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1948年11月24日致吴晗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10页）
［解析］
《朱元璋传》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1909—1969）的力作之一。原名《明太祖传》，1944年出版。1948年，作者着手修改时改名为《朱元璋传》。书中描写了元末农民起义军红中军的事迹。这支义军以身着短衣草履，头裹红巾，手举鲜红大旗而得名。他们杀官吏，占城邑，开仓济贫，破牢放囚，声势浩大，极大的动摇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权。西系红中军组织者彭莹玉，是袁州慈代寺的和尚。元顺帝至正四年，彭和尚在袁州率领农民起义失败后，逃到淮西一带，隐名埋姓，在农民中做了14年的秘密宣传鼓动工作，并继续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更大规模的起义。彭和尚有魄力，有口才，善于组织，反元决心大。他经常在农民群众中活动，斥责元朝的腐败，鼓动农民起来造反，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势力遍及现在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他率领的农民起义队伍纪律严明，不抢掠百姓，很得人民的拥护。书中对彭和尚这些方面的描写是很精彩的。对这一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结局，作者因未见到他在起义成功后的史实材料，便断定他功成身退，“回到人民中间去了”。
1948年11月，在国统区无法工作下去的吴晗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平山县西柏坡村。他把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三大战役的毛泽东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还特地约请吴晗谈了两次。他称赞《朱元璋传》这部书写得好，但表示，对书中关于彭和尚功成身退的论断有疑问。毛泽东的意思是：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的行为，不是他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由此建议吴晗对他在修改稿中关于彭和尚功成身退的论断再作考虑。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我们在前面引的那封信。在信的后面，毛泽东又写道：“介绍乔木同志来见，乞加指教。他是我这里的秘书，兼管新华社工作。”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作者“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具体是说书稿中的哪些论述，已无法确知。或者，同吴晗于1964年写的《朱元璋传》的“自序”中所作的自我批评的几点内容有些联系。在这篇序中，吴晗除了检查自己当时以“超阶级思想来叙述”彭莹玉和尚“功成身退”外，还谈到两点，一是“那时候不懂得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错误地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比喻为封建皇权的两个轮子”。一是“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
关于彭莹玉和尚的下落，吴晗诚恳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当他回到解放后的北京，便着手重新研究这段历史。他感到毛泽东的意见使自己“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他“重新发愤读书”，果然在钱谦益《牧斋初学集》，柯绍忞《新元史》、赵汸《山东存稿》、江西《瑞州府志》等一些史籍中发现了彭莹玉和尚在杭州战死的重要史科，时间是元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他感叹道：“这样看来，他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争到底，是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人物。”于是，吴晗把彭和尚的结局改为他在杭州，遭到元军的意外袭击而战死，从而得出了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对彭莹玉和尚下落的判断是正确的。使吴晗进一步理解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更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得出正确的判断。吴晗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对明史虽然作了30年的研究，却由于用“超阶级思想来叙述坚强不屈的西系红巾军组织者彭莹玉和尚”，所以得出违反历史真实的结论，这和自己有“革命者是可以半途而废，无须革命到底”的清高思想是不可分的。从此，吴晗用严肃的态度，更加认真地学习有关理论，用以指导写作研究。从1954年开始，他用了一年的时间重新改写了《朱元璋传》，1955年春，油印出l00多份，又送给了毛泽东。在毛泽东故居书房里，还保存着这本吴晗写着“送毛主席，请予指正”的上、下两册16开油印书稿，上面多处留下了毛泽东用铅笔画着的直线、曲线等符号和着重号，显然毛泽东又认真地通读了一遍，而且对吴晗的新修改和研究成果是满意的。同时又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的晚年）。
1964年，吴晗根据征集来的意见，利用病休时间，再一次作了修改，1965年正式出版。在该版序言中，吴晗对自己写这本书前后20年，四易其稿过程中的思想变化，作了说明。
63.我看了很高兴（读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原文］
我国封建时代有三部最大的历史著作：第一，春秋。是孔子的政治学，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基本政治学。孔子是好古主义者，但在写春秋这一点上，倒像是个“厚今薄古”的史学家。春秋是脱离政治专谈学术的么？为什么“乱臣贼子惧”，还不是怕它在政治上的诛代？第二，史记。司马迁作史记，从五帝一直写到汉武帝，能说他薄今么？第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看书名就知道他写书的目的是为朝廷讲封建政治学，书中的“臣光曰”，哪一条不是谈政治的？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的表现，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厚今薄古第一必须扩大和加强研究今史的力量，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第二必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史研究上取得真正的成绩。
——摘自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见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第316—31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同时发表在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和1958年第6期《历史教学》上面。全文分四个部分：一、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二、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的学风。三、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四、开展百家争鸣，史学界领导干部要种试验田。范文澜的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正值开展大跃进之时，范文澜的文章本身也是从大跃进说起的，包括其文章小标题所用的“试验田”之语，便明显带有当时的社会氛围。而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运动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个大超越，就是一场厚令薄古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实践运动。所以，从1958年3月成都会议起，他就反复讲不要妄自菲薄，要敢于超越前人，要破除迷信，要敢想敢干敢说。在谈到范文澜文章的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就写有上述的一些话，看来，在他当时的想法中，厚今薄古，不光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思路，也是当代社会实践所应有的基本观点。
