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毛泽东读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 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4—75页）
［解析］
留有毛泽东上述批语的这个版本，是光绪辛卯年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全十册。第27回 是著名的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之后，孙悟空被唐僧逐回花果山，接着便生出孙悟空作法打死千余来花果山掠杀众猴的猎人的事情。毛泽东对孙悟空的“快活”之语所作的批语，反映了他的善恶观。
就《西游记》的具体描写来看，唐僧师徒四人赴西天取经，目的是“劝人为善”，“消释灾愆”，获得佛门真谛。为善的宗旨是一致的。唐僧与悟空的分歧，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作者一方面让孙悟空以自己的行动向唐僧佛门的善恶观挑战，一方面又让唐僧用“紧箍咒”（其实就是“善”）对孙悟空的行为严加约束。但小说情节给人具体的印象却是，唐僧以善求善，善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却遇重重阻力，寸步难行。不仅不能劝人为善，反而三番五次地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唐僧的训诫和主张在实践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基于此，毛泽东把唐僧的思想行为概括为连孔子都极力反对的“乡愿”思想。《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即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这确实是对唐僧性格的独到之见。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常常使“妖为鬼域必成灾”，等于是鼓励那些作恶不轨之徒。与此相反，孙悟空对妖魔主动出击，以除恶求善，且除恶务尽，不相信忍让和一味求善就能达到目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他的勇敢战斗，才使师徒四人不断向西天迈进，接近目的。这是毛泽东称道孙悟空的重要原因。他从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中庸的“乡愿”的做人道德的反叛，因为不破不立，破就是立。于是为这个“大圣”“欢呼”，把他的实践概括为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这种行善除恶一体论，是毛泽东对善恶问题的本质的一种辩证认识。他说过：“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他多次说过。他还认为：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有意思的是，《西游记》里正好提供了理想世界中善恶并存的一个细节。师徒四人好不容易来到极美极善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却意外地遇到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傩、迦叶“要人事”（索贿赂）而故意刁难他们的场面。善恶并存的永恒性，自然推导出斗争的永恒性。从善恶观上也可看出晚年毛泽东崇尚斗争的一个心理基调。
66.唐僧师徒的“个性”（读吴承恩《西游记》）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
——摘自毛泽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27页）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无取经，遭到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在抗大第三期学员会议上的演讲（见牛克伦《熔炉》，载《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解析］
《西游记》这部小说，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把神性、人性和动物特征结合起来，是很成功的。孙悟空、猪八戒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典型。唐僧师徒4人在取经途中，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以克服重重困难方面，各有不同的方法，各有不同的心理活动，也各有不同的贡献。他们的个性，也由此展现出来。同时，不同个性的差异，导致这个团体的矛盾，经常发生争吵，但最终还是同心同德地向西迈进。毛泽东读《西游记》，很注意这方面的描写，时常立足于现实进行评论和发挥。核心的一点，就是认为这个团体既有共同遵守的“党性”，又有各不相同的“个性”。
