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郭嘉多谋善断，很值得学习（读陈寿《三国志》卷十四《魏书·郭嘉传》）
［原文］
郭嘉字奉孝，颖川阳翟人也。初，北见袁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或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军祭酒。
从破袁绍，绍死，又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遂攻之，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军至西平，谭、尚果争冀州。谭为尚军所败，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还救之，遂从定邺。又从攻谭于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阳亭侯。
太祖将征袁尚及三郡乌丸，诸下多惧刘表使刘备袭许以讨太祖，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九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而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庐龙塞，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己下。尚及兄熙走辽东。
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太祖曰：“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还、疾笃，太祖问疾者交错。及毙，临其丧，哀甚，谓苟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谥曰贞侯。子奕嗣。
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十四《魏书·郭嘉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正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该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毛泽东还说：）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载198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解析］
1959年，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会谈论最多的历史人物，并给予很好评价的，恐怕要数三国时曹操的谋士郭嘉（170—207）了。他喜欢郭嘉，在于其多谋，又善断，且谋断都很准确。再加上英年早逝，更使人惋惜。作为一代领袖，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位多谋善断的历史人物，自是希望他领导下的各级干部向郭嘉学习，做事要多商量，但不要优柔寡断：要当机立断，但不要武断。这样，党就可以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在4月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领导讲述了郭嘉的多谋善断的故事。3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几乎把《郭嘉传》里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故事都讲了出来，他说：三国时候，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27岁到曹操那里当参谋，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就是郑州以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郭嘉建议先打昌布，有人说，打吕布，袁绍插下来怎么办？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如果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同时攻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恨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了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曹操打牲了。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作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搬动，几个月．两兄弟就打起来了。袁尚把哥哥包围在山东平原（德州），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亡头，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袁尚本人跑到辽东去了，然后再去消灭了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的。在河北冀东追袁尚时，郭嘉又出一计，他说：他不防备，我们轻装远袭，可以得胜。就在这个时候，郭嘉得病，38岁就死了。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1959年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时。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毛泽东说出两句“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他在南宁会议后只负责建委工作）。随即向他们解释：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记叙，几天后，毛泽东找李锐等谈话，又说到郭嘉：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在1959年为什么反复谈到郭嘉呢？这与总结和解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1959年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中，获取经验，反对浮夸风等“左”的错误倾向。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又着重讨论了做工作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具体到干部作风上，就是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做工作。一方面，要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听取各种意见，这就是“多谋”，是一种民主作风。另一方面，又要能够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失时机地作出判断与选择，这就需要提高马列主义水平，需要胆略和魄力。这就是“善断”，是集中制。
