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3
在曹雪芹笔下贾宝玉是封建家庭的逆子，但这并不说明曹雪芹主观上就有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在1964年8月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庭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这个分析，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81.不用阶级斗争观点，就讲不通（读曹雪芹《红楼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读过一遍没有资格参加议论，你最少要读五遍。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
——摘自谭启龙《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见《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37—238页，中央文献出版杜1993年版）
《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摘自张仙朋《为了人民》，载《当代》1979年第2期
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 ，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至22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历史读，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阶级斗争。
这部小说在取材和构思上，并非是着眼于阶级冲突，它主要展示封建大家族的内部冲突并由此兼及周围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曹雪芹在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自觉意识。对这一点，毛泽东的认识也是清楚的。
在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中，有统治者，便有被统治者。四大家族之所以具有“统治的历史”，根本上是存在着“奴隶主”和“奴隶”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关系。在这次谈话中，他又称道小说“写奴隶像鸳鸯、晴雯、小红等，都写得好，受害的就是这些人。”于是，他注重对小说中的人物做阶级的划分统计。前面引的第三段毛泽东的评论，是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其中，便对小说人物做了相应的阶级划分，在此之前，1961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谈过大致相同的观点，说，书中写了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儿、晴变、秦可卿和她的一些丫鬟，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总之，《红楼梦》里写的“几十条人命”，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成为他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小说的重要依据。尽管小说中主子和奴隶之间，既有鲜明的阶级分析，又处在极其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之中；几十桩人命案，也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
《红楼梦》里的统治阶级是通过什么形式来实施其统治和压迫的呢？毛泽东在1964年8月的那次谈话中提出了一个“第四回 总纲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其中提到了一张“护官符”，即所谓：“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说这贾、史、王、薛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
1973年12月21日在同一些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指出《红楼梦》写的“真事”是政治斗争时，毛泽东又把第四回 的“护官符”背了一遍，以为例证。第四回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理解这部小说的一把根本的钥匙，大概是因为“护官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不平等的统治秩序和地位的牢固形式和法宝，反映了他们利用这一法宝对财富的剥夺和占有，对平民百姓的肆意欺压。小说的描绘也正是这样。尽管被薛蟠打死的冯渊的家人苦苦申诉：“薛家原是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家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狂，剪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也半点无用，因为新近补授应天知府的贾雨村从门子处获知薛家就是“护官符”上之“雪（薛）”。在“护官符”的威严下，欲烧三把火的新官为讨好四大家族而殉情枉法，使冤者自冤，凶者无所顾忌地逍遥法外。
