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虽认定”圣人全是遁心主宰”，但圣人并不一定在位，因此，他认为国家的盛衰和历史的演变，主要还取决于帝王的“心术”，亦即帝王是否具有“道心”或”天理”。在这一点上，青年毛泽东的看法与朱嘉不尽相同。他在《讲堂录》中表述的观点是：“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王船山（谓）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欠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破仑）是也，而非圣贤。”这就是说，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掌握“宇宙真理”的圣贤。
贯通大本大源，虽是毛泽东读《朱子语类》、《四书集注》等朱熹著作所受的影响，但“本源”的实际含义，是有差别的。青年毛泽东是把它作为“宇宙真理”来探索的，它固然仍属于“天理”、“太极”、“一本”等客观唯心主义的范畴，但已多多少少具备了新时代的哲学抡理学色彩，其目的是为了寻求救国之道，远非朱嘉强调的归于“三纲”、“五伦”之本。
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也时常阅读朱熹的《四书集注》等著作。在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就说：“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这里引用的，便是朱熹在《中庸》第十二章 注文中的话。1959年10月23日，他要外出，指示带走的书里，便有朱熹的《楚辞集注》。
21.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读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
［原文］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下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
——摘自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
与作梅畅谈当今之世，富贵无所图，功名亦断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或可补求于万一，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
——摘自曾国藩《曾文正公日记·庚申九月二十四日日记》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吉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摘自毛泽东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信（见《毛泽东旱期文稿》第2版，第7页）涤生日记，吉士要转移世凤，当重两义：日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者
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
——摘自毛泽东1913年《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搞》第2版，第581页）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博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进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摘自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85页）
［解析］
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字涤生，1811—1872），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
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他8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叉在湘乡东山高小读过半年书。曾国藩就是湘乡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带领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从而声名赫赫，死后得到“文正公”这一说号。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反面的，但他毕竟是个很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影响的人物，所渭“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推崇曾国藩的人认为这三者他兼而有之。青年时代，毛泽东十分重视梁启超的意见。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里曾这样评论；“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竞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子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半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期而已。”在毛泽东熟悉的《新民说·论私德》里，梁启超又说：“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优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课教员杨昌济，都是服膺曾国藩的。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中，提到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以为他出自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国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基于这些影响，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很下过一番工夫读曾国藩的著作。后人辑曾所著之诗、文、奏章、批牍、书信、日记等，编为《曾文正公全集》，其中的《家书》、《日记》有各种版本流行于民间。对这两本书，毛泽东是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凡一千多封，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家书》，系光绪年间传忠书局的木刻本，现韶山纪念馆尚收藏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芝珍藏”。曾国藩虽然将封建的纲常名教视为“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至高本体地位，以儒教卫道者自居，但他确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其伦理思想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的一些具体做法，如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勤俭刻苦，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等。
曾国藩家书及日记中的一些见解观点，可以在《讲堂录》中看到，除我们在前面引述的外，还有一些，例如：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曰起而有功。”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遮尔摧沮。”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要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此时须将劾官相之案，圣眷之隆替，言路之弹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练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茶然自馁也。”
凡此等等，毛泽东显然是把它们当作格言抄记下来，用以激励自己治学、修身。有的是摘其重要句子，有的是概括大意，有的是自己的发挥，也有的是一字不差的原文摘录。这反映了毛泽东的读书习惯，也可能是记录老师的讲述，或者是自己凭记忆所写。
除曾氏《家书》和《日记》外，《讲堂录》还记有曾氏其他著述。例如：“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不得矣。”这段话，便出自曾国藩《杂著·笔记二十七则》中《克勤小物》条。原文是：“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丈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钵一两之所累也。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株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
除1913年的《讲堂录》外，在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中，也时常出现有关曾国藩的文字。例如：
1915年8月致萧子升信：“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纳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这里把曾氏列入圣哲之位，推崇讷言敏行的修养之遁。
毛泽东第一篇用铅字发表的论文，是1917年4月《新青年》杂志第三卷 二号上的《体育与研究》。其中说：“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册书，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童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看来，毛泽东在锻炼身体方面，也有师法曾国藩之处。