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3月2日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得很清楚：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
“智”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高的地位，古人言“智信仁勇”，“智”已经化为一种德行，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有智者方可谋大事，成大业，居于领导岗位更是这样。正是鉴于此，毛泽东才希望干部中多出几个郭嘉式的人物。
21.行伍出身的人，不可不读此传（读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
［原文］
《江表传》曰：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井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卿何独不自勉勖邪？”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后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闲谈中，毛泽东说：“吕豪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摘自余湛邦《张治中将军随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的日子》，（见1983年12月12日《团结报》）
［解析］
吕蒙是东吴的大将。15岁就开始随姐夫出征。孙策很赏识他的勇敢。孙权继位后，他南征北战，多立奇功。但他“少不修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笺疏”。于是孙权劝他读书。此后吕蒙见识日广，更加有勇有谋。周瑜死后，鲁肃接任东吴统帅，在如何对待关羽的问题上，吕蒙帮助鲁肃筹划了“五策”，使鲁肃十分惊异。后来吕蒙代鲁肃成了东吴领兵的统帅，为孙权出了许多好主意，指挥作战，几乎无不取胜。孙权评价吕蒙说：“子明（吕蒙字）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子公瑾。”《三国志》作者接着说：“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谲郝普，擒关羽，最其妙者。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
1958年9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在火车上，毛泽东读《三国志》里的《吕蒙传》。闲谈中，毛泽东同他们说起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吕蒙从小参军，虽然骁勇有胆略，但没有文化，当了带兵官后禀报军情时只能心记口述，很感苦恼。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倥偬没时间。孙权便以自己为例，说明只要有决心，时间不是主要的问题。吕蒙听从了，刻苦自学，数年之后，判若两人。后来，吕蒙当了东吴的统帅，打了许多胜仗，还使关羽败走麦城。说到这里，毛泽东建议军队中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不可不读”《吕蒙传》。还对罗瑞卿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吕蒙传》记叙，鲁肃死后，吕蒙代之统兵与关羽对峙。这时，关羽正在攻打曹魏占据的樊城，吕蒙上书孙权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毛泽东读至此，批注道：“诡计”。这是指吕蒙的计谋而言。后来关羽果然中了吕蒙之计，抽调荆州后方大量兵力赶赴襄阳、樊城前线，吕蒙随即轻取荆州，关羽在回兵时，也遭擒杀。这是吕蒙“诡计”所建的一大奇功。
我们知道，毛泽东读史，常常对那些读书很多的人不以为然。这与他晚年多次表露过的文化低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的观念有联系。他欣赏吕蒙年长后好学，提倡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读《吕蒙传》，表明他晚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有另一面。
此外，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有关《三国志》的。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起赤壁之战：
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这里说的是《三国志》里记载的“赤壁之战”的事情。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搞得东吴孙权的阵营惶惶不安。孙权本人在和战之间犹豫不决，手下文武两班人马各持己见。以张昭为首的谋士文臣多为主和派，以周瑜为首的一班将领则主战。
鲁肃身为行政官员也是主战，当时还负责同刘备这方面的外交联系。文士主和，大多因他们的长处和兴趣不在大敌当前时克敌制胜，未必与读书多少有关。周瑜虽为拥兵大将，但也是读书人出身的，鲁肃办外交，有较多的实际政治才干，看问题较长远些，他主战也当在情理之中。毛泽东谈上面这段话，倒是从不满意光知道读书的知识分子引起的。既痛读书多之误，又慨不读书之陋，“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毛泽东总是乐于全面地看问题。
22.郭象无行（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郭象传》）
［原文］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
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椽，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未，病卒。著碑论十二篇。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晋书》卷五十《郭象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郭象无行
