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4
惇元兄：
旅夜无聊，奉此书，供你消遣之用。此书写得不太好，但读来也还有味。
毛泽东
1972年9月4日”
看来，毛泽东是把这部书作为“闲书”来读的。
书法里充满辩证法，看了使人舒服
（读古代书帖）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
比如王羲之的书法，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他的草书有“十七帖”。记住了王羲之的行笔你再看郑板桥的帖，就又感到苍劲有力。这种美不仅是秀丽，把一串字连起来看有震地之威，就像要奔赴沙场的一名勇猛武将，好一派威武之姿啊！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这就叫掷地有声啊！
——摘自徐涛《毛泽东的保健养生之道》（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6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锋？）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毛泽东1958年10月16日致田家英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7页）
［解析］
毛泽东喜欢看字帖，特别是草书字帖，这是他的重要娱乐活动，也是最好的休息。他在延安时，一套晋唐小楷一直带在身边。解放后，他有机会阅读法帖。“二王”帖、孙过庭的书谱、怀素的草书帖他时常披阅，置诸榻前，爱不释手。对唐代怀素的草书法帖《自叙帖》、《论书帖》等更是反复临写、反复品味、反复琢磨，时而凝目视其神韵，时而掩卷摹其法度，一片苦心。于兹可见。1956年前后，毛泽东请秘书把能够找到的历代名人字帖、墨迹都买来，揣摩研究。他常说，这样又学写字，又读诗文，是一举两得。据统计，他书房所存的拓本及影印本的碑帖约有600多种，经他看过的即达400多种。1961年10月27日，毛泽东要看怀素的《自叙帖》，并要田家英和逄先知把他所有的字帖都集中起来放在他身边。从此，秘书们就在北京和外地，买来很多字帖，包括一批套帖如《三希堂法帖》、《昭和法帖大系》（日本影印）等。其中《三希堂法帖》，全名《三希堂石渠宝发法帖》，共32卷，清高宗得晋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墨迹三种，名其所藏之室为“三希堂”，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出内府所藏魏晋至明代历朝法书，由梁诗正等编次，聚集大批良工，模勒于石碑。其中包括以上三种王氏墨迹，故名《三希堂法帖》。该书是法帖中的巨制。这些书帖放在他的卧室外间的会客室里，摆满了三四个书架，在毛泽东卧室的茶几上、床铺上、办公桌上，到处都放着字帖，以便随时观赏。1964年12月10日，毛泽东要看各家书写的各种字体的《千字文》字帖，田家英和逢先知很快为他收集了30余种，行书草篆，无所不有，而以草书为主，包括自东晋以下各代大书法家如王羡之、智永、怀素、欧阳询、张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頫、康熙等，直到近人于右任。
除了买字帖供毛泽东观赏，田家英和逢先知还到故宫借一些名书法家的真迹给他看。上面引述的1958年10月16日致田家英信，即是一例。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陈秉忱向故宫借了20件字帖，其中8件是明代大书法家写的草书，包括解缙、张弼、董其昌、文征明、傅山等。毛泽东真可谓“博览群帖”了。
博览群帖，也要有方法，怎样看，怎样摹，都是有讲究的。这方面，毛泽东也有特殊的心得体会和见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徐涛曾当面向毛泽东请教过这方面的问题，对此，徐涛撰文回忆了他们当时的对话。徐涛问：
“看帖时要记些什么？”“记字的结构、造型、行笔、章法。”“哟，还这么复杂呀？”我表现有点畏难的样子。“你要熟悉一个人，不是要记住他的高矮胖瘦吗？你还要记住他的五官特点呀！”他喷出一口烟在微笑。“这么说记字跟记人一样啊！”“是啊，人有像貌、筋骨、精神，字也有像貌、筋骨、神韵。”我还想多问问可是又怕影响他休息，我说“好，那我就练习练
习吧！”这次谈话就暂时结束了。
隔了些日子，徐涛又问毛泽东：
“主席，你把字都给说活了！”我向他笑，他也笑了，显得那
么轻松。“临帖是要照原样写吗？”我又问。“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主席，字的精神应该怎么理解？我只看到字形不同，看不懂
精神。”
“字就像人，有精神有个性，有的雄伟豪放，有的潇洒秀丽，你要学的字可不要让人看了感到松散、柔弱呀！当然写字也不要刻板。”
“我要学草书从那儿下手呢？”“不要好高骛远，欲速不达，可先学楷书，小楷是基本功，以后再学行书、草书。”“那我看什么帖好呀？”“先看千字文，多看多记，还能学到一些常识，比如千字文里讲了天文、地理、农业、气象、矿产、特产、历史、修养。你能背出来，看的也就差不多了。”“那得看多久呀？”“不念个十遍八遍，你背不出来，一步步来不要急。也可学‘标准草书’。”“还有什么‘标准草书’？”“就是于右任编的那一本。”“将来要写出自己的风格！”他又补充了一句。“什么？自己的风格？”我又觉得奇怪。“就是你的个性呀！你就没有自己的个性？对字帖要学它，又不全学它。学得又像又不像，要发挥你自己的特点。”
我没有讲话，他看我没听懂又说：“如果每个人写的都和字帖或是某人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止不前没有发展了。世界上的东西如果全都一样，那叫什么世界呀？世界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徐涛《毛泽东的保健养生之道》，《缅怀毛泽东》下册）
从收集到的最早的1905年（12岁）写的借书条手迹至最后的1975年（82岁）写的读书手迹看，毛泽东的书休大致有一个由楷而行，由行而草的变化过程。1959年以后，毛泽东的书法艺术进入黄金时代，他研读、临写了大量书帖，对前人的书法艺术进行了巧妙的取舍和再创造，取二王之秀逸，孙过庭之俊拔，张旭之狂韵，怀素之放肆，苏黄之浑厚极尽变化，不失法度，雄强俊快，飘逸宏肆，生意盎然，活力无穷，达到一生书法的最高艺术境界。
86.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读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
［原文］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
——摘自毛译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24页）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羹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
——摘自毛泽东1958年4月15日于广州写的《介绍一个合作杜》（见《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521—522页）
［解析］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38岁中进士，“一生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两年后暴卒。他是开近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前夕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后蒙者。其《己亥杂诗》，共315首绝句，作于1839年，主题是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时代变化必然到来。“九州生气恃风雪”一首，幻想一种新兴社会力量的出现，以扫荡一切的迅急气势，打破令人窒息的死寂局面。
