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是唐朝的鼎盛时期，马周和贾谊一样居安思危，看到当时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和隐患，他在奏折中提出的问题，切中时弊，说理透彻；提出的建议，具有清醒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政治家远见。特别是他不计个人得失，以国家利益为重，敢于批评时政中重要问题的勇气。凡此，都被毛泽东称誉为才德高于傅说、吕望，他的奏折也被称誉为《治安策》后“第一奇文”。
《旧唐书》、《新唐书》记载：马周很有才能，“机辩明锐，动中事会，裁处周密”，在贞观之治中，有计多建树，“时誉归之”。有人说，“马君论事，会文切理，无一言可损益，听之CC，令人忘倦。苏、张、终、贾正应此耳。”苏，指苏秦；张，指张仪；两人都是战国时的纵横家，有辩才。终，指终军，西汉人，18岁上书辩论国事，受到汉武帝的重视；贾，指贾谊。马周从“一个草茅”，以自己的才能和胆识，屡次上书陈述自己的政见，受到唐太宗的重视。历任监察御史（掌管军国政令）、中书舍人（专管进奉表章和草拟制策诏令）、给事中（专管驳正违失）等等重要职务。唐太宗说，“我暂不见周即思之。”马周患病，唐太宗“躬为调药，太子问疾”。
《旧唐书》、《新唐书》中对马周的记载并不多，但他在贞观之治中所起的作用不容磨灭。毛泽东认为他的才德远比傅说、吕望为高，这种评价自非定于一尊，也算史学一家言吧。重要的是从这里看到毛泽东评价马周这位历史人物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
毛泽东对出身卑贱者、年轻人有偏爱，马周其一例也。
42.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一三《徐有功传》）
［原文］
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为人诬构，（徐）有功争不能得。秋官侍郎周兴劾之曰：“汉法，附下罔上者斩，面欺者亦斩；在古，析言破律者杀。有功故出反囚，罪当诛，诸按之。”（武）后不许。犹坐免官。俄起为左肃政台御史。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闻有功复进，洒然相贺。
赞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贰其心，惟一于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处猜后、酷吏之间，以恕自将，内挫虐焰，不使天下残于燎，可谓仁人也哉！——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一三《徐有功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一三《徐有功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
［解析］
毛泽东对《旧唐书·徐有功传》和《新唐书·徐有功传》都有很多图画，并写有一条较长的批注。在《新唐书》的封面上有毛泽东手书的目录，其中《徐有功传》四个字下，画着引起注意的曲线，这可能是他为了再次阅读或便于查找作出的标志。
据《旧唐书》、《新唐书》本传记载，徐有功是唐朝武则天称帝时的执法大臣。这两部史书都称赞徐有功“为政宽仁，不行杖罚”，“为政宽仁，不忍杖罚”。毛泽东在这两处都逐字加了旁圈，后者还在句末画了一个大圈套着一个小圈，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套小圈。这种读书标记，在文内还有多外，有加重和特别强调的意思，是毛泽东在其他圈画批注中较少见到的。传记中有关徐有功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许多事迹，毛泽东多有圈点。十分重视。
武则天称帝后，惧怕大臣不服和谋反，信用酷吏佞臣周兴、来俊臣等人。重赏鼓励告密者。一时冤狱遍起，人人震恐，莫敢正言。徐有功无所畏惧，“数犯颜争枉直，后厉语折抑，有功争益牢”。毛泽东在《新唐书》的这一段，逐字加旁圈，每句末都加了套圈。
润州刺史窦孝谌妻庞氏，被诬陷判死。徐有功了解到庞氏无罪，为之申辩，而自己却被判庞氏死刑的人所弹劾，说他包庇罪人，应获死罪。有人哭着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有功曰：“岂吾独死，而诸人长不死耶？’安步去”。毛泽东在两篇传记的这段记载中，都逐字加了旁圈，每句末都加了套圈，还在其中一篇传记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新唐书》接着这一段，是武则天
质问徐有功，问他为什么最近断案多有差错。徐有功回答说：“失出，臣小过；好生，陛下大德。”武则天听后默然，因而免去庞氏的死刑，同时也将徐有功免职为民。对徐有功的这段回答，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句末加了套圈。
博州刺史琅玡王李冲谋反，颜余庆被诬陷为同党，来俊臣等先判颜流放，后又判颜死刑，并经武则天批准。徐有功据理为颜余庆辩护，说他是支党，不是魁首，罪不该死。他批评武则天：“今以支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窃谓朝廷不当尔。”武则天大怒，问：“何谓魁首？”徐有功答：“魁者，大帅；首者，元谋。”最后，武则天被他说服，“遂免死”。当徐有功和盛怒的武则天争辩时，“左右及卫仗在廷陛者数百人，皆缩项不敢息。而有功气定言详，截然不桡”。毛泽东对这一段，每句后加了套圈，有的逐字加以旁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套圈。
徐有功执法不徇私情。皇甫文备曾弹劾徐有功“纵逆党”，并将他逮捕入狱。后来，皇甫文备又被别人弹劾入了狱。徐有功为他往来奔走，澄清事实，营救其出狱。有人问徐有功，皇甫文备曾陷你于死地，为什么还要救他。徐有功回答说：“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毛泽东对此逐字加旁图，句末加套圈。
《新唐书》中赞扬徐有功说：“尝谓所亲曰：‘大理，人命所系，不可阿旨诡辩，以求苟免。’故有功为狱，常持平守正，以执据冤罔。凡三坐大辟，将死，泰然不优；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者甚众，酷吏为少衰”。毛泽东对“凡三坐大辟，后以此重之”几句，逐字加了旁圈，天头上也画了三个大国。
