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施耐庵《水浒传》第十六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
——摘自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水浒传》写到英雄“排座次”以后，曾有一段“单道梁山泊好处”，概括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至于“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义军所到之处，“开仓，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更是随处可见。这些，无疑真实地融铸了农民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产生的最高要求和理想。这就是平等，政治、经济乃至人格身份上的平等。这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所可能具有的最革命的思想。我们在考虑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种思想，虽然它从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又的确曾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起义。其平等的社会理想反映在经济愿望和行为模式上，便是反反复复的“均贫富”、“劫富济贫”。《水浒传》上的这类描写很多，最典型的，便是第15、16回描写的晁盖、吴用等的“七星小聚义，智取生辰纲”了。
这段故事说的是大名府的梁中书每年都要搜刮大笔钱财，送往京都给太师蔡京贺寿，叫“生辰纲”。这年，他又搜刮了十万贯金珠宝贝，派武艺高强的杨志押送。公孙胜、刘唐探得消息后，报与晁盖，经吴用设计，在黄泥冈劫取了生辰纲。此前，公孙胜便对晁盖说过，“北京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的话。
毛泽东读《水浒传》有多方面评论，而在1959年则多次谈到小说中的拦路打劫、杀富济贫问题，这与当时的政策背景有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部分地区刮“共产风”，在经济生活中，搞“一平二调”。为搞重点项目，无偿调拨基层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农村经济核算上，盲目由公社一级统一核算，抹平了不同生产队的收入差异；更明显的是搞公共食堂，名副其实的吃“大锅饭”，等等，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损害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1958年底开始，毛泽东就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风”的弊端，并着手纠正。他纠正的思路，除了让干部们读好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问题外，便是借《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等拦路打劫的故事，来说明应该纠正“共产风”的道理。
前面引述的是毛泽东1959牟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在此之前，3月5日在郑州，毛泽东就讲过取生辰纲的故事，也是从人民公社如何处理同生产队社员的关系问题说起的。
在毛泽东看来，时代不同，对象不同，“财”的来源不同，因而“拿起就走”的“打劫”、“剪拂”，就有“义”与“不义”
的区分。在封建社会，“对付超经济剥削”得来的不义之财，如梁中书为蔡大师祝寿的财礼，拦路打劫，取之元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红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也称为这个意义上的行动。在新社会，情况根本不同，对人民劳动得来的财物，绝不能学梁山好汉那样“拿起就走”。应该说，这个比喻是生动的，这个观点在50年代末期平均主义原则支配经济生活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56.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困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谈话
［解析］
这段评论表明，毛泽东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提倡“继续革命”的特殊心理背景，有着某些联系。这样，他让人们注意《水浒传》后半部关于宋江投降的描写，是符合他的心理背景的。
其实，关于宋江形象的评价，即他是英雄还是叛徒的问题，在“文革”前17年古典文学界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从1952年到1960年，曾有人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到1964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大国将领李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评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上面所引的他在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传》的评价，同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
毛泽东的这段评价，也非即兴之论，而是他晚年读《水浒传》所得感受的集中表述。1973年12月21日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他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据毛泽东晚年一直在其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传》时，毛泽东也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毛泽东评<水浒>真相》）几次谈话，意思都是一样的。
梁山的胜利是短暂的。在朝廷不用武装的“思想镇压”（招安封官）下，宋江投降了，所向披靡的义军投降了，这种悲剧性选择的必然性是什么？这是毛泽东思考的重心所在。他的结论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造反目标低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根本的普遍的局限。梁山泊义军竖起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这无疑是一个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口号。“天”的含义较复杂。一是“天神”，起义是“上天显应”，晁盖七人取生辰纲也假托一梦，说成是“应天垂象”，宋江遇九天玄女，得三卷天书，是领了玄女娘娘的法旨来替天行道的。二是“天理”，即正义与公理，义军是循天理来除暴安良，斩杀贪官污吏的。三是“天子”，即皇帝。宋江受招安带领义军进城时，队伍里便竖着“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打方腊，就是因为方腊不能替这个“天”行道。头一个“天”无实在意义，只不过是义军领袖对自身行为寻求的唬人借口。第二个“天”，是他们造反的真实出发点，也是他们的目的。