除了前面引述的1945年的评论外，1938年4月，在延安“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要求学员应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接着，他笑谈《西游记》的人物，比喻这三句话的重要：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地提到了那匹白马，他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67.《红楼梦》的老祖宗（读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你们看过《全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全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摘自毛泽东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金瓶梅》，长篇白话小说，共100回，成书约在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兰陵笑笑生作。兰陵今属山东苍山县，书中又多用山东方言，故其作者大约是山东人。对具体撰写人曾有王世贞、李开先等多种推测，但均无确据。《金瓶梅》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为引子，详细描写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恶势力代表西门庆由发迹到暴亡的罪恶生活史，充分暴露了明代后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毛泽东如此看重《金瓶梅》，与该书对生活的反映方式和效果，及其同《红楼梦》的联系有关。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细致”。《金瓶梅》以前的中国长篇小说，或再现帝王将相的风云业绩，或褒扬草莽英雄的心秉忠义，或描写仙佛神魔的奇异行径，这些不寻常的故事和现实普通人的生活内容有明显距离。而《金瓶梅》则是我国第一部 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完全是细腻的写实，诚如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庆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作出来。”这种对家庭生活的刻意描摹，确实是此前的中国小说从来没有的。唯其细致，才更真实地广泛地反映了历史生活。写的是宋代，实际是作者所处的明朝“当代史”，所以历史学家吴晗能够通过作品展示的具体事件和细节判断出它的成书年代。就其内容而言，小说以西门庆为主角，一方面安排和描写了他那个以金钱财富为轴心，以主从贵贱为秩序的家庭结构，使其成为社会图式的浓缩；另一方面，又通过西门庆的种种社会经济活动，把读者引向时代生活的大千世界。西门庆是坐贾兼行商，开解当铺，又放高利贷，也不放过贿赂官府兴贩盐引和充当官府买办觅钱取利的机会。小说对其致富的过程，资金、商业经营方式和经营商品的种类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晚明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以及伦理观念。《金瓶梅》通过对人物的衣食住行和两性关系的细腻刻画，极力铺陈了这一新的时代风尚，其特点是去朴尚华，穷奢极欲。总之，《金瓶梅》通过广镜头的传神描写，形象地揭示了晚明历史的本质风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对《金瓶梅》作出了3点重要评价：（一）把它同《红楼梦》、《聊斋志异》并列，称为“写社会历史”、表现“明朝真正的历史”的小说。（二）把它同《水浒传》并列，称为“不可不看”的书。1956年他曾说过：《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小说。（三）在写法（重细节真实）和结构（以小见大，以家庭衬社会）上，称它是写出“很细致很精细的历史”的《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这些评价，在50至6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范围内，是很别具一格的。
由于《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同妻妾间的大量性生活，其中把妇女写成男人发泄性欲的玩物，故毛泽东认为它“不尊重女性”。
68.旧的民歌里有许多极好的东西（读《汴省时曲·锁南枝》等）
[原文]
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
捏一个你，捏一个我，
捏得来一似活托；捏得来同床歇卧。
将泥人儿摔破，着水儿重和过，
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
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
——《汴省时曲·锁南枝》，摘自陈所闻编《南宫词记》卷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否定是过程更向上的发展。
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
第一个否定造成了第二个否定之可能。
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
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一方面表现为肯定。
——摘自毛译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苏联西洛可夫等著、李达等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文第3版）的批语（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24页）
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曾让同学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语，其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125页）
［解析］