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上引用这首诗，讲的正是处理好党内党性和个性的关系，提倡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1958年4月，在大跃进的局面迅速展开之际，毛泽东又引用这首诗，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他的希望，他的设想，倒也是贴切的。1957年5月，在接见苏联的伏罗希洛夫时，当对方问到：
你们提出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回答：万马齐喑究可哀。毛泽东还说过，看鲁迅的东西，很有龚定盒的影响，可不知为什么鲁迅很少提到他。
87.谴责小说给人的即象不好（读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
——摘自毛泽东1962年8月11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的谈话（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4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光明日报》批评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评得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这是清朝未年的小说，是暴露黑暗的。总之，所谓谴责小说，给人家的印象是不好的，是反对革命的，是反孙中山一派的，赞成保皇的，要地主继续专政，但要修理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阶级，是保皇党。
——摘自毛泽东1966年3月20日在杭州一次小型会议上的淡话（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16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谴责小说”之称，始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它指本世纪初头几年出现的以抨击时政，暴露黑暗为主题的一批小说。鲁迅在书中说：“戊戌变法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捂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毛泽东显然读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对其中论及谴责小说的地方印象较深，故上面引述的毛泽东的第一段谈话中，提到鲁迅的评论。此外，在1964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他再次提到鲁迅对《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评论。
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有：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还有曾朴《孽海花》。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伯元为字，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有游戏主人等。江苏武进人。1896年到上海办报。其《官场现形记》1903年开始在《世界繁华报》连载，1905年载完。全书分五编，每编十二回，凡六十回。繁华报馆刊行，前有茂苑情秋生欧阳巨源序。该作品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缀联而成，它揭露清末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和官场丑行。上自军机大臣，下至州县衙役，无不奉行“千里为官只为财”的信条，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抨击大小官僚“谄上骄下”，鱼肉人民反而升官发财的丑恶嘴脸。着力描述官员们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妥协投降的奴才相。作品较深刻地反映了晚清的社会矛盾，俨如一幅官场百丑图；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的改良主义思想倾向。
吴趼人（1866—1910），原名宝震，字小允，后改名沃尧，字趼人。号我佛山人。广东佛山人。20余岁到上海谋生，任报刊编辑。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于1903年至1905年在《新小说》连载45回；1906年至1910年，先后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八册单行本，凡108回。标称社会小说，署我佛山人撰。小说用第一人称。以自名“九死一生”其人的商业活动为主线，连结近200个小故事和众多的人物。反映了1894年中日战争到20世纪初的20年间，中国官场、商场和洋场这个“鬼蜮世界”的种种怪现状．涉及政治、军事和外交诸方面。主要暴露官场贪污受贿、营私舞弊：封建官吏道貌岸然、衣冠禽兽；以及他们畏敌如虎、投降卖国的罪行；抨击商场的污秽浑浊和洋场的虚伪无知等作者还续撰《近十年之怪现状》20回（未完），又名《最近社会龌龊史》，载1909年《中外日报》，1910年广智书局印行单行本。作品无情鞭挞官场的腐败，商场的恶行，洋场的无耻，形象地反映了清王朝总崩溃时期的社会面貌。
刘鹗（1857—1909），字铁云，别署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曾任候补知府，后弃官经商。1908年被人诬告私售仓粟，流放新疆，翌年病死。其《老残游记》，20回。1903年在上海《绣像小说》上发表前13回，嗣后又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1906年出版单行本。继而在该报连载《续集》14回，今存9回。1934年《续集》前4回在上海《人间世》重刊。翌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单行本，共6回，建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入《老残游记》的附录，第7至9回收入《老残游记资料》。小说用第一人称描述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的所见、所闻和所为。作品以玉贤、刚弼两个酷吏的暴政残民为主要内容，暴露晚清黑暗的恐怖统治；同时借黄子龙等人宣传泰州学派的思想；通过一条潭浮海上的帆船的描写，反映出作者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不仅读过鲁迅关于这几部谴责小说的论述，也是读过这些原著的。他在1964年12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中，说：《老残游记》里讲，清官害人比贪官还厉害。在原著里曾有这样一段议论：“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为？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看来，毛泽东对这段议论，有较深印象。作品中玉贤和刚弼这两个残忍与刚愎的典型，便是以“清官”的面目出现的。