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作者们的笔下，徐有功耿直公正的品格，不计得失、不畏权贵、守法护法、为法献身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感人至深。毛泽东读这篇传记，十分动情。地图画批注时经常使用的那些标记，似乎已不足以表达这种深刻的感受，意未能尽，因而多处加上不常使用的套圈、三角、叉等标记。徐有功在一次被弹劾罢官又被启用时，他给武则天写了一份奏折，这就是前面引述的第一段原文。大意是说，生活在山林的鹿，很难逃脱被猎杀，成为人们厨房里俎头肉的不幸命运。徐有功以鹿自喻，预见到自己必然为守法护法而死于非命的悲剧命运。这是他多次蒙冤入狱的经验之谈，也是一个正直执法人员在封建社会里常有的下场。毛泽东在这些话旁，每字都画了三角标记，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述的那段批语。
但毛泽东不同意徐有功“命系庖厨”的说法，认为为执法护法而死，以身殉志，是很伟大的。毛泽东为徐有功动情，他从徐有功谈死，联想到许多人。其中，岳飞，南宋时抗金民族英雄，为主和派秦桧诬陷杀害；文天祥，南宋时的文学家、政治家，在抗元战争中，为叛徒引兵击败，被俘，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曾静，清研究程朱理学的学者，国策动反清被杀害；戴名世，清史学家，因著有《南山集》、《子遗录》造成文字狱，被杀；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被国民党杀害；方志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王农红军第十军创始人之一，被国民党杀害；邓演达，国民党左派，被蒋介石秘密处死；杨虎城，西北军领导人和西安事变主要发动人之一，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秘密杀害；闻一多，著名诗人、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因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这些人，有的是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有的是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诗人、教授；还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他们为止义、为真理、为信仰而壮烈牺牲，永垂青史，毛泽东很推崇这些人“以身殉志”的崇高气节。
在一些场合，毛泽东还经常借一些“以身殉志”的古人，对干部队伍进行教育。1939年4月8日，在延安“抗大”工作总结大会上演讲时，毛泽东说：多少共产党员被捕杀头，这是威武不能屈。但尚有一部分叛徒起先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做工作，但一旦威武来了，就屈服，带路捉人，什么都做。一种人被捉了，要杀就杀，这种英雄的人中国历史上很多，有文天祥、项羽、岳飞，决不投降，他们就有这种骨气。那些叛徒就没有这种骨头，所以平素讲得天花乱坠，是没有用的。
43.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原文］
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
崇知帝大度，锐于治，乃先设事以坚帝意，即阳不谢，帝怪之。崇因跪奏：“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帝曰：“试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复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比来王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净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顿首谢。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如此简单明了的十亲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
［解析］
姚崇是唐玄宗“开元之治”的重要人物。《旧唐书》、《新唐书》的《姚崇传》，毛泽东都读得非常认真仔细，有许多圈点批画。在《新唐书》这篇传记开篇的天头上，毛泽东用粗重的黑铅笔写了“姚崇”两个大字，字旁画了两条着重线。在“姚崇”两字之前，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在唐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时屡次出任宰相。史书记载：姚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下笔成章”。契丹扰边，许多大臣束手无策，而姚崇“奏决如流”。唐玄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准备任用姚崇为宰相。姚崇针对时弊，提出十条意见，问唐玄宗同意不同意，能不能做到？如不同意，不能做到，他就不愿接受这一任命。这10条意见说：（1）武则天执政以来，以严酷之法治天下，你能不能施行仁政？（2）朝廷往青海出兵，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灾祸，你能不能不再贪图边功？（3）对你所宠爱的亲信，你能不能制裁他们的不法行为？（4）你能不能不让宦官参政？（5）你能不能除租赋外不收大臣公卿们的礼物？（6）你能不能禁止自己的亲朋出任公职？（7）你能不能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们？（8）你能不能允许大臣们“批逆鳞，犯忌讳”？（9）你能不能禁止营造佛寺道观？（10）你能不能接受汉朝王莽等乱天下的经验教训？唐玄宗接纳了他的意见，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迁紫微令”。
