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还收有《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全诗。书法风格与1961年9月在庐山所写四句相异，用纸为红线竖格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稿纸，可知书写时间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间或有几个别字，当是凭记忆而写。看来，毛泽东非常喜欢这首诗。
27.秦始皇作为，远胜书生意气（读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三）
［原文］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
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邪台。
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摘自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衣。”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摘自毛泽东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
［解析］
李白有59首五言古风，写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多是借史咏怀。毛泽东一直很推崇秦始皇，读到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三，自然就很注意他对秦始皇的评价。在毛泽东看来，以秦始皇之赫赫功业，而文人笔下赞颂者委实太少。故对“李白讲秦始皇”，很有兴趣，并赞成他在诗中开头几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对秦始皇的正面颂扬，且有气势。由于该诗后头部分写了秦始皇太兴土木，寻求长生之药等事，便引出毛泽东一段对李白很不客气的议论。
毛泽东似乎不赞成李白超越时代、超越客观的历史事实及其影响来感叹秦始皇的最终结局（“金棺葬寒灰”）。李白的感叹是把诗人有关抽象的人生价值和超脱的历史观念加在政治家头上，以道家的玄辩来褒贬法家的务实；在毛泽东看来，政治家就应该牢牢地把握和创造现实，更何况秦始皇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历史上了不起的非凡人物，其轰轰烈烈的功业、成就和影响也是千古相传的。毛泽东不无挑剔地指出李白在自己诗歌中抒发的傲视一切的勃勃雄心，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处境（想当官而不得）之间的深刻矛盾。可以说是点出了古代大多数有成就的诗人们的普遍命运。这虽然反映出封建社会不合理制度压抑人才的痈疾，但从诗人角度看，也是书生式的空好议论的必然结果。（李白虽志向远大，但并无实际才干，再加上他为人放荡不羁，这就必然导致四处碰壁，可惜他至死未悟。）从这个角度一比较，纯粹诗人与政治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天平上自然发生倾斜。
毛泽东随口引出李白在《梁甫吟》中的诗句用典来指出李白的弱点。李白在《梁甫吟》里引用了刘邦谋士、嗜酒如命的高阳人郦食其的事迹。郦以一介书生游说楚汉之间而受重用，季白对此很有点推崇神往，故说“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随口说出几句打油诗，用史实指出郦食其的悲剧下场。据《史记》载：刘邦手下大将军韩信引兵东向，欲攻齐国时，为刘邦所用的郦食其枪先说降了齐王，意在争功。不料韩信仍率兵攻齐，连下72城，齐王以为是郦食其以缓兵之计欺骗了自己，便把他抛入油锅烹死了。从毛泽东富有情趣的调侃打油诗中，不难看出他对纯粹诗人心态的超越，对自视过高的书生意气的轻视。
28.政治诗，然也有比、兴（读杜甫《北征》等）
［原文］
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
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
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
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
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
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
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
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
——摘自杜甫《北征》［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解析］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青年时代南游吴越，北游齐越，过着“丧马颇清狂”的生活。天宝三年（744），与李白、高适等人相识，并结下深厚友谊。天宝六年，到长安应试，因李林甫作梗，应举的人全部落第，遂在长安潦倒10年左右。天宝十四年，出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安史之乱爆发，当时他正在奉先探亲。次年，肃宗在灵武即位，他移家鄜州，只身奔灵武，不料途中为叛军所俘。至德二年（757），脱身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因上书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关中大旱，为饥饿所迫，弃官入蜀，筑草堂于成都，安家定居。后入西川节度使严武幕，被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武卒，乃携家至夔州，代宗大历三年（768），乘舟出三峡，经今湖北入湖南，贫病交加，死于湘江舟中。诗作甚丰，原有集60卷，早佚。北宋王沫编集20卷，补遗1卷，题为《杜工部集》。后世杜集及注本，皆以此为基础。
毛泽东亦喜读杜诗，但评价似不太高。1942年4月，约见何其芳、严文井等作家时，严文井问：“听说主席喜欢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答：“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1957年同臧克家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的谈话中，毛泽东径直说他不喜欢杜甫的诗，“哭哭啼啼”。又说，杜诗是“政治诗”。