毛泽东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读《红楼梦》，得出的又一个看法是借爱情写政治。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到：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这同他说《红楼梦》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写了剧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无可挽回的命运，是不能分开来理解的。对作品反映的政治内容的理解，也不宜太过拘泥。从小说的情节内容来看，宝黛爱情的产生及其悲剧，始终伴随着四大家族内外的政治氛围。诸如林家的败落，江南甄府的抄家，后来贾府的抄家，《好了歌注》所揭示的“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景，以及四大家族上通朝廷，下结官府，相互之间荣损与共等等，这一切都自然地融进了贾府的日常琐事包括宝黛爱情悲剧的故事演进之中，从而使读者不觉这些事件的孤立突出。总之，《红楼梦》的内容是深广的，包含着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容。但如果由此认为它不是爱情小说，而是政治小说，则无疑是偏颇之论，或说写爱情就是“为了”掩盖政治，也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在作者的形象构思和艺术描绘中，爱情与政治之间，也不是等量的，更不是掩盖与被掩盖的关系，而是在爱情的描绘中十分自然地渗透了相应的政治内容。
《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已经构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从最早的评点派，到后来的索隐派，以至胡适、俞平伯考证派的新红学。尤其胡适，用了比较科学的考证方法，考证了作者与版本，尊重事实与证据，彻底批判了附会清初史事的索隐派百年来的影响。后来俞平伯又批判了胡适坚持自叙传，将作者身世与作品内容相混同，同样重复了索隐派穿凿附会的老路。此外，红学家还有“宝黛爱情主线说”，“色空观念主题说”，以及“封建社会百科全书说”等等。毛泽东提出将它当作一部清代社会史来读——要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来看”。说它写了阶级斗争，确然是别成一说。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对《红楼梦》的分析，是以这部小说来印证阶级斗争的理论的。
在1964年8月18日于北戴河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到新旧“红学”，对“红学”的发展勾画了一个轮廓。这说明他不仅读《红楼梦》这部小说，也注意读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一些论著。
例如，1962年4月14日和4月21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刊登吴世昌的《脂砚斋是谁？》和《曹雪芹生卒年》。那时，吴世昌尚在伦敦牛津大学教书，他用英文写了一篇长文章叫《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东风》副刊选用的是其中两节，并在文后加以注明。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两篇节文，连文后的这个小注也看了，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此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吴世昌的这个全文刊载在报社编印的内部材料上，有关人员当即给毛泽东补送一份。蔡元培在“红学史”上可以说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蔡元培属于“索隐派”。“索隐派”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说“金陵十二钗”写的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毛泽东认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毛泽东说：“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是对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的历史作用的积极评价。“新红学”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三方面：《红楼梦》作者的考证；《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对《红搂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毛泽东在北戴河谈话中还说到王昆仑，他曾写过《红楼梦人物论》。还说到河其芳，他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红楼梦》写了一篇长序，看来，对他们的论著，毛泽东都读过，并引起一定兴趣。