第二，厚今薄古，是毛泽东一贯的观点，范文澜文章谈厚今薄古，重在两条，一是要多研究今史，一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这两条，也是毛泽东多次强调的，而且在他看来，即使从古代史的研究来说，由今而古也是一种好方法。在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就说：“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范文澜的文章说，研究现代史、近代史“最有现实意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最有现实意义就是有“用”。作为政治家、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从来主张“古为今用”，研究历史应该为现实服务。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还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
此外，从中国的史学传统来看，确是贯穿了一条“厚今薄古”的线索。写史，从来是为了借古鉴今，范文澜在文章中所举，为其要者。毛泽东熟悉历史，对范的文章所谈到的司马迁等几个史学家，自是欣然共鸣的。同时，他还提到了秦始皇，这大概不是从史学角度立论了，而是从政治家对待古今关系的态度所作的发挥了。
64.这个案要翻（读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
［原文］
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
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着三国的历史。应该说，《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对待曹操的问题上是发挥了他的强烈的政治性。
——摘自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毛泽东还谈到翦伯赞关于曹操的一篇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摘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1959年，文学、史学界曾在报刊上展开一场影响很大的关于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讨论。
这场讨论是由郭沫若发表在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上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引起的。这篇文章主要是论证蔡文姬是《胡笳十八拍》的真正作者，从而谈到是曹操把蔡文姬拯救出来的，进而评价曹操的“伟大”之处，说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费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把汉末崩溃了的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所以，“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该文发表后，引起人们的兴趣，读者关于曹操的评价也是议论纷纷。2月19日，《光明日报》又发表翦位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说“希望对曹操感到兴趣的同志们，都来参加对于这一历史人物的讨论”。为此，《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还专门印上“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讨论”的刊头。《人民日报》和上海、广州等地的报刊也发表讨论文章。讨论中，多数人同意郭沫若、翦伯赞的观点。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个妇孺皆知的人物。建国后和当时讨论中基本上是否定曹操的观点，主要是他参加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军，残忍嗜杀等等。全盘否定的人甚至提出，曹操是“东汉末年的大军阀之一”，“对黄巾起义军多次镇压”，有“独霸中国的野心”和“镇压和屠杀人民的反动性”。从历史上看，特别是在一般大众的心目中，曹操形象的定位，确实与《三国演义》的描绘和有关戏曲的流传有关，政治上，他被描绘成奸相汉贼，特别是在人品道德上，“宁可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的名言，更使人们难以接受。所以，主张为曹操翻案的论者，大都要提到《三国演义》。除前面引了的翦伯赞的文章中对《三国演义》的批评外，郭沫若的文章也说到：“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相，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曹操一向是毛泽东评价较高的少数几个封建帝王之一。他读《三国志》中涉及曹操的史实写的批注，所持的大多也是肯定观点，并且很同意鲁迅说的曹操至少是个英雄的提法。因此，他关注1959年的这场讨论，并同意郭沫若、翦伯赞的观点，也就不是偶然的了。的确，感情的、道德的评价，当然不能代替历史的评价。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包括历史上多有贬词的商纣王、秦始皇、朱元璋等，他多是看他在历史上有没有起到进步的作用。50年代在北戴河，他还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敢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61页）。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都很高。1975年，他对为他读书的芦荻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那么，曹操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为什么会被人们贬斥成反面人物了。郭沫若和翦伯赞都注意到宋以后的封建正统的历史观，以及根据这一历史观写成的《三国演义》对人们的影响。对这个思路，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我们知道，明君臣之分，严华夷之辨，是古代文人难以逾越的历史道统观。描写汉末至西晋从乱到治的这一历史过程的《三国演义》，必不可免地遇到和表现了皇权正统观念，所以，作者罗贯中以蜀汉为正统，抑曹扬刘。那么，除了继承传统观点以外，有没有现实方面的原因呢？毛泽东把南宋力倡封建道统的朱熹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继承朱熹观点的罗贯中所处的明代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指出了两个时代在异族边患问题上相同之处，这个看法，便进了一步。
65.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读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郭沫若《<驳议>的商讨》等）
［原文］