杜甫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他一生抱着忠君爱国，积极用世的心情，时刻忧国忧民。对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统治阶级横征暴敛，回纥、吐蕃等族统治者的掠夺侵扰，都力加反对，客观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他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动乱时代，加之仕途坎坷，流离漂泊，历经祸乱，因而能够体念和同情广大人民的疾苦。其诗在抒写个人情怀时，往往能紧密结合时事，内容深厚，意境广阔，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面貌，后世誉之为“诗史”。毛泽东说杜诗是“政治诗”，大概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特别是其创作“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用世动机。
从创作角度讲，杜甫诗作，特别是一些咏史叙事之作，赋多于比兴。这也是毛泽东对杜诗评价不是很高的原国。此外，毛泽东晚年有扬李抑杜想法，是因为他感到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却相差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艺术价值又不在杜诗之下。
不庸讳言，毛泽东的扬李抑杜，是包含了他个人的欣赏偏好的。
毛泽东也时常读杜诗。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游览了杜甫草堂，在“工部词”的“诗史堂”，称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还借阅了杜甫草堂的各种版本的“杜诗”12部，108本。在《杜诗选》（明·杨慎选）这个版本上，他用铅笔圈了两首诗：《白帝城登高》、《至后》。毛泽东还阅读了唐、宋、明三朝的一些杰出诗人的作品，专门圈阅选出了“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共17位诗人的诗词64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共12位诗人的诗19首）。其中陆游8首，李白6首，杜甫的诗最多，25首（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这些诗词编辑成册，约请刘开扬加注释，用《诗词若干首》的题名出版发行）。当时，毛泽东还为到会的同志挑选了一部分有关四川的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印发给大家。其中有《都江堰资料》、《司马错论伐蜀》、《成都由来》和《武候祠、杜甫草堂全部对联》等。
从毛泽东故居藏书中看，他读过杜甫不少诗，仅圈画过的就有67首。对杜甫的诗，毛泽东圈画三四遍的有《梦李白二首》、《咏怀古迹五首》、《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楼》、《阁夜》、《春望》、《佳人》等等。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的这些诗标题前，都画着大圈，标题后连画三个小圈。这说明毛泽东对杜甫的诗虽然“不甚喜爱”，但仍然大量地认真地阅读其作品，重视其精华，能背诵他的很多诗。
例如，1964年毛泽东由湖南返京，火车经过岳阳地段时，索笔手书了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诉，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一手书墨迹，现由两位退休老工人刻制，装嵌在新修整的岳阳楼三楼上。
据周世钊日记记载，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改写过季攀龙的一首七绝：“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侍臣颜。”有人曾问过周世钊，“侍臣”指的是谁？周世钊说，毛主席把这两个字改成了“叛徒”。这自然是指林彪。周世钊还说，毛主席在吟诵这首诗时，还戏改了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明妃村”的诗句。这首
杜诗原是七律，前四句是：“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泽东将诗中的“明妃”二字戏改为“林彪”后，则为：“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这四句诗便变成对林彪讥嘲的诗了。
对杜甫的《北征》这首诗，毛泽东是肯定的。他把这首诗推荐给别人读。在给陈毅同志的信中谈到写诗要用赋、比、兴的手法时，曾举这首诗为例。他说：“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北征》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唐朝“安史之乱”时，杜甫从长安逃至唐肃宗所在地凤翔，其时家在鄜州。这首长达700多字的五言长诗是杜甫由凤翔至解州探亲时写的，即诗人在小注中所说：“归至凤翔，墨制放经鄜州作。”鄜州在凤翔东北，所以诗名《北征》。诗中分别叙述诗人回家探亲时忧国忧民的情怀，旅途见到的战争创伤；久别还家时家人的凄惨境况；切望以官兵为主力收复两京，对借兵回纥怀有的隐忧；最后叙述了对唐朝中兴寄予希望。杜甫在诗中采取“敷陈其事”的叙述所见、所闻、所思，但在形容旅途中见到的“山果”“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即用比喻；“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即用兴的手法。所以毛泽东说：“其中亦有比、兴”。
杜甫写过一首五言古风《前出塞》，主要是反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其中写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毛泽东读过这首诗，六十年代末，毛泽东曾借用这首诗来表达过他的外交战略。据吴旭君回忆：在美国总统换届选举时，毛泽东曾预测过尼克松可能当选，还说准备请他到北京来。吴旭君说，尼克松是反共老手，同他会谈会有舆论压力。毛泽东接着让吴旭君背杜甫的《前出塞》，然后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话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了。
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无疑是对杜甫《前出塞》要旨的政治化运用。
29.对韩愈一分为二为宜（读韩愈《韩昌黎全集》）
［原文］
（略）［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
——摘自毛泽东1976年2月12日致刘大杰信（见《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172页）
［解析］