82.诗话中的关注（读吴景旭《历代诗话》、王士旗《分甘余话》、袁枚《随园诗话》等）
［原文］
余以（杜）牧之数诗，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谢叠山所谓“死中求活”也。《渔隐丛话》云：“牧之题咏，好异于人。如《赤壁》、《四皓》，皆反说其事。至《题乌江》，则好异而叛于理。项氏以八千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呜呼，此岂深于诗者哉？
——摘自吴景旭《历代诗话》话五十二庚集七
余门人朱书，字绿，宿松人。攻苦力学，独为古文。癸未登第，改翰林庶吉士，未授职卒。尝为余作《御书堂记》二篇，录之以存。其人，今文士中不易得也。
——摘自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第一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或谈话］
此说亦迂
——毛泽东读吴景旭《历代诗话》话五十二庚集七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9页）
动辄余门人，好为人师，何其丑也。
——毛泽东读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第一页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43页）
［解析］
诗话是从北宋兴起的一种诗词评论形式。它采取随笔漫谈的手法，内容涉及的面很宽，用《西江诗话》作者裘君弘在该书自序中的话来说，“其中有诗品焉，有诗志焉，有诗释焉，有补正焉，有订谬焉，有类及焉，有源流焉，有异同焉，有辩证焉。”诗话不是严谨系统的阐述，而是用轻松活泼的笔触，寓大于小，寓庄于谐，娓娓道来，富于趣味性。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多种诗话，留有毛泽东圈画笔迹较多的有：《历代诗话》、《全唐诗话》、《西江诗话》、《升庵诗话》、《香祖笔记》、《分甘余话》和《随园诗话》等几种。
早年读书，毛泽东便也曾涉及过诗话著作。1913年10月至12月《讲堂录》里便记有这方面的笔记。如：“绝诗者，律诗之半也。或截首而留尾，或截尾而留首，或截首尾而留中联，或截中联而留首尾，故绝本子律也。维是识见必高，气脉必贯，乃能无缝焉。”绝本于律的观点，便见于诗话著作。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杨载《诗法源流》云：“绝句者，截句也。后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前四句，前两句对者是截后四句，皆对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对者截前后各两句。故唐人称绝句为律诗，观李汉编《昌黎集》，凡绝句皆收入律诗内是也。”对此说有不同意见。如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四三）说：“五言绝句自五言古诗来，七言绝句自歌行来，此二体本在律诗之前；律诗从此出，演令充畅耳。有云绝句者，截取律诗一半，或绝前四句，或绝后四句，或绝首尾各二句，或绝中两联。审尔，制头刖足，为刑人而已。不知谁作此说，戕人生理！”王士旗在《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九中有与王夫之类似的看法。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两个批语，第一个是不同意《历代诗话》辑录的对杜牧《题乌江》（《乌江亭》）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杜牧《题乌江》“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两句说得不对，因为项羽在家乡招募了八千人马，都战死了，他如果再回去招募，谁还肯跟他重新来打天下呢？毛泽东则认为，这种理解太迂腐了。
第二个批语，则是对《分甘余话》的作者王士禛的大不满了。因为王士禛记述朱书的情况，一起笔就说来书是“余门人”，即“我门下的徒弟”之类。毛泽东认为，这种“好为人师”的想法，“何其丑也”。
毛泽东读古代诗话著作，批语不多，多的是圈画勾点。
他图画最多的，是袁枚的《随园诗话》。