顷见《光明日报》连载郭沫若先生《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文章的内容，画为七大段，郭先生的立论要旨：在其文（三）“由墓志说到书法”。大抵概括于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墓石拓片，与王羲之所写《兰亭序》年代是相与上下的。由于墓石上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于是《兰亭序》的可靠性的问题，便不能不重新提出了。又其文（五）到（六）揭题以《兰亭序》为依托，郭先生更斩钉截铁的批判了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惟兹事体大；而问题又相当的繁复。今日而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倒真是使人们能够“惊心动魄”的。二适无似。谨以浅陋之资；怀战栗之思。俾掇芜言，创为驳议如左：
——摘自商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特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致章士钊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2页）
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致郭沫若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4页）
［解析］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临河序》、《禊序》，《禊帖》，是我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书法帖。相传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3月3日，书法家王羲之与当时名士41人聚会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作诗，由王羲之作序。序中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者的欢娱之情。法帖相传之本，曾被唐太宗李世民断定为真迹、后世历代帝王重臣都大力宣传。但也不断有人提出疑议，谈其真伪。因此，《兰亭序帖》的真伪，始终是书法史上的一桩公案。
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2万余字，写于1965年3月。文章据当时在南京附近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以及《颜刘氏墓志》提出：“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他和谢尚、谢安也是亲密的朋友，而《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后于王兴之妇宋和之之死仅5年，后于颜刘氏之死仅8年，而文字的体段却相隔天渊。《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把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失掉了。”再加上其他论据，郭沫若认为，《兰亭序》这一著名书帖并不出自王羲之之手。文章还进而考辨了《兰亭序》这篇文章的真伪，提出：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未收入《兰亭序》这篇写得很好的文章，就令人怀疑当时是不是有这篇文章。又据清朝末年广东顺德人李文田的考证，说明王羲之也没有写过《兰亭序》一文，目前传世的《兰亭序》是在王羲之作的《临河序》基础上加以修改、移易、扩大而成。这样，郭沫若的结论便是：世传王关之《兰亭序》的书帖和文章，都是后人伪托的。
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65年6月10日至11日的《光明日报》和同年第六期《文物》杂志上面。发表后，反响较大。当时任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高二适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写了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也举出若干论据和考证，认为郭沫若提出的“《兰亭序》伪托说”是“站不住脚的”。全文1万余字，作者是位老先生，用字造句也是半文半白。
或许是郭沫若的名声太大，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并没有立刻发表出来。当时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红旗》杂志社总编陈伯达，也都看到了高二适文章的原稿。高二适乃章士钊文友，其文章写成后，曾寄给章士钊看过。经章士钊指点，又加修改，又于7月14日寄给章氏。高二适还寄给章士钊一信，说：“窃吾国书法自东晋迄今，端在正草诸体。帖学如废，后生将如何取法耶（元明人工书，清代无佳翰札，可信帖学不兴）。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
7月16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介绍高二适情况，并推荐高的文章，希望能发表。据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披露，章士钊在信中说：
润公主席座右。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重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矣，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昔，此于章革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志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
敢冒严威，遂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
感逾身受。耑此藉叩
政绥
章士钊
七月十六日
章士钊把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认真读了的，并概括了高的重要观点。在1965年7月6日致章士钊的信中表示，“争论应该是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一天，又致信郭沫若，劝道：“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同时还把高二适的文章及他答复章士钊的信，一并寄给了郭沫若。
郭沫若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发表高二适的文章，同时还找当时的《光明日报》负责人穆欣等前去商谈，建议该报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报上组织这场讨论。
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很快发表在7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面。据当时担任《光明日报》总编的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一书中记载：8月12日，郭沫若又写了与高二适进行讨论的文稿《（驳议）的商讨》送交报社。8月17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队干部时，又向康生问起郭沫若和高二适的讨论情况。康生当天写信给郭沫若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地告诉了他，又将找到的孙星衍的材料也告诉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郭沫若读这封信后，当天把自己写的《（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了清样。8月20日，在退回清样时写信给郭沫若说：“八月十七日信及两篇文章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毛泽东在清样上改正了一些错排的字，有的地方还做了批注。《（驳议）的商讨》一文中，讲到“《世说》作者临川王义庆”。临川王是该书作者刘义庆的封号，在清样上，后面有一处出现“王义庆”的字句，毛泽东读至此，在一旁批注：“《世说》作者是刘宋大贵族刘义庆，他是刘裕的中弟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刘裕的小弟刘道规为嗣。刘道规有武功，死后追封临川王。刘义庆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史称他‘爱好文义’，有著述，招引一批文士，以为篆属，其中有鲍照那样有名的人。以上均见刘宋《宋书》宗室传（《刘道怜》、《刘道规》两传）。《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但《宋书》却未说到刘著《世说》。一九六二年重印《世说新语序》载明‘南朝宋刘义庆撰’，老本子《辞海》亦如此说。请查核。”毛泽东信中说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就是指这段批注。
