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
［原文］
普通元年，迁侍中、车骑将军，未拜，卒于家，年七十九。遗令薄葬，敛以时服。武帝即日临哭甚恸，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严。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初，邵阳之役，昌义之甚德睿，请曹景宗与睿会，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景宗掷得雉，睿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启之捷，睿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贤之。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使曹景宗胜
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摘自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4页）
［解析］
韦睿（442—520）是梁武帝时的名将。齐末为上庸太守，从萧衍（梁武帝）起兵。梁初任豫州刺史，天监五年（506）率军破北魏军，取合肥。次年又与曹景宗救钟离，又大败魏军。他体弱不能骑马，乘板车督战，善抚士卒，而军法严明。魏人畏惧，称为“韦虎”。他“多建策，皆见用”，深受梁武帝器重，是梁武帝征讨四方、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
前面引述的原文，是《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记叙韦睿死时，对其生平行为特点的概述。毛泽东很赞赏，提出“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作者还补叙了韦睿的轶事，以说明他深受世人推崇的为人风尚。在邵阳之战后，有次曹景宗与韦睿玩掷骰子赌输赢的游戏，韦睿赢了，却故意让给曹景宗。毛泽东批道：“使曹景宗胜”。本传又说，曹景宗等在破敌之后，时常计较功劳，而韦睿却总是在后面。毛泽东又批道：“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韦睿的肚量和谦虚朴实，确实是值得学习的。
毛泽东很爱读《韦睿传》。《南史》卷五十八包括韦睿、裴邃二人的传，毛泽东在这卷开始的天头上，用粗重的笔迹画了四个圈，标写道：“梁将韦睿、裴邃传”。在《韦睿传》文内，更是密加圈点，批注达25处之多，这大概是他读史书人物传记批得最多的一个人物了。有些批注中还加有旁圈、套圈。
那么，党的干部应该学习韦睿的那些方面的作风呢？从毛泽东的批注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果敢的无畏精神，一是他的仁厚的品格作风。
毛泽东对韦睿英勇善战的事迹的批注情况，本书“军事篇”《韦睿为将，有刘秀、周瑜之风》一条专述。本条只说几则毛泽东对其品格作风的推崇。
《韦睿传》载，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批道：“仁者必有勇”。
梁武帝天监四年，韦客率军攻北魏所占合肥。本传载：“睿素赢，每战，不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魏兵凿堤，睿亲与争。魏军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起斗舰，高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齿皆流血。睿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两虎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合肥既平”
毛泽东对这段记载很感兴趣，在文句旁密加旁圈，写了不少批语。在说到韦睿每战“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和“魏军凿堤，睿亲与争”，毛泽东逐字旁圈，分别写了两处“将在前线”，推崇他身先士卒的领兵作风。在说到韦睿攻克合肥时，“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又逐字旁圈，批道：“不贪财”。韦睿能团结部下，在胡景略和赵祖悦闹矛盾时，他亲自调解，晓以利害，避免了不利后果。毛泽东于此处批道：“干部需和”。说到韦睿治军，通宵达旦，操劳各种事宜，设立法度那一段，毛泽东也是逐字旁圈，批道：“劳谦君子”。
这些批语，涉及领导干部所应有的垂范、廉洁、勤政、团结诸方面的作风素养，确实值得当今理政治军的干部学习。
《韦睿传》还说到韦睿的儿子韦放的事迹，毛泽东也批道：“韦放有父风”。
韦睿有古之儒将之风，有武人之胆略，有儒者之雅量。自古以来，但凡以文人掌兵者，莫不追求这种境界，但由于个人素质的差异，能近似者已稀，况如韦睿者乎？
30.再读此传，为之神往（读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一《陈庆之传》）
［原文］
大通元年，隶领军曹仲宗伐涡阳，魏遣常山王元昭等东援。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韦放曰：“贱锋必是轻锐，战捷不足为功。如不利，沮我军势，不如勿击。”庆之曰：“魏人远来，皆已疲倦，须挫其气，必无不败之理。”于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庆之还，共诸将连营西进，据涡阳城，与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数十百战，师老气衰。魏之援军，复欲击垒于军后。仲宗等恐腹背受敌，谋退。庆之杖节军门曰：“须虏围合，然后与战。若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仲宗壮其计，乃从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庆之陷其四垒。九城兵甲犹盛。乃陈其俘馘，鼓噪攻之，遂奔溃，斩获略尽，涡水咽流。诏以涡阳之地置西徐州。众军乘胜前顿城文。武帝驾焉，手诏慰勉之。