《随园诗话》是清代诗人、诗歌评论家袁枚（1716—1797）的主要理论著作。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年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40岁辞官，居于江宁，筑园林于小仓山，名之随园，世称随园先生。性格豁达，喜好山水，广交四方文士。其诗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论诗主张抒写性情，继明公安派之后揭粱“性灵说”，认为诗中必须有诗人不失赤子之心的“真我”，一失“真我”，便无性灵可言。因而反对儒家传统诗论，认为艳诗可作。其诗论为清代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对扫除拟古之风有积极作用。《随园诗话》凡16卷，补遗10卷，对历代诗人诗作及作者当时诗坛掌故多有评述，集中阐迷了袁枚“性灵说”的理论主张，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性灵说”是袁枚诗论的核心。袁枚说的“性灵”，即是“性情”、“情”。
在毛泽东故居藏书的诗话著作中，《随园诗话》是留下圈画最多的一部。
一部清版的《随园诗话》共有16册，每册的封面上都画着毛泽东读过的圈记。另有两部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随园诗话》，放在他的卧室里，一部1至5册的封面上画着读过的圈记；另一部1至3册的封面上画着读过的圈记。翻开这些书，许多地方都有他读后的圈点勾划。郭沫若同志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印成大字本后，一共四册，毛泽东分别用红、黑两种铅笔，在每一册的封面上都画着两个读过的大圈。这说明毛泽东直到晚年，对《随国诗话》这部书都是很关注，经常翻阅的。
有关诗的议论和创作体会是毛泽东所关注的。这方面，毛泽东在《随园诗话》上的圈画比较多。袁枚在书中很多谈论诗创作体会的内容，毛泽东都加了图画。如一则：“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的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随园诗话》卷一）另一则：“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
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词，读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随园诗话》卷六）还有一则：“诗人爱管闲事，越没要紧则愈佳；所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也。陈方伯德荣七夕诗云：‘笑问牛郎与织女，是谁先过鹊桥来？’杨铁崖柳花诗云：‘飞入画楼花几点，不知杨柳在谁家？’”（《随园诗话》卷八）这些，是毛泽东圈画中的几例。袁枚评论一些怀古诗说：“怀古诗，乃一时兴会所触，不比山经地志，以详核为佳。古人怀古，只指一事而言，如少陵之咏怀古迹：一首武侯，一首昭君，两不相羼也。刘梦得金陵怀古，只咏王濬楼船一事，而后四句，全是空描。当时白太傅谓其‘已探骊珠，所余鳞甲无用’。真知言哉！不然金陵典故，岂王濬一事？而刘公胸中，岂止晓此一典耶？”（《随园诗话》卷六）毛泽东加了圈画。袁枚对编选诗集发表议论说：“选家选近人之诗，有七病焉”：“管窥蠡测，一病也”；“以己履为式，而削他人之足以就之，二病也”；“附会大家门面，而不能判别真伪，采撷精华，三病也”；“学究条规，令人欲呕，四病也”；“勉强搜寻，从宽滥录，五病也”；“妄为改篡，遂至点金成铁，六病也”；“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情，七病也”。（《随园诗话》卷十四）毛泽东读后都加了圈点。
毛泽东还以极大兴趣阅读诗话中搜集的那些诙谐、幽默、讽喻深刻的诗词，流传于民间的有关诗词的俚俗趣闻。《随园诗话》一卷中有一则说，江南总督尹文端好诗，年三十，人呼之为小尹。海宁诗人杨守和，年七十。尹对杨“奖慰甚厚”。杨曾自己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尹应道：“不然，君独不见‘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乎。”毛泽东对此加了圈画。《随园诗话》十二卷中有一则说：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戒赌、戒酒、劝世道情诗，“语虽俚，恰有意义”，他写的一首刺时文诗：“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稀，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毛泽东在“刺时文诗”旁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
毛泽东读诗话时，对音韵方面的内容也很注意。《随园诗话》有关音韵方面的段落，他都加以圈画。如卷十二有一则说：“声音不同，不但隔州郡，并隔古今。《谷梁》云：‘吴谓善伊为稻缓，淮南人呼母为社。’《世说》：‘王丞相作吴语曰：何乃渹？’《唐韵》：‘江难以韩为何。’今皆无此音。”又一则说：“偶见坊间俗韵，有以‘真元’通‘庚青’者，意颇非之。及读三百篇。爽然若失。‘山榛”、“湿苓”、‘十真’通‘九青’。‘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是‘一先’、‘十一真”、‘十蒸’俱通也。《楚辞》：‘肇锡余以佳名’，‘字余曰灵均’。‘八庚’通“十真’也。其他《九歌》、《九辩》，俱‘九青’通‘文元’。无怪老杜与某曹长诗，‘末’字韵旁通者六；东坡与季长诗，‘汁’字韵旁通者七。”另一则说：“余《祝彭尚书寿》诗，‘七虞’内误用‘余’字，意欲改之，后考唐人律诗，通韵极多，因而中止。刘长卿《登思禅寺》五律，‘东’韵也，而用‘松’字。杜少陵《崔氏东山草堂》七律，‘真’
