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摘自毛泽东1945年6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 第1102页）
［解析］
《列子》，相传为战国时列御寇撰。其生卒年月不可考，大约比庄子早些。在《庄子》中多次称道列子，还专有《列御寇》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早佚。今本《列子》八篇，从思想内容和语言的使用来看，可能是晋人的作品。这八篇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共计134则。列子的学说近于庄周，大部分属于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愚公移山”即为《汤问》中的一则。该书中的“儿童辨日”、“歧路亡羊”、“纪昌学射”等寓言，都颇有教育意义。
对《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毛泽东非常熟悉。仅据有文字可查的记录来看，1938年、1939年在“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讲演中，毛泽东不下五次讲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以此来说明对革命事业应抱有必胜信念。例如，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清凉山“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上的讲演中，毛泽东说：我们是长期抗战，现在同志们都没有长胡子，等长了胡子了，抗战还未胜利，就交枪给儿子，儿子长胡子了，就交枪给儿子的儿子，这样下去，何愁抗战不胜，建国不成？这个道理是古时候一个老头儿发明的，我们打日本，也是这条道理。因此，在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会上，他以“愚公移山”为题发表演讲，并非偶然。
1945年，中国的历史面临一次伟大的转折。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一政治路线。为了更鲜明生动地解释和理解这一路线，毛泽东在大会闭幕词中全文讲述“愚公移山”，以之阐明我党实行民主革命直到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借此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他引述这一寓言时，绝非原封不动地照搬。他在解释中，发挥了它的积极因素，补充了不足之处，改造了消极成分，特别赋予了全新的革命内容。他把愚公精神从人们向大自然作斗争的领域推进到社会阶级斗争的范围。毛泽东的论述中，“愚公移山”的象征指称是相当明显的。方七百里、高万仞的太行、王屋二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九旬老人及其家人挖山不止——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上帝及神话传说中夸娥氏两个有巨力的儿子——人民大众。从斗争对象、历史任务到革命者的意志、信念和力量来源，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恰当的对应结构。这是对这则寓言故事的相当成功的理解和引申。
毛泽东不信上帝，但他却不时谈论上帝。他特别喜欢把人民大众喻为上帝。即使到晚年，也是这样。如1975年10月8日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就径直说：“人民就是上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这个“上帝”，我们的事业就会无往不胜；只要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的，我们就会感动这个“上帝”，就会团结这个“上帝”，并依靠“上帝”去搬掉各式各样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山”。
1964年3月24日，在同薄一波的谈话中，说到要多读书时，毛泽东又提到：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者几百万年以内，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铲平的一天。
3.骚体有民主色彩（读《楚辞》及枚乘《七发》）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毛译东1951年7月7日在中南海同周世钊、蒋竹如等的谈话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
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关于枚乘（七发）》
［解析］
《楚辞》，是从战国屈原到西汉刘向，运用楚地文学形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创作的辞赋作品总集。“楚辞”这名词在汉初就有。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还有他本人的作品汇编成集，定名《楚辞》，共16卷。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诸篇皆承袭屈赋形式。后世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或“骚体”。研究《楚辞》，在东汉以后成为了一门专门学问，注解版本甚多。著名的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等等。篇目不断有些增删。如朱熹的《楚辞集注》便删掉原本四篇，增入贾谊的《吊屈原》、《鵩鸟赋》等。
《楚辞》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的文学作品。湖南是楚国旧地，毛泽东自小承受其充满浪漫主义的文化氛围的熏陶。在1918年春写给罗章龙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里，毛泽东自豪地说：“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表达了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人杰地灵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继承和仰慕，在延安的时候，《楚辞》是他常读的作品之一。建国后，有关毛泽东阅读和谈论《楚辞》的记载就更多了。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约周世钊、蒋竹如两位老同学在中南海划船，江青也在。话题转到《左传》和《楚辞》，谈起屈原与屈瑕（楚武王封子暇于屈，即为屈服，其后人以“屈”为姓，屈原便是其后裔）的世系关联，毛泽东说：“《左传》和《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1957年12月，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逄先知专门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50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
1958年1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南宁召开，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全城实行灯火管制。卫士让毛泽东进防空洞，毛泽东坚持不去，随即让卫士把蜡烛点燃，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
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从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泽东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到了合肥，毛泽东向省里借来《安徽省志》，朱熹的《楚辞集注》。
毛泽东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
张治中回答：“未读过。”
