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接受了张宾的决策意见，遣使奉笺，送质于刘琨，自陈罪恶，请讨王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称己与猗庐方议讨勒，勒走伏无地，求拔幽都以赎罪”。毛泽东对这一段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其后，石勒进攻王浚，王浚不听左右抗击石勒的劝告，反误认为石勒是来投降的，直到被石勒捉住才恍然大悟，终被石勒所杀。4年以后，石勒又攻败刘琨，消灭了西晋在北方最后的军事力量。事态的发展，完全和张宾的分析一致。
52.有令不行，今犹存此弊（读张廷玉等《明史》卷九本纪《宣宗》）
［原文］
朕以官田赋重，十减其三。乃闻异时蠲租诏下，户部皆不行，甚者戒约有司，不得以诏书为辞。是废格诏令，使泽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
──摘自张廷玉等《明史》卷九本纪《宣宗》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今犹存此弊
——毛泽东读张廷玉等《明吏》卷九本纪《宣宗》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藉批语集》第284页）
［解析］
明宣宗朱瞻基是明仁宗未高炽的长子，在位十四年。在明朝还算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历史上有“仁宣之治”的称谓。在位期间倡节俭之风，亲贤臣，远小人，着力整顿朝纲。宣德七年（1432）三月下诏行宽恤之政。上面引的一段话，便是他诏谕礼部的一个命令。其中指出户部曾经截断皇帝诏令，从而出现“泽不下究”的情况。毛泽东的抽语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引出的感慨。这里看出他联系现实读史的一贯特点，特别是注意体恤下情的政策如何落到实处的问题。这个批语当是在五十年代后期以后作的。从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开始，毛泽东多次讲过这类问题。例如，1959年3月29日，他在一封党内通讯中，批评中层干部说：“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口胃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因此．需要经常开会。“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
53.我喜欢左派海瑞（读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
［原文］
时世宗享国日久，不视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独上疏曰：
“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汉文帝远甚。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謀之甚也。然愧心馁气，退有后言，欺君之罪何如！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偏。”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趋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闻其上疏时，自知触件当死，市一棺、决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顷复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会帝有疾，烦懑不乐，召阁臣徐阶议内禅，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安能视事。”又曰：“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诟署耶？”遂逮瑞下诏狱，究主使者。寻移刑部，论死。狱上，仍留中。越二月，帝崩，穆宗立，两人并获释。
──摘自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友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友派海瑞我喜欢。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306页，309页）
［解析］
海瑞（1514—1587）是明代名臣，以直言敢谏著称。嘉靖年间举人，初任南平县教谕，后历任知县、户部主事、应天巡抚、南京右佥都御史等。嘉靖四十五年（1566）任户部主事时，上疏批评明世宗迷信道教，不理朝政等，被逮入狱，世宗死后获释。上面所引原文，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海瑞在各级任上，也做了不少好事，如均徭、清丈，推行一条鞭法，平反冤狱等，故在民间颇享盛名，誉为海青天。
毛泽东历来主张下级要敢于批评上级的缺点错误，提倡党内各级干部反映情况、提出看法，都要讲真话，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的基本内容。他曾提出一个“五不怕”的说法，因此，他希望党内干部向海瑞学习，倡导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以及把《明史》里的《海瑞传》推荐给干部们看，都不是偶然的。
早在1957年6月，中央任命吴冷西为《人民日报》总编辑时，毛泽东就对吴说，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即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到要敢于说真话，向上级提意见时，又说了一大段话，认为有话不说，就很危险，要选择说话的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又说历史上讲直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怕封为机会主义，怕撤职，怕开除党籍，怕老婆离婚，怕坐班房，怕杀头，六怕不好。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说话了吗？
在此期间，毛泽东曾看过一出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1959年4月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宣传海瑞，就把他提倡的“五不怕”精神和海瑞的直言敢谏联系在一起。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至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还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气，皇帝看了。几次丢在地下，又几次拾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海瑞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究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有一天，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又讲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毛泽东讲话中说他推荐彭德怀读《明史·海瑞传》，上海会议后，彭德怀到东欧访问前。找来了有《海瑞传》的那卷《明史》，有半月时间，常置案头。