1920年6月23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鸣乎湖南！鬻熊开国，稍后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个）一蹶不振。”在这里，把曾国藩、左宗棠和黄兴、蔡锷并列为湖南近代史上值得后人效法的楷模人物。
青年毛泽东为什么推崇曾国藩，或者说曾国藩对青年毛泽东有哪些影响呢？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他1844年在北京翰林院时，就拜倒在唐鉴、倭仁门下，深受宋明理学的熏陶，并博得清延赏识。但是，单单讲求修身养性的“内圣”之道，无以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夙愿。因此，他也认真研读过顾炎武的著作和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颇留心于当世之务。当时汉学与宋学互争雄长，曾国藩力图加以调和。他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虚；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札经，考核于二千三百年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读乱，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曾文正公书礼·复夏■甫》）曾国藩强调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是互相贯通的。其要旨在于吸取汉学的求实精神。来挽救宋学的空疏浮泛，并开辟一条通向“经世致用”的桥梁。于是，他还进一步提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从义理之学中又划分出经济之学为独立门类。这就在宋儒的心性之术中融进了经邦济国的现实目的。他镇压太平天国最厉害的一手，就是“倡学攻心”和严谨的整军治政相结合。
总之，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曾国藩是既有内圣之道，又收外王之效的人物，也就是既传教又办事的人物，所以，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中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洲）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主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谓办事，是指建立事功；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当代和后世。毛泽东认为，正如在宋朝范仲淹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代曾国藩要高过左宗棠；范和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不仅建立了事功，而且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与他的治学之道颇有关系。毛泽东也很注意这一点。
曹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诅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32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扯佑、马端临、顾亭林、秦慧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实为33人。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中，四人一组，于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对他们都分别有所论述。曾国藩讲究“择书”说，是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其中谈到的33人，有好些在《讲堂录》中出现了。看来毛泽东是在这一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泽东在1917年8月32日致黎锦熙的信中，着重阑述了他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认识。其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子善，亦偶然之事。”姑不论当年毛泽东所探究的“大本大源”，与曾国藩的在内容上是否相同，这种重视“本源”的思想方法可以说是相通的。
通过阅读曾国藩的家书、日记以及一些文章，思考其人一生的事业，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这封信中，得到了这样一个看法：“愚意所谓木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他说的是“独服”，不但超过信中提到的袁世凯、孙中山，而且超过曾经深受他尊重的康有为。这时他对曾国藩的倾倒真是无以复加了。
令青年毛泽东佩服并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收拾洪杨一役”，即指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其时，太平军已成燎原之势。曾国藩率湘军出湖南，不过2万人，战争中也吃了不少败仗。但是，战争的结局，湘军获胜，太平军失败，是许多因素造成的。在这一场大战争中显出曾国藩过人之处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动员口号。洪秀全用来动员群众的，是他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来的天主教教义，再由他加以中国化而成的“拜上帝教”，这在中国并没有根基。同时“孔孟诸子之书尽行禁除”，即《诗经》亦须经“天王删定”始能读。曾国藩看准了他的敌人的这一个弱点，就从这里大做文章，《讨粤匪檄》中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衣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以传统的封建文化纲常伦理陶冶维系军心；以忠义血性、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将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开近百年军阀专制的先河；并仿照戚继光练兵成法，习劳忍苦，层层统属，一扫清朝八旗、绿营旧制陋习，终于赢得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被曾国藩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也就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了。（本条目编写据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和汪甜白《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两书）
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是看到了这一点的。1926年，他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这时他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历史教训的。直到晚年，毛泽东还说过：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很厉害的人物。
22.心力与体力合行，无事不成（读谭嗣同《仁学》）
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
心力可见否？曰：人之所赖以办事者是也。吾无以状之，以为学家凹凸力之状状之。愈能办事者，其凹凸力愈力。无是力即不能办事。凹凸力一奋动，有挽强持满不能不发之势，虽千万人未能遏之而改其方向者也。
天下皆善其心力也，治化之盛当至何等地步？
——摘自谭嗣同《仁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含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苦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大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又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余甚然其官。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亲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友鼎承亦然之。
——摘自张昆弟日记（1917年9月16日）（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638页）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凤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导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
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
——摘自毛泽东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19、237页）
［解析］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早年好今文经学，曾游历10余省，研求经世致用方案。甲午战后，投身维新变法运动，结识梁启超，自称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1898年应召入京，参与新政，变法失败后被杀。其《仁学》撰成于1897年夏、秋间。共二卷，5万余言。以中国传统的儒、道、释、墨理论揉合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经济学说，形成一套哲学体系。认为物质性的“以太”为万物存在的基础，“以太”不生不灭，不断变易散聚，形成世界万物的变化运动。“以上”的精神表现为“仁”，“仁”的内容为“通”，而“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发展的法则，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从哲学上为变法提供了理论，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守旧思想。书中对封建纲常名教进行了激烈批判，认为名教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最为黑暗无理。书中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劫运，是由人心造成的，所以可以用“心力”来解劫运，号召人们发挥心力，号召冲破一切桎梏人们的网罗。该书撰成后曾在部分维新派中传阔，1899年其一部分在《清议报》上发表。后正式刊行成书。