毛泽东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当时，还有曾希圣、罗瑞卿在座。谈到朱熹时，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让秘书林克抓紧时间编了一本含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经他审定后，印发给了与会代表。
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要外出，在指定带走的书目中，便有朱熹的《楚辞集注》、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
1961年6月16日，毛泽东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版的《楚辞集注》。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初次访华时，从毛泽东手中得到的礼物，就是一部精印的《楚辞集注》。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谈《楚辞》。他在《关于枚乘（七发）》中说得很明确：“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其民主性，表现在对现实的批判方面。其浪漫性表现在对理想的追求，以及那想象奇幻的作品风格。这两点，在屈原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骚体由屈原创发，在他之后，毛泽东还谈到了宋玉、景差、贾谊、枚乘。其中，枚乘的代表作是《七发》。对这篇作品及作者枚乘，毛泽东是很熟悉的，前面引述的毛泽东谈“骚体”的文字，就是读枚乘《七发》的批语。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刘濞企图谋反，他上书劝阻，不被采纳，后投梁孝王门下。吴楚七国反叛，他又上书劝刘濞罢兵。枚乘由此知名。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其入京，死于途中。《汉书·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今仅存三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本文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指出种种腐化享乐、安逸懒惰是其得病之根源，此病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然后用七事来启发太子，故名《七发》，先陈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观之乐，都未能使太子感兴趣；再说以田猎、观涛，目的是由静而动，由近及远，一步步启发患病的楚太子，诱导他改变淫奢无度的生活方式，作者特别倾力于田猎、观涛的铺陈，认为此二事有驱散懒惰，“发蒙解惑”之效。引起了太子的兴趣，使他略有起色。但根本方法尚不在此，还须用“要言妙道”转移楚太子的志趣。故末段提出要进方术之士与太子“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最后，太子即已“涣然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枚乘认为，安逸享乐的病，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疗。而须用转移志趣，从思想上来化解，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全文规模宏大，辞汇丰富，描写事物，铺张细腻。《七发》开辟了汉代大赋的道路，但各段均有变化，不像后来一般大赋那么平板，后人沿袭这种形式写作，称为“七体”。
为体会枚乘这种“七体”文风，我们不妨引出《七发》中的几段文字。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住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太子曰：“备，谨谢客。”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太子曰：“仆愿闻之。”客曰：“使师堂操《畅》，伯子牙为之歌飞鸟闻之，合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此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强起听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客曰：“芻牛之腴，菜以笋蒲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强起尝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客曰：“钟、岱之牡，齿至之车争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骏也。太子能强起乘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客曰：“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州，北望汝海此亦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也，太子能强起游之乎？”太子日：“仆病未能也。”客曰：“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鸷鸟此梭猎之至壮也。太子能强起游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然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然而有起色焉。
客曰：“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诚奋厥式，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庉庉，声如雷鼓。险险戏戏，崩坏陂池此天下怪异诡观也，太子能强起观之乎？”
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
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日：“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从《昭明文选》里读过《七发》。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以同志”，其所感所赠，便是写了一篇《关于枚乘（七发）》的作品评论。他先是把《七发》印发给与会者阅读，接着又在大会上讲解，然后又印发了《关于枚来（七发）》。看来，很是认真地对待枚乘这篇一般干部很难读懂的大赋，使它发挥切实的“古为今用”的效应。其用意自与庐山会议后期的主题有关。
关于枚乘和《七发》，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此文前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之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4.有所领会，心中喜悦（读屈原《离骚》）
［原文］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脩姱以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羡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摘自屈原《离骚》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毛译东1958年1月12日致江青信
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解析］
屈原（约前340—前278），名平，字原。楚国宗室贵族。学识渊博，明于治乱，长于辞令。任楚怀王左徒，颇受信任，对内与怀王商议国事，制定政策，发布号令；对外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欲辅佐怀王改革楚国政治，富国强兵，遭旧贵族集团强烈反对，因上官大夫谗毁而被怀王贬黜。后被长期流放于江南地区。在流放中，他始终不忘国事，但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眼见楚国日趋危亡，抑郁悲愤，写下了许多著名诗篇，终投汩罗江而死。