韵也，而用‘芹’字。苏颂《出塞》五律，‘微’韵也，而用‘麾’字。明皇《饯王朘巡边》长律，‘鱼’韵也，而用‘符’字。李义山属对最工，而押韵颇宽，如‘东、冬’、‘萧、肴’之类，律诗中竟时时通用。唐人不以为嫌也。”这些议论音韵的地方，毛泽东都加着圈、点或画着着重线。
《随园诗话》里还有一些涉及楹联的内容，毛泽东都注意到并认真圈画了。卷一有一则说：“‘学然后知不足’。可见知足者，皆不学之人，无怪其夜郎自大也。鄂公题甘露寺云：‘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方子云偶成云：‘目中自谓空千古；海外谁知有九州’。”毛泽东在这段话下画了着重线。《随园诗话》卷一中，有一则说：有人征求戏台的对联。一人集唐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斯人莫道世间无”。一人集宋诗句：“古往今来只如此；淡妆浓抹总相宜”。还有的集曲句：“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来”。都很贴切，又很幽默。《随园诗话》卷十二，有一则说：有人和他不带眷属的朋友开玩笑，作了一幅楹联：“三间无佛殿，一个有毛僧”。另有一人，性粗豪，住的房子小，贴了一幅门联自嘲：“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毛泽东对这类楹联也圈画了不少。
毛泽东很注意读诗话中有关诗人的经历、著作、为人处世等方面的介绍和轶闻。《西江诗话》是按人头辑录的，对其中欧阳修、陶渊明、黄庭坚、晏殊、文天祥、杨万里、洪皓、洪迈等人的段落，毛泽东有很多圈点勾画。特别是对王安石。诗话中《王安石》（《西江诗话》卷二）一文，讲到王安石的文字锤炼过程说：“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后为郡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约取，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虽工拙有定限，然必视其幼壮，虽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强而遽至也。”接着，作者例举王安石的诗：“含凤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说：“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读之不觉有对偶，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诗话的作者认为，像王安石这样著名的诗人，他在诗歌方面的造诣也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所能达到的，都是要通过学习，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逐步臻于炉火纯青的。毛泽东在这一段加着圈和点；在“始尽深婉不迫之趣”旁，重笔画着曲线；天头上画着大圈；对所提到的四句诗，都加了图画。诗话中还提及王安石的一件轶事：蔡天启（按：宋元丰车间进士，徽宗时为吏部员外郎，编修国史，能诗文，工书画），曾帮助王安石降服了一匹很难驾驭的烈马，王安石赠之以诗：“身着青衫骑恶马，日行三百尚嫌迟。心源落落堪为将，却是君王未备知。”诗话中说：“士大夫盛传公以将帅之材许天启。”对这件事，毛泽东特别在书的天头上画上大的圈记。
《西江诗话》中《晏几道》一文，作者引用黄山谷在《小山集》序言中对晏几道（1030？—1106？）的评价：“叔原因人英也。仕宦连蹇，不一傍贵人之门。论文自有休，不肯一作新进士语。费资千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人百负之，而终不疑其欺己。至于乐府，可谓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毛泽东对这段话，全文作了圈点，在书的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叔原是晏几道的字；《小山集》是他的著作。晏几道是宋朝著名诗人晏殊的儿子。晏殊早年显达，在宋初太平盛世时，历官要职，位至宰相。他的诗风表现了雍容典雅的贵族情趣。他的儿子晏几道，后来却贫困落魄，穷愁潦倒。他的诗
风既有和晏殊相同的一面，又有感伤凄楚的特征。黄山谷的序言，评价了晏几道的为人，也评价了他的诗词。毛泽东的圈画，说明他对这些评价的重视。
83.掌握音韵格律，就自由了（读《诗韵集成》、《增广诗韵全壁》、《新校正词律全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诺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
——摘自舒湮《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主席》（见《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