——毛泽东读《晋书》卷五十《郭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7页）
［解析］
郭象（252—312），是西晋有名的哲学家，清谈派人物。其《庄子注》是在向秀的《庄子注》基础上增改而成，在阐扬老、庄道家思想方面，有些见解。毛泽东认为“郭象无行”，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清高扬名，以清谈自娱，最后还是“任职当权”，势倾内外，一改淡泊功名之素论。可见说的和做的不一。再就是在学术上有剽窃向秀《庄子注》之嫌。
23.封建时代，少数民族非乱不可（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原文］
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其辞曰：“关中土沃物丰，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诩、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
、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氏，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地。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恩，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
——摘自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
——摘自毛泽东读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0页）
［解析］
江统是西晋人。初为山阴县令，后历任太子洗马、尚书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西晋元康八年（298），孟观、沈毅率兵西讨作乱的齐万年，平息了经年在关、陇一带滋扰的少数民族氏、羌，捉住了氏族统帅齐万年。江统认为，“四夷乱华”，应该趁早杜绝其根源。于是他在元康九年（299）作《徙戎论》，向朝廷建议，把羌、氏等少数民族从关、陇一带迁往更西边的地方去，还其本上，以“释我华夏纤介之忧”。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不到10年，西边的少数民族果然兴起进攻中原。时人都佩服江统的深远见识。
毛泽东对江统的看法则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封建时代，少数民族是不是同中原地带对立，不在于把他们迁不迁走。为什么，毛泽东的批注没有说明，但他说“千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大概是说我们今天少数民族拥护中央政府，同汉族和睦相处，关键在于我们的民族政策好。在封建时代，像江统《徙戎论》所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以这种认识来对待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自然“非乱不可”。
“迁亦乱，不迁亦乱”，关键是江统诸人看问题立场不对，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下的见识，总是错。纵可能一时奏效，但时间一长还是要出乱子。所以，毛泽东在党的民族工作中，总是强调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在前者。
24.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读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祖本纪》）
［原文］
论曰：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箓，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惬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诅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七《梁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5页）
［解析］
梁武帝（464—549）萧衍，原为南北朝时期齐朝的雍州刺史，镇守襄阳。齐朝的东昏侯萧宝卷凶狂暴虐，杀死萧衍的哥哥萧懿，萧衍因而起兵攻陷齐都建康，迎立萧宝融为帝，是为和帝。萧衍被封为梁王。后灭齐，建立梁朝。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乱的时代。在南朝宋、齐、梁、陈几朝的频繁更替中，梁武帝执政48年，在位的时间最长。在位时，基本保持着和平环境，比较有作为。
毛泽东在《南史·梁高祖本纪》中，有许多圈画和批注。前面引述的原文，是《南史》作者李延寿对梁武帝的评论总结。梁武帝登位后，除军事、经济上有建树外，还“制造礼乐，敦崇儒雅”。但他“留心俎豆，忘精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典刑”，最后终因宗室子弟相互倾轧残杀，错误地接受北魏侯景的降服，引狼入室，导致梁室的覆灭。开国创业贵为天子的梁武帝，竟卑微屈辱地饿死于候景的囚室。李延寿说：“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诚乎。”徐偃是西周徐国国君，强大时有三十六国向他朝贡，被称为东方的霸主。毛泽东在这段评论的天头上，用红铅笔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忘情干戚”、“弛于刑典”两句旁画着密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在“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这几句旁，画着着重线。“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是唐朝诗人罗隐《筹笔驿》中的诗句。毛泽东随手拈来用以评价梁武帝，同样表达了他对梁武帝这个历史悲剧人物的感慨。
早期的梁武帝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也很有魄力，毛泽东对此多有圈画。《南史·梁武帝纪》记载：当梁武帝的哥哥萧懿为齐所害，他起兵讨齐时，有人劝他把齐和帝接走，免得别人“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被动。他不听，说：“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毛泽东在这段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圆圈，每句加了旁圈。梁武帝还清醒地觉察到齐朝的政权被某些地方官员所把持的弊端，他说：这些地方官员“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而政出多门，乱其阶也”。毛泽东在前两句旁画着曲线，后两句旁画着密圈，在两处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流露出赏识。