——摘自李延寿《南吏》卷六十一《阵庆之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一《陈庆之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5页）
［解析］
陈庆之是南朝梁武帝手下出身寒门的著名将领，为人忠正耿直，有胆识，建有赫赫战功。毛泽东在《南史》卷六十一封面上用粗重的黑铅笔画了读过两遍的圈记。在目录“陈庆之”三字旁，画了两条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连画四个大圈，又用他苍劲的笔迹，醒目地标写着“陈庆之传”四个大字。在第一段介绍陈庆之生平的地方，毛泽东充满深情地写了上面的批语。文内许多地方，毛泽东又圈又点，画满了着重线，足见他阅读之专注和深情。
毛泽东一读再读的陈庆之，有什么事迹使他“神往”呢？《南史》本传记载：梁武帝普通元年（502），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梁，梁武帝派陈庆之去接应，又让他率军队护这豫章王综入镇徐州。魏10万大军抗拒，都被陈庆之挫败了。后豫章王投奔了魏，陈庆之及时地“斩关夜退”，保全了军队的实力。
大通元年、魏国大乱，北海王元颢来降，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他回魏国为帝。陈庆之又屡挫魏军。魏军将领丘大千以精乓七万，分筑九垒抗拒陈庆之，陈庆之从早到午仅半天的时间就攻陷了三垒，魏兵退。魏济阳王元晖业以两万人来救，被陈庆之击败，晖业被擒。魏又派出大量援军，据守荥阳。陈庆之军中很恐慌，他对众人说：“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今日之事，意不图存，须平其城垒。”在他鼓动下，战士们勇敢地攻下城池，入城后，又被围，陈庆之率精兵3000人大破之，魏军逃散降服。陈庆之护送北海王元颢以来，“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故”。
陈庆之破关斩将所向无敌的战绩，充分体现了他的果敢机智和军事才能。《南史》作者李延寿用简洁生动的文笔刻画了陈庆之其人其事，再现了一场场威武壮观的战争场面。毛泽东对此用粗重的黑铅笔画着一条条着重线和曲线，流露出极大的关注。
陈庆之不仅是一名骁勇善战的武将，还是一位刚直不阿的政治家。魏北海王元颢即帝位后，荒于酒色，不理政事，听信谗言，对陈庆之很不信任。陈庆之不计个人得失，及时敦促北海王元颢不要放松军事。有人劝他：“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屠颢据洛，则千载一时。”陈庆之听后，严词拒绝、并将元颢有叛梁之意报告给梁武帝。在楚州击破侯景时，正值灾年，陈庆之开仓赈济灾民，八百多人上书为他树碑颂德。《陈庆之传》记载：“庆之性祗慎，俭素不衣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扎，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毛泽东在这些记载处，也都画着着重线，非常重视。
毛泽东是政治家，同时也是军事家。1969年，毛泽东已是76岁的老人，远离战争年代也已20多年，万籁俱静，深夜读史，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自己的这种经历，为陈庆之的事迹所引发，从而心驰“神往”古战场，产生“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共鸣，这是毛泽东读史为一般人所难以产生的感受。
31.王建庸人，不知政治（读李延寿《北史》卷二十《王建传》）
［原文］
破慕容主于参合，帝（魏道武帝）乘胜将席卷南夏。于是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为宝覆败于此，国内空虚，获而归之，纵敌生患，不如杀之。帝曰：“若从建言，非伐罪吊人之义。”诸将咸以建言为然。建又固执，乃坑之。帝既而悔焉。
——摘自李延寿《北史》卷二十《王建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王建庸人，不知政治。
——毛泽东读李延寿《北史》卷二十《王建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2页）
［解析］
王建是北魏初年魏道武帝拓跋珪手下将领。初为左大夫，后迁散骑常侍，为冀、青二州刺史，封真定公。东晋太元二十年（395），王建随拓跋珪在参合陂（今山西大同市东南）大破后燕慕容宝的军队。开始，拓跋珪想留下有用的人，遣返数万俘虏。王建则坚决反对，认为是纵敌养患，应全部杀掉。拓跋珪采纳了这个建议，全部坑死，可不久又后悔了。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一贯反对屠杀俘虏，因此，他认为王建的建议，是“不知政治”，王建是个庸人。后来，拓跋珪又在中山城打败慕容宝，慕容宝弃城逃跑了。待天明北魏军队准备进城时，仍受到后燕败军余部的反抗，拓跋珪令人招降，这些人都说：“但恐如参合之众，故求全月日命耳。”就是说，我们投降了，害怕你们像在参合之役中屠杀俘虏一样屠杀我们，因此，我们抵抗，或许还能保全一时的性命。“帝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这是怪罪当初王建坑杀俘虏的建议。