第三个“天”，是他们接受招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由义军领袖宋江的阶级本性决定——“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梁山义军整体上虽然是一支农民武装，但在一百零八位头领中，真正种田的也只有那个不太知名的以锄头为武器的陶宗旺，确实因受土豪劣绅迫害而上山的人也只有打猎谋生的解珍、解宝兄弟。一大批本属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起义队伍，虽然壮大了义军势力，但却奠定了义军领袖的阶级思想基础，为其归宿埋下了伏笔。其中宋江上梁山的过程和上梁山后所推行的路线最具代表性。他根本上不是站在地主阶级的对立面来反抗斗争的，而是替放弃了统治责任、忠奸不分、失察民情的宋朝皇帝来行使维护“正道”的职能。用燕青在李师师处向宋徽宗替宋江表白的话来说，“宋江这伙，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与国家出力”。赃官污吏谗佞之人，无疑就是地主阶级中的高俅、蔡京、梁中书等那一派而已。说到底，宋江把自己同权臣腐朽的冲突看成是“忠”与“奸”的冲突，他不把自己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造反只是以非常手段来实现统治阶级的正常职能，迫不得已的“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以待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第三，道德信条的局限——“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是无数个造反者个体间的平行结合，表明对纵向秩序的蔑视。“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指是否同情与支持受冤被压的人和事。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如果在“义”之上加一个“忠”字，以“忠”统“义”，则是对纵向秩序的认同，其意则和“孝”差不多了。宋江绰号“孝义黑三郎”，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因此，“聚义”和“忠义”虽一字之差，在毛泽东看来，却是维系义军领袖道德思想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在1926年从事农民运动时，他就指出过，封建文化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忠孝主义”，这是有利于君王的道理。相反，对于“义”，毛泽东则在相当程度上给予了认可。1939年4月29日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说：同情大多数人民，对大多数人民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算是真正的行义者。所以他肯定水浒英雄劫富济贫，“取不义之财”还之于民的做法。显然，毛泽东一直主张扬“义”贬“忠”，并视之为农民革命造反的道德基础，而宋江以“忠”化“义”，则是他背叛革命的道德基础。
总之，从造反目的、阶级本性和道德团聚信条上，似乎都注定了宋江领导的这场尽管声势浩大，但没有自觉的、独立的、超越封建正统规范的政治思想纲领的武装反抗，其结局是悲惨的。其悲剧的实质，不属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所体现的悲剧，而是由于造反者与被造反者之间在社会理想方面没有本质差异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所以，“宋江投降了”，自然“就去打方腊”，终于是奴才。在这里，与其说毛泽东表现了对宋江个人的厌恶，不如说他是力求对各种各样的造反者的阶级本性及其人格作出历史的分析，作出自己的评价。所以，尽管起义领袖不好，但“不愿投降”的李逵、吴用和阮氏三雄等，在毛泽东看来“是好的”；并认为金圣叹砍掉《水浒》后二十回的投降故事，“不真实”，掩盖了宋江投降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事实，于是指示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以期恢复小说的本来面目。
由上述可知，毛泽东晚年评《水浒》，确实是有感有思而发，从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发”也不失为精练明快的一家之言。毛泽东在迟暮之年，多次谈到《水浒》，且意思一致，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而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忧虑。这也是他同意姚文元信中提议的“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和“在《红旗》中发表鲁迅论《水浒传》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毛泽东的评论是具体针对当时中央的政治斗争，更不能说有针对具体人物的影射含义。而姚文元等人搞的评《水浒》运动，无疑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篇阴谋政治的文章。
就在毛泽东评《水浒》的当天，姚文元即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衣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支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出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对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经姚文元这样一发挥和运用，一下子升到无比的高度，具有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
在江青、姚文元等搞的评《水浒》运动中，提出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休所起不到的作用，很快瓦解起义队伍的问题；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的问题；提出评《水浒》是当前政治思想路线上的一次重大斗争的问题；提出要批判那些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的问题；等等。（参见：《红旗》1975年第9期《重视<水浒>的评论》；《人民日报》1975年8月31日《评<水浒>》；《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2日在大寨群众大会上她又强调，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又召集文化、新闻单位和两校写作班子100余人谈话，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呢？我看是有的。”“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江青的这些话，今天看来是多么的荒唐。但这在那个年代却是搞阴谋政治“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使毛泽东也无法接受了。他批评江青的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于是，一场借题发挥的政治闹剧才逐渐收场。
57.没有知识分子，就不能胜利（读罗贯中《三国演义》、施耐庵《水浒传》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日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8页）