《汴省时曲·锁南枝》这首民间散曲，见于散曲选本《南宫词记》。编者陈所闻，名荩卿，江苏南京人，生年不详，卒于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左右。大概是潦倒的文人，依靠大书商安徽汪廷讷生活。其《南宫词记》专录明人的作品，在所有南曲套数、小今的选本中，可说是刊行最早的一部，有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序。共6卷，保存了一些以前从未有人注意收集的明人散曲，值得称道的是，编者敢于承认民歌是文学作品，与文人散曲并列一书。当然，民间散曲本来就属于民歌。
《锁南枝》是曲牌名。该书所收的这首《锁南杖》，是表现爱情生活的，但显是民间化的改作。其构思乃至词句，在此前即有。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有件艳事：他有位贤良的妻子，叫管道升，善画墨竹、兰、梅，亦工山水、佛像，诗词歌赋也造诣很深，本来是女子中魁首。但赵孟頫却异想天开，要纳妾，又不便开口，便填了首曲，给管夫人看，其中有：“岂不闻王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无过分。”还安慰她：“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夫人知道后，自然很不高兴，可又不便发作。为了劝阻丈夫，也填了一首《我侬词》：
我侬两个，忒煞情多！譬如将一块泥儿，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忽然欢喜啊，将它来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团、再炼，再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那其间啊那其间，我身子里也有了你，你身子里也有了我。
把《南宫词记》所收的这首《锁南枝》同管夫人的《我侬词》对照一读，显是一脉相承。
毛泽东很喜欢这首民间曲子，并多次引用。至晚在1937年以前，他就读过。1936年11月至翌年4月，毛泽东在阅读李达等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时，随手在其中“否定同时是肯定，‘死灭’同时是保存”诸语旁，批上了“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进而以这首曲子说明：“一刀两断不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否定观，既是扬弃，又是肯定、保存和融合。可见他对这首曲子记忆之熟，运用之活。1957年，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其间各个党在国际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不统一，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又引用这首曲子说：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中国有几句古话，“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意即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求大同，存小异，互相支援，结为整体，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挑战。同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时，两人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谈到哲学、佛学，毛泽东又引用了这支曲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喜欢民歌，同他的文化创造和发展观念有关。民歌大多是底层人们的创作并反映他们的生活内容的。基于此，他特别看重历史上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根本不识字的人的诗歌创作，时常津津乐道这方面的一些例子，如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同人讲起：梁武帝时的陈庆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还有梁朝大将军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竟；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川》：“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
毛泽东不仅喜欢古代民歌，而且还很注意搜集和运用现代社会中流行的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民歌。1925年，毛泽东从上海回故乡韶山休养了大半年。在此期间，他积极组织农民运动，以普及平民教育为由，依靠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利用原来的族校设备，开办了20来所农民夜校。夜校用当地的民歌民谣编写识字课本。湖南韶山陈列馆至今保存着这样两首诗：
农民头上三把刀，
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
逃荒讨米坐监牢。
金花好，开红花，
一开开到穷人家，
穷人家要翻身，
世道才像话。
今日望，明日望，
只望老天出太阳，
太阳一出照四方，
大家喜洋洋。
看来，毛泽东对民歌的注重，一开始便是同农民运动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在1926年主持广州农讲所的工作期间，毛泽东便发动学生们收集和记录各地的民歌，并读了其中大量的作品。这次活动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加深了他对民歌的赏识，后来多次谈到收集民歌的事情。