韩愈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上，是保守的。他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盛唐、中唐以来逐步兴起的佛、道二教，以整饬社会风气。他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对儒家所谓“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发生动摇，就意味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破坏。他写的《原道》、《原性》、《原人》等，便把封建统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黎民百姓的人性视为下品，认为这是不可变更的天理自然。他以维护道统自居，他的“道”实际上是对封建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绝对原则的概括。
对韩愈的这些观点，毛泽东是持否定态度的。基于此，他扬柳抑韩，称赞柳宗元反对韩愈的文章，也称赞文史家们扬柳抑韩的论著。关于这一点，本书在解析毛泽东读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条目，即有叙述。此外，《韩昌黎全集》里有一篇《伯夷颂》，称道伯夷兄弟不作新朝臣民，宁肯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粟”，以保持作为商朝遗民气节的举动，这反映了韩愈维护“正统”的思想。毛泽东在1949年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中便批评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关于韩愈提倡古文运动的文学思想，毛泽东赞同他反对骈文、革新文体、文从字顺、务去陈言等形式方面的思想。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谈话时，毛泽东说：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的。但对韩愈搞形式革新是为了“载道”、“传道”及“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的思想，毛泽东则持否定态度。
除形式之外，毛泽东对韩愈文章评价较好的，便是跳出道统古意说话的篇章。他之所以推崇《师说》，是因为韩愈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圣人无常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1940年秋，在延安的时候，一次邓力群等人去接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路上，毛曾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韩世福《毛主席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见《难忘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宋人以才学、议论、散文为诗，有时理胜于情，缺少唐诗的含蕴耐读。这种风气在韩愈那里已开其端。作为诗文大家，他以文为诗的特点常使他的作品“如散文那样直说”，成为押韵的散文。这一直为历代诗评家所诟病。毛泽东也颇不欣赏。1959年4月15日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做工作要留余地时，毛泽东说：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究的，尽量讲，他不能割爱，特别是他的那首《南山》诗。这首《南山》铺写山势景物，列写四时变幻，连用带“或”字的诗句51个，叠字诗句14个，可以说是一种雕肝呕肺的散文文字，显然把诗歌的含蓄精炼、比兴象征撇在了一边。
但毛泽东也反对说韩愈完全不知诗的观点。他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中所列举的“还是可以的”《山石》一诗，便是记游写景的名作，风格清新，语言平易。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等，颇为耐读。
1973年开始评法批儒运动以后，一些报刊把韩愈说得一无是处。1975年8月2日，文学史家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韩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韩集，其思想中确存在着矛盾。”其诸多作品，“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如果全部加以否定，似非所宜。”毛泽东于1976年2月12日回信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的确，韩愈思想也有另一面，诸如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统一，反对横征暴敛，关心民生疾苦，他排斥佛老，客观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以“法家”来概括其思想的进步性方面，却是当时的时代痕迹。
毛泽东的文章从来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看来也颇有得自韩文之外。在《毛泽东选集》里，不但常常可遇到韩文中的词语，就是句法和结构等等，都往往可以看到韩愈的影响。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两句，就出自韩愈的《原道》。《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两句，出自韩愈的《送穷文》，还从韩愈的《进学解》中引了“行成于思”一语。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的这两句“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以之形容优柔寡断，动动摇摇，不敢前进，不敢直言，也是毛泽东在讲话或作报告时，乐于引用的。
30.劳动者中贤人多（读韩愈《与崔群书》）
［原文］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
——引自韩愈《与崔群书》，见姚鼐《古文辞类纂》“书说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书说类”韩愈《与崔群书》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09页）
［解析］