梁武帝很有军事才能，在《南史·梁高祖本纪》及其他史书中，关于他善用兵的事例，多有记载。毛泽东在这些地方也有不少圈画和批注，十分注意。
《南史·梁高祖本纪》记载：梁武帝在襄阳起兵时，齐派大军镇压。他派人离间齐军，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毛泽东在此处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梁武帝在争夺郢城的战斗中，及时在加湖打击齐的援军，梁“众军乘流齐进，鼓嗓攻之”，很快取胜。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打援”。齐在援救郢城的同时，派人镇守江州，为之助威。梁武帝对诸将说：“夫征讨，未必实力，所听威声耳。今加湖之败，谁不詟服。我为九江，传檄可定也。”毛泽东在这段旁加了曲线。后郢城求降，镇守江州的陈伯之“犹惧”，“乃束甲请罪”，证实了梁武帝用乓的预见性和善于决策。
《南史·曹景宗传》记载：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徐州刺史昌义之被魏军围困，梁武帝派曹景宗去解围，指令他在某地与另一援军会合后，共同行动。曹景宗想自己邀功，竟单独前进，却不料遇到暴雨，淹死不少人，只得退回。梁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说：“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军同进，始可大捷矣。”毛泽东对此加了旁圈，在天头上批注：“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对梁武帝的失误和衰亡，毛泽东也有图画和批注。梁武帝的晚年，听不进正直的忠告。《南史·梁高祖本纪》记载：在他去世前五年，大臣贺琛针对时弊给他写了一个奏折，提出：官吏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生活极端困苦；上层统治阶层的生活穷奢极欲，浪费十分严重；权臣作威作福，专找别人的罪过；朝廷大兴土木，民众服役不得生养3。建议他对官吏“宜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贺琛提出的这些情况本是实际存在的，建议也很中肯。但梁武帝对他秉公陈述的奏折却觉得忠言逆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口授敕书，一一反驳，痛加斥责。他说，我做皇帝40多年，一直能听取好的意见，最恨昏聩，你贺琛在朝为官，不应和地位低下、品格卑鄙的人一样讲话。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孙权是三国时美国的国君，陆逊是他手下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得力名将，官至丞相。黄武五年（227），陆逊上书孙权，劝他“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孙权不接受，一一反驳。梁武帝和孙权一样，听不进正确意见。他用自己的简朴、勤于政事批驳贺琛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加令不从。”又说：“我以身作则，不和女人同居已30多年，住处除一张床外，别无装饰摆设，不饮酒，不听音乐，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处理国事，腰围都瘦了二尺，等等，这还不是起带头作用吗？”毛泽东在这一段的天头上批注：“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致灭亡，不亦宜乎。”
梁武帝还斥责贺琛说：你说当今做官的都通过向皇帝奏事，谋求进取，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让他们这样做呀！否则岂不“专听生奸，独任成乱”吗？毛泽东在此处又批注：“‘专听生好，独任成乱’，梁武有焉。”毛泽东对梁武帝的批注大意是说：一个好皇帝，艰苦朴素、自善其身固然很难得，但若听不进好人的意见，不能兼听则明，那就会被小人所包围，导致失败，梁武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梁武帝系明白人，但却自护其短，英雄末路，大抵如此，时运不济，并非全是天意，亦是自造。
25.臧质是“豪杰之士”（读李延寿《南史》卷十八《臧质传》）
［原文］
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厂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太武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质报太武书云：“尔不闻童谣言邪？‘虏马饮江水，狒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尔飨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杀尔，尔由我而死。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锁缚，载以一驴，负送都市。尔识智及众，岂能胜苻坚邪？顷年展尔陆梁者，是尔未饮江，太岁未卯故耳。”太武大怒，乃作铁床，于上施铁鑱，云：“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质又与魏军书，写台格，购斩太武，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万匹。魏以钩车钩垣楼，城内系絙，数百人叫呼引之，车不能退。质夜以木桶盛人，悬出城外，截其钩获之。明日又以冲车攻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下不过数斗。魏军乃肉搏登城，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死者与城平。如此三旬，死者过半，太武乃解围而归。上嘉质功。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十八《臧质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是欲战法，激之使战。
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十八《臧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6、188页）
［解析］