8月21日，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场关于《兰亭序帖》真伪问题的讨论，就从《光明日报》开始，逐渐在一些报刊展开，持续达六七个月。文物出版社编辑部于1973年，曾将这次讨论中郭沫若以及与之观点一致的文章，连同与郭沫若观点相对立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汇编为《兰亭论辩》一书。编者在《出版说明》中说，通过这些文章可以了解到这次争论的梗概及其实，“这对于我国书体史、书法史以及文字发展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特别是在鉴定书法问题上，乃至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广袤领域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将会有所启发。”
应该说，这场讨论在“文化革命”前夕浓烈的意识形态批判背景下，保持了较好的学术气氛，是非常难得的。在当时，恐怕一般人，包括参加讨论的一些人，都不会想到，这场讨论虽起因于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上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发端于高二适的《<兰亭>的真伪驳议》，却成就于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的两封信。这当中，毛泽东的老朋友章士钊自也起了重要作用。
从毛泽东阅读和建议发表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和阅读乃至批注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一文的过程中，不仅看出他阅读的范围很广，也说明他在提倡学术争鸣这个问题上的一贯主张。
66.地主阶级对农民有让步政策吗（读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原文］
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封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所获得的这种
自由，重新束缚农民。
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待农民，决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封建政权究竟采取什么样性质的政策，不是取决于革命压力，而是取决于地主阶级当时的阶级利益，也即取决于地主阶级的本性。
——摘自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出了小将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讲近代；看了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时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禧就搞“扶洋灭团”。研究一下近代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主阶级对农民没有什么“让步政策”，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就要实行“轻役薄赋”政策，那时人民很苦，没有多少东西好拿。“轻役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最有利。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56—25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史学界所谓的“让步政策”论，最旱是剪伯赞在1951年发表的《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提出来的。他说：“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这篇文章是在读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后写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翦伯赞的文章，意在对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作进一步的发挥，即：农民战争之后，是怎样使生产力向前发展起来的，他论述的角度，就是统治者的让步。1961年，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又有所补充和修正。他说：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们对于那些小的局部的农民战争是不会让步的。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他主编的影响较大的《中国史纲要》也有相近的论述。对他的观点，史学界有不少人是赞同的。有的甚至概括为：“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是农民战争起推动作用的一条规律。
到六十年代中期，一些人认为，用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不能概括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当时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助教的孙达人，在1965年9月22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上发表的《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这是不同意翦伯赞观点的一个代表，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样，1965年下半年，史学界就发生关于“让步政策”的争论。讨论文章大都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面。起初，讨论还是在学术范围内进行的。到12月初，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便不点名他说翦伯赞的观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现实阶级斗争在史学界的反映”，翦伯赞是“近几年来史学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尖锐斗争中资产阶级一方的代表人物”。这样，关于让步政策的讨论就带有了政治批判的味道。
一向爱看《光明日报》的毛泽东，自然注意到这场讨论。上面引述的就是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的谈话。谈话中不仅涉及孙达人的文章，也说到成本禹的文章。从上面引用的谈话内容来看，毛泽东讲孙达人的文章，主要还是从学术角度立论的。其中有三点很重要。一是他赞成孙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反动阶级不仅不会让步，而且常常是“反攻倒算的”，这是符合他在“文化革命”前的思想基调的。一是怎样看“让步政策”论的重要论据——“轻摇薄赋”，在毛泽东看来，新王朝往往是在一场大动乱之后建立起来的，这时候，社会生产已经遭受严重破坏，人民艰苦，统治者无法从人民身上刮取更多的东西，是不得不“轻徭薄赋”，这样做对自己才有利，这不能算是“让步”。再一点，他对孙的文章也有不满足的地方，即没有从近代史的角度展开这方面的论述。于是，他举了近代史上义和团的例子。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57页）这样，成本禹对翦伯赞的批判就更来劲了。1966年，他在《红旗》杂志第4期上发表与人合写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说翦伯赞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相对抗。”
