的弱点，所以“无因以进”，“恐其乐小利而不遂”平生之大志，才“召辱之以激其意”。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从这个故事中引申中出一个做人的道理——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从张仪发迹前的处境来看，他受到的压力，一是在楚国被嫌疑从而挨打受辱；二是投奔才具在自己之下的故友同学，本来就是件很尴尬的事；三是苏秦的怠慢轻视（他当然不知道苏秦对他的真实用心），这一点是最主要的。毛泽东从苏秦、张仪的关系中发挥出这个看法，无疑包含了他自己的丰富的人生体验。实际上，在这次谈话中，他就举了自己在中央苏区受打击的事情为例，来说明压力使人进步的道理。
7.陈胜有二误（读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
［原文］
楚人谓多为伙，故天下传之，伙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摘自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误
二误
——毛泽东读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2页）［解析］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体例，“世家”本是记侯国封建的创始人及其世代相承的事迹。陈涉的功业虽不及项羽，但他是首先起义的人。司马迁在该篇里说：“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又在“自序”里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夫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可见司马迁因为陈涉是首先领导农民起义的领袖，特别尊重他，把他和当时所谓圣人的汤王、武王、孔子并列，所以破例地把他列入世家，并列在汉初诸世家的前面，表示褒扬的意思。
毛泽东在《史记·陈涉世家》中，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迹，作过不少圈画，说明这篇传记是他多次读过的。传记中说：“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陈胜、吴广起义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陈涉虽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等处，毛泽东都在句旁画有着重线，说明他对陈胜、吴广团结士卒顽强战斗的作风，蔑视封建统治的反叛精神和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
陈胜的失败是令人痛惜的。司马迁总结其教训，一是功成忘本。陈胜在耕田时，对另一衣民说：“苟富责，无相忘！”就是假如富贵了，你我不要相忘。这说明他并不嫌弃跟他同样穷困的人。后来他称了王，富贵了，那个农民特地赶去找他。那个农民住在陈胜的王宫里，跟人谈陈胜穷困时的情况，陈胜认为那是丢了他的脸，就把那个农民杀了。其次，他所信任的，既不是有才能的人，又不是正直的人。他用朱房做中正，就是管人事的；用胡武做司过，就是管监察的。文武官员的考绩升迁和黜退刑杀都掌握在这两个人手里。这两个人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任意加以罪名，不送法官处审理，擅自审判处置。这样，君王所以维系统治的用人和刑赏大权都乱了，陈胜派出去的将官就不敢再亲附他，自己有了地盘和实力就各自独立，陈胜的势力孤弱，
这是失败的又一个原因。在这两段原文中，毛泽东都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上着重线，并分别在天头上批道：“一误”、“二误”，表明他是很注重司马迁的叙述的。事实正是这样，这两个失误使陈胜本来在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望风披靡的情况转为失败，其政权仅仅维持了6个月便夭折了。
毛泽东是少有的能够居元首之位仍自觉且顽固地保存农民本色的伟人。真是：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
8.老粗出人物（读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等）
［原文］
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
——摘自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郦食其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使者人通，沛公方洗，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对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谢曰：“”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
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乎？”沛公骂曰：“竖儒！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因言六国纵横事。沛公喜，赐郦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郦生曰：“”
——摘自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毛泽东读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1页）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软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0—821页）
［解析］
刘邦以一平民百姓，在秦末起义群雄中脱颖而出，夺得天下，开创几百年的王朝基业，这在中国夏、商、周以来的历史上，算是第一个人。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里，也多次强调他“起微细”，还对他早年在沛县乡里颇有些无赖气的行径作了铺叙。如“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对“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等。另一方面，又“仁而爱人，喜施（舍），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这些，大抵是刘邦出身“细微”而又有不凡的意气抱负的“老粗”本色。毛泽东读史，很注意人物的出身和生平遭际，对刘邦这样的起于草泽的开国皇帝，尤其如此。所以，说刘邦能打败“贵族出身”的项羽，是因为他“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这个评论，显与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观，或有关。