姚崇的这10条，虽然只有300多字，但却都是针对着武则天、中宗、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提出的。如他建议“政先仁恕”，即针对武则天滥用佞臣酷刑而言。他建议：“宦竖不与政”，即针对武则天、韦太后等重用宦官内宠而言。他建议“戚属不任台省”，“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应引为“鉴戒”，即针对武则天重用武三思，武承嗣，而其后的韦太后又和武三思勾结，形成武、韦两家外戚互相勾结，图谋篡权的腐朽集团而言。唐玄宗采纳他的意见，对姚崇非常重用，委以大权。当姚崇生病时，凡是大臣提出的好意见，玄宗都认为是姚崇的谋策；凡是大臣提出的不恰当意见，玄宗都让去请教姚崇。“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大治”。毛泽东非常赏识姚崇这10条意见的“简单明了”，对这10条意见阐述的政治见解，他认为是治国的“纲领”，并赞叹它“古今少见”。
在“开元之治”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继姚崇之后还有宋璟。姚、宋在历史上齐名。《新唐书·姚崇传》的作者欧阳修评论说：“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毛泽东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他批注：“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
以上是体现姚崇的“大政治家”的一方面。此外，姚崇不信鬼、不信神，他相信“人定胜天”的真理。以下几处记载，毛泽东都在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以示重视，有的写有批注。
（一）开元四年（716），山东一带发生蝗害，老百姓不敢捕杀，却拜祭天地祈福灭灾。姚崇命令捕杀蝗虫后用火烧焚，彻底消灭。他的这一措施不为当时的一些人所理解，汴州刺史倪若水拒绝执行，姚崇写信给他说：你坐视蝗虫为害，无所作为，大灾之后老百姓无以为生，你还能做什么刺史？倪若水害怕了，只得遵命灭蝗，结果捕了10万担蝗虫，引起极大的震动。唐玄宗对灭蝗也有疑虑，姚崇对他说：“庸儒泥文不知变。事固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毛泽东对这句话逐字加了旁圈。姚崇接着举例说：以前魏时，山东发生蝗害不敢灭，最后草木皆尽，人相食，牛马互相啃毛。我们现在如不灭蝗，任其繁殖，其后果必将是老百姓“家无宿藏，一不获则流离，安危系之”。退一步看，即使蝗未灭尽，也比纵容它造成大灾好。黄门监庐怀慎害怕灭蝗，劝阻姚崇说：天灾怎能用人力制服，杀蝗多，会伤害老天和气的，请你三思。姚崇说：“杀虫救人，祸归于崇，不以诿公也。”姚崇为了贯彻灭蝗措施，与上下左右展开艰苦的说理斗争，没有“人定胜天”的信念是做不到的。
（二）唐玄宗准备东巡祭太庙，正当其时，太庙的房子忽然坍塌了。许多大臣劝玄宗说：这是上天暗示你不宜东巡。姚崇却说：这座太庙是魏时苻坚所造，距今300多年了。山都会因朽坏而崩陷，何况土木建筑的太庙呢？这与你的东行并无关系。你东巡是为抚恤老百姓，“所以为人，非为己也”。现在，行前的各种准备都已就绪，不宜改变。太庙坏了，可以盖新的。唐玄宗听后很高兴，说：“卿言正契朕意。”姚崇不信鬼神的清醒头脑，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三）姚崇遗嘱他死后要薄葬，不做佛事。他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岂烦奢葬。”并列举翻译佛经的姚兴，出过家的梁武帝，入过道的齐胡太后，赎过生的孝和皇帝，造寺渡人的太平公主、武三思，等等，他们都未能长寿，而“王帝之时，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致仁寿，无凶短也，下逮三王，国祚延久，其臣则彭祖（注：传说故事中的人物，生于夏代，据说活了800余岁）、老聃（注：相传即老子，春秋时人，据说活了160—200余岁）皆得长龄，此时无佛，岂抄经铸像力耶？缘死丧造经像，以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毛泽东对“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逐字加了旁圈。对这一段，毛泽东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韩愈是唐朝著名文学家、哲学家，他在姚崇之后八九十年写了《论佛骨表》，上书唐宪宗，猛烈攻击佛教。盖源于此。
姚崇生活在1000多年前佛教盛行的唐朝，特别是最高统治阶层的王公贵戚等笃信佛教，大造佛寺，劳民伤财，超度老百姓为僧尼，影响国计民生。姚崇清醒地看到这一切，他不仅自己不信佛，以佛不能挽救人的生命这一观点教育自己的子弟，还上书唐玄宗，要求他不再营造寺观，阐述“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的观点。唐玄宗接纳他的意见，使12000多僧尼还了俗。所以，毛泽东在批注中称赞他是“唯物论者”。
44.两个好将军（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八《田弘正传》、《王承元传》）
［原文］
弘正幼通兵法，善骑射，承嗣爱之，以为必兴吾宗，名之曰兴。季安时，为衙内兵马使，同节度副使，封沂国公。季安侈汰，锐杀罚，弘正从容规切，军中赖之，翕然归重。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八《田弘正传》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谋。年十六，劝承宗亟引兵共讨李师道。承宗少之，不用，然军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发丧，大将谋取帅它姓。参谋崔燧与诸校计，以祖母凉国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诸将牢请，承元曰：“上使中贵人监军，益先请？”监军至，又如命，乃谢曰：“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从我乎？”众曰：“惟所命。”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八《王承元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田弘正，好将军。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八《田弘正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245页）