前面引的毛泽东第二段评论，说的便是1926年主持广州农讲所的事情。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到这事，说从这些民歌里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些民歌后来丢失了，非常可惜。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起这件事，还说从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
毛泽东重视挖掘和运用现代社会中的民歌的社会价值，还有以下几件事情值得一说。
1930年5月，毛泽东随红四军到达寻乌县时，他着手进行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农村社会调查。为了说明贫苦人家受地租剥削没有饭吃的情况，他在《寻乌调查》一文中全文引用了一首较长的民歌，并对一些方言做了注释。我们不妨引在下面：
月光光，
光灼灼。
埃跌苦，
你快乐。
食也毛好食，
着也毛好着。
年年项起做，
总住烂屋壳。
暗精女子毛钱讨，
害埃穷人样得老。
暗好学堂埃毛份，
有眼当个瞎眼棍。
天呀天，
越思越想越可怜。
事业毛钱做，
年年总耕田。
六月割也就，
田东做贼头。
袋子一大捆，
擎把过街溜。
吗个都唔问，
问谷曾晒就？
穷人一话毛，
放出下马头。
句句讲恶话，
伊然税户头。
唔奈何，
量了一箩又一箩，
量了田租量利谷，
一年耕到又阿嗬！
又阿嗬，
会伤心，
穷兄穷弟爱同心，
穷姊穷妹爱团结，
团结起来当红军，
当到红军杀敌人！
注：“埃”，我。“毛”，没有。“项起做”，继续做。“暗婧女子”，再漂亮女子。“样得老”，怎样得老。“暗好学堂”，再好学堂。“割也就”，刚割完。“做贼头”，很恶之意，如贼头一样恶。“袋子一大捆”，用去收租的。“过街溜”，洋伞。“吗个都唔问”，什么都不问。“放出下马头”，打官腔。“税户头”，大地主。“阿嗬”，没有了之意。“爱同心”，要同心。
1936年在陕北保安的时候，美国记者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去毛泽东那里坐坐；毛泽东也经常邀请斯诺去他那里吃饭。毛泽东的饮食非常简单，常常是一盘辣椒，一盘青菜，偶尔有少许肉，主食是小米或馒头。即使斯诺这样的客人去了，也不过额外加一份贺子珍用野果子自制的甜食。斯诺觉得，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样的生活实在过于简朴了。毛泽东本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只要有辣椒就满足了。他非常能吃辣子甚至用馒头夹着辣子吃。一次，毛泽东向斯诺说：“吃辣椒多少能反映一个人的斗争精神，革命者都爱吃辣椒。因为辣椒曾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我们家乡湖南出辣椒，爱吃辣椒的人也多，所以‘出产’的革命者也不少，如黄兴，陈天华以及红军中的彭德怀、罗荣桓、王震、贺龙等。而在世界上爱吃辛辣食物的国家，往往盛产革命者，如法国、西班牙、墨西哥、俄国等等。”他说到这里，哈哈大笑，并情不自禁地唱起一首他最喜爱的《辣椒歌》：
远方的客人，你请坐，听我唱个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天天可不能少。要问辣椒有哪些好？随便都能说出几十条。去湿气，安心跳，健脾胃，醒头脑，油煎爆炒用火烧，样样味道好。没有辣子不算菜呀，一辣胜佳肴。
1953年3月下旬，毛泽东到了南京，在西康路33号省委招待所下榻。他听取了华东军区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汇报，对江苏的工作表示满意，尤其对南京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所取得的成果非常高兴。22日下午，毛泽东游玄武湖时，兴致勃勃地对陈毅说：陈老总啊，我倒听得这么一首诗来：
唐宋元明清，匪盗未肃清。
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
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
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
毛泽东抑扬顿挫地把这首刚听来的民谣念得特别有韵味。陈毅显得几分潇洒地说：“这是群众的心声嘛。南京是六朝古都，老百姓的体会也许更深刻一些。”
69.要教人改过（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为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从事白请旦留此县，录见诸自言者，事毕乃发，欲以观试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驾。既白驾办，博出就车，见自言者，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缓，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缓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如神。吏民大惊，不意博应事变乃至于此。后博徐问，果老从事教民聚会。博杀此吏。
博为左冯翊，有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析，创著其颊。府功曹受赂，白除禁，调守尉。博闻知以他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禁：“是何等创也？”禁自知情得，叩头伏状。博笑曰：“大丈夫固时有是。”博因敕禁禁晨夜发起部中盗贼，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连守县令。
——摘自冯梦龙《智囊》卷三《上智部·通简·朱博》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
使人改过自效。
——毛译东读冯梦龙《智囊》卷三《上智部·通简·朱博》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53—54页）