《离骚》是屈原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最早最长的抒情诗。全诗370多句，2400多字。基本内容是表现诗人对以“举贤授能”，“修明法度”为内容的“美政”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斗争。全书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对已往历史的回溯，叙述自己的世系、品质、修养、抱负以及辅佐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和受馋被疏的遭遇，表明决不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和“九死未悔”的坚定信念。后半部分是对未来道路的探索，从历史上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中肯定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而神游天地，上下求索，结果欲见天帝而不得，欲求美女而无获，决定听从灵氛劝告，去国远游，但在乘龙西游之中看见楚国故土，终不忍离去，决心以死来殉自己的理想。前半部分重在叙写现实，后半部分重在驰骋想象。全诗无情地揭露斥责了楚国的腐败政治和黑暗势力，充分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热爱国家、疾恶如仇的伟大精神和修身洁行、坚贞不屈的高尚人格。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读《离骚》，且评价很高。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他将自己的听课和读书笔记装订成册，题为《讲堂录》。全册42页，前面十几页都是手抄屈原两部代表作——《离骚》和《九歌》的全文。在《离骚》正文的上面，又写有自己对各节内容的概括。
1915年5月，毛泽东写《征友启事》结识了罗章龙。他们第一次会见，谈了足约二三小时，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而对于治学方针与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的评价等，谈论得更多。谈到音韵改革问题，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他们对于《离骚》很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归后，罗章龙还写诗以记交谈之事，题为《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诗曰：“白日东城路，嫏嬛丽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风流共欣赏，同证此时情。”“策喜”一句，指贾谊的《治安策》，“骚怀”一句，便是说的屈原的《离骚》。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说学楚辞，先学离骚。在1月21日的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
在一本明代陈第撰的《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密密的圈画。如：“汩余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军肌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忽驰鹜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羁兮，赛朝谇而夕替。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之善淫。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以上每句末都有圈断。
毛泽东喜读《离骚》，首先是看重它的思想价值。1958年8月，他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段“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话，其中便把屈原的思想概括为“批判君恶”。
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是把屈原的作品价值同他的人生这际和人格光辉联在一起评价的。毛泽东很同意这一点，认为自古以来的好诗，都是如司马迁说的那样，处于逆境的人的”发愤之所为作也”。故他说，《离骚》正是由屈原被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写出来的，从而反映了社会生活。
屈原的崇高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更是毛泽东所深深敬佩的。1954年10月26日，在会见访华即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毛泽东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分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接着又向客人介绍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1700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儿千年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人们在这天吃棕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让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
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屈原那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方法，他的作品所展示的龙凤图腾、美人香草、百亩芝兰、菱荷芙蓉、望舒飞廉、巫咸夕降，湘君山鬼、流沙毒水等既鲜明又深层的扑朔迷离的缤纷世界，吻合毛泽东的审美趣旨和对艺术风格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在1958年前后，毛泽东读《离骚》等《楚辞》中的作品最勤，并说读后“有所领会”，还推荐给其他领导干部阅读，是颇耐人寻味的。这自然与他个人的欣赏趣味有关，但也未必没有其他深意。因为那是最富于幻想的火热的“大跃进”的年代，他所“领会”的，恐怕不只是文学欣赏方面的问题。
5.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读宋玉《风赋》）
［原文］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王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
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抵华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然后倘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帷，经于洞房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宋玉对曰：“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
——摘自宋玉《风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宋玉写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说有两种风，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风赋》何曾让景差”，宋玉、景差和屈原一样都是楚国人。宋玉的这篇《风赋》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这篇《风赋》在《昭明文选》，我前天翻了一下，你们再看看。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23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解析］