青年将军王承元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八《王承元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6页）
［解析］
田弘正、王承元，是唐宪宗、唐穆宗时的将领，割据一方的节度使，但他们都拥护唐王朝中央政府。田弘正先后出兵帮助朝廷讨伐吴元济的反叛，逼使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王承元之兄）归唐，又讨平了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叛乱，战功卓著，故毛泽东说他是“好将军”。王承元十几岁继任指挥其兄节度的军队，调制有方，诸将皆能听命。后在风翔一带领兵抗击吐蕃少数民族的入侵，使境内居民，“人乃告安”。死时才33岁。所以毛泽东称他是“青年将军”。
45.大历十才子只有一个进士（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三《卢纶传》）
［原文］
卢纶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宝乱，客鄱阳。大历初，数举进士不入第。元载取纶文以进，补阌乡尉。累迁监察御史，辄称疾去。坐与王缙善，久不调。浑瑊镇河中，辟元帅判官，累迁检校户部郎中。尝朝京师。是时，舅韦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见禁中。帝有所作，辄使赓和。异日问渠牟：“卢纶、李益何在？”答曰：“纶从浑瑊在河中。”驿召之，会卒。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三《卢纶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大历十子
十子中只钱起为进士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十三《卢纶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中古藉批语集》第248页）
［解析］
大历十才子，是指唐代宗大历年间的10个诗人，最早明确把这10个诗人称为“大历十才子”的，便是《新唐书·卢纶传》。他们的作品，多为唱和、应制之作。歌舞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他们诗歌的基本主题。艺术上有一定修养，擅长五言律诗。其中成就较高的，是钱起和卢纶。《新唐书》记大历十才子，只有卢纶有本传，其余人的生平均附在《卢纶传》里顺便提了一下。毛泽东读《卢纶传》，很注意十子在科举上的功名。于是发现只有钱起一人中过进士，特意随手批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学历的蔑视。
46.朱温狡猾（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梁书·太祖本纪》）
［原文］
八月己丑，帝遣丁会急攻宿州，刺史张筠坚守其壁。会乃率众于州东筑堰，壅汴水以浸其城。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十一月丁末，曹州裨将郭绍宾杀刺史郭饶，举郡来降。是月，徐将刘知俊率众二千来降，自是徐军不振。十二月，兖州朱瑾领军三万寇单父，帝遣丁会领大军袭败之于金乡界，杀二万余众，瑾单马遁去。景福元年正月，遣丁会于兖州界徙其民数千户于许州。二月戊寅，帝亲征郓，先遣失友裕屯军于斗门。
——摘自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梁书·太祖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
——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梁书·太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4页）
［解析］
唐代末年，社会动乱，至唐僖宗已达顶点。特别是在王仙之、黄巢起义的打击下，唐王朝更迅速地走向彻底崩溃之途。曾为黄巢部将的朱温（852—912），于唐中和二年（882）叛变投降唐王朝，赐名全忠。次年，为宣武节度使。这时，藩镇割据之势已完全不可控制，同东汉末的情况很相似，军阀们纷纷占领土地，进行混战。朱温到宣武镇任节度使时，只有所部数百人，在四面都是强藩割据的环境里，所以，毛泽东说“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朱温勇于作战，又长于谋略，从弱小的地位逐渐变成强大，先后攻破秦宗权、时溥、朱瑄、朱瑾、刘仁恭、王师范等军阀，并把势力最大的军阀李克用压制在河东一带。列唐天佑2年，拥有关中和关东广大地区，成为唯一强大的军阀，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907年建立了梁朝，史称后梁。在整个开国战争中，朱温采用了一些成功的谋略，并且还像曹操一样，把唐昭宗劫到自己的辖地洛阳，搞“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一套，同时对不同的军阀采取不同的方针。故毛泽东说他的狡猾甚至过于曹操。但他用“狡猾”二字评价，见得有贬意，朱温是不能与文武全才的曹操相比的。
47.习水能泳是好事情（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十七《雷满传》）
［原文］
雷满，武陵洞蛮也。又尝于府署浚一深潭，构大亭于其上。每邻道使车经由，必召筵于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龙，奇怪万态，惟余能游焉。”或酒酣对客，即取筵中宝器乱掷于潭中。因自褫其衣，裸露其文身，遽跃入水底，偏取所掷宝器，戏弄于水面，久之方出，复整衣就座，其诡诞如此。
──摘自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十七《雷满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人习水是好事