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仁学》，是受扬昌济的影响。杨昌济特别看重谭嗣同的《仁学》，提倡人人要有独立奋斗，发动心力的精神。他时常给学生讲读《仁学》，一个时候，研读《仁学》成为学生中的一种风气，毛泽东等尤为用功，他们的日记和笔记中，常常有“谭创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青年毛泽东读《仁学》所受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崇“心力”的作用，一是冲决一切不平等的网罗。除前面引述的同张昆弟谈话中，论及《仁学》，并认为“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外，据张昆弟日记1917年9月23日载：他们又一道讨论，“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的问题，并认为“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
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毛泽东还回忆说：这时候，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毛泽东对“心力”发动时不可遏止的境象的描述，也与谭嗣同《仁学》里的描述类似，不过，毛泽东承袭“心力”之说，也有变化。一是把它同古代的圣贤豪杰的志向气概联系在一起；一是融进了西方伦理学的思想，把它看成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精神思想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冲动”；一是强调“体力”与“心力”的结合。
所谓“心力”，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人的“主观意志”，毛泽东后来始终强调“意志”在人的实践活动（即《仁学》说的“办事”）中的能动性作用，这与他早年接受“心力”之说也是有一定联系的。
23.人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康有为《大同书》）
康子曰：吾既为人，吾将忍心而逃人，不共其忧患焉？
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恩有以救之，昧昧我想，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
——摘自康有为《大同书·甲部·绪言》“人有不忍之心”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惹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授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鸽，而不废据乱、升平二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动、立言以局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摘自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见《毛泽东旱期文稿》第2版，第88—89页）
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人现处于不太同时代，而渴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
——摘自毛择东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84—185页）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作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摘自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
主专政》（见《毛译东选集》第2版，第4卷 ，第1471、1476页）
［解析］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早年熟诵理学，心学，后留意西学。1888年以布衣上书，形成变法思想。招收弟子，致力维新理论建树。1895年入京会试，领导著名的“公车上书”，开始了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1898年光绪皇帝采纳其主张，命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百日维新失败后，亡命海外。在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仍坚持改良立场，日趋保守。康有为不但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继承了并且深刻研究了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努力给予新的解释和新的发掘，使之服务于推动维新运动的目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便是其这方面的代表作。
人类理想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这曾经是康有为长时间思考的问题。他曾经写过一本《人类公理》，其中就已经表露了后来《大同书》中的基本思想。《大同书》全书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已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王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将《大同书》的内容概括如下：“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人养病院，老则人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情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此书写成，康有为在很长时期内秘之不肯以示人，只让他最亲近的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看过。在作者生前，只发表过其中甲、乙两部，最初刊于1913年的《不忍杂志》，后来在1919年印成单行本。全书直到1935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其时作者已去世8年了。康有为在这本书里，依据《春秋公羊传》说，把社会的发展分作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太平世是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并且结合《礼记·礼运篇》中“小康”、“大同”说，指出“神明圣王孔子旱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他还详细列表（共约百条）对照“大同始基之据乱世”，“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的情况，例如在太平世，“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等等。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及其《大同书》，在中国现代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曾使许多人倾心于这种社会理想。青年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个。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念书时，就接触过康有为的著作，并表示崇拜。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也是将《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说来谈，跟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说法相同。想来此时他已读过《大同书》了，当然只是1913年《不忍杂志》发表的甲、乙两部。
同时，谭嗣同的《仁学》也大力宣传了大同理想，其下卷第46则说：“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倡随。”“大同”之说，本出于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曾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闲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礼记》、《仁学》都是毛泽东青年时熟读之韦。可见他对“大同”之说从来就不陌生。
就当时情形而言，康有为对大同的描绘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人中影响最大。一刚他是以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兼一代思想大家的身份来倡“大同”说的；一则他“托古改制”，在原有的“大同”思想里揉进了许多西方新学如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一刚他对“大同”社会的描绘最为详细，洋洋20余万字，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也是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认为，在孙中山、袁世凯、康有为3人之间，“独康似略有本源矣”。他明确宣称：“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更明显的是，他吸收了康有为慈悲救世才倡大同的思想，这在前面引述的那段毛泽东信中的话里即可知道。