32.隋文帝的做法蕴藏大乱（读魏征等《隋书》卷二《高祖本纪》）
［原文］
上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其人所经之处，或受牧宰小物，馈遗鹦鹉、麖皮、马鞭之属，上闻而大怒。又诣武库，见署中芜秽不治，于是执武库令及诸受遗者，出开远门外，亲自临决，死者数十人。又往往潜令人赂遗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议者以此少之。
──摘自魏征等《隋书》卷二《高祖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蕴藏大乱
──毛泽东读魏征等《隋书》卷二《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解析］
隋高祖，即隋文帝杨坚（541—604），是隋王朝的开国之君，在位23年，被其子杨广（即隋场帝）所杀。《隋书》卷二《高祖本纪》记叙杨坚死后，对他的性格和治国之道作了概括。前面引过的，便是其中的一段。毛泽东特别注意其中所过“好为小数，不过大体”及不学无术，执法苛峻等内容，认为这些做法“蕴藏大乱”。似乎觉得隋朝短命，不只是贩在昏庸的隋炀帝之手。算是一史家之言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读史很注重体会国家兴衰成废之道。
在一本李延寿的《北史》中，也留有毛泽东对隋文帝的一些做法的批语。该书卷十一《隋本纪》载，隋开皇十八年（598）春，隋文帝下诏说：“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毛泽东认为，吴越之人私造大船，是“商业发展”的需要，而隋文帝下令把大船都收缴入官府，是“不可能”之事。隋文帝的这个做法，无疑是阻碍民间经济商贸发展的蠢事。
33.李渊遇事无断制（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原文］
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于长安。七岁，袭唐国公。及长，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隋受禅，补千牛备身。文帝独孤皇后即高祖从母也。
史臣曰：然而优柔失断，浸润得行。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不有圣子，王业殆哉！
——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遇事无断制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7页）［解析］
唐高祖李渊（566—635），是唐王朝的开国之主。起兵于隋末乱世，倒也不失为一代雄主。毛泽东是在《高祖本纪》说他“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诸语旁批上“遇事无断制”的。这大概是从李渊“宽仁容众”的性格特点，想到他在整个起兵过程和平定诸雄的战争中，主要依赖他的儿子李世民等，包括起兵反隋这一重大决策，也是李世民的主意；乃至最后不能制衡诸子，导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其兄长，自己也被逼退位，去做清闲的大上皇。比较起来，开国之功，李渊确在其子李世民之下远甚。故《旧唐书》作者在《高祖本纪》里也发议论说：“不有圣子，王业殆哉！”
毛泽东对唐太宗李世民，一直是很称赞的。早在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他就谈到：唐太宗（李世民）、李密皆当时草泽英雄。俗有两句说李世民其词曰“太原公子，褐裘而来”。世民常劝他父亲不可固守太原，须要化家为国，李渊大悦，遂起兵直趋陕西，并用种种方法，见悦一般人。如兑钱粮，放2000宫女等。这个论述，也是把李世民的胸怀谋略，置于李渊之上的。
34.名将冤死（读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九《盛彦师传》等）
［原文］
会徐圆朗反，彦师为安抚大使，因战，遂没于贼。圆朗礼厚之。令彦师作书报其弟，令举城降己。彦师为书曰：“吾奉使无状，被贼所擒，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为念。”圆朗初色动，而彦师自若，圆朗乃笑曰：“盛将军乃有壮节，不可杀也。”待之如旧。贼平，彦师竟以罪赐死。
——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九《盛彦师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盛彦师名将，冤死。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九《盛彦师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0页）［解析］
盛彦师在隋末投入李世民的起义军，在征讨李密、王世充诸战役中，建有大功。李密先与李渊、李世民结盟，灭隋后互争天下。在别人不敢迎战李密时，盛彦师自告奋勇，率几千人在熊耳山南侧伏击李密，并斩杀之。遂以功封葛国公，拜武卫将军。所以，毛泽东说他是“名将”。后在讨伐叛乱的徐圆朗时，战败被擒，徐圆朗让他写信劝降其弟，他只字不提劝降之事，反而表达了“誓之以死”的气节，徐圆朗也不得不钦佩他，因而也没有杀他。待徐圆朗被讨平后，盛彦师竟被李世民赐死。所以，毛泽东说他是“冤死”。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盛彦师传》的开头部分。