［解析］
群雄逐鹿，义军造反，总要形成以某个领袖人物为核心的相应的集团。出谋划策的智爱人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即知识分子，自是这个集团的必备人物。如楚汉之争时刘邦集团的张良，三国时刘备集团的诸葛亮，宋时宋江集团的吴用，元末朱元璋集团的刘伯温，明末李自成集团的牛金星、宋献策。最有意思的是隋末瓦岗寨集团的徐茂公，其原型徐懋功本为善战的将领，在演义小说中则定型为摇鹅毛扇的人。无论正史，还是小说、演义，都是注重这类人物形象的铺叙的，《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吴用等，是塑造得比较好的典型。毛泽东读这两部小说，印象自然较深。他的评论，却不是就小说谈小说。他用阶级分析法来说明这一现象，提出：“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鉴于诸葛亮、吴用等在小说描写的军事和政治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提出：“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要翻身，也必然如此。
无论是读史，还是读小说，体会到并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在毛泽东那里是不多见的。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郑重地发表上述讲话，是有特殊背景的。这就是：“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诸葛亮、吴用便合乎逻辑地成了说明这个道理的例子。
促进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实现同工农兵群众的结合，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也是在1945年4月24日的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说：延安整风前，有“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克里空。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民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几位“韩荆州”，都是当时边区的英雄模范。毛泽东还说：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这自然是整风带来的成果。但为防止看低知识分子的偏向，确有必要申明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由此，毛泽东说了前面那一大段话。
58.看战争，看组织（读罗贯中《三国演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见《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解析］
东汉末年至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统一于晋，这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年代，黄巾起义被镇压，各统治集团之间权力争夺，反复无常，兵祸连结，战争不已。同时，也是群雄并立，豪杰盛兴，纵横捭阖，人才辈出的时代。唐代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李商隐诗曰：“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说明唐代已可能有三国故事由艺人演述。三国故事的大量传播始于宋代，“说话”艺人通过加工渲染，以讲故事的形式说给听众，听众又添枝加叶传讲给他人，使三国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民间，而且增加了许多传奇色彩。到了元朝有形成文字的《三国志平话》刊印，但文字粗简，事多荒诞。到明代罗贯中，在《平话》的基础上，删除荒诞，根据史籍，并加虚构，成60余万字的《三国演义》。
罗贯中（约1330—约1400），名本，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相传为施耐庵的学生，曾参与《水浒传》的修订加工。胸有大志，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府，明朝建立后不得志，转而从事小说戏曲的创作。其《三国演义》的内容是描写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之间的历史事件，重点描写魏、蜀、吴三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及其兴衰过程。全书120回，第1回 到第33回写黄中起义、军阀混战和曹操平定北方，第34回到第50回集中写赤壁之战及战后天下三分，第51回到第115回重点写蜀汉的建立、巩固及与魏、吴的斗争，最后5回写三国归晋。它以三国历史为骨架，其基本轮廓和基本线索以及主要人物的主要活动与历史记载相去不远，但具体内容。血肉部分则出于虚构创作。故有“七实三虚”之说。其中夸张虚构的如：桃园结义、借东风、草船借箭、蒋干盗书、单刀赴会、玉泉显圣、空城计等等，写得栩栩如生，动人心魄。它最长于描写战争，善于抓住每次战争的特点，把描写重点放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战争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上，无论大的战役或小的战斗，都写得各具特色、摇曳多姿、毫不雷同。在人物塑造上，它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复杂的斗争中，通过各自的言行表现其思想性格，运用略貌取种的手法，通过粗线条的勾勒、环境气氛的渲染来取得传神的艺术效果，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已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三国演义》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的书。这点，在他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便有回忆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对抗大三期二大队的讲话中，说他在井冈山时，有一天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有没有《三国演义》之类的书。一个农民说：“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这件事虽然是说明有的农民认为打上豪便是共产主义，但也反映出毛泽东对读《三国演义》一类古书的兴味，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里也丝毫不减。