三、文学篇
1.心里没气，他写诗（读《诗经》）
［原文］
坎坎伐檀兮，
寘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悬貆兮？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摘自《诗经·魏风·伐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解析］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 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时称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被朝廷正式奉为经典，始称《诗经》。其作品来源一是朝廷派“行人”到民间“采诗”得来，二是公卿士大夫的“献诗”。通过上述途径得来的作品经周王朝乐师删削、整理、加工，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编定。相传曾由孔子编选删定。《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后只剩下歌词，即成为现在所见的一部诗集。其作者绝大部分不可考。《诗经》中的作品按音乐上的不同特点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又分为15“国风”，共160篇，大多数是民歌，是《诗经》中最富于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部分。“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又分“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又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
《诗经》特别是《国风》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周初到春秋中叶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其内容非常广泛。其中有反映人民劳动生活和当时农业生产的作品，如《苤苢》、《十亩之间》，《七月》、《大田》、《良耜》等；有表达人民反抗剥削压迫情绪的作品，如《伐檀》、《硕鼠》等；有反映繁重的兵役谣役给人民造成沉重痛苦的作品，如《东山》、《击鼓》、《鸨羽》、《伯兮》、《君子于役》等；有揭露统治者无耻丑行的讽刺作品，如《相鼠》、《新台》、《墙有茨》、《南山》、《株林》等。而其中反映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的作品数量最多，也最富于精彩。有的表现热恋的欢乐和相思的痛苦，如《静女》、《漆洧》、《采葛》、《蒹葭》等；有的表现受礼教束缚的痛苦和争取自由婚姻的斗争精神，如《将仲子》、《柏舟》等；有的表现妇女被遗弃的痛苦，如《氓》、《谷风》等。
《诗经》作为儒家传统的“五经”之一，也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的启蒙读物。后来到长沙就学，《诗经》也是他喜欢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
1913年写的《讲堂录》笔记里，便有这样的句子：“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幽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幽风》即《诗经·国风》之一，包括《七月》，《鸱鸮》等七篇。
1915年秋天，毛泽东向长沙各重要学校发出200余字的《征友启事》，其结尾处所引用的便是《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两句诗。
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信中说：“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里引的是《诗经·小雅·蓼莪》里的句子。
到晚年，《诗经》仍是毛泽东喜欢阅读的作品之一。1965年9月15日，他便批示工作人员替他找一本《诗经》，并说明要大字本的。同年夏天去北戴河开会时，毛泽东听说在专列上当服务员的姚淑贤，来不及同自己的男朋友道别便赶来了，就用铅笔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写了《诗经·邶风·静女》中的四句诗送给她，这四句诗是：“静女其妹，俟我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又对姚说：你把我写的这个东西拿回去交给他，再把失约的原因讲给他听。这个手迹，现在还珍藏在姚淑贤那里。
毛泽东不仅读《诗经》原作，还十分留心历代注家对原作的训解分析。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那封谈形象思维的信中，信首引用的：赋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便分别出自朱熹《诗集传》里对《周南》中《葛覃》、《螽斯》、《关雎》这三篇作品所作的注。
毛泽东对《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部分，评价是很高的。前面所引述的一段话出自毛泽东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从中可看出三点：
（一）毛泽东很看重《诗经》里反映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作品，并一再强调这些是“老百姓”的民歌。
（二）关于诗歌作者的创作动因和思想倾向。孔子评诗三百，说“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认为这些诗作“怨而不怒”，温柔敦厚，既有美刺之效，又合圣教礼仪。这大概是孔子编辑并推崇《诗经》的初衷和标准。司马迁则不作如是观。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认为，《诗经》作者的创作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作诗明志，抒愤言情，以通其道。故“《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毛泽东明显赞同司马迁的说法，用“心里没有气，他写诗？”来发挥司马迁的“发愤”说。这就把“诗言志”的含义引向怨天泄愤，把“思无邪”的怨而不怒引向“反对统治者”。
（三）《诗经》中有不少男女欢爱之作，毛泽东试图不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力求从大量比兴形象中切入其实质内容：借男女写君臣。至于《诗经》中的男女之作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特殊指意，在批评史上的看法并不一致。朱熹便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立场，视为淫奔之词，评价不高。他在《诗集传·序》里还说：“国风”15章中只有“周南”、“召南”两章，“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故“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其余13章，则使“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评价的。
关于历代注家对《诗经》的解释，毛泽东在1973年7月17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曾说过这样的话：《诗经》，是2000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就是“诗无达诂”的意思吧！
2.我们也会感动上帝（读《列子·汤问》）
［原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匿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摘自《列子·汤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