《旧唐书》卷六十九还包括《刘世让传》、《李君羡传》。刘世让曾在隋朝任征仕郎，后投唐高祖李渊，拜为通议大夫。李渊问以备边之策，刘世让建议：可在一个叫崞城的地方置一勇将，多储些金帛，有来投降的人便重赏，然后出兵破坏马邑一带的农耕之业，不到一年，就可以拿下突厥进犯中土的要津马邑城，李渊说你去最合适。刘世让赴任后，突厥害怕他，就造谣说他与可汗通谋，将要叛乱。李渊把他杀了，并“籍没其家”。毛泽东读此批道：“刘世让冤死”。
李君羡初为王世充骠骑，后归降李世民，为武卫将军。贞观初年，太白星常在白天出现，有人占卦说将有一个女人出来称武王。恰巧李君羡是武安人，又任武卫将军，封邑又是“武连郡公”。一次作酒今，李世民让武官各言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子”。有人就奏劾李君羡将谋乱，李世民便把他杀了。读至此，毛泽东批注：“李君羡冤死”。
35.李世民的工作方法（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
［原文］
陛下（李世民）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借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
——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1页）［解析］
李百药，隋末唐初人，颇有才名。唐太宗贞观元年，召为中书会人，撰有《齐书》。上面引述的一段原文，便是他在贞观二年任礼部侍郎时，朝廷讨论封建诸侯，他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封建论》中的一段文字。其中概括了李世民临朝执政的四个特点，即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每早视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议，出言周密；罢朝之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讨论是非；闲暇中孜孜不倦地学习经典。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认为是李世民的工作方法，说明毛泽东读史，善于借鉴前人好的王作作风。
李百药称此为李世民之“四道”，其实具有处世哲学，为政特点的意思。毛泽东却将之称为“工作方法”，显见是降了一个层次。言外之意，即使是封建社会的“英主”，可借鉴者无非是工作方法而已。
36.笑里藏刀李义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原文］
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
──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笑里藏刀李义府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3页）
［解析］
李义府（614—666）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的大臣，先后任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参知政事、中书令、右相。与许敬宗同执朝政，权倾一时。本传载，李义府借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入则谄言自媚。出则肆其奸宄，百僚畏之，无敢言其过者。”加之为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颇为百官痛恨。后因罪流放巂州。毛泽东对这样的人，是极其鄙薄的。
毛泽东尤其不喜人搞两面派，搞阴谋，多次表示过对这种人的愤慨之情。但是党内还是出现了一些“笑里藏刀”的阴谋家，使党的事业大受损失。这不仅仅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失察，体制上的弊病，容易使机体出毛病。
37.朱敬则是政治寨、历史家（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朱敬则传》）
［原文］
朱敬则字少连，毫州永城人也。代以孝义称，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门标六阙，州党美之。敬则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与二从兄同居，财产无异。又与左史江融、左仆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高宗闻而召见，与语甚奇之，将加擢用，为中书舍人李敬玄所毁，乃授洹水尉。
长寿中，累除右补阙。敬则以则天初临朝称制，天下颇多流言异议。至是既渐宁晏，宜绝告密罗织之徒。上疏曰：“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张公室。弃无用之费，损不急之官。惜日爱功，疾耕急战。人繁国富，乃屠诸侯，此救弊之术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况锋镝已销，石城又毁，谅可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八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之礼以导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
——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朱敬则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