——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十七《雷满传》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7页）
此人能泳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四十—《雷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1页，
［解析］
雷满是湖南武陵少数民族，时逢唐末乱世，雷满在当地建立土团军，先是投入荆南节度使高骈麾下，后自己占领朗州，被唐昭宗封为朗州节度使。其为人勇悍。《旧唐书》和《新唐书》皆列有本传。毛泽东对这两种书上的《雷满传》都有圈画，特别注意到他潜水取物，好泳作乐的事情，批注说能习水是好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本人一生爱好游泳的兴趣。
《旧五代史》卷六十《李袭吉传》，说李袭吉有一次随李克用征战，在一个叫夏阳渡的地方过浮桥时，“笮断航破，武皇（后唐李克用）仅免，袭吉坠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还岸而上，救之获免。”读至此，毛泽东不相信李袭吉只是靠一块浮冰才没淹死，遂批道，“不学游水，此人几死。”
《新五代史》卷四十七《华温琪传》记载，后来曾当过后梁、后唐的节度使的华温琪，早年曾参加黄巢的农民起义军，义军攻陷长安后，为供秦官都知。黄巢起义失败后，他逃往滑州，担心自己状貌魁伟，长相特殊，被官军认出，于是，“投白马河，流数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人必略知水性”。
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论辨类”收了苏明允的《谏论》，其中有一段议论．说有三个人，一个勇敢，一个既勇敢又怯弱，一个怯弱。如果他们三人同时站在一个“渊谷”傍，有人对他们说：你们谁跳过去，便是勇敢，谁
跳不过去，便是胆小。那么，后两个人肯定跳不过去。如果有人对他们说，谁跳过去。就能得千金，那么，那个半勇敢的人为利驱使，也会跳过去。如果，这时有一只猛虎向他们扑过来，即使没有人对他们许诺什么，那个胆怯的人也会和前两个人一样跳过去。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看何等渊谷。若大河深溪，虽有勇者，如不善小，无由跳越。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
48.叙事有法，写得好（读司马光等《资治通鉴》）
［原文］
呜呼！幽、厉夫德，周道日衰，然文，武之把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土，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文公于是惧而下敢违。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下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夭予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存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摘自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衷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毛译东1954年冬同吴晗的谈话（摘自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译东读书的生活》第208贡。原载《吴晗纪念文集》第34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解析］
除《二十四史》外，《资治通鉴》是毛泽东最喜爱读的一部史书。晚年，他曾同工作人员孟锦云说过，这部书他读了17遍。在毛泽东故居书房里，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1956年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这个平装本正是毛泽东提议标点整理的。这两种《资治通鉴》里，都有他圈点批画的手迹。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宋仁宗宝元初年进士，后任天章阁侍制兼侍讲，知谏院。宋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遂设局，选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为同修官，全力编纂。宋神宗即位，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时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坚辞枢密院副使之职，退居洛阳15载，六任冗官，致力于《资治通鉴》的编写，于元丰七年（1084）告竣。该书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3），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录1362年之事迹，成294卷，另有《考异》、《目录》各30卷。共300余万字。除宗于正史以外，又用稗官野史、奏议、笔记、文集、墓志、谱录诸种书籍300余种，是现存的最大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在该书的《进表》中，说其宗旨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所以，“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在毛泽东看来，这部巨制，“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本末毕具，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其实，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认真读过以其他形式编印的《资治通鉴》。