宋玉，战国末期楚国人，稍后于屈原的辞赋家。其生平后人知道得很少，在楚怀王，楚襄王时担任过文学侍从一类的官职。在创作上颇受屈原的影响，后世所传宋玉的作品有13篇，主要有《九辩》及《昭明文选》所收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
楚辞作家中，屈原以下，便是宋玉，故文学史上常常是屈宋连称。毛泽东好《楚辞》，重屈原，自然兼及宋玉。除上面所举的相传为宋玉作品的代表作外，毛泽东还读过相传为宋玉的其他作品，如收入《古文苑》的《大言赋》，他是读过的，并且还较喜欢。中央档案馆编选，文物出版社和档案出版社1984年联合出版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头两幅便是《大言赋》里的句子：“方地为舆，国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处。”两幅笔体差异明显，显是在不同时期书写的。
《风赋》是一篇以风为描写、议论对象的小赋，全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着意铺叙风的一般的发生过程，和雄风雌风的区分。把风分为大王雄风与庶人雌风两种，确实反映了作者的社会立场和思想倾向，从而使自然界的描写对象具有了社会内涵。毛泽东从中看出阶级对立的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意义，也算是符合他的一贯思想的一种引申吧！毛泽东还说，宋玉说的“风起于青萍之末，那时最不容易辨别”，意思是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处于初始状态还不太显眼的事情，提高识别社会风向的能力。
6.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诡辩（读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等）
［原文］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手，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摘自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主席教导我两件事：一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主席给我们讲解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幽默地指出，登徒子娶了一个丑媳妇，但是登徒子始终对她忠贞不二，他是模范地遵守“婚姻法”的，宋玉却说他好色，宋玉用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
──摘自赵超构《殷切教诲从头习》（见《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解析］
《登徒子好色赋》开篇有段序言性的文字，说：“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王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接着宋玉便说了前面引的那段扬己贬登徒子的话。说得楚王“称善”，一侧的章华大夫也感慨：“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宋玉）矣。”从而获得了信任，从而也使登徒子成为千古流传的好色的代名词。
毛泽东读《登徒予好色赋》，则认为宋玉辩解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并把它同我们看待问题，考察干部的方法联系起来，指出是不值得效法的，要用全面的观点评价人和事。
上面引的是毛泽东1958年1月6日在杭州同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的谈话。1月12日，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讲了这篇赋的内容，也是从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说起。毛泽东说，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来反。不能使用宋玉攻击登徒子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宋玉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击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典型，至今不得翻身。（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毛泽东为登徒子“翻案”，是要用这篇赋告诉人们，要学会掌握和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克服和少犯片面性的错误，不要陷于诡辩术的泥淖。同时，对领导干部来说，更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要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的诡辩之辞所迷惑。这时加强干部的思想建设，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顺便一提，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批示印发《登徒子好色赋》，给与会者读。
此外，1958年3月3日，毛泽东乘“江峡”轮过长江三峡时，特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从几个侧面看了神女峰，接着对在场的吴冷西、田家英等讲起宋玉的《神女赋》，他背了一段，说：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7.有很大的说服力（读李斯《谏逐客书》）
［原文］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取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资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摘自李斯《谏逐客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解析］
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人季斯（？—前208）投奔秦国。他原为荀子的学生，入秦后被任为客卿。公元前237年，因韩国使郑国利用建造灌渠离间在秦国做事的客卿，秦国宗室大臣上言秦王（即后来的秦始皇），说一切入秦做事的外国人都心存不轨，向着他们本国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赶走，秦王接受了这个建议，下令逐客。于是李斯作《谏逐客书》劝阻，文中首先历叙秦穆公以来，都是以客卿致富强而成霸业，足见用人唯才，不必限于本土。然后列举种种器物玩好，虽不产于秦，而秦用之，以其与异国人才相比；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指明下令逐客无异于“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这篇散文，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辞说余风；而文辞修整，音节流畅，又与汉初散文和汉赋相近。承上启下，为散文史上的名篇，终于打动秦王，收回了逐客令。这篇文章收在《昭明文选》卷三十九，改题为《上书秦始皇》。
毛泽东高度评价这篇作品，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它“有很大的说服力”，进而指出那时各诸侯国内部统一程度很低的情况，大概是为了肯定李斯所主张的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
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由此可知，毛泽东称道李斯进而及子荀子，是与他晚年扬法抑儒、批孔扬秦的思想倾向有关联的。稍后他还说过，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儒家的左派”，