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朱敬则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6页）
［解析］
朱敬则（635—709）是毛泽东较为欣赏的一个历史人物。他在唐朝武则天称帝时，曾任正谏议大夫等职。毛泽东在《旧唐书·朱敬则传》开篇的天头上批注：“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朱敬则”三字旁，毛泽东又用粗重的黑铅笔加了三条直线，批注：“年七五”。这是指朱敬则死时享年75岁。
朱敬则在武则天执掌朝政时，曾向她提出“宜绝告密罗织之徒”的建议。他上书武则天，举秦朝灭之为例，即前面引述的那段原文。毛泽东在这段评述处，逐字都加了旁圈。由朱敬则这段关于历史的分析，毛泽东联想到汉朝贾谊的《过秦论》，在天头上批注：“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和朱敬则都认为，秦朝的灭亡，其值得后世汲取的深刻教训是对人民施行暴政，丧失了民心。贾谊和朱敬则都熟悉历史，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都有视人民力量为国家兴衰、帝王成败的重要因素这一进步政治思想。所以毛泽东称赞他们都是“政治家、历史家”。
朱敬则在上书武则天时，又举汉朝初定之后，孙叔通杂采古礼和秦代制度，同儒生共立朝仪；陆贾著《新语》，为汉高祖论述秦及古代兴衰之国的经验教训，说明天下既定，“陈诗书，说礼乐，开王道，谋帝图”，乃是非常必要的。他建议武则天“览秦、汉之得失”，“改法制，立章程，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对朱敬则的这些意见，武则天认为，“甚善之”。以上引文都是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的重点内容，在天头上也多处画着三个大圈作标记。
朱敬则生性耿直。御史大夫魏之忠、凤阁会人张说被诬陷，将处死刑，“诸宰相无敢言者”。独有朱敬则上书武则天，申述这两人无罪，并说，这两人“素称忠正，而所坐无名。若令得罪，岂不失天下之望也”。这两人在他的帮助下，因而免死。奸臣张易之为武三思等18人画《高士图》，多次拉朱敬则“予其事，固辞不就，其高洁守正如此”。朱敬则任职时，所推荐的人才，都很能干，“则天以为知人”。
《旧唐书·朱敬则传》记载：朱敬则“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他“尝采魏、晋以来君臣成败之事，著《十代兴亡论》。又以前代文士论废五等者，以秦为失，事未折衷，乃著《五等论》”。这也是毛泽东称他为“历史家”的根据。
朱敬则很清廉，神龙二年（706）他被诬陷，遭贬回到家乡，行囊中“无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马一匹，诸子侄步从而归”。“敬则重然诺，善与人交，每拯人急难，不求其报。”对这两段引文，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并在天头上画着三个圈。
真正的政治家才懂得因时而变政。不知机变者“宽严皆误”。毛泽东读史真读到了骨头里。历史的精髓尽取。
38.刘幽求能伸不能屈（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
［原文］
刘幽求，冀州武强人也。圣历年应制举，拜阆中尉。刺史不礼焉，乃弃官而归。久之，授朝邑尉。初，桓彦范、敬晖等虽诛张易之兄弟，竟不杀武三思。幽求谓桓、敬曰：“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恐噬脐无及。”桓、敬等不从其言，后果为三思诬构，死于岭外。
——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刘幽求能伸而不能屈，年六十一，以恚死。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7页）［解析］
刘幽求是唐睿宗、唐玄宗时的大臣。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其本传的开篇之处。刘幽求早年初拜阆中尉时，仅以刺史没有礼貌待他，便“弃官而归”，也足见其能伸不能屈的致仕作风。这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宦海生涯中，突出表现为不甘人后的争权。
《刘幽求传》载，先天元年（712），唐玄宗初即位时，迁之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而“幽求初自谓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仆射、兼领中书令。俄而窦怀贞为左仆射，崔湜为中书令，幽求心甚不平，形于言色”。恰逢崔湜依附阴谋政变的太平公主（唐玄宗的姑姑），刘幽求向唐玄宗进言以羽林军诛之。事泄，被做了太上皇的唐睿宗流贬到封州，后来太平公主等被诛杀后才被重新起用。开元初年，刘幽求任尚书左丞相，不久改任闲职太子少保，又因“郁快于散职，兼有怨言”，先后削贬为几个地方的刺史，竟在路上“愤急而卒”。毛泽东说他“能伸而不能屈”，终“以恚死”，显是批评他心胸不宽阔，能上不能下，不善处逆境。
39.史识就是要善于辨别风向（读刘昫等《旧唐书·刘子玄传》）
［原文］
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宣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摘自刘昫等撰《旧唐书·刘子玄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提高嗅觉，辨别风向