《大同书》中的一些具体意见，对青年毛泽东也有影响。我们这里仅举三条。
《大同书》说：“当太平之世，人性既善，寸明过人，惟相与鼓舞踊跃于仁智之事；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自厚，知识日莹，全世界人共至于仁寿极乐善慧无边之境而已，非乱世之人所能测已。”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说：君子、小人“共跻圣城”后，“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大同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力言有国之害。“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然后“立（世界）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大同之中。”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论及个人有无上价值后，有这样的话：“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把“国家”列为恶魔，自是当时受到《大同书》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等，都有十分具体的描写，毛泽东对这些极感兴趣。从1919年12月《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他所作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虽是直接受日本新村主义的影响而写的，但其中的一些具体设计，可以明显看出所受于《大同书》的影响。
如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会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是不稳定的，是多侧面的。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又认为“大同”之说是“谬误之理想”。这与他立论的角度不同有关。在“批语”里，他是要力求论证世界差别的永恒性，论证人类思动、思斗的本性欲望来否定“大同”的，故他还说，“吾知一人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但他并不否认，“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可见，作为人生哲学课题来探讨的“大同”，与作为社会政治理想来倡导的“大同”，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大同”之说作为社会理想和人们奋斗的目标，始终是有价值的。故在写“批语”之后，他又构想“新村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毛泽东也常常借用“大同”来表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前面引述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那段话就是一个例子。1958年8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视察了河北徐水。第三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来到徐水，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同时，把康有为的《大同书》连同《共产党宣言》一道推荐给当地干部学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毛泽东对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本身及其《大同书》的具体内容，并无一字评论，他所惋惜的，是康有为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谈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时候，还把康有为称作“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一个代表者。（本条目编写参考了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一书）
24.越读越觉得有趣味（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毛译东1950年同周世刽的谈话（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76页注［1］
［解析］
1950年9月下旬，周世钊应毛泽东邀请去北京之前，第一师范同学杨韶华将20年代初在清水塘借阅的一本《伦理学原理》，托他归还毛泽东。杨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说：“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一九五○年九月十五日杨韶华识。”据周敦元（即周世钊）回忆，当他将此书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曾对他说了我们在上面引述的那段话。
在这本《伦理学原理》上面，留下了研究毛泽东早年思想的珍贵资料，其读书生活及方法也可从中窥知一斑。
《伦理学原理》，为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泡尔生出生于施勒斯维兰振荷恩，1871年毕业于柏林大学，4年后任柏林大学教授。其哲学观点是二元论，伦理思想的特点是调和直觉与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与欲望。1900年，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伦理学体系》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译成日文，冠以《伦理学原理》之名出版，“序论”仍用原名，“伦理学原理”改称“本论”。蟹江氏在日译本序言中曾明确指出，他所以翻译此书就是取其在伦理学观点上的调和折衷。蔡元培将日译本译成中文，190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重印。蔡元培在序言中指出，“蟹江氏之译此书也，曰取其能调和动机论功利论两派之学说，而论议平实不滋流弊也。今之重译犹是意也。”其旨也是重在调和。所以，毛泽系说它“是心物二元论”。
蔡译《伦理学原理》，分“序论”、”本论”。“本论”包括：导言“关乎纯理学及心理学者”，第一章 “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第二章“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第三章“厌世主义”，第四章“害及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第六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第七章“道德及幸福”，第八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第九章“意志之自由”。全书共约10万字。
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便是这本《伦理学原理》。当时多数同学对于哲学不感兴趣，听裸甚不专注；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讲勤作笔记。他极爱读这本书，曾根据其中一些论点加以批判和发挥，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被杨先生大加称赞，打了100分。
杨昌济将此书作为教材，只教了原文的一部分。毛泽东仔细通读，在上面一共写了12100余字的批语。全书还逐句用墨笔加以圈、点，打上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评是用工整的行楷写在天地头空白处及行距间，小者如小七号铅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批语最多的是第四章 “害及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共5900余字；次为第六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约1500余字；再次为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约为1100余字。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与引申；小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的赞同语和章段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的地方，不论唯物或唯心，必浓圈密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说与吾大合”等语。对原著的否定与怀疑之处很多，常见这类批语：“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充满”，等等。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中国的历史，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诸家思想，以及“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总之，处处充满着追求真理、真知和改革国家社会、重塑人心道德的精神。
毛泽东读这本书是在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这时他还不曾接触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有些批语“也不那么正确”。他这时的思想，还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范畴。因此他很注重从改造人心入手寻求救国之道，习惯于用抽象思辨的方法来思考问题。但他这时思想毕竟处于新时代来临前夕的转型期，因此，正像他后来说的那样：“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伦理学原理》心物二元论的调和基调，恰恰吻合了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思想特征。这就是他当时如此下功夫阅读这本书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