毛泽东在1959年宣传海瑞，有特殊的心理背景。在反思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什么会那样一哄而起，为什么自己当时没有听到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反映，或偶尔听到真话也没引起注意的时候，他不能不感到党内迫切需要民主气氛，需要海瑞那种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这个心理，事实上他在1959年4月5日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上就明白讲了出来。在说完海瑞的故事后，他紧接着说：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
还有一个材料，可以作为体现毛泽东这时讲海瑞的心理的一个注脚。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曾对人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
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我有信心，但是，大家想的是否一样，我有顾虑。
这里说的．或许就是毛泽东后来在8月16日庐山八届八中全会上把海瑞分成左派和右派的心理伏线吧。他喜欢“左派海瑞”。因为：“左派海瑞”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缺点的。言下之意，“右派海瑞”则元疑是指他当初赠送《明史·海瑞传》的彭德怀了。这种左右派的分法，无疑是他庐山会议前后矛盾做法的一种解释。
54.吾疑赵风子、刘七并非败死（读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平河北盗》）
［原文］
赵风子走德安，知事不成，行至应山县东化山坡下，遇僧真安，因削剃须发，藏度牒，令贼党邢本道等各散。遂同真安欲渡江从江西贼，再图大举。赵成、赵宗等行至黄陂县九十三里坡遇燧过，见燧状貌异常，思与颁示合，心疑之。追至武昌江夏县管家套，燧入军人唐虎店饭，成等进擒之，搜获真安度牒，槛车入京伏诛。
刘七等既泊狼山，其党以失地利相尤，多溃去。贼坠崖死者无算。其余先具舴艋山下，以备逃窜。至是，觅婴谷厂山，争船不得入。刘晖立崖下，百矢齐发。刘七势迫，遂赴水死。
——摘自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平河北盗》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杆看落晖”，得毋像黄巢吗？
──毛泽东读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平河北盗》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334页）
［解析］
《明史纪事本末》凡80卷，清初谷应泰（1620—1690）等撰。谷应泰是河北丰润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做过户部主事、员外郎。后调任提督浙江学政。《明史纪事本末》就是在这个任上组织撰写的，全书始于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缘起兵，终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克北京。作者把这300年间他们认为的重要史事，列成80个专题，每题一卷，记述这些事件的始未。
该书第45卷 《平河北盗》一节，记述了明朝中叶明武宗年间发生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始末。河北霸州文安县农民刘六、刘七率众起义，推著名的“响马”杨虎为首领。以秀才出身，人称“赵风子”，“素骁健”、“有智计”的赵燧为谋士，并采用他的主张，严明纪律，以运动战取胜，由此横行中原。起义军转战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又出没湖广、江西、安徽、江苏，或分或合，所向无故。一度会师霸州，震动京师。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赵逐率所部在湖北应山县与明军激战，失利。赵燧化装成和尚，潜渡长江，准备到江西再图大举，不幸被俘，惨遭杀害。刘六、刘七一路转战南下到湖北，在长江一带活动，屡败明军，后在通州（今江苏南通）战败牺牲。
毛泽东在这册《明史纪事本末》的封面上，手书“刘六、刘七、赵风子”三个人名，用红铅笔在右上角画了一个圈。在《平河北盗》一文最后一页的空白上，写了前面那段批语。
黄巢是唐末农民大起义的著名领袖，他转战南北，众至百万，并曾攻下洛阳，即皇帝位，后战败自杀。黄巢起义声成之大，彪炳史册。毛泽东在批语中引述的“天津桥上无人识”两句，传说为黄巢失败后所写的《自题像》一诗中的诗句。宋代陶谷《五代乱纪》一书中说：黄巢遁免后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危栏看落晖。”南宋王明清在《挥度后录》中，相信黄巢起义失败后当和尚的说法，并引用了陶谷所记述的这首诗。
在1926年广州农讲所讲课时，毛泽东曾专门谈起黄巢，说：黄巢，山东人，当时科举不第，气愤而起，由山东至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西，这是农民暴动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完全代表农民利益的，其所以失败者，以始终暴动所致也。这对黄巢起义的性质的评价，是很高的。
毛泽东晚年读《明史纪事木未·平河北盗》，借传为黄巢《自题像》诗句，对书中记述刘七、赵风子起义败死提出怀疑，认为他们的下落可能很像黄巢。这其中是不是体现了毛泽东对这几位农民起义领袖失败后的命运的深情追怀呢？
55.我很想学徐霞客（读徐霞客《徐霞客游记》、郦道元《水经注》）
［原文］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蟑，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问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摘自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注》