《古文辞类纂》是清代文学家姚鼐编选的一部文章总集。共75卷，选录历代散文辞赋700余篇，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占了主要部分。全书依文体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每类冠以小序，具述文体源流。该书选文甚严，考核细致，是代表桐城派文学观点的一部古文选本，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特别喜欢读《古文辞类纂》，关于这一点，本书“早期篇”已有叙述。建国后，毛泽东再次读这本书，并在一部清朝同治己已年间江苏书局刊印的版本上做了一些批语。
关于毛泽东批注该书收录的宋代散文家的作品的情况，我们在后面将作介绍。
书中收录的韩愈的《与崔群书》，把人划分为贤与不贤两类，进而感叹贤者不得相遇的艰难处境。这倒是古代知识分子历久不衰的经常性话题。毛泽东的批语似乎觉得，韩愈在这篇文章中划分贤与不贤多少的杠杠太抽象宽泛了些。推崇劳动人民，认为卑贱者比所谓高贵者贤明，是毛泽东一贯的立场。韩愈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大抵主要是就历代谋求致仕的知识分子来说的，在毛泽东看来，就广大的劳动者而言，情况正好相反，是“贤者多，不肖者少”。
31.这些话前人大多说过（读韩愈《谏佛骨表》）
［原文］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异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鬼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若此，将谓真心事佛。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身脔，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摘自韩愈《谏佛骨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指韩愈《谏佛骨表》一引者注）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是前人说过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愿逆》也是如此。但是，韩愈的文章有点奇。唐朝人也说‘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摘自刘大杰《一次不平常的会见》（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谏佛骨表》是一篇改变韩愈政治命运的文章。唐代，佛风大倡，到其中叶，迎送瞻仰佛骨舍利之风愈演愈烈。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唐宪宗降旨令宦官杜英奇率宫人一行到法门寺迎佛骨至宫内，他们百余人抬着置放佛骨的金珠宝刹浩浩荡荡进入长安开远门，数以万计的金幡、华盖、旅旗夹街迎候，绵延10余里。佛骨到宫内后，唐宪宗亲自供奉，几天不理朝政，京城内外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为亲观佛骨而争相布施，穷者典家，富者倾囊，有的甚至戕体残身，以求佛的庇护。韩愈此时任刑部侍郎，随即上《谏佛骨表》，痛陈其弊。唐宪宗阅后，大为震怒，斥责韩愈呵祖骂佛，轻浮狂妄，要处以极刑，幸得群臣作保，才免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评价似乎并不高。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是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周谷城的谈话。之所以谈到韩愈的《谏佛骨表》，是因为刘大杰告诉毛泽东，他正在修改自己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从刘大杰的回忆来看，主要是该文从“破除迷信”的角度要求禁佛，用韩愈的话来说这种“诡异之观”是“伤风败俗”，其中虽有“弃其业次”之语，但只是偶然提及而已，没有谈到狂信佛教对发展生产力的消极影响。同时，从破除迷信的角度排佛，前人已多有论述。对此，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的批语，或可作一例证。姚崇在其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作佛事，接着对信佛之风作了一大段批判，大意是当过和尚的梁武帝，入过道的北齐胡太后，赎过生的孝和皇帝，造寺超度的太平公主、武三思等等，都不仅没有长寿，而且结局大多不好。相反，远古、先秦时期，没有佛教，国运不错，而且还有不少长寿的人。究其因，乃“死者生之常”，与抄佛经，铸金像这样的事是不相干的。毛泽东随即批道：“韩愈佛骨表祖此。”韩愈写《谏佛骨表》，是在姚崇之后89年。
32.要有这种气概（读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等）
［原文］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
——毛泽东1959年4月24日在一个报告上的批语
［解析］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22岁登进士第，又登鸿辞科。后做过淮南节度史杜佑幕府中掌书记、渭南县主簿和监察御史。永贞革新期间，任屯田员外郎，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以后担任过一些州的刺史。57岁回长安，一度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后又贬为地方刺史。晚年任太子宾客，故人称刘宾客。著有《刘宾客文集》。
刘禹锡是中唐诗坛巨匠，白居易称他为“诗豪”、“国手”。他有忧国忧民的远大抱负，反对当时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等政治弊端。唐顺宗时，与柳宗元等在王叔文领导下进行政治革新，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一生两次被贬，长期过着流放的生活，但他坚持革新的政治主张始终不悔。他同时又是一位有着朴素唯物论的思想家，写过《天论》等文章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毛泽东读过刘禹锡不少诗，很多诗都圈画过五六遍。