［解析］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耳犹，别号子犹等。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少有才气，博学多识，行为不羁。屡试不第，以教书为生。在文学创作和编纂上成果丰富。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简称“三言”）颇称名于世。他在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改编、整理的同时，还纂集了几部颇有价值的笔记小品，《智囊》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该书编集明代以往的经史子传、野史丛谈、演义传说中的有关智慧的故事近两千则，部类分别，按以评语。上自经国大略，下至市井小智，旁及妇女儿童的高见卓识，无不在他的搜罗选取之中。读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且寓意丰富，发人深思。毛泽东很喜欢这本书，在上面的批注较其他文学作品都多。据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回忆，1963年元月初，章士钊托她带一本线装《智囊》给毛泽东。
《智囊》里“朱博”一条，叙述了汉代武官出身的朱博做冀州刺史时的两件事。一件是说，朱博在巡视部属时，数百个官吏和老百姓聚众拦道，说要告状。一个从事将情况告诉朱博，请他滞留该县处理。朱博心中明白他是要试探自己的本事，便让从事明文告知：想告县级官吏的人，各自到自己郡里去告，刺史不直接监察这一级官吏；想告郡守、邑宰一级官吏的人，等本刺史巡视回到治所再来告；其他那些属于打官司举盗贼的事情，则到各个管辖部门找从事处理。这些安排，使四五百人顷刻散去，都没有想到来博应变能力这样强。后来朱博慢慢打听，果然是这位老从事教唆百姓聚众拦道，于是“博杀此吏”。
再一件事是说，长陵大姓中有个叫尚方禁的，年轻时盗人妻被砍伤面颊。官府的功曹受了贿赂，没革除尚方禁，反调他作守尉。朱博听到此事，找借口召见尚方禁，避开左右，故意问他脸上的伤疤怎样来的，尚方禁自知朱博已知实情，连忙叩头据实禀报。朱博笑着说：“我想为你洗耻辱，你能自己效力吗？”尚惊喜道：“万死不辞。”朱博让他有机会便记录别人言论，将他视为亲信耳目。这样，尚方禁经常破获盗贼等犯罪活动，很见成效，后升至县令。很久以后，朱博又召见那位功曹，一一列举尚方禁等人的事，痛加斥责，令他将自己受贿的事情全部写下来。功曹惶恐万状，详记所有为好为贪为贼之事。朱博也要他改过自新，然后拔刀将他所写罪状裁成纸屑。这功曹后来战战兢兢，尽心尽意，办事没有差错，朱博也就重用他了。
这两件事，都属于怎样对待犯了错误的部下的问题。毛泽东不同意朱博杀掉那个有意为难他的老从事，认为把他“调改他职”就可以了；对朱博起用尚方禁和那位功曹，则表示肯定，认为这是“使人改过”的成效。两个批语，表明毛泽东很重视“教人改过”的处理方法。
《智囊》里“朱博”一条后面，有一条“韩裒”，说北朝周文帝时，北雍州刺史韩裒为平息境内盗贼，通过暗访，具列盗贼姓于簿，然后张榜告示：“凡盗可急来首，尽今月不首者，显戮之，籍其妻子以赏前首者。”于是，“旬月间盗悉出首。裒取簿质对，不爽，并原其罪，许自新。由是群盗屏息。”毛泽东读至此，又批道：“使人改过。”
70.史家之严细（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王右军幼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逆节事，都忘右军在帐中。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熟眠。敦论事半，方悟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纵横，信其实熟眠，由是得全。
——冯梦龙《智囊》卷十三《捷智部·灵变·王羲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事似误，待查。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十三《捷智部·灵变·王羲之》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1页）
［解析］
《智囊》多叙历史人物的一些趣闻轶事，有的材料难免采自稗官野史。毛泽东在阅读时，常常信手批注，以正史对照。
《智囊》卷十三《捷智部·灵变》描写“书圣”王羲之小时候的一段故事。说他很受大将军王敦喜爱，常与他同床共眠。一日王敦先起，钱凤进屋，王敦屏去左右，两人商量逆节谋反之事，都忘了还有个小孩在床上睡觉。此时王羲之已醒，知道若被他们发现他听到了这一机密，必无活理。于是把唾沫抹在脸上和被褥上，假装熟睡。二人议事至半，才想起王羲之还未起床，便大惊曰：“不得不除之。”乃撩开床帐，见王吐唾纵横，才相信他确实熟睡，王的性命寸由此保全。毛读至此，批注道：“此事似误，待查。”
冯梦龙所叙此事，源自《世说新语·假谲》，刘孝标注云：“按诸书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谬。”而《晋书·王允之传》记载着这件事。看来，毛批“似误”，也是本此。
《智囊》卷四《上智部·迎刃》里有一条“朱胜非”，说：“苗、刘之乱，勤王兵向阙。朱忠靖（胜非）从中调护。六龙反正。有诏以二凶为淮南两路制置使，令将部曲之任。时朝廷幸其速去。”前后文未说明此人此事出于何朝何代。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此南宋事”。足见其对史事记得多么熟。
《智囊》卷十六《术智部·委蛇》有一条“杨一清张永”，说：“杨文襄（一清）与内臣张永同提乓讨安化王。杨在军中，语及逆谨事，因以危言动永。即于袖中出二疏，一言平贼事、一言内变事。”前后文也是未交待朝代。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武宗时事”。
《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有一条“周亚夫”，说汉景帝时，吴、楚谋反，景帝拜周亚夫为太尉，前往击之。“太尉会兵荥阳，坚壁不出，吴方攻梁急，梁请救。太尉守便宜，欲以梁委吴，不肯往。”毛泽东读至此批道：“非荥阳，乃定陶。”