毛泽东对谴责小说的基本评价，是“给人家的印象不好”。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
（一）这些小说虽有抨击晚清时弊的进步意义，但只是暴露黑暗，激起人们忧愤，却看不到出路，人们在作品中体会不到代表历史进步的力量。故鲁迅说，谴责小说的未流，“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这只是暴露黑暗的必然结果。
（二）这些小说的作者的政治思想立场，基本上都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李伯元不仅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甚至连康梁的变法也认为是“过激行为”。吴趼人在1907年以前，在改良主义思想基础上曾产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意识，1907年发表的《上海游骖录》则标志其思想退步到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而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刘鹗则始终没有超出洋务派的立场。其《老残游记》第一回 以一条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帆船隐喻其政治见解：掌舵、管帆的清廷统治者并没有错，所缺的只是一个罗盘；作为水手的下级官吏搜刮乘客钱财，是作者批判的对象；第三种人是空头演说家，暗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作者鼓励人们把他们抛下海去；第四种人是乘客，即一般老百姓，其中赞成革命的人为不懂事，被人“利用”，反对革命的人则被作者说成是老成持重。
（三）由于笔不藏锋，恣意暴露，艺术成就都不太高。故毛泽东在1964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提出谴责小说的艺术性较差，但政治性强。从这个角度讲，可以一读。
88.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全集》出版前读鲁迅著作）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摘自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青年大会上的演讲（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43页）
思寄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摘自毛泽东1938年1月12日致艾思奇信（见《毛泽东书自选集》第118页）
［解析］
毛泽东喜欢读的书，主要有两大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中国古代文史经典。他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读得不多，也极少论及中国现代作家。但鲁迅却是一个例外。他对鲁迅及其著作评价之高，在古今中国文化人当中也是无出其右者。
先谈《鲁迅全集》出版前毛泽东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认识和了解。
毛泽东知道并阅读鲁迅的作品，无疑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他那时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鲁迅最初的重要的白话小说和一些杂文便发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并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发源地北京大学任职。后来毛泽东曾遗憾地说过：“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毛泽东是很敬慕鲁迅的。
1932年底，冯雪峰从上海来到瑞金。同毛泽东谈鲁迅是他们见面交谈的话题之一。有几次，毛泽东说：“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当时，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这当然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评说，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在经过一番沉思后，他肯定了其中的合理的成分，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鲁迅生前，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曾发去一封电报，祝贺红军的胜利，说是“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希望”。在逝世前夕，还托人从上海给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带去两束火腿肉，并附有信。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辞世。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22日发布《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高度评价道：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故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故，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鲁迅先生一生的第一次正式而崇高的评价。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还决定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等。同时还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等。
1937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周年祭日那天，毛泽东在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做了《论鲁迅》的演讲。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而全面地评价鲁迅。毛泽东说：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女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