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7页）
搞文学的人，还必须懂得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要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学《说文解字》。
——摘自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解析］
作为诗人词家，毛泽东深深体会到：“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毛泽东1959年9月7日致胡乔木信）难在何处，除了内容素材的提炼以外，毛泽东特别重视的便是形式韵律。为此，他经常劝人学习和掌握韵律，而自己更是注意研究。对旧体诗在形式方面的发展演变也颇为熟悉。例如，他曾同一位诗人谈到：“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藏克家《毛泽东与诗》）这两段概括与文学史上的说法大体相吻。
1957年6月，毛泽东接见对词律颇有研究的冒广生时，曾相与论及待词格律问题。
冒广生说：“诗变为词，小令衍为长调，不外增、减、摊、破四法，蜀后主孟昶的《玉楼春》（冰肌玉骨）是两首七绝，经苏轼的增字、增韵而成八十三字的《洞仙歌》。诗词贵简练含蓄。孟昶原作本意已足，东坡好事，未免文字游戏。”
毛泽东十分风趣地说：“东坡是大家，所以论者不以蹈袭前人为非。如果是别人，后人早指出他是文抄公了。”
冒广生继续发表他对300年来词人提倡填词必墨守四声的不同意见。他说：“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戴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的解放。”
毛泽东对这个提法很感兴趣，接着说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冒广生点头称道：“主席讲的是，诗词既重格律，也讲遣词雅驯，力戒粗野，能兼顾而后并美。”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表示：“冒先生的著作，我希望一读为快。”冒广生随即把自己的手稿本《疚斋词话》、《四声钩沉》、《宋曲章句》等四大册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过后，说，“拜读。”（舒湮《一九五七年夏我又见到了毛主席》）
在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可看到他钻研音韵留下的种种印记。藏书中，有一部上海文瑞楼石印的《诗韵集成》，一部上海鸿宝斋书局石印的《增广诗韵全壁》。这两部书中的许多页都折着书角，其中的许多字都有各种颜色笔迹画的圈记，好像书的主人不断地翻阅过，并随时都准备查找它们。《诗韵集成》的目录上，在上平声、下平声、去声，入声等四声所包含的各个韵目处，都有毛泽东用红铅笔、黑铅笔画出的圈记。内文如上平声的“一东”韵中的“东、同、中、虫、宫、雄、风”等都用笔圈出，两部书从头到尾都有这种圈记。《增广诗韵全壁》的目录后，附作者《论古韵通转》，毛泽东对此全文作了断句。
毛泽东除音韵外，还钻研词律。藏书中有两部《新校正词律全书》，一部是清版木刻，一部是石印本。两部书都有他不少圈记。这部词律全书备列各词各休，辨正了流传中的各种谬误，收集的资料比较全，仅词牌名就有660多种，各种词牌还有多种不同的体，附有著名词人的作品为例证，注有音韵平仄。毛泽东对其中70多种词牌，80多首词加了圈画。如李白的《忆秦娥》：“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又如石孝友的《卜算子》：“见也如何暮，别也如何遮。别也应难见也难，今后难凭据。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住也应难去也难，此际难分付。”等，都是他圈画的词。
84.从古未有，别创一格（读梁章钜《楹联丛话》）
［原文］
胜地壮观，必有长联始称，然不过二三十余字而止。惟云南省城附郭大观楼，一楹帖多至一百七十余言，传诵海内。虽一纵一横，其气足以举之，究未免冗长之讥也。句云：“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债，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婉蜒，南翔镐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莲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柠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按上联之神骏指金马，灵仪指碧鸡，蜿蜒指蛇山，镐素指鹤山，皆滇中实境。然用替字，反嫌妆点。且以缟素为鹤，亦似未安。联句为康熙中邑人孙髯所题，联字为陆树堂所书。闻阮芸台先生督滇时，曾改窜数字，另制联板悬之。而彼都人士喷有烦言，旋复撤去。近先生以改本寄示，因并录于右，以质观者：“五百里滇池凭栏向远，波浪无边。看东骧金马，西翥碧鸡，北依盘龙，南驯宝象。高人韵士，惜抛流水光阴。衬将起苍崖翠壁。早收回薄雾残霞。万顷鸥沙元跨革囊。爨长蒙酋，费尽移山气力。便藓蝎苔碑一片沧桑。”