才、学、识，这里讲的是识，刘知几，识的极端重要性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恨迟钝的。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刘知几（661—721）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武后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玄宗时官至散骑常侍。其所著《史通》内外共49篇，是我国第一部 史学评论专著，影响很大。刘知几生平专攻史学，通览各史，能分析其利弊得失，又屡任修史之责，深知官设史局的流弊，故提出才、学、识为史家必备的素质，其中尤以史识为最重要。从前面引述的《旧唐书》本传中的一段原文可知，刘知儿说的史识，主要是鉴识明晰，要“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以此影响时政，从而达到“善无可加”的境界。在《史通》内篇卷七《鉴识》中，刘知几又专门论及史识，说“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认识它，却由于“识有通塞，神有晦明”的区别，于是“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这样，“辩其利害，明其善恶”的史识就尤其显得重要了。
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而又好史，其史识自是别具一格，他对历史上许多人物的评价，多异于古人，显然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无关系，这一点，我们在本书历史篇其他条目的叙述中即可看出。至于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引用刘知几的史识之说，自有其特殊所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重在提高“识别”社会上各种政治风向的能力，使同志们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这就把刘知几说的“识”从历史的角度拉向现实的眼光。
40.唐太宗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
［原文］
郁林王格始王长沙，俄进封汉。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临刑呼曰：“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3—234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指出了唐太宗李世民在立皇储问题上的失误。李治、李恪是李世民的儿子，李世民生前很喜欢文武兼备、“英果类我”的李恪，并有意识的加以培养、教导，封为远地藩王。还常常对左右说：“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足见倚重之深。李治则为人柔弱，思虑不精，少雄主才略。这一点，唐太宗是很清楚的，故打算废李治立李恪为太子。但因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为其外甥争位，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结果酿成李唐宗室的祸患。李治即位，即唐高宗，封武则天为皇后。他不理朝政，导致武则天专权，并称“二圣”。李治死后，武则天又连废两个皇帝，自称“圣神皇帝”，还改了国号，诛杀宗室大臣。其祸根，自在“朽物”李治。所以，毛泽东认为当初唐太宗李世民明明知道李恪强于李治，而没下决心改立太子，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41.马周的才德（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
［原文］
贞观五年，诏百官言得失。（常）何，武人，不涉学，周为条二十余事，皆当时所切。周上疏曰：“臣历观夏、商、周、汉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岂无僻王，赖先哲以免。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恩，故传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隆禹、汤、文、武之道，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岂特持当年而已。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诏减省，而有司不得废作，徒行文书，役之如故。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而以德行才术攫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称善，耀拜给事中，转中书舍人。
赞曰：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干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问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中古籍批语集》第235、236页）
［解析］
据《新唐书·马周传》记载，马周少失父母，家境清贫，“嗜学，善《诗》、《春秋》。”唐太宗贞观五年（631），马周作为中郎将常何的家客，替常何向唐太宗写了一个奏折，“为条二十余事，皆当时所切”，被唐太宗发现了这一人才，委任为监察御史，以后步步擢升，成为唐太宗的肱股之臣。在《旧唐书·马周传》的天头上，毛泽东还用粗重的笔迹写着：“马周，年四十八”。在《旧唐书》、《新唐书》的《马周传》中，毛泽东有许多圈圈点点，又批又注，对马周极为赞赏。