历险数次，遂达峰顶。惟一石顶，壁起犹数十丈，澄源寻视其侧得级，挟予以登，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时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眺莲花诸峰，多在雾中。独上天都，予至其前，则雾徙于后，予趆其右，则雾出于左。其松犹有曲挺纵横者，柏虽大干如臂，无不平贴石上，如苔藓然。山高风矩，雾气去来无定，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峤，时没为银海。再眺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
——摘自徐霞客《徐霞客游记·游黄山日记后记》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书的生活》第270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水经位》和《徐霞客游记》，是古代两部有名的既有地理科学性，又有散文艺术性的名著。前者为北魏郦道元（？一527）所著。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曾任尚书主客郎、鲁阳太守、御史中尉等，因为政严猛，在赴关右大使任途中，被地方官吏刺杀。其《水经注》是6世纪前我国最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也是散文作品。系作者为旧题汉桑钦（或谓晋郭璞）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地理专著《水经》所作的注释。注文部分约为原书的20倍，实际自成专著。
原书乃借此书得以流传。《注》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述所经地域的地理情况、建置沿革、名胜古迹、历史事件、民间传说、风土景物，内容丰富。引用书籍多达437种，详加考求，文笔生动绚烂，富于情趣，行文骈散结合。以写景文字最为人所传诵，被推崇为游记文的开创之作，具有很高文学价值。
徐霞客（1586—1641），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今江苏江阴）人，他幼年好学，博览史籍、图经地志和游记、探险记等书籍，受其感染，激起了对地理山河的兴趣。不满当时宦官魏忠贤的统治，应试不第，遂绝功名之念，立志游历名山大川。万历三十五年（1607），毅然背起行囊，开始了他毕生所从事的旅行事业。从22岁起到56岁病逝前半年，几乎年年外出游历，足迹遍及祖国16个省区。早年主要是登名山，游古迹，搜奇览胜，晚年进入有计划有系统地对自然奥秘的考察和研究。他旅行中将每日所得，及时记录，可惜原稿大部散佚了，后人将保存下来的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一书。这部书被世人称之为“千古奇书”，它不但是卓越的地理学著作，而且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是用日记体写的游记散文，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多采，文字清新奇丽。
毛泽东称道这两部书，说它们“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这个评价是妥帖的。同时，毛泽东更称道郦道元和徐霞客这两位作者。因为他们的文章之所以写得好，并且能有新的发现，敢于否定书本上已有的“定论”，提出自己的科学论断。主要是因为他们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的结果。如徐霞客，他对金沙江是长江的源流的发现，否定了《禹贡》的“岷山导江”的“定论”，推倒了陈陈相因的旧说。毛泽东推崇的，就是这种“读无字之书”的实践精神。
毛泽东不止一次推荐过《徐霞客游记》，还说过“我想学徐霞客”的话。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他说，如有可能，我就游历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祯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遍了，主要力量用在长江。《徐霞客游记》可以看。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让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山组建了一支秘密骑兵大队，以为考察之用。由于形势很快发生变化，这件事以后虽然没有实现，却证明了毛泽东壮游天下之志，调查求实之心，愈老弥笃。
56.黄老、申韩、孔孟的治术（读工夫之《读通鉴论》）
［原文］
拓跋宏（弘）授位于子，而自称太上皇帝，子幼而恐为人所篡夺也。宏（弘）好黄老，而得老氏之木。其欲逊位于予推也，老氏欲取固与之术也。其托于清谧，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也，老氏守兑之术也。所欲立者非不正，而诡道行之，巧笼宗室大臣之心，亦狡矣哉！而抑岂君人之道哉？虽然，其以传位笼子推而制之，犹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以安其养子远矣！黄老之术，所由贤于申韩也。然而疑虑以钳制天下，则一也。故曰，黄老之流为申韩，机诈兴而未流极于残忍，故君子重恶之也。
──摘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明帝》
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拭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俗儒者，以于禄之鄙夫为师者也，教以利，学以利，利乃沁入于人心，而不知何者之为君父，因异端之所不屑者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师鄙夫而学鄙夫，非放豚也，乃押虎也，驱之而已矣，又何受焉？
佛老之于申韩，犹鼙鼓之相应也。应之以申韩，而与治道弥相近矣。汉之所谓酷吏，后世之所谓贤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强者寇，民乃以珍而国乃以亡。呜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故朱异以亡梁，王安石、张商英以乱宋。何也？虚寂之甚，百为必无以应用，一委于一切之法，督责天下以自逸，而后心以不操而自遂。
——摘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粱武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申帏未必皆贼杀，如曹操、刘备、诸葛。
——毛泽东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明帝》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43页）
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
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
——毛泽东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粱武帝》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43、344页）［解析］