接着，毛泽东又具体阐述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第一，“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1936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引者注），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安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第二，“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1934年11月17日致萧军信——引者注）。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第三，“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引者注）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毛泽东演讲时没有稿子，一位听讲人整理了自己的记录，在国民党统治区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1938年3月第10期上，以《论鲁迅》为题发表，注明“毛泽东演讲，大汉笔录”。1938年11月钱杏邨主编的《文献》杂志予以转载。1950年7月选入出版总署编审局出版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 。上述各书刊，均不属中共中央的报刊，按照党的文献编辑规则，不能算正式公布。另外，记录者“大汉”是何许人，多年来也未弄清。
1981年，中央党校唐天然同志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论鲁迅》的笔录者汪大漠同志。原来，“大汉”为“大漠”之误。繁体字“汉”与“漠”字形相近，《七月》杂志目录上印的是“漠”，但正文却印成了“汉”。1981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唐天然的文章《毛泽东〈论鲁迅〉发表的经过》。介绍了有关情况。1937年7月抗日战争刚刚爆发，21岁的汪大漠从成都投奔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的学员。入学不久，正值鲁迅周年祭日，成仿吾校长请了毛泽东来校演讲。汪大漠因为眼睛近视，便坐到了会场第一排长凳上。他回忆说：“我仔细地听，认真地记．就把毛主席的讲话笔录下来了。”1938年2月汪大漠被分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来又辗转到新四军，去了敌后。在等待分配的短暂时间里，汪大漠将毛泽东演讲记录和别的一些访问笔记进行了整理，一并交给了《新华日报》社吴敏同志。其他访问记录很快发表了，唯独这篇演讲记录被退回。吴敏告诉他：“因为是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未经本人审阅，不便刊登。”汪大漠说：“我随即寄给了胡风主编的《七月》，还附了短信。很快，稿子就发表了，而且放在第一篇的显著位置。”汪大漠不无感慨地说：”他不刊登，这篇文献也就湮没了。”关于记录稿本身，汪大漠说：“记录稿可能有遗漏，但绝无随便增加的。”他又说：“在延安可惜没有及时整理，后来到武汉整理出来了，也无法送给毛主席审阅了。不过，发表以后，在武汉的中央首长总会看到的，好像并没有提出问题。”
这篇精彩的《论鲁迅》，就是这样保存和留传下来的，从而成为毛泽东唯一一篇专门论述鲁迅的文稿。
《七月》杂志在发表这篇讲演时，汪大漠在该文前有一“小引”，说“这是鲁迅周年祭日，毛泽东先生在‘陕公’的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当时由我记录下来的。记录稿一直搁到现在，没有把它整理出来在刊物上发表过。毛先生对鲁迅是颇有研究的人，他读过鲁迅不少的著作。这篇演讲是非常精辟独到的作家论，而且，对于每个正在艰苦斗争着的民族解放战士，都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因此，在现在发表也许并不过时。在延安时没有把这记录稿交给毛先生看过，如果有遗漏或出入的地方，当然由记录者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汪大漠在该文小引中说：毛泽东“对鲁迅是有研究的人，他读过不少鲁迅的著作”。1938年之前，毛泽东没有条件系统地阅读鲁迅著作。但长征后一到延安，他就注意收集和阅读鲁迅著作的一些单行本和选本。他从设在延安的陕西第四中学只有两间房的图书馆里发现有鲁迅的书，立即高兴地借走了几木；几天后，秘书退回看完的，又借走了几本；第三次，秘书又把鲁迅的几部选本和单行本全部借走了。后来看完后归还给图书馆。
毛泽东对鲁迅确实颇有研究。我们可以从《论鲁迅》的演说本身得到印证。毛泽东引用了鲁迅的三篇文章，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早期的作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1936年7月才发表的，毛泽东就已经读过。最突出的是，毛泽东引用了鲁迅痛斥变节者的一封信。此信是鲁迅1934年11月17日写给肖军的。毛泽东何以会知道呢？有人曾请教肖军。肖军说，鲁迅逝世后，他曾将鲁迅写给他和肖红的信，选择了九封，略加注释，发表于1936年11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大约后来流传到延安，毛泽东便读到了。《论鲁迅》一文表明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充分重视。鲁迅的许多重要著作，早在1937年他就读过，而且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泽东在《论鲁迅》提出的，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的观点，他到晚年也坚持此说。1971年11月20日在武汉的谈话中，他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毛泽东终生喜欢读鲁迅的著作。20世纪中国两位思想伟人的心是相通的。
89.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读鲁迅《鲁迅全集》）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摘自徐中远《读鲁迅著作》（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84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我建议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摘自毛泽东1975年底至1976年初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解析］
毛泽东一生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
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复社”以“鲁迅全集出版社”名义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的《鲁迅全集》。书是在上海出版的，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到陕北边区，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鲁迅全集》特印了200套编号发行的“纪念本”。这套“纪念本”，在每册的版权页上注明为“（非卖品）”。毛泽东得到的是第58号，封面是紫色的，书脊是黑色的，每卷的封底、封面的两角都是同书脊黑色一样的布料包角。毛泽东收到《鲁迅全集》之后，把书放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后来新华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便放着三卷《鲁迅全集》。