71.小知识分子有用（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张恺，鄞县人。宣德三年，以监生为江陵令。时征交趾大军过。
后周文襄荐为工部主事，督运大得其力。嗟乎！此监生也，用人可以资格限乎？
——摘自《智囊》卷十四《捷智部·应卒·张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小知识分子有用。
——毛泽东读《智囊》卷十四《捷智部·应卒·张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62页）
［解析］
“张恺”一条叙述鄞县人张恺，在明宣宗宣德三年以监生身分作了江陵县令。有大军从江陵经过，军队总督要张恺当天下午送几百个人炉和炉架到军中。张恺马上让木匠把方桌的腿锯掉一半，桌面中央凿个洞。安上铁锅送了去。不久，军队又来领取1000多个马槽，他就叫来各家妇女，用棉布缝成马槽形，槽口缀上绳子，再用木桩把布马糟填撑开，等马喂过后，又可收卷起来，不管军队前进到哪里，马槽都够用了。大家都效此法。后来，周文襄荐了张恺为工部主事，督运大得其力。毛泽东读后的体会是：“小知识分子有用。”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这样肯定“小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多见的。这确实是有感于张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及时完成了紧迫的军事任务。
《智囊》卷十五《捷智部·敏悟》有一条“尹见心”，说：“尹见心为知县。县近河，河中有一树，从水中生有年矣，屡屡坏人舟。见心命去之。民曰：‘根在水中甚固，不得去。’见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长短若干。为一杉木大桶，较木稍长，空其两头，从树抄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尽涸其水，使人入而锯之，木遂断。”毛泽东读后批道：“此即造桥柱新法。”毛泽东是很注意这类显示聪明才智的技术创造的。
72.儒术伪耳（读冯梦龙《智囊》）
［原文］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
——摘自冯梦龙《智囊》卷十九《语智部·辩才·子贡》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十九《语智部·辩才·子贡》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页）
［解析］
《智囊》中《语智部·辩才）“子贡”一条，详叙了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的一次外交活动。具体过程是：田常想在齐国作乱，为加强自己的势力，便调部队去攻打鲁国。鲁国是孔子的家乡，他派子贡去齐国说服田常。子贡见田常后说了一番攻打弱小的鲁国不利于加强田常的势力，只有去攻打强盛的吴国又不能取胜时，才能孤立齐国国君，使自己独拿大权的道理。于是田常答应子贡攻鲁部队按兵不动，等子贡去说服吴国救鲁伐齐，然后去迎战吴国。子贡去南方见吴王，利用吴王称霸的野心，又说了番救鲁伐齐有大利大名可图的道理；又说，胜了齐国后来势攻打晋国，吴国便没有对手了。吴王心动，但表示先讨伐完了有图强报复之心的越国之后才动手。子贡又自告奋勇表示去说服越国派兵随吴王一同去打齐国，吴王答应了。子贡去见越王，告诉他吴王担心越王报复要来讨伐越国，现在越国力量还小，为消除吴王的怀疑必须派兵随吴王攻齐。如果攻齐失败，折损吴兵，有利越国；如果胜了，再让晋国会同诸侯攻打驻齐的吴国精锐，越军也趁机攻打美国本上，必胜无疑。越王赞赏不已。这样，吴国发动九郡兵力去讨伐齐国了。子贡又到晋国，告诉晋国国君做好与吴国打仗的准备。吴军在打败了齐军后，果然又移兵攻打晋国军队，结果吴国军队大败。越王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渡江袭击吴国，杀了吴王夫差，三年后越国在东方称霸。冯梦龙在叙述了这个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的成功的外交故事后，感慨道：子贡所为，“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毛泽东接着发挥：“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这个批语，表明了毛泽东对儒家提倡的圣贤作风的评价。所谓“儒术伪耳”，大概是指作为孔门高足的子贡，为了鲁国的利益，四处游说。挑拨，这本身就违反了乐道修身以维系周礼的儒家宗旨。孟轲被称为“亚圣”，他游说于列国诸侯之间；韩非是荀子的学生，毛泽东曾说荀子是“儒家的左派”，韩非后来跑到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那里出谋划策去了。叔孙通是秦末汉初的大儒，先为项羽部属，后归附刘邦，汉朝建立，他与儒生们共立朝仪。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的所为，其实也是纵横家。可见，真正要做点事情，靠“儒术”一套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晚年，对儒家的圣贤之说，很不感兴趣。《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载，王羲之任右将军、会稽内史时，殷浩与桓温不和，殷浩率军北伐失败，又不听众人劝阻，复图再举北伐。王羲之写信给他，说道：“《传》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疑乎？”毛泽东读至此批注道：“虽圣人亦如此，况无圣人耶！”
73.写了很多国内和国际斗争的故事（读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他对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很懂得策略。