臧质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文帝时人。《南史·臧质传》称赞他“涉猎文史，尺牍便敏，有气干，好言兵”。曾任徐、兖二州刺史。南朝到了宋文帝时，经济和文化得到发展，经常出兵击魏，想收复黄河以南的土地，统一中国。北朝的魏太武帝勇武善战，统一黄河流域之后，有吞并江南的意图。宋元嘉二十七年（450）以后，南北两朝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臧质在和魏军作战中屡立战功。毛泽东读这篇传记的批语，说了臧质的三次战功。
“解汝南之围”。是指魏太武帝于元嘉二十七年（450）围攻汝南，宋守将陈宪告急，宋文帝派臧质去援救，杀伤魏兵惨重，魏太武帝败退。
“胜盱眙之敌”。即前面引述的原文所说的事情。魏太武帝于元嘉二十八年（451）率10万大军攻盱眙，臧质为辅国将军与之抗击。这一仗打得有声有色，充分显示了藏质的军事才能。魏太武帝向臧质要酒，臧质为羞辱他，把人尿装进酒坛送去，魏太武帝大怒。毛泽东在“质封溲便与之”一句旁加了密圈，天头上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大圈，批注：“此是欲战法，激之使战。”臧质给魏太武帝写信，辱骂他是自己来“送死”；又给魏军写信，说谁能斩了魏太武帝，“封万户侯，赐布帛各万匹”。气得魏太武帝做了一个铁床，装上铁铲，发誓一旦攻下盱眙，捉到臧质，定要将他铲死，碎尸万段。这次攻坚战相持30多天，魏军屡攻不下，所施种种计谋都被臧质所破。最后魏军登城肉搏，“杀伤万计，死者与城平”。“太武乃解围而归”，损失超过一半人。臧质获胜。兵法曰：怒不可以兴师，魏太武帝自取其败。以怒兴师，野战尚无胜算，况攻城乎？
“克刘劭之逆”。刘劭是宋文帝的长子，他昏庸残暴，杀了文帝自立为帝。臧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通知了文帝的第三子刘骏（注：孝武帝）和江陵王刘义宣（注：宋武帝的第六子），并即日率5000人马去讨伐，生擒了刘劭，为孝武帝即位扫清了道路。臧质除掉无道昏君。立了一大功。
毛泽东所惋惜的历史上的“梁山之战”，是指孝武帝即位后，臧质因孝武帝年轻，许多事情都不向他请示和报告。臧质傲慢自负，“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又以为刘义宣更容易受他控制，因而阴谋推翻孝武帝，立刘义宣为帝。孝武帝得知这一情况后，派王玄谟等屯兵梁山洲两岸拒守。臧质向刘义宣献计说：如今应该派兵去打南州，王玄漠在梁山“必不敢轻动”。我乘船去攻占南京，这是取胜的最佳策略。有人劝阻刘义宣不要采纳这个意见，担心臧质取胜后野心更大。臧质的计划因而未被采纳。兵败，臧质逃回家乡，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携带妻妾潜藏在一个湖中，追兵到，他用荷叶盖在头上用鼻孔出气，但最后终于被捕赐死。
毛泽东对臧质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褒中有眨，实事求是。毛泽东很欣赏臧质的军事才能，多所批注、圈画。对臧质向刘义宣的进计，逐字加了旁圈。对劝阻刘义宣反对臧质的话和臧质逃回家乡后的情况，也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毛泽东研究了梁山之战中臧质和刘义宣两人的作战部署，肯定臧质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一仗致败的原因不是臧质的无识无能，而是臧质的意见未被采纳，并为此发出“惜哉”的感叹。同时，毛泽东对臧质“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处，用红铅笔画了着重线，并批注：“此是妄想”。《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臧质传》后有段评论，说：“减氏文义之美，传于累代。含文以致诛灭，好乱之所致乎”。“含文”是臧质的字，“好乱”是指他不安分、有野心。毛泽东在“好乱之所致乎”旁，用红笔加了着重线，在着重线旁逐字画了六个大叉。毛泽东看重臧质在解汝南之围、胜盱眙之敌、克刘劭之逆等战役中表现的军事才能，因此他不能苟同史学家李延寿把梁山之战的失败，臧质被杀，归罪于臧质“好乱”这一论断。他以一个战略家的心态和感情，为臧质这一仗的失败表示惋惜，赞叹臧质为“豪杰之士”。
26.袁氏子弟，一个无能，一个死节（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六《袁觊传》、《袁粲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袁觊无能
袁粲死节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六《袁觊传》、《袁粲传》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笔191、192页）
［解析］
《南史》卷二十六《袁湛传》，同时列有袁湛的两个孙辈袁凯、袁粲的传记。袁氏是东晋的大族，与谢氏有通婚之好。袁凯和袁粲是堂兄弟。在刘宋朝均居高位。《袁觊传》说：袁觊“初为豫州主簿，累迁晋陵太守，袭南昌县五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领前军将军。时新安王子鸾以母嬖有盛宠，太子在东宫多过，上微有废太子立子鸾之意，从容言之。觊盛称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觊亦厉色而出”。毛泽东读至此，批道：“袁觊无能”。这大概是指袁觊不善进谏。后袁觊起兵叛宋明帝，但他自己却“无将略，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阵，唯赋诗谈议而已，不能抚接诸将。”乃至“未一战而败”，被杀。南朝名士，大率如此。不止无能，而是士风之使然。
毛泽东在《袁粲传》开头批注说：“袁粲死节”。袁粲有名士风度，宋明帝死前，托袁粲为顾命大臣，拥立宋后废帝。萧道成杀后废帝，立宋明帝，又准备篡宋。当时袁粲任中书监，驻镇石头城（今南京清凉山），决意不事二姓，密谋进攻萧道成，事泄兵败。但他镇定自如，说：“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义至此耳。”遂被杀。
27.此种推论是错误的（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
［原文］
琇之有吏能，仕齐为吴令。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琇之付狱案罪。或谏之，琇之曰：“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3页）
［解析］
孔琇之是南朝齐武帝时人。是宋武帝大臣扎靖的孙子。上面这段原文说他在当吴县县令时，不听人劝阻，把一个偷了邻家一捆稻子的10岁小孩送往衙狱治罪的事，其理由是：“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就这样，传记作者还称赞他“有吏能”呢，毛泽东显然不同意史传作者的这个观点，他用红铅笔在“有吏能”几字下画了一条粗重线，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的那几句批语。