《新唐书》作者欧阳修在《马周传》后评论说：马周由“一介草茅”，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和提拔，一跃而为皇帝的得力助手，“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傅说，公元前1200多年前的商朝人。相传他本是奴隶，武丁王在傅岩这个地方发现他，提拔他为宰相，后来协助武丁王大治于天下。吕望，俗称姜太公，因受封于吕，从其封改姓吕，名望。他年老隐居，经常垂钓于渭水之阳．文王出猎时发现他，立为师。他智勇双全，协助周武王灭纣，有殊功。欧阳修认为，马周虽自比为傅说和吕望，但才能不及他们，所以后世很少记述他的事迹。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对马周的这种评价。在欧阳修这段话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认为马周的才德，远比傅说、吕望高得多。
毛泽东高度评价的是贞观六年（632），马周给唐太宗的奏折。在《新唐书》这一段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贾生是指西汉的贾谊，他写的《治安策》被毛泽东评价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毛泽东认为马周的奏折是《治安策》后的“第一奇文”，这种评价是极高的，认为是宋代的一些洋洋大论所不可企及的，其“奇”之所在，就是切中时弊。
马周的奏折向唐太宗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是：
（一）建议唐太宗节俭治国，力戒奢侈，关心百姓的疾苦。他从历史上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总结经验教训说：“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旧唐书》、《新唐书》的这一部分密加圈点，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逐字加了套圈，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马周列举尧、禹、汉文帝、汉景帝节俭的事例，尖锐地指出：“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老百姓所服的徭役太重，“颇嗟怨”。他说，“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毛泽东在“陛下少处人间，目所亲见”处，字字都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他对马周从国家前途着想，敢于尖锐地反映政治中的敏感问题，不粉饰太平，很为赞赏。
（二）希望唐太宗注意到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他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毛泽东在此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逐字加了旁圈。马周举例说：隋虽有洛口贮仓米，东都织布帛，西京库金银，当李密（引按：隋末农民起义瓦岗军的领袖）、王世充（引按：本为隋将领，后反叛）起来造反，这些都成了帮助造反者的财物。而且，“但贮积者，固有国之常，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邪？”毛泽东对这段引文逐字加了旁圈。马周指出：而今百姓有怨言，“以为陛下不忧怜之”，这是由于“今营为者，多不急之务故也”，“若人既劳，而用之不息，万一中国水旱，而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窃发，非徒旰食晏寝而已”。马周这种以“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的观点，在封建社会中是很难得的，很受毛泽东的重视。
（三）建议唐太宗分封诸王、功臣要得当，要加强郡县基层的人选。马周非常同意贾谊《治安策》中有关分封诸侯的意见。他认为对诸王和功臣，不可“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他还举曹操宠爱曹植，曹丕即位后，曹植备受猜忌，郁郁而死为例，说明“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毛泽东对这一句加了旁圈。马周希望唐太宗不要“前车既覆，而后车不致辙也”。毛泽东对这一句又加了旁四，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圈。马周建议加强郡县的人选，强调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今耳。县个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毛泽东从“必也使百姓安乐”一句下，逐字加了旁圈。马周批评：“今独童年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唐朝的官制，地方设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令。马周这种加强基层政权的主张十分英明，也是毛泽东赏识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