在一本《唐诗别裁集》中，毛泽东在诗人刘禹锡这个名字上面、用红铅笔画着一个大的圈记；旁边，用黑铅笔画着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用红、黑两种笔迹作了圈画批注。毛泽东用红铅笔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着圈；在诗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诗旁，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又用黑铅笔在这首诗的第一句前画着圈，每句诗后加了圈。《唐诗别裁集》的编者还写了这样一个注解：“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毛泽东注意到这个注解。在“造化亦无如之何”下画着着重线，批注：“此种解释是错误的”。为什么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呢？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刘禹锡在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从和州刺史被证还京，和白居易在扬州相逢时所写，虽自比为“沉舟”、“病树”，但从全诗以及刘禹锡一贯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来看，作者在这两句中所表达的，总体上认为历史是要向前发展的，其中包含了刘禹锡本人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编者把它理解为一种消极的、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人生哲学，很难说不是脱离作者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政治上的硬骨头精神的一种误解。所以，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解释。指出它是“错误的”。他1959年4月24日在一个报告上的批示中。引“沉舟”二句，也是注重它积极进取的大无畏“气概”。
从刘禹锡的经历来看，他长期处于政治逆境之中。他第一次被贬时，只有23岁，10年后被召回长安，写了一首著名的《玄都观桃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恰恰因为这首诗对新贵有讽刺，再度被贬。14年后又被召回，又写下了《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他不顾政治上一再遭受的打击，仍用嘲讽的口吻写道：“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表现了政治上的硬骨头精神。毛泽东很喜爱这两首诗，曾经挥毫手书过。这两首诗，与“沉舟”、“病树”二句，精神是一致的，可互为印证。
毛泽东也很爱读刘禹锡的一些味史诗。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刘禹锡的《蜀先主庙》一诗旁，毛泽东批注：“略好”。这首诗为：“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诗人赞扬刘先主刘备，贬讥刘后主刘禅，全诗写得含蓄凝练，具有史论性质。《乌衣巷》一诗，毛泽东圈画过六次。这首诗为：“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人从感叹东晋豪门贵族王导、谢安的兴衰，借古讽今。诗的意味深长，发人思索。
1975年春天，毛泽东已经82岁高龄。当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的芦获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为他读书。初次见面，问过姓名之后，问她：“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接着自己铿锵有力地吟诵起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获秋”。芦获的姓名恰好镶嵌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里，因此毛泽东很快联想到这首他所熟悉的诗。西塞山在今湖北武昌附近。晋武帝时大举伐吴，王濬统领水军自蜀出击，占领武昌，修巨型战舰，破吴于水中所设铁锁等障碍，顺流而下，直取吴都建业，吴降。诗人刘禹锡通过缅怀历史，抒发他对国家兴亡的关注之情，指出割据分裂局面不能持久，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对这首诗先后圈画过六遍。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的这首诗标题前，他画着一个大圈，标题后又连画三个小圈。在另一本《唐诗别裁集》的这首诗标题前，他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大圈。编者在诗后注释：“时梦得与元微之、韦楚客、白乐天各赋金陵怀古，梦得诗成，乐天览之曰：‘四人探骊龙，子已获珠，余皆鳞爪矣’。遂罢唱。”“梦得”是刘禹锡的字。毛泽东对这段注解，逐句加了圈点断句。
长期流落在巴山蜀水一带的刘禹锡，一方面有机会广泛接触民间疾苦，使他的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另一方面从那些地方的民间歌谣中汲取了艺术的营养，因而使他的诗歌创作具有新的风格。他的《竹枝词》、《杨柳枝词》等都具有民歌清新爽朗的情调与响亮和谐的音韵节奏，表露的情感真挚、细腻、含蓄。毛泽东对这类诗都有圈画。
33.白诗高处，在有平等心情（读白居易《琵琶行》）
［原文］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2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摘自白居易《琵琶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毛泽东读白居易《琵琶行》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页）
［解析］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少有诗名，29岁中进士，36岁授翰林学士，先后任校书郎、周至县尉、府试官、江州司马、忠州刺史、中书舍人、秘书监、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在宦海辗转升沉，晚年退居香山，过了18年的隐居生活。生前曾将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名《白氏文集》，共75卷，收诗文3800多篇。后有散快，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刻本。与元稹等倡导新乐府运动，多讽喻。代表作有《卖炭翁》、《新丰折臂翁》、《长恨歌》、《琵琶行》等。