在古代社会，出身与文化程度时常是一致的，高贵者文化高，平贱者文化低。由此，毛泽东谈到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时候，总是与他的另一个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即人们熟悉的：文化低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谈到中国的历史，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毛泽东曾说过“老粗出人物”的话，也正是循着这个思路读史的感慨。他不完全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对干出大事的老粗们胜过知识分子的地方，却特别的感兴趣。《史记》所载刘邦的情况正是这样。刘邦似乎并无一技专长，但他却有过人的胆魄和组织才能。《高祖本纪》说到刘邦等刚起事时，老百姓杀了沛县县令，想请刘邦做县令，他说：“天下方扰，诸候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力）薄，不能完父兄子弟。”这自然是谦虚之辞。司马迁接着叙述，一起起事的“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也就是说，萧何、曹参这些当时比刘邦地位高的知识分子，看重身家性命，恐怕万一大事不成，以后要被秦朝绝种灭族，故总是推举刘邦。这里可看出刘邦这位老粗同一般知识分子的差别，相信毛泽东读《高祖本纪》对这段描述是感兴趣的。这样，知识分子们如萧何、曹参、张良、陈平以及郦食其等，只能归附于刘邦这位老粗，为其所用。后来他当了皇帝，也曾自我总结道：“运筹策惟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说的“用”，就是肯于纳谏，善于选择。这也是毛泽东特别称赞的地方，他说刘胜项败，“不是偶然的”，即指此。于是，毛泽东读《史记》很注意刘邦从谏如流的一些事例。一是见郦食其，采纳他攻取陈留之计，此事载《郧生陆贾列传》，前面已经引述。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了其他有关刘邦纳谏的几件事情。一是听张良劝说，封举足轻重的韩信为齐王，此事详载《留候世家》。一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此事详载《项羽本纪》。一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此事详载《刘敬列传》。有这么一大帮人为其出主意，且又善于采纳，刘邦这位老粗自然胜过刚愎自用的项羽了。于是，毛泽东认为：老粗出人物。但是，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帝王里边最厉害的一个。接着，毛泽东又引申说，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老粗出人物，并不是毛泽东读史偶然思考的一个观点，这个话，他讲过多次，特别是晚年读史，越来越强调这个观点。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祷，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同年5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毛泽东在此道出了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就是统帅之才并非是读书人才行。有些读书不多，乃至不读书的“老粗”往往能成大业。但如果就此得出知识分子没用的结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历史上的老粗能成大事，很大一个因素是在于他们善于利用读书人的才智，刘邦如此，刘备如此，李世民如此，朱元璋更是如此。老粗们在成大业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走向“儒化”。毛泽东大概也不会忽视这一点的。
9.不要当楚霸王（读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原文］
汉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佯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
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摘自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笔820821页）
《项羽本纪》，送各同志一阅，几天还我不迟。这个新版《史记》，标号及注解，都很醒目，好看。
——摘自毛泽车1963年1月3日的一个批示
［解析］
《项羽本纪》是司马迁《史记》里最有声色的一篇。项羽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农民大起义中，以暴风骤雨的声势摧毁了强大的秦帝国。当时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已经覆灭了；楚军的主力已经被击破，主将项梁战死；赵国被围困，即将破灭；农民革命的形势在逆转，镇压起义军的暴秦统治者声势复振，起义军跟暴秦统治者的斗争已经进入生死存亡阶段。项羽在这时候，完成了陈胜、吴广所不能够完成的事业，以他过人的才气，激励士卒，抱着决死的意志，终于击溃了暴秦的主力军。司马迁也指出了这点，说他“遂将五诸侯灭秦”。灭秦以后，项羽为西楚霸王，刘邦被封为汉王，随即进行了长达8年的楚汉战争，结果项败刘胜。司马迁一方面写出了项羽的英勇，一方面也写出了他所以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末了的论赞里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这是说，项羽失败的原因：背弃关中怀念楚国，即放弃秦地，定都彭城（徐州），这是一；放逐义帝，自为霸王，这是二；凭着自己的私智不知师法古人，这是三；要以武力来统一天下，这是四。司马迁还在《高祖本纪》里引了汉朝初年人的话说明刘邦和项羽的胜败。高起、王陵认为刘邦对有功的人给与应得的赏赐，项羽对有功的人猜忌，不给予应得赏赐，所以刘胜项败。刘邦说．张良善于用计，萧何善于安抚百姓，做好一切供应工作，韩信善于用兵，他能用这三人，所以取天下；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失天下。这就是说项羽赏罚不明，不识人，不能用人，这确是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读史，很注意总结成败的经验教训。1963年1月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到项羽有三个错误，一个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一个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项羽却认真了，而刘邦却不以为然，不久就违反协定东进攻楚；再一个就是他建都徐州，位置没有选好。在毛泽东看来，项羽除了在战略上发生一些失误外，最重要的教训是“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即不能知人、用人，不肯纳谏，从而在鸿门宴不杀刘邦反而放跑了他，应该乘胜夺取汉甬道的时候，反而放弃了，这些，都是他手下谋士范增极力主张的。毛泽东当然不是就史论史。他讲项羽失败教训，是为了对那些缺乏民主作风、不“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的干部，“挖苦一点”，“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为此，他还特意把《项羽本纪》挑出来给一些同志读，以引起注意。从这以后，“西楚霸王”便成为中共党内批评不民主作风的代名词了。
10.不可沽名学霸王（读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已经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民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一条妙计。