《三国志》书中许多军事斗争，古来军事家都从中学习谋略。《三国演义》中许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应擒应纵，胜负得失，都有可借鉴之处。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中载：清初曾敕命翻译《三国演义》为满文，因当时武将不识汉字，打仗作战，往往参考三国战争的记述，甚为得力。蒋瑞藻《小说史考证拾遗》中，引阙名《笔记》说：“满洲自认为刘备，蒙古自认为关羽，借以羁縻蒙古。200余年，蒙古不侵不叛，实基于此。”清刘銮《五石抓》中说：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说，太平天国之“诡计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毛泽东也显然从它学习到了战争的知识。可笑的是，十年动乱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只要能够战胜敌人，从《三国演义》中获得的知识，为什么不能用于现代革命战争呢？对此，毛泽东从来不讳言。他多次说过，在井冈山时期，他没有读到《孙子兵法》，但读了《三国演义》。事实上，他在讲话和文章中，常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事例。
古田会议后，为了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候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老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举了中国古代6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这3次战役，都是《三国演义》中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过的，分别见《三国演义》第30回 、第49回、第84回。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人物中，毛泽东推崇的是诸葛亮和曹操。他俩在军事战略上都是一流的。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期间，一天晚上，毛泽东请胡乔木、郭沫若及十来名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时，也有议论。他说：我们论三国，替古人担忧吧。随即与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段，夹叙夹议，谈到热烈处，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
李越然回答不出。毛泽东接着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又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了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
郭沫若随口应道：晋书地理志作五千六百万。
毛泽东说，现在还统计不全，到处有不入户人口，那时就能统计全？估计算是五千六百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
郭沫若回答：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六七百万。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毛泽东引王粲《七哀诗》后说：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
毛泽东深深叹息，继续说：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最后，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至少要读它三遍。
60年代初，毛泽东的案头有一套《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册。毛泽东是认真读了的。他对卫士说：小人书不简单哪，言简意眩，道理也一目了然。他还给尹荆山讲赤壁大战，讲夷陵之战，说孙、刘联合一把火烧了曹操，烧出了一个三国鼎立。还说刘备犯了错误，被火烧连营死在白帝城。诸葛亮安居平五路，稳定了蜀国形势。
毛泽东注意《三国演义》中关于战争的描写，也体现了他的战争观。一方面看到战争的残酷性，对人口，对经济的破坏；另一方面认为，防止和反对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不要怕它。
毛泽东提出，读《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还要看组织，举的例子是刘备集团取西川、入成都后，同当地文官武将一道建立蜀国的事例。他用这个故事说明外来干部一定要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此外，毛泽东在讲话和文章中，还时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其他事例来说明正确处理干部人事关系的道理。
1957年，他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在小说里，诸葛亮可以未卜先知，呼风唤雨。毛即以此为例，说明即使是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有其局限性。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里也用诸葛亮作过比喻。他以为，应该是诸葛亮似的有才能的人组织政府，算是人民的公仆；而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大众，却不是比做刘备，而是比做平庸无能、听凭诸葛亮摆布的阿斗。一个把群众看作孔明，一个则把群众看作阿斗，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差异。
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心情舒畅，在同周小舟和李锐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出现的问题时，毛泽东讲，有些问题不能全怪下面，怪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那样抱怨，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引得大家都大笑起来，他本人也大笑起来。蒋干是曹操的一个谋士，与东吴水军都督周瑜曾是同窗学友。在赤壁大战前夕，过江到周瑜军营中打探虚实，周瑜利用反间计，假造书信让蒋干窃得，使曹操误杀两员得力的水军大将。蒋干还以为给曹操陈去心腹之患，正欲讨功请赏，却被曹操大骂一顿。所以他说：“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
59.罗贯中为什么以蜀汉为正统（读罗贯中《三国演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甫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摘自林克《忆毛主席学英语》（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三国鼎立，以谁为正统，即尊曹还是尊刘，是评论三国历史必然遇到的问题。陈寿的《三国志》，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重笔在曹魏。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基本思想则是“拥刘抑曹”，把蜀汉当作全书矛盾的主导方面，把刘、关、张、诸葛亮当作小说的中心人物。全书120回，其中自桃园结义至诸葛亮死于五丈原这51年间的事，就占了104回，以后46物的故事的。这是从篇幅上看。从形象塑造来看，书中曹、刘对比的描写，给人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备以宽仁待民，曹操以残暴害民；刘备待士以诚心和义气，曹操则全用权术和机诈；刘备忠心扶汉，不得已而自立，曹操则挟天子以令诸侯，剪除异己等等。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很注意罗贯中的这个倾向。在1957年4月10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就说过，小说上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他对曹操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他是代表进步一方的，而刘备所要扶持后来又继承了的汉则是没落的。显然，毛泽东对曹、刘的评价不同于罗贯中。