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其晚年写的一部著名的史学著作。全书凡三十卷，附叙论四篇，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事，评论了上自秦始皇，下至五代的许多历史人物，阐释历代法制沿革，评论各代政治上的得失，主张因时制宜，反对厚古薄今；主张宽简之政，反对刑名之术。对古代各家政治思想多有评述。对后来思想界影响颇大。毛泽东的批语写在上海中华书局据船山遗书本出版的校刊本上。
上面所引《读通鉴论》的几段话，比较明显地反映出王夫之对黄老（道家）、申韩（法家）、孔孟（儒家）诸家治术的看法。孔子、盂子的政治思想以“仁治”为主要内容。黄老之学，是战国、汉初的道家学派，以传说中的皇帝和老子相并，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推崇“清静无为”的治术。申韩指战国后期的申不害和韩非，他们是当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推崇法治，申不害特别喜好谈君王驭臣之术，所谓“术”，就是循名贵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则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老子和韩非写入同一列传，称申不害、韩非皆“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认为申韩的刑名法术之学同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学说有一定的联系。
《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记述，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好黄、老，浮屠之学，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雅薄富贵，常有遗世之心”。当时皇太子拓跋宏刚5岁，因为年纪太小，于是就想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叔叔拓跋子推，拓跋子推沉雅仁厚，当时有很高的声誉。可群臣和宗室都不同意，有人甚至说，如果陛下舍弃太子，另立亲王，就要当庭自杀；有的说今后要以死奉戴太子，不知有他。最后，拓跋弘表示：“然则立太子，群公辅之，有何不可？”自然就把皇位传给了拓跋宏，是为北魏孝文帝，拓跋弘自己则去当太上皇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还说，明帝自己没有儿子，就把各亲王怀有身孕的姬妥秘密接到宫中控制起来，若生了男孩，就把生母杀掉，由他自己的宠妃认作儿子。立为太子的刘昱也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是他的妃子同嬖人李道儿生的，然后他收为养子，当时还年幼。明帝害怕自己的弟弟们篡权，就把他们一一诛杀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豫元年》又记载，宋明帝在自己病重时，“虑晏驾之后，皇后临朝，江安越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势，必为宰相，门族强盛，或有异图”，便派人把他毒死了。有一次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豫章太守刘愔谋反。”醒来后他就派人把刘愔杀了。
王夫之把北魏献文帝和宋明帝传位于子的方式放在一起评论，这就是前面“原文”引述的第一段。他认为，拓跋弘并不是真想把皇位禅让给叔叔拓跋子推，而是担心自己身后，儿子受制于拓跋子推，江山不稳，故用黄老的诡道诈术，欲取之而先子之，同时也试出群臣是真心拥戴年幼的太子的。在王夫之看来，北魏文献帝虽然做得狡诈，但还是“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就是说，黄老之术“贤于申韩也”。接着，王夫之提出，“黄老”之术的末流为“申韩”之术，前者“机诈”，后者“残忍”，其残忍的例子之一，就是宋明帝“贼杀兄弟”。毛泽东大概是不同意这个论点，认为“申韩未必皆贼杀”，他学的例子，是三国时的曹操、刘备、诸葛亮，一般来说，曹操、诸葛亮是推崇申、韩法术的，可划入法家之列。
《资治通鉴·梁武帝天监元年》所记萧衍篡齐，又别有一番景象。当时。萧衍已有受祥之意，著名文学家沈约和范云都猜到他的意思，先后劝进。沈约说得很白；“今与古异，不可以淳民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然后，萧衍让范云带沈约第二天再来。临别，沈约嘱范云第二天一定等他，结果第二天沈约自己先到萧衍处去了，萧让他起草自己受命登基的诏书，沈约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诏书和人事安排的名单，萧衍一个字都没有改动。不一会儿，范云从外面进来，还在那里等沈约呢，看见沈约从里面出来，才知他赶在自己前面进去了，便忙问：对我是怎么安排的？沈约举手往左一指．意思是当尚书左仆射，范云于是笑了，说：这才和我希望的一样。王夫之对这样的“干禄”“教利学利”的“俗儒”颇为痛恨，称“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毛泽东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所以在批语中进而发挥说，万午个“俗儒”中没有一个“贤者”，“俗儒”不是真儒，乃是“伪者”；相反，他认为：倒是“过去法家之犹讲些真话”，这是俗儒、伪儒所不能比的。
梁武帝萧衍还以骂信佛教而出名。他创三教同源说，认为儒、道来源于佛教，附属于佛教。他早晚到寺庙拜谒，讲演佛经，吃素，还三次出家当和尚，群臣花钱四亿才把他赎回。政治上怂恿宗亲权臣乱来，散骑常侍朱异广纳货赂，欺罔视听，远近忿疾，由于善于阿謀，得到萧衍的信任，重用达三十五年之久。反复无常的候景叛乱，一个借口就是要清除朱异，其实，两个都是残暴之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谈及梁武帝的有关史事时，提出佛老之学同申韩之术的联系，“犹鼙鼓之相应”，因为，佛老“虚寂之甚”，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只能一切靠“法”来“督责天下”，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超脱“自逸”。结论是：“其
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毛泽东读至此，认为，不光信佛老要靠中韩之“法”术来维持，“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看来，申韩的法家治术，在他的心目中，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倡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治运作，都离不开申韩的法家体制。