——摘自毛译东1948年10月31日为新华社写的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见《毛译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1—262页）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摘自毛泽东1949年4月《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解析］
在楚汉战争中，项羽和刘邦逐鹿中原，项羽的军事力量大部分时间是处于优势状态，可最后终归失败。其失败原因，特别是毛泽东对其失败原因的看法，我们在上一个条目着重叙述了不肯纳谏，不善用人这个方面。那么，项羽为什么不能纳谏和用人呢？这便和他主观上的弱点自然有关。在毛泽东看来，“沽名”就是项羽主观上的一个明显弱点，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对此．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也说项羽有“妇人之仁”，《史记·项羽本纪》多有记叙。我们还是以前一个条目中涉及到他不肯纳谏的几个事例来说明。
项羽率部经过苦战，击败秦军主力，比刘邦后入关，两军发生冲突。可项羽“为人不忍”，为避免负“不义”之名，没有以四十万对十万的军事优势去消灭刘邦，甚至在鸿门宴上莫名其妙地阻止了部下诛杀刘邦之举。注释毛泽东“不可沽名学霸王”诗句者，多以这件事来说明项羽的“沽名”所在。
毛泽东认为尤不可学的是，应当还有项羽对诡计多端的敌人姑息宽容的缺点。在楚汉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两军在荥阳相持，本来，楚军已经切断了刘邦的粮道，刘邦害怕了，便请求休战，以让出荥阳来换取项羽承认荣阳以西为汉的领土，项羽竟同意了。后来，战事几经反复，楚军逐渐失去了优势，“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合约签订后，项羽就解除了戒备，引兵回到了东边，可刘邦却背约出击，打了过来，终于在垓下彻底击败了项羽。1949年4月毛泽东写“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时候，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便曾提出划江而治，维持类似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形势的谈判方案。了解这一背景，或许能增进对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含义的理解。
此外，《史记·项羽本纪》还记叙：“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所谓项羽“沽名”，大体也是指他不忍天下匈匈受苦，从而希望歇兵罢战的心理状态，这就不能不影响他的决策。一向把战争分为正义的和不正义的两种，并主张以战争消灭战争，以战争求得和平的毛泽东，在读《项羽本纪》的时候，自然是不会赞成这种观点的。
毛泽东对项羽败走乌江时，以“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为由，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自杀而死，是不赞同的，但他并不特完全否定态度，觉得这悲剧结局中还多少体现了一些个性风采，所以借此来讽刺蒋介石在失败时连项羽身上具有的“羞耻心”也没有。
11.儒孝治国，乃衰国之君（读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
［原文］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宽饶等坐刺讥辞语力罪而诛，常待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日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问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摘自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摘自毛泽东1957年6月13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见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主席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上面引的吴冷西的一段话，说的是1957年6月13日晚上，毛泽东召胡乔木和他到自己的卧室的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吴冷西说，中央正式决定调他到《人民日报》做总编辑，并仍然兼任新华社社长。由于涉及到吴冷西去《人民日报》工作，故毛泽东重提他4月10日同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4月10日的谈话，毛泽东批评了《人民日报》的工作，说不是政治家办报，是书生办报，进而对汉代的几个皇帝作了一些评价，大体同6月13日对胡乔木，吴冷西说的差不多，并且还背出了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汉书》卷九“元帝纪”中的一些原话。从这两次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读班固的《汉书》，对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的评价很高，对汉元帝则不以为然。
汉元帝刘奭（前76—前33），在位16年。爱好儒术，任用宦官。统治期间，赋役繁重，西汉开始由盛而衰。毛泽东读《汉书》，对汉元帝很不感兴趣，这除了西汉是从他手上衰败的原因外，对他改变“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策，任用儒生很不以为然。因此，他很同意《汉书》作者班固在《元帝纪》的“赞”里说的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以儒术治国，似乎就是西汉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0年后，毛泽东还曾淡起他这个观点。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元帝的老子是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班固说他优柔寡断。
1959年5月，毛泽东为鼓励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学历史，便把《后汉书》推荐给他读，还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这个评论，当是从《后汉书》所记的内容而言，固西汉从高祖到武帝这段时期，建国立基，开疆拓土，文治武功，景象不凡。东汉光武刘秀，乃为“中兴之帝”，经历一番征杀，遂承续汉家基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不喜式微败落而好蓬勃进取的读史兴趣。
欣赏雄才大略，胸中有丘壑之君，固惺惺惜惺惺之意也。
12.坚持真理，充分说理（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原文］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洁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
——摘自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说服力强之效
——毛泽东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