在毛泽东看来，孔琇之治小孩罪的“推论”是没有道理的。人是随着环境、条件乃至年龄生长的变化而变化的，环境、条件、年龄改变了，就不能排除这个小孩可以改正自己的偷窃行为。这就是他在读《后汉书》《陈寔传》写的批语里说的，“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如果像陈突那样，对这个小孩进行教育诱导，变好的可能性更大。好借古鉴今的毛泽东特别感叹和忧虑的是，这种形而上学看问题的“推论”方法，在我们的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其表现就是：认为一个人犯了点小错误若不处理，大家就会效法他。毛泽东一贯主张：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应采取批评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目的还是为了使之改过自新。所以，他经常讲，我们不要学鲁迅《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不准人家革命。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得更明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因为，“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
毛泽东评点古人，联系实际，希望人们在对待人的问题上，要多点辩证法，少点形而上学。
28.曹景宗“亦豪杰哉”（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
［原文］
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景宗亦豪杰哉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7页）
［解析］
曹景宗（457—508）是梁武帝时的开国名将。他骁勇善战，立有战功，但在治军和个人品德上却又不为人称道。毛泽东说他“亦豪杰”，是指其骁勇洒脱的个性和率兵破敌的战功。
《曹景宗传》载：景宗幼善骑射，好打猎。有次随父亲出门，中途突然遇到数百个强盗围攻，他身上带有百余箭，百发百中射杀强盗，强盗吓得逃窜而去，“因以胆勇闻”。传里还说曹景宗“颇爱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穰苴即司马穰苴，春秋时齐国大夫，“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死后有《司马穰苴兵法》传世。乐毅是战国时燕国名将。对这两处反映曹景宗的勇敢和抱负的记载，毛泽东较重视，逐字画有旁圈。
《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记载，天监五年（506），曹景宗率兵与韦睿合力攻魏，解救徐州刺史昌义之，打了胜仗。毛泽东批道：“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韦、裴二人与曹景宗同时，都是梁朝名将。毛泽东时韦睿的军事才能有很高评价，说景宗仅次于他，评价也是不低。据曹景宗本传记载，曹在这次战斗中召募勇战兵士千余人，大败魏将杨大眼，配合韦睿力攻魏，“虏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称计”。
《曹景宗传》载，徐州解围后，曹景宗班师回朝，梁武帝于华光殿开庆功宴会，众臣连句作诗，偏曹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在梁武帝和众臣看来，曹景宗不过一介武夫而已，没有答应，梁武帝还说，你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在一首诗上争胜呢？曹景宗仍然请求。这时只剩下“竟”、“病”二韵了，便给了他，他持笔拈须，很快作了一首：“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众人读后，“惊嗟竟日”。毛泽东
对这首诗，逐字加了旁圈，对其文采颇为赏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特意念了这首诗，称赞有加，用以说明文化不高的人也可以写出好诗。
对本传里所述曹景宗的劣处，毛泽东也有批注。本传载，曹景宗随梁武帝起兵初，攻破一个县城，“景宗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顿西城，严中号令，然后稍息。”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曹孟德即曹操，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一文中，说曹操用了盗坟的无赖兵士，“所过隳突，无骸不露”。徐世勣，即唐初大将李勣，《新唐书》本传说他纵人抢掠。郭雀儿即后周太祖郭威，新、旧《五代史》均说他起兵入汴京时，纵兵大掠。
本传又载：“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人颇厌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围刺史蔡道恭。城中负板而汲，景宗望关门不出，但耀军游猎而已。及司州城陷，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问。征为右卫将军。”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使贪使诈，梁武有焉。”这就从曹景宗的贪、诈中，看出梁武帝对部下养痈遗患的失误。
总起来看，毛泽东认为曹景宗不失为豪杰之人，特别是他追求金戈铁马铿锵有力的人生风格。前面引述的那段原文就表明了曹景宗粗犷、豪放的性格和气概。本传载曹景宗“性躁动，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于是他说了一番他过去在乡里飞马拓弓，击鸱逐獐，饮血茹毛，从而“不觉老之将至”的人生作风。毛泽东对这段记载很感兴趣，在许多地方密密地加了旁圈，由衷的赞赏和同情，因而禁不住批道“景宗亦豪杰哉”。
的确，曹景宗贵为公侯、刺史、将军，对标志权贵身份的繁文缛节和车马排场，不是刻意追求，而是十分蔑视，强烈向往叱咤风云、自由自在的生活，是难得的。他引起毛泽东的深深共鸣，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追求的人生方式，和他内在的豪迈狂放的性格。正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毛泽东是个不愿束缚自己的个性去循规蹈矩的人。但是，建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因为没有警卫部门的批准，他出不了中南海，不能像一般人那样逛街、游园等等，出门也是汽车、火车、飞机。这对一个在金戈铁马中打出江山的领袖来说，不啻是一种违背个性的制约。这种感受，毛泽东在1965年1月9日会见他的外国老朋友斯诺时，便有过自白。他说：与其说我是写文章的，不如说我能同反对我的人打仗更合适。不打仗了，有时候病也来了，出门也不骑马，坐汽车、飞机、火车每天走10里路，骑20里马，非常舒服，又说：简单一点的生活，对人反而好些。以毛泽东这种性格和处境去理解曹景宗的上述自白，很自然会产生特有的思想感情上的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