《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他们认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三人为此工作了六个寒暑。吴乘权在自序中说了此书的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苦简编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虑大义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他们的编辑的依据，从太古神话传说时代直到战国，主要依据参加编修《资治通鉴》的刘恕的《通鉴外纪》和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从战国到五代这1300多年，据朱嘉的《资治通鉴纲目》，宋以后则依据后人著述，如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明鉴易知录》等。这部简明的中国通史读本，是过去私塾中常用的教本。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纲鉴类纂》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 中国通史，他从这里最初得到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那是1910年他在韶山本地东茅塘私塾念书，塾师毛麓钟教他读的。使他很早就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
1912年春天，毛泽东考进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就是后来的省立第一中学）。这个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兴趣使教师感到惊奇。国文教员胡汝霖很看重这个学生，特地将自己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借给他看，《御批通鉴辑览》就是《四库全书》里的《御制评鉴阐要》一书的另一个书名。乾隆皇帝原来决定要出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定名为《通鉴辑览》。臣下将《资治通鉴》上经乾隆皇帝朱笔批了的800多条汇集起来，就成了这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卷首有乾隆写的序言。这部书，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却起到了一个借书给他看的教师没有预料到的效果；他竟因而下定了退学自修的决心。1936年，他同斯诺谈往事，这样说起这事：“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书同他后来关系之大了。我们不知道的是，当时使毛泽东感兴趣的，究竟是《资治通鉴》中写的那些史迹还是乾隆的批语。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览》、《通鉴纪事本末》这一类书籍；遇到他以为重要的内容，还送给他最亲密的同事去看。
毛泽东认为《资治通鉴》“叙事有法”，除了指它“历代兴衰治扎本末毕具”外，更主要的是认为它突出了历代治乱之根本所在，即“治国就是治吏”、“上梁不正下梁歪”。为此，毛泽东很欣赏司马光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起始点开写。他晚年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曾评论司马光从这一年写起的想法。他说，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噢。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作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看来，问题常常是出在上面。但是，最要害的是，在封建社会不可能有一种机制保证“上梁”不歪。这才是其痼疾所在。在1975年同孟锦云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这点，他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个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噢。毛泽东又说：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割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历代兴衰治乱的重要道理。似乎就在这里。
49.观人要论大节（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
［原文］
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眶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大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时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1页）
［解析］
法正（176—220）是三国时蜀汉的重要谋臣。起初依附益州牧刘璋，为刘备献策攻取蜀地。后任蜀郡太守、尚书令等。由于他利用权势，报个人之恩，泄个人之怨，于是有人劝诸葛亮向刘备汇报，加以节制。诸葛亮则从当时刘备所处不利环境这一大局出发，指出法正正像羽翼一样辅佐刘备，使他能自由翱翔，不能因为小的过失就限制他的权力和自由。毛泽东读此的批语，表明他是同意诸葛亮的看法的，从而提出：评价人、使用人都要“观大节，略小故”。
50.“善人少，恶人多”是谬论（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
［原文］