57.采通识之最多者（读地理书籍及地方志）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官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乡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
──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2页）
［解析］
毛泽东喜欢读地理书，从青年时代起就这样。这反映了读书了解知识的方法，表现了他作为军事家、政治家的胸怀，也与他一生喜好游历山川的个性有关。
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的时间里，他在那里不但可以看到各种新书，也可以阅览北京、上海、长沙出版的各种报纸。图书馆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很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这对他阅读报纸有很大的便利，看到中外新闻报道中提到的地名，他可以从地图上去找寻，知道这新闻发生在什么地方。联系地图来读书看报，后来也成了他的习惯。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详谈各种学科的学习方法，便特意强调：“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很明显，地理书被他当做治学的根本。
毛泽东青年时代最爱读的地理书，是清代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这部百万言的大书。此书偏重于军事地理，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据历史事迹以推断得失成败的原因。这些对他后来的戎马生涯是大有益处的。
建国后，为了读《二十四史》时查找方便，毛泽东还提出编辑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起《资治通鉴》标点本一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身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吴晗向毛泽东建议在标点《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子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在1982年才开始正式出版，全书共八册，为研究中国史书提供
了一部详尽的地图集。
把历史、风俗、传说同地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书种，便是地方志。
“盛世修志”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国的传世志书约8700余种，11万余卷，占古籍的百分之十左右。方志可谓是“一方之总览”，一方之“百科全书”，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毛泽东认为地方志详细记载了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俗民情之类的情况，是极其重要的书籍。知果掌握了这些情况，就知道了情势，就能打胜仗。因此，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还是在和平年代，他都非常重视地方志书的搜集、阅读，并且能够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毛泽东年轻时就熟读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也浏览了不少地方志书。1929年红军打下兴国县城，毛泽东在县图书馆一住下，就开始专心致志地读《兴国县志》。在瑞金时，毛泽东拿到了清代续修的一部八卷集的《瑞金县志》，虽然残缺一卷，但他却如获至宝，挑灯夜读。在长征途中，环境恶劣，饥困劳苦，战斗频繁，毛泽东也不放弃阅读地方志书。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机要秘书黄友凤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一次部队打了大胜仗，夜间宿营时，主席进来问秘书有没有战利品，秘书把前方则送来的香烟递了过去，主席说不是这个，这下秘书不解了。主席看着他笑了，“噢，怪我没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县志啦什么的。”秘书这才明白，主席指的战利品是地方志书。在延安时，他常考核警卫人员，当得悉有人是河南沁阳人时，他说：“你们那里有一条沁水吧。”警卫人员不得不为他的知识而叹服。
因为毛泽东喜欢这些书，所以每到一处，身边人都为他去寻找历史、地方志一类的书籍。以后走的地方多了，地方志搜集得越来越多，为了减轻挑夫的负担，他只得利用战争的间隙抓紧时间阅读，读完就忍痛扔掉。直到解放后仍不忘被扔掉的地方志书，经常提及它。
建国后，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他多次外出巡视，每到一地，总要开出一批书单，其中就少不了地方志书。在汕头市，索读《汕头县志》、《潮州府志》，就问有汕头，是否有汕尾？到无锡，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了如指掌，原来他到无锡的当晚就刻览了《无锡县志》。1958年3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志》、《华阳国志》认真阅读。以后又要《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就连《武侯祠志》也读了。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者。
也是在这次成都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查，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毛泽东表示同意。然后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他还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
毛泽东同志说，“可以设想，引用黄河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陶鲁笳《我记忆中的毛泽东》，《缅怀毛泽东》下册）
毛泽东说的汉武帝时有人建议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入海，在《汉书》里确有记载。原文是：“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下也。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元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传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