——摘自梁章钜《楹联丛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百八十字。
从古未有，别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记其下联云：“霸业烟销，雄心止水，饮山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顾何之。”康有别墅在西湖山上，联悬于湖中某亭。
死对，点金成铁。
——毛泽东读粱章钜《楹联丛话》叙孙髯题昆明大观楼联处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17—118页）
［解析］
梁章钜（1775—1849），清代文学家。字闳中，一字茞林，晚号退庵，福建长乐人。嘉庆进士，官至江苏巡抚。他综览群书，熟于掌故。喜作笔记小说，也能诗。著作颇多，有《文选旁证》、《浪迹丛谈》、《藤花吟馆诗钞》等，其《楹联丛话》以及《楹联续话》、《楹联三话》影响很大。《楹联丛话》早在道光年间便有刻本，后上海会文堂出石印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印行，毛泽东读的并在上面留下批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的这个版本。该书类似诗话、词话，在记述所收对联时，不时有所评点。书中所叙康熙年间孙髯题昆明大观楼联是流传甚广并颇受推崇的一副长联，孙髯，字髯翁，号颐庵，昆明人。博学多才，诗词古文皆能，擅长指画。晚年以卜卦为生。他的这副长联至今仍悬于大观楼上。
毛泽东对该联读得甚为仔细，一一数了字数，指出为“一百八十字”，以纠正梁章钜“一百七十余言”的不准确的说法。上联摹江山胜景，下联写历史演变，流露了作者对当时清朝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全联洋洋洒洒，对得工整，气势宏大，并开启了长联风气。梁章钜则认为，此联虽有气势，“究未免冗长之讥也”。毛泽东不同意梁章钜的这个观点，认为“此评不确”。毛泽东认为，该联“从古未有，别创一格”。
与梁章钜同世的著名学者阮元（1764—1849）道光年间任云贵总督时，曾给梁章钜写信说：“孙髯原联，以正统之汉唐宋元，伟烈丰功，总归一空为主，岂不骎骎乎说到我朝。”就是说，原联中歌颂了汉、唐、宋、元诸朝，漏掉了清朝是不应该的。阮元便自己动手改了这副对联，另制联板悬于大观楼，引起当地人的不满，随即撤去。梁章柜在书中把阮元的改联也列了出来。毛泽东对阮联批道：“死对，点金成铁。”由此可知毛泽东对阮联评价不太高的所在，即对得过死，境象平实而又重复，确有人为堆砌之嫌。
此外，毛泽东在一木清版的《楹联丛话》中读到孙髯这幅长联时，也加了圈点。在下联的“叹滚滚英雄谁在”，“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等句旁，每个字都画着圈。在“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等句旁，画有曲线，每句末都画有两三个圈。毛泽东还很细心地将阮元修改前后的两幅楹联作了对照，将阮元改过的几处都用着重线标了出来。在另一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载录这幅楹联处，毛泽东又批注：“此阮元改笔，非尽原文。”
从以上三本书中毛泽东对这幅长联的圈画、批注可以知道，他至少读过三遍，每读必有圈画、批注，足见其认真、仔细。
毛泽东在批注中引用的康有为晚年卜居杭州，浪迹西湖时作的一副对联，全文是：
岛中有岛，湖外有湖，通以九折画桥，览沿湖老柳，十顷荷花，食莼菜香，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尝见；霸业锁烟，禅心止水，阅尽千年陈迹，当朝晖暮霭，春煦秋阴，山青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更何之。
这是康有为1920年4月游湖时撰题，曾悬于西湖三潭印月御碑亭亭柱上面。
毛泽东认为这副对联“较短颇可喜”，主要是从艺术上推崇的。全联对西湖景色的概括颇形象精练。毛泽东当是在西湖见了该联而印象很深，信手拈来。
在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还有一本《巧对录》，上面留下了毛泽东的圈点。
《巧对录》上有一则说：有一人徘徊溪畔，想到一联：“独立小桥，人影不随流水去”，很久想不出下联来。他的朋友知道后替他对上：“孤眠旅馆，梦魂曾逐故乡来”。另有一则：“杨柳花飞，平地里滚将春去”；对道：“梧桐叶落，半空中撇下秋来”。还有一则说：有一位教书先生病重，守护他的两个学生在低声商讨说：“水如碧玉山如黛”，下联应如何对？先生听到后说：可对“云想衣裳花想容”，说罢死去。毛泽东对这几则都加了圈点，还在天头上画着圈记。
毛泽东不仅从书本上读楹联，而且对悬刻各地的名联有着特殊的喜爱。特别是建国后，他常乘巡视各地之便，浏览名胜古迹，鉴赏楹联匾额、历代碑刻。
1952年10月，毛泽东游览开封北城古迹铁塔和龙亭。薄暮时分，毛泽东迈着矫健的步履登上龙亭。龙亭东侧石门两侧镌刻着康有为的题联：
中天台观高寒，但见白日悠悠，黄河滚滚：
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廓犹是，人民已非。
毛泽东长时间地凝视着这副对联，非常高兴地叮嘱秘书抄录下来。