魏主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道亡，阖门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书谏曰：“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门，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岂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古人一贯谬论
——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3页）［解析］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记载，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后，急于进攻南方的齐朝。当时，获罪谪戍边疆的人，多有逃亡，孝文帝因此制定一条制度，一人逃亡，全家都要服劳役。时任光州刺史的崔挺上书进谏，孝文帝采纳了，遂即取消了这个制度。崔挺进谏中提到的司马牛、桓魋，柳下惠、盗跖，都是春秋时的人物。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他的哥哥桓魋本为宋国的大夫．后叛乱。柳下惠是鲁国大夫，以善于讲究贵族礼节著称，他的弟弟盗跖却被贵族们视为“天下大盗”。崔挺引用这两对兄弟善恶各异的事例，是为了说明一人犯法累及全家是不对的。毛泽东是同意崔挺的主张的。可崔挺进谏的前提是“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这是毛泽东不同意的。他在这句话旁，用红铅笔画了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天头上又用黑铅笔写了“此古人一贯谬论”的批注。
51.策略分析很重要（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
［原文］
二月，石勒纂严，将袭王浚，而犹豫未发。张宾曰：“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今军严经日而不行．岂非畏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吾后患乎？”勒曰：“然，为之奈何？”宾曰：“彼三方智勇，无及将军者。将军虽远出，彼必不敢动。且彼未渭将军便能悬军千里，取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虽有心。比其谋议出师，吾已还矣。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苔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俊之亡，终不救浚而袭我也。用兵贵神速，勿后时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佗已了之，吾夏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杀主薄游纶，以其兄统在范阳，恐泄军谋故也。
──摘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毛泽东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297页）
［解析］
袁枢（1131—1205），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初年，试礼部词赋第一，后累迁工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知江陵府。其《通鉴纪事本未》一书，给史籍著述开创了一种新规格。北宋以前，我国史书体例，不外编年、纪传两种，皆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读者如果要集中了解“一半之木未，原始而要终，则编年者患其前后隔越，纪传者患其彼此错陈”，因此很不方便。于是，袁枢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材料，“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干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几二百二十九目。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盖枢所缀集，虽不出《通鉴》原文，而去取剪裁，义例极为精密，非《通鉴总类》诸书割裂扯挦者可比”。这就使每个历史事件的“前后始末，一目了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述上，融编年与纪传的特征为一体，给读者带来较大方便。
《通鉴纪事本末》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总括1360余年的史绩，分类编为239个题目，凡42卷。毛泽东读的，是光绪戊戍年出的湖南思贤书局校刊的版本，在上面留下了不少图画和批语。
《石勒寇河朔》这一节目中、记载了西晋时石勒杀王浚的有关情节。王浚字彭祖，晋惠帝时任安北将军，后任幽州都督。他生活奢侈，不亲躬政事，任用苛刻小人，滥杀无辜，更加上连年蝗旱灾害，民不聊生，处境不稳。这时，后赵的石勒强大起来了，想攻讨王浚却又心中无底，于是他先派人假装投降，给王浚送去许多礼物，以探听虚实，但仍十分犹豫，迟迟下不了出兵的决心。谋士张宾说：“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你下不了出乓的决心，是不是怕刘琨和乌桓在后面袭击你呢？刘琨是西晋的并州刺史，幽州和并州是西晋当时在北方仅存的两个重镇。石勒回答张宾说：“是啊，我该怎么办呢？”张宾献策，这就是前面引述的原文。张宾对石勒与王浚、刘琨的力量对比，作了分析，指出：王浚和刘琨虽然都是晋臣，但相互间实为仇寇，我们可假装和刘琨修好，以讨伐王浚来报效他，然后轻军奇袭，打完王浚就回来，那时刘琨想来攻我也来不及了。毛泽东对这段分析逐字加了旁圈，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写下了“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批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