毛泽东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从他在书上批划的情形来看，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一一改正过来。有的错字是容易识别的，有的就不那么容易。例如，《鲁迅全集》第4卷 ，《二心集》中的《唐朝的钉梢》这篇文章里的一段文字：“那里面有张泌的《浣溪纱》调十首，其九云：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从，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这首词中的“消息未通何计从”的“从”字，如果仅从词义来看，看不出是一错字。从词律的音韵平仄看，显然是错了。毛泽东读到这里时，将“从”字改为“是”字。原词，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八所载，确实是“是”字，而不是“从”字。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已改正。张泌的词在唐代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毛泽东对他的词记得这样准确，这说明毛泽东对唐诗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他读鲁迅著作仔细的程度。
这个版本的《鲁迅全集》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对这篇序，毛泽东也是认真读了的。1945年5月31日在“七大”作结论报告时，毛泽东说，要重视翻译工作、理论工作。《鲁迅全集》开卷就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他说鲁迅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就是说鲁迅翻译了很多外国的东西。
这套《鲁迅全集》在革命战争年代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被完整无缺地从延安带过了黄河，带到了西柏坡、香山，进了中南海；新中国建立后，无论出访苏联，还是巡视各地，毛泽东都随身带着它；走到哪里，读到哪里。他说过，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睡觉。1949年底，在苏联访问期间，他在一次外事活动后，回到住处因读鲁迅的著作而一再推迟进餐。
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带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只收著作，未收译文和古籍），并发行了单行本。毛泽东对这套新版的鲁迅著作也很珍爱，把它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单行本上的许多篇章，他反复读了多次。看一次，他习惯在书上画一个圈；看两次，就画两个圈。1961年，毛泽东在江西的一段时间，把新版的《鲁迅全集》带在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报刊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拿着的正在翻看的书，就是新版《鲁迅全集》。
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线装木）。这本书共有29篇鲁迅手稿，都是从尚未刊印的鲁迅手稿中选出来的。毛泽东得到这本书后，一方面读鲁迅的手稿，一方面欣赏鲁迅的墨迹。手稿选集里有的字写得太小，他就用放大镜，一页一页往下看。一边看，一边还不时地用笔在手稿选集上圈圈画画。
1972年，有关部门特意将50年代出版的带有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排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这套线装本由北京、上海两地排印。毛泽东收到全套的线装大字本的《鲁迅全集》时，又读了一遍。在这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的许多册的封面上，他同样划了一些红圈圈，在书中划了许多红道道。在有的封面上，他还亲笔写了“1975．8再阅”。
1975年7月，毛泽东因患老年性白内障动了手术。手术之后，视力不济，还请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朗读鲁迅的作品。《鲁迅全集》第五卷 《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是篇谈文艺批评的文章。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尖锐地批评了文艺批评界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一下把整个苹果都抛掉的做法。鲁迅指出，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思想是很错误的。鲁迅用吃烂苹果的例子来谆谆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人和文艺作品。毛泽东赞同鲁迅的见解。1975年，他在病中还叫工作人员给他读这篇文章。当工作人员读到有关的内容时，他高兴得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还摆着这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鲁迅全集》。有的是在某一页折上一个角，有的地方还夹着纸条，有的还是翻开放着的。（本条目所述毛泽东读《鲁迅全集》的批注图画情况，引自徐中远《读鲁迅著作》一文）
在晚年，毛泽东多次提议要人们读点鲁迅著作，支持开展鲁迅思想遗产的研究。1975年11月初，毛泽东对周海婴的关于出版带注释的《鲁迅全集》的信作了批示：请政治局“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执行。”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有关理论问题的谈话中，还强调：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经过较为系统地阅读鲁迅的著作，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的了解更多了。毛泽东在著作、讲话、谈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
毛泽东对鲁迅的地位和价值的准确而科学的表述，是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90.研究他的杂文的战斗方法（读鲁迅《鲁迅全集》）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淡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0—191页）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