这是很有意思的评断。毛泽东从哲学观、阶级立场对苟子和孔孟思想作了区分，荀子的学生李斯从儒家的左派而变为法家，便合乎逻辑了。秦始皇用李斯，而法家是办实事的，这是毛推崇李斯的一个重要原因。
8.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读贾谊《治安策》）
［原文］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苦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徧以疏举。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
──摘自贾谊《治妄策》，载班固《汉书·贾谊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1958年4月27日致田家英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
［解析］
毛泽东在许多次讲话中，说到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物时，常常提到贾谊。例如，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破除迷信”的讲话，一口气讲了几十个年轻有为的例子，其中也谈到贾谊。他说：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专家。他写了10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在长沙的时候才只有33岁。
读文史著作的一些批语中，毛泽东也提到贾谊。在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写的批语里，便说他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古时的秦汉专家，是“英俊天才”。此外，毛泽东对他由于梁王坠马，自责“为傅无状”郁郁死去，深表惋惜，感叹地批注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
由于十分喜爱贾谊这个年轻有为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把班固《汉书·贾谊传》，特别是该传所收的贾谊的《治安策》，先后推荐给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读。
据《汉书》记载，贾谊（前200—前168）18岁时，以能诵诗属书称名于世。汉文帝时，被召为博士，皇帝诏下议论问题，年轻的贾谊则对答如流，才华出众。不到一年，被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可为少年得志。由于贾谊在政治上主张改革，遭到当朝保守派权贵们的谤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几年后，汉文帝又召他回来，当梁怀王的太傅。后向文帝进《治安策》，即毛泽东所说“南放归来著此”。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是贾谊为国为民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办法。西汉王朝历经40年的统治，经济有较大发展，政治也较稳定，贾谊却居安思危，清醒看到实际上潜伏的种种危机。他在《治安策》里说的“痛哭者一”，是指诸侯王割据一方，相继发生淮南王、济北王企图夺取中央政权的叛乱，进而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诸侯领地和权力的措施。这应该说是切中当时诸侯坐大的根本要害。此外，贾谊还指出了匈奴侵扰、抗外不力、世风侈靡、仁义不施等等弊端。所提措施，有的放矢；分析时势，有理有据。所以毛泽东认为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是指贾谊主张对太子的教育，应选天下道德品行都很端正的人与太子作伴，使太子“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皆正人也”，“不使太子见恶行”。这种教育方法，与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年轻一代要成为革命的接班人，必须到斗争实践中，到大风大浪中锻炼，正确的东西是在同错误的东西的比较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观点，大有不同。所以，他认为贾谊的主张“近于迂腐”。
9.此深于情（读汉乐府民歌《上邪》、《盘中诗》）
［原文］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汉乐府《上邪》
山树多，鸟鸣悲。泉水深，鲤鱼肥。空仓雀，常苦饥。吏人妇，会夫希。出门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还入门，心中悲。北上堂，西入阶。急机梭，抒声催。长叹息，当语谁。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还无期。结中带，长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当治。妾有行，宜知之。黄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苏，字伯玉，人才多，知谋足。家居长安身在蜀，何惜马蹄归不数。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马肥麦与粟。今时人，知四足。与其书，不能读，当从中央周四角。
──汉乐府《盘中诗》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上邪》一篇，要多读。
——摘自毛泽东1962年6月3日致邵华信（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65页）
熟读
——毛泽东在一本《古诗源》中《盘中诗》的天头上的批语
［解析］
乐府，原意是两汉时的音乐机构，乐即音乐，府即官府，其职能之一是采集民歌。到魏晋六朝，把汉乐府里唱的“歌诗”也称作“乐府”，于是，乐府便由机构名称变为带有音乐性的诗休的名称。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篇目，西汉乐府民歌有138首，东汉乐府民歌现存的有30至40首。“感于衷乐，缘事而发”，是汉代乐府民歌的重要特征，风格颇类似于《诗经》中的“国风”，作者多为下层社会的人，很能真切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描写质朴、诚挚的爱情生活的作品，在汉乐府民歌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上邪》和《盘中诗》是有代表性的两篇。
《上邪》中的“上”，指天；“邪”，通“耶”，为语气词。上邪，即指天为誓的意思。“山无陵”以下连用五件不可能的事情。强烈表现了女子呼天为誓、生死不渝的爱。毛泽东把这首诗推荐给邵华（毛泽东的儿媳，毛岸青之妻）读，他自己也读得非常仔细。在一本《古诗源》中的这首诗的标题前，他连画三个圈；标题旁，画有着重线；开头和结尾的几句旁，画着曲线；全诗每句都画了圈。在“山无陵”以下五句旁边，毛泽东又分别标着“1，2、3、4、5”的数字，明确作者是用了五种违反自然的现象，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决心，从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对这首诗的细细体会之情。
《盘中诗》为下级小吏苏伯玉的妻子所作，用十分质朴的语言和生活化的细微感受，表达对久出未归的丈夫的思念之情。毛泽东在一本《古诗源》里，对这首诗全部加了圈点。对诗末编老沈德潜的评注也加了圈点；在其中“使伯玉感悔，全在柔婉，不在怨怒，此深于情”处画了曲线；又在其中“用意忠厚，千秋绝调”两句下画了曲线，句末还连画三个圆圈。天头上批注：“熟读”，推荐给别人看。在另一本《古诗源》里，作者“苏伯玉妻”旁，画着红、蓝两色的着重线，天头上画着一个大圈。“盘中诗”三字标题旁画着曲线，天头上也画着一个大圈。全诗都用蓝色铅笔画着曲线。在“妾忘君，罪当治。妾有行，宜知之”四句旁边，除蓝色铅笔画的曲线外，又用红色铅笔加了直线。诗末编者的评注中“使伯玉感悔，全在柔婉，不在怨怒，此深于情”四句旁，也用红色铅笔画了着重线。对这位不知名的民间女子的诗，从图画上看，毛泽东读过好几遍。
10.是真男子，大手笔（读曹操《观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