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人们重视的是，除开批语的内容外，还可以从中来了解他的读书方法。人们从这些批注中得到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观点，而是一面读一面想。遇到他以为能够同意的观点，就表示接受，有时还加以发挥或大做文章；遇到他不能同意的观点，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来。《伦理学原理》上的全部批语无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下面的条目，便着重介绍批语中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25.吾国先儒之说与康德同（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人类初无所谓普通之道德也，各民族所持以为普通之模范者，恒自有其特殊之道德。据昔贤之说，如康德辈，皆以为道德之本义，即在人类理性，必有其普通无异之实质。苟道德可以因地而异，则将男之与女，美术家之与商人，亦将因其体性及职业之不同而各异其道德耶？答之曰，道德之因人而异也，诚然，然不必以此而有妨于具足生活之理想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以广义言之，人类无普通之道德。
康德之意见。
吾国先儒之说亦然。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28页）
［解析］
毛泽东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常以他接受的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来进行对照、比较、发挥。泡尔生是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故毛泽东的中西对比，有时便具体为儒家思想同康德思想的对比。
上面的引文，说的是据康德观点，人类所谓道德的本义，在于人类理性，这是共性。但这种道德本性又因人困地以及因职业不同，又有不同的特点。毛泽东说这与中国儒家之说相同，是指孔子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认为人初生时，本性上并无多大差别。孟子认为人初生就具有“仁义之心”，毛泽东当时认为，孔孟的这种人性论与“康德之意见”是一样的。
毛泽东认为《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所阐述的一些观点，与儒家之说相同，还有好几处。
“序论”里谈到：“持直觉论者，以伦理学为无关于经验之知识，以为设道德之条目者，不可以恃经验，且亦无待乎经验焉。伦理学中之命令，出于人类之良心，是即天命之性，本具有立法决事之能力者也。且为之说曰，凡人屏除一切经验，而尚有善恶之观念者，事实也。”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举直觉论者之说”；“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直觉论是西方伦理学中的一派观点，认为对于原始的道德范畴（如善、价值、义务等），无法用理性或经验观察证明它的存在，而只能通过心理体验、直觉意识到它。《孟子·告子》篇记载，孟子反对告子关于“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的观点，认为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王守仁则认为“心即理”，“理也者，心之条理也”（《书渚阳卷》）。毛泽东认为，这些看法也属直觉论。
第五章 “义务及良心”说：“康德之视义务意识也过重，而其徒非希的（Fichte）尤甚。”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我国宋代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不过是人心中的一种国有的先验的理性。康德认为道德原则是先验的，它来自人的意，乞自身，与社会生活和外部事物毫无关系，人必然会遵守这些道德律令，而遵守道德律令就是尽义务，并提出“为义务而尽义务”的公式。宋儒的“天理”，廉德的“先验理性”，在支配人们道德义务方面，确有相似之处。非希的，今译费希特（1762—181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否定“自在之物”的存在，认为唯一的实在是“自我”。在唯心主义方面发展了康德的思想。
第六章 “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说：“余之义务，以余职务地位之所属者为第一，由余与他人特别之关系而生者又次之，由余与他人因偶然之关系而生者又次之。若后者之利害，视前二者为重大，则余当自离于重心之己，而特别为之尽力。此吾人于事实界所易决者也。”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即儒家之义”。泡尔生的观点是，尽义务的轻重缓急，依人与我的关系轻重缓急而定。泡尔生还打了个比方，说其他人就好像环列于“我”的四周，“我”对他们的义务，“则视其去我中心点之距离，而定其动所及之率。”毛泽东说这与儒家之义相同，大致是指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些逻辑推论。
第七章 “道德及幸福”说：“善者得福，恶者受祸，是一切国民所据为第一原理。斯弥得（L·schmidt）所著《希腊伦理学》第一章，凡希腊人之俚谚及文词，关于此义者，网罗无遗。且为之序曰：人类之运命，至公至正，善人受赏，恶人受罚，此希腊人最确实之信仰也。”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吾国人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斯弥得，今译施密特，19世纪德国哲学家，泡尔生引用了他的《希腊伦理学》第一章所收希腊的有关善人受赏、恶人受罚的论述。毛泽东则引用我国《尚书·伊训》中同样论述，来加以对照。
以上几例，表明毛泽东青年时代，是以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作为基础，来接受西方近代伦理学思想的。
26.道德实践先于道德哲学（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直觉论者之说如此，然核之于实际，则人类非以判别善恶之故，而有待于道德哲学。所谓道德者，夙已先道德哲学而发见。苟其初无所谓道德，则决不能有道德哲学。以道德哲学，必以现在之积极道德管理吾人之生涯及意志者，为其思考之对象而后能建设也。吾人内有其心，诚若有何事当行何事不当行之命令，于是命之曰良心。良心之起原，及其与人生正鹄之关系。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言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下更畅发之。
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19—120页）
［解析］
化理学（即道德哲学）与人们的道德实践的关系，是伦理学研究首先要碰到的问题。泡尔生的观点是，道德先子道德哲学而存在，道德哲学可以反过来规范“吾人之生涯”。对此，毛泽东是肯定的，但在道德哲学产生的基础问题上，他强调的侧重点，与泡尔生有所不同。
譬如，善恶，是道德哲学两个最基本的范畴。原书中说：“何者为利，何者为害，诚待经验而后知。而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则子未经验之前，固已知之。”泡尔生这是说，利害属于现实的范畴，是客观的，而善恶属于道德的范畴，是先验的，分明显出唯心论的色彩。毛泽东批道：“殊未必然。”为什么，他认为“善恶生于利害”，即是说，善恶与现实中的利害关系是不能分割的。
对于道德实践及准则，毛泽东也强调其受社会时代实践特点制约的一面。原书说，“道德何以必随时代而不同，既已随时代而不同，而又何以仍无失其为道德，此则虽圣哲犹难言之。”毛泽东批道：“此并不难言”，“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
泡尔生书中有儿处谈到伦理学是“实践科学”，毛泽东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批道：“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有裨于躬行。”
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是很复杂的。有唯物论色彩，也有唯心论色彩。因此，最易受泡尔生二无论思想的影响。在善恶生成等问题上，他虽然肯定了其实践性，强调了“成于经验”，但是，正像前面引述的批语所说的，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最后，绕了一圈，又回到“生于心理”。仍属于唯心论范畴。
27.精神之个人主义（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且一切杀身成仁之事，亦皆含有保存小己之义，即所以保存其观念中之小己者也。彼列格路何尝不以生活为鹄，惟其听鹄者，非形质界之生活而精神界之生活耳。其效力国家，无论和战，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