毛泽东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白居易的《琵琶行》这首诗的天头上，写了上面所引的那段批语。他还在这首诗的标题上连画三个大圈，在诗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句旁，一路密圈。白居易是唐朝新乐府诗歌运动的倡导者和突出代表。他生活在唐朝的中后期，出身于小官僚家庭，早年生活穷困，在战乱中度过长期的流浪生活，目睹了人民中的种种苦难，体验到政治上的黑暗和弊端，因此有比较进步的文艺理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即文学要反映现实；主张诗、文应“救济人病，稗补时阙”（《与元九书》），“张直气，扶壮心”（《和答诗十首序》），即文学要有战斗性。他做谏官时，因触犯了皇帝，被贬为江州司马。《琵琶行》就是他政治上遭受迫害、“谪居卧病浔阳城”时所作。诗中借一个沦落天涯弹琵琶女子的一生遭遇，抒发自己政治上的坎坷身世，及与之共鸣的思想感情。深刻的同情和理解，使白居易的这首诗散发着异样的光彩，“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饱浸着诗人血和泪的传世诗句。这首诗在写琵琶演奏的音乐效果上也是非常成功的。毛泽东说白居易与弹琵琶女子“有平等的心情”，并称赞这是“白诗高处”，可谓一语点破这首诗的精髓！诗人白居易是弹琵琶女子的知音，毛泽东是诗人白居易的知音！此外，毛泽东还用八页红线竖格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稿纸，书写了《琵琶行》，从个别相异的字词来看，他是把全诗背下来以后书写的。
毛泽东在读清代吴景旭的《历代诗话》时，也很注意古人对《琵琶行》中的一些字词和地名的疏解。如《琵琶行》中的“枫叶获花秋瑟瑟”一句，有人解释“瑟瑟”是形容秋天的萧瑟。《历代诗话》的《瑟瑟》（《历代诗话》庚集）一文中说：“杨升庵曰：枫叶红，获花白，映秋色碧也。瑟瑟，珍宝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影指碧字。”作者列举对“瑟瑟”的各种注解：”《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阳杂编》，有瑟瑟幕，其色轻明虚薄，无与为比。《唐语林》，卢昂有瑟瑟枕，宪宗估其价曰：至宝无价。《水经注》，水木明瑟。”又举韦庄等人的诗加以论证。毛泽东对此，逐句加了圈点。白居易《琵琶行》中“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历代诗话》中有《虾蟆陵》（《历代诗话》庚集）一文。其中说：杨升庵考证，虾蟆陵在长安。作者认为：“《国史补》谓董仲舒墓门，人过要下马，以故号下马陵，而语讹为虾蟆陵。白公诗亦循俗之过。”并举苏东坡的诗论证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此，也是逐句加了圈点。由此可见他不是一般地阅读和了解《琵琶行》。
白居易也有一些闲适诗写得较好。毛泽东也很喜欢其16岁时写的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对这首诗，毛泽东在四五本诗集中都作了图画。白居易的这些诗，语言通俗，富于哲理性，毛泽东是很爱读的。
34.盖棺才能论定（读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
［原文］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盲日，玉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
——摘自毛泽东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题为《永久奋斗》的演讲（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191页）
［解析］
毛泽东不止一次谈到白居易的这首诗。1972年，在批判林彪阳奉阴违，最终自我暴露的反革命罪行时，毛泽东引这首诗的后四句，用以说明：一个人错误的发展是有一定过程的，认识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也是有一定过程的。毛泽东故居里还有一本平装的《白香山集》，其中《放言五首并序》的第三首，毛泽东对全诗都用红笔画满了着重线。毛泽东喜欢这首诗，是因为它道出了识别一个人的真伪的哲理。
35.一个很好的教训（读柳宗元《黔之驴》）
［原文］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憖憖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柳宗元《黔之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摘自毛泽东1942年9月7日《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 第883页）
［解析］
《黔之驴》是柳宗元写的《三戒》中的一篇，另外两篇是《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均为讽刺性寓言小品文。作者在《三戒》序言中说：“吾恒恶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
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强怒，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黔之驴》所讽刺的，便是“出技以强怒”。后人对它的解释，是认为没有真本领的人，常常捉襟见时，陷入滥竽充数的尴尬。黔驴技穷，遂成为有名的成语。
毛泽东谈《黔之驴》的发挥，自是另有一格。他从大与小的角度来说明，小的只要“更加扎实些”，便能战胜“庞然大物”，犹如小老虎能吃掉没有实际本领的大驴子一样。
1942年5月30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不久，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讲话。他号召鲁艺师生到“大鲁艺”去开展工作。据何其芳在《毛泽东之歌》里记载，毛泽东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农民的脚踩过牛屎，但却比知识分子干净。”“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的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接着，毛泽东又讲了《黔之驴》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贵州没有驴勾子（驴勾子是陕北农村对毛驴子的称呼。毛泽东讲话常用人民口头的语言），有人运了一匹驴勾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个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勾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勾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勾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并且碰碰它。驴勾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才看出它那两下子，就说：‘原来你不过有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匹驴勾子。”在这里，毛泽东又是借柳宗元这篇文章，来说明外来的有知识的洋包子，不要看不起土生土长的土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