1958年3月，毛泽东游览了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对后人凭吊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看得十分仔细，盛赞杜诗是“政治诗”。他对大廨前那副清人顾复初的名联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尤蜷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毛泽东左年轻托下颗，微弯的右臂背在身后，神态从容安详。他用轻微的声音诵读上联，脱口说道：“是集杜句。”然后走到西头看完下联，脸上露出了开心的微笑。赞赏地同周围同行者说：“好！”
紧接着，毛泽东来到武侯祠。先到碑亭详察了石碑，随后观看了二门和刘备殿的楹联。他对陪同的负责同志说：“你们走在前面，你们年轻，应该多看些。武侯祠内楹联随处可见，以诸葛亮殿前清末赵藩所题最负盛名。”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此联系赵藩游武候祠时借诸葛亮治蜀针砭时弊。此联独特新奇，不落窠臼，提出了“攻心”、“审势”两个颇有见解的问题，给后人以深刻的后迪。毛泽东非常认真地看了此联，反复吟诵。直到晚年，他还提议让四川负责同志好好研读此联，以及新都宝光寺何元普一联：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对联虽藏禅机，然不乏朴素的辩证法。
1960年3月上旬，毛泽东视察南方，在专列上接见了湖南省、地、市委书记。当他知道陈洪新是郴州地委书记时，便饶有兴味地问道：“郴州有个‘三绝碑’，你看过吗？”陈洪新不好意思地回答：“没看过。”毛泽东示
意大家坐下，便娓娓叙说开了：公元1096年冬，北宋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著名词学家秦观，因“元佑党人”的牵连，遭章悼的排斥和打击，被削职流放到郴州，他远离亲阴，穷愁潦倒，忧愤满腹，便写下了《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词。毛泽东深吸了一口烟，接着朗朗有声地背诵起来：
雾失楼台，
月迷津渡，
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
鱼传尺素，
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
为谁流下滞湘去。
毛泽东一字不漏地背完这首词后，继续讲道：这首词将一个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中受排斥打击的知识分子不得志的心境描述得淋漓尽致。苏东坡很喜爱这首词，因为他同病相怜。四年后，秦观病死，苏东坡为怀念朋友，将此词抄在自己的扇子上，并附上跋语：“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后来，书法家米芾以其沉着俊逸的书法将秦词苏跋写下来。宋朝以“淮海词、东坡跋、米芳笔”之造诣精深而谓之“三绝”。后人将其刻于崖壁，称“三绝碑”。毛泽东亲切地望着陈洪新，语重心长地说：“过去郴州是瘴疫之地，文人骚客多贬谪于此。现在郴州不同了吧？”陈洪新激动地回答：“现在很好，我很安心，我们一定把郴州建设好。”事后，陈洪新等落实了修复和保护“三绝碑”的措施，使之重放光彩。
毛泽东喜欢楹联这一诗文形式。事实上，他也是写楹联的能手。早年游学，拜访湖南安化县饱学先生夏默庵，夏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测来人学问深浅。毛见后以“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相续，博得连声称赞。后来，他写的许夕淖念性对联，都是很出色的。
85.供消遣之用（读梁晋竹《两般秋雨庵随笔》）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1972年9月，周世钊旅居北京，时间久了，不免思乡。谁料毛泽东于1972年9月4日赠书一套。书名《两般秋雨庵随笔》。书共八册，线装本。毛泽东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供惇元兄消遣。并署上“毛泽东”三个字。
——摘自周彦瑜、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第23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两般秋雨庵随笔》，一作《秋雨庵随笔》，为清代梁晋竹（绍王）所撰的一部笔记，凡八卷。梁是浙江杭州人，生于1792年，曾北游北京，南至闽广，见闻广博。他在书中主要记述文学故事、诗文评述、风土名物，以及一些论学考证。毛泽东爱读明清笔记，此书即为其中一部。他曾在一部成都昌福公司印的《两般秋雨庵随笔》上作有批语，该书卷四《昆明池对联》一文引了大观楼那副长联，毛泽东批注说，“此阮元改文，非尽原文”，毛泽东送给周世钊读的，尚不知是哪种版本。周彦瑜、吴美潮是周世刽的女儿、女婿，他们在《毛泽东与周世钊》一书中还说，毛泽东赠书给周世钊时，同时还附了一封信，“此信的内容是关于赠书方面的，笔者未见其真迹。周世钊的友人彭靖确几其真迹，并于1984年4月对笔者回忆此信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