1959年3月，报刊上开始讨论为曹操翻案的问题。前面引的那段话，是他这个时候对工作人员林克讲的。他说到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所谓司马迁的传统，是指司马迁把“嵇其成败兴亡之理”作为他写《史记》的原则，在历史发展中，比较注意下层人民的作用，因而敢于为秦未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立传，并置于“世家”休例中，放在《孔子世家》之后，汉代诸世家之前，这实际上就承认了陈胜、吴广的历史地位。同时，书中还写了不少侠客、商贾之流。到“独尊儒术”之后，皇权神授的观念牢固起来。就三国史本身的史学传统来看，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到东晋偏安江左以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就改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沿陈寿先例，尊魏为正统，到南宋偏安以后，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一反司马光的看法，仍尊蜀汉为正统。清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说：“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由
此看来，拥刘反曹思想之流行，确有为偏安的汉族王朝争正统地位的历史思想背景。所以，毛泽东说罗贯中是继承朱嘉的传统，进而指出，罗贯中所处的明代，北方边患很重，这是他尊蜀汉为正统的历史背景。这也算是知人论世吧。
就在报上讨论为曹操翻案的时候，吴祖缃于1959年4月9日、15日、23日、5月13日在《北京晚报》上连载《关于〈三国演义〉》，毛泽东读到4月23日《北京晚报》连载的《关于〈三国演义〉（三），便写信告诉秘书林克：“请你替我找《关于〈三国演义〉》的（一）（二）两节，我想看一看。”该文主要就《三国演义》来谈历史和文艺的关系。文章认为，《三国演义》以“拥刘反曹”为基本倾向，不能表面地认为只是反映统治者内部的矛盾，这只是小说的历史方面的内容。从文艺角度来讲，它实际上反映了封建时代广大被压迫的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和爱国思想。要把这两方面区别开来，不能因为它“拥刘反曹”的正统的历史观，就否定它的民主思想。毛泽东关注这篇文章，自与他当时对《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正统的历史观的认识有关。
毛泽东尊曹，是因为曹操的历史功业。因此，他经常劝人不要相信小说演义上对曹操的形象的描写。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50年代读这篇文章时，在这段文字下面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了着重线，表明他对鲁迅的观点是赞同的。
60.共青团员为什么不能挂帅（读罗贯中《三国演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
——摘自毛泽东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谈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0页）
［解析］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一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从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出发，赞扬书中“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这种论点时，有这样的话：“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个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可见，毛早年就爱读《三国演义》，是基于该书“事态百变，人才辈出”。
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极力渲染的故事。《三国志》记载得非常简略，而小说则用了长达8回的篇幅，写了孙刘联盟的形成，周瑜和曹操隔江斗智，周瑜和诸葛亮逞才比高下，以及火烧连船等等。毛泽东很喜欢这段故事，特别注意其中几位主角的年龄和才干。其中关于程普不服周瑜挂帅之事，在《三国志》“周瑜传”里，只有“普颇以年长，数凌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几句。在《三国演义》第44回 里，着墨也不太多。只说周瑜受印挂帅的第二天，坐帐派令，“程普年长于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乐，是日乃托病不出，令长子程咨自代。”程咨回去把周瑜调兵遣将的办法一说，“普大惊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为将；今能如此，真将才也！我如何不服！”
放手任用新人，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除上面引述的1953年的那次谈话以外，他时常举周瑜的例子来说明在选拔干部时，不能论资排辈，要看能力，要充分相信青年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会胜任的。
1957年4月上旬，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要提拔党龄短、年龄轻但有能力的干部时，毛泽东说：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27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义，之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
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举周瑜为例，说程普是老将，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36岁。
61.明朝最伟大的诗人（读高启《梅花》）
［原文］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高启《梅花》九首之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田家英同志：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毛泽东十一月六日上午六时
田家英同志：
有一首七官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更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毛泽东十一月六日上午八时半
家英同志：
又记起来，足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里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