在和毛泽东谈话中，陶鲁笳还说：“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缉之便。”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道：“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陶鲁笳摇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便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
毛泽东说的闻喜县的来历，《汉书》里也有记载。原文是：“汉武帝元鼎六年，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越南破，以为闻喜县。”
这两处谈话，说明毛泽东读史之细，对历史地理的记载记忆之深。
1959年6月30日清晨，毛泽东上庐山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稍事休息后就要借《庐山志》读。工作人员借来了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毛泽东看了目录后又要求把吴宗慈编的《庐山志续志稿》也借来。看完后对工作人员侃侃而谈：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俗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去访，只见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是周成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者传说相隔数千年，后人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办，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嘛，转身对周小舟等说：你们是秀才，请你们查一查，研究一下。这部续志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在会后两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在学术上有才华，对人要一分为二嘛！我欢迎他进步的一面。接着，他又讲了一个典故。说是历史上朱嘉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
毛泽东读志书如此认真仔细，以至有时他了解的地方人文情况甚至比那些长期在地方工作的干部还多。他曾问长期在江西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江西铅山有个费丞相墓，可以查《铅山县志》。后果然在书上找到了，他讲的和县志记载的一字不差。
毛泽东读地理书，读其他书籍也结合地理的习惯，其实就是把地理与人文两个方面融合在一起，从而对学得的知识，记得牢，用得活，常常有漫天挥洒的气象。这里举三个例子。
从建国到1965年，毛泽东七到徐州，平均每两年一次。徐州古称彭城，“其山嵯峨，其士颖多”．为楚汉相争之场，南北场屯戍之所。后来也是遗台故垒，掩翳棒莽，风物犹昔。熟续经史的毛泽东对其风物人情，无疑有着深刻了解和浓厚兴趣。在徐州他曾问及“沛县还有刘邦的什么遗址”，并提议去沛县看看。他还饶有兴趣他讲述过韩信点将台、黄楼、戏马台、苏东坡、
燕子楼等历史故事和景观的来历。对燕子楼的来龙去脉讲得尤为详细。燕子楼是唐代开元年间礼部尚书、节度使张建封之子张焙所建。张焙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名歌伎关盼盼。关盼盼歌舞双绝，尤工诗文。张焙收她为妄。张死后归葬洛阳，关独居小楼不出。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来徐州，为关写了一首诗：“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1963年5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抓工作要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毛泽东随即一路发挥：就是要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这是一本写妙庄五女儿的小册子的开头两句。比如看戏，看《黄鹤楼》，就不想《白门楼》之类的戏，只看我的同乡黄盖。黄盖是零陵人，周濂溪是道县人，是宋代的理学大师，二程是他的学生，来熹就是这个系统，是唯心主义。至于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个系统，是唯物主义。柳宗元从30岁到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即今零陵），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辩论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怀素也是永州人，唐朝的狂草书法家，与张旭齐名这番谈话，从三国时东吴将领黄盖是零陵人，引出一大堆文、史、哲著名人物在零陵的事情。由此可见，毛泽东读书，很注意人物的籍贯和事件的地点。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薄一波、谷牧、余秋里等谈到三线工程建设时，偶尔提到白帝城，接着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白帝城吗？公孙述称帝，死于成都，葬在白帝城。为什么叫白帝城？因为西方称白。
58.用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读李健侯《永昌演义》）
［原文］
李自成本一走卒耳，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虽其运祚不长，兴亡转瞬，而其雄才大略，殊足以远继汉、明，以视魏、晋、六朝之窃弄权炳、要挟国君、狐媚以取天下者，其贤不肖之相去为何如哉？况其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风，（余）检集正杂各史、稗官笔记以及各州县志乘、私家抄本，旁采乡里间巷父老之传闻，存其可证之事，弃其不经之谈，从事编辑，凡四易寒暑而稿成，名曰《永昌演义》。出以质于人，客有谓余者曰：“自成，流寇也，君何故而表扬之？”余曰：“每当更姓易代之时，必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争地争城，杀人盈野。当此之时，孰为圣明？孰为盗贼？虽有智者不能辩也。一旦胜负既分，河山统一，其败者则身死人手，为天下笑；其成者则创业垂统，子孙帝王，虽有残暴不仁之行，史不敢书，人不敢言，数传之后，谁复知之？故自其成者而论之，则盗贼亦圣明矣；自其败者而观之，虽圣明亦盗贼矣！此千古英雄所为同声一哭者也。
——摘自李健侯《永昌演义·自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故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超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