《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解析］
《东周列国志》是长篇小说。内容为演绎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争斗的历史。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撰成《列国志传》8卷226节，起子苏姐己驿堂被魁，终于秦并天下，较全面地演述了列国故事。明末冯梦龙将其改编为《新列国志》108回，改为起自西周世末、平王东迁，对余邵鱼疏漏之处都据史书加以订正，删除了其中明显不符合史实的部分，增添了不少重要内容，使篇幅大为扩展，艺术上也有显著提高，大大改变了原作简朴粗陋的面貌。清代乾隆时蔡元放又对《新列国志》进行了修改润色，并加以评注，改名为《东周列国志》刊行于世。此书是除《三国演义》外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历史演义小说。全书起于西周末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止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盛衰兴亡、内部及其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内容极为丰富。它善于编排组织材料，把500多年间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从头到尾贯串下来，把史书中分散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冶为一炉，叙述得有条有理。有一些人物如齐桓公、管仲、重耳、伍子青等刻画得比较生动。故事性较强，有不少故事如“卫懿公好鹤亡国”、“伍子胥微服过昭关”等叙述得有声有色。语言朴实生动、简洁流畅。但过分依傍史书，对其文学价值有影响。
毛泽东不止一次读过《东周列国志》这部小说，而且还读了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全套连环画册。1960年，有人送给毛泽东一套《东周列国志》的连环画。此前，他是不读小人书的，这次读了，并由此引起，又读了一遍《东周列国志》的小说。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起这个话头，说：《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准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写这本书的是民间一个作家。有一本小人书，写城濮之战，可以一看，我对照了《左传》，完全准确。他还说：《东周列国志》那上边的颠覆活动可多啦。从中我们可看出他读这部小说的四个特点。
（一）他是把它当历史来读的。于是，他对照《左传》的有关记载来读，认为《东周列国志》基本上“准确的”反映了《左传》上的史实。把小说当历史读，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何况是历史演义小说。
（二）毛泽东很欣赏《东周列国志》对各国内部政治斗争和各国之间的政治、军事以及外交诸方面斗争的描写，这恰恰也是这部小说的历史认识价值所在。毛泽东对小说中描绘的斗争策略很是注重，他说的“很厉害”的郑庄公，便是“懂得策略”的代表人物之一。郑国是一个不大的国家，但却是春秋初年首先在中原地区称霸的诸侯国，这与郑庄公的斗争策略有关。拿他处理国内矛盾的方法来说，他的母亲不喜欢他而喜欢他的弟弟段。庄公登位后不久，根据他母亲的要求，将段分封到京地，称为京城太叔。大臣祭仲觉得太叔段占据京这个很大的都城，将来势力一大，会威胁到国君的安全，因而进行了劝阻。郑庄公却假意他说：这是母亲姜氏的意见，自己不敢反对。祭仲劝他不要让姜氏和段的势力发展起来，庄公也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太叔段到了京以后，首先使郑国西边和北边的城邑在接受郑庄公统治时，也同时接受他的统治。他看到郑庄公没有什么反应，于是，便进一步把西边和北边的城邑变成自己的私邑，力量愈益扩大。公子吕把这件事告诉了庄公，劝他快采取行动。庄公又坦然地说：“他们这样做是自取灭亡！”太叔段看到郑庄公对他不闻不问，就积聚粮草，准备武器，训练军队，并勾结姜氏作内应，计划偷袭郑国的都城。郑庄公早就有了准备，听到这个消息，就对大臣们说：“是时候了！”他命令公子吕统率兵车两百乘讨伐京城，京城的人民起来反对太叔段。太叔段逃到鄢，庄公亲自带兵伐鄢。大叔段又逃到共，他的势力被彻底击溃。郑庄公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在《东周列国志》里被着重描写的“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在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方面，毛泽东称道的晋楚城澈之战，以弱军打败强军而闻名，其中胜者晋文公所采用的便是“退避三舍”以诱敌深入的斗争策略。
（三）毛泽东认为这部小说主要反映了当时的上层建筑方面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其中包含一个明确的批评思路：上层建筑的尖锐斗争是由经济剧烈变化引起的。
（四）毛泽东在评论这部小说时，使用了“颠覆敌对国家”来说明各诸侯国间的一种斗争方式，还说研究“颠覆”问题是他再次阅读这部小说的一个动因。如果我们注意到，毛泽东阅读《东周列国志》，正是“庐山会议”以后，他更多地从理论上反思和总结此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因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和中苏观点的分歧开始考虑修正主义的问题，那么，就不难体会，他作为政治家和国际战略家的视野，对他领悟和评价这部小说有多么明显的影响。所谓“颠覆”一说，纯属个性化的术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