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5
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8页）
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按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隋洛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解析］
关于鲁迅的作品，毛泽东最喜欢的是他的杂文，特别是他晚年的杂文。
鲁迅写的杂文，事实上成了一种新创的文体。1918年，鲁迅开始了他的杂文创作，此后杂文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占有巨大的比重，一生共写有17部杂文集。鲁迅杂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它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适应鲁迅解剖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及其在现实社会思想中的表现的思想艺术需要而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鲁迅杂文，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鲁迅杂文的形成期。这个时期约在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随感录”栏发表杂文到1925车“女师大学潮”发生之前。这个时期的杂文主要收集在《坟》和《热风》中。这些杂文是针对一般的社会现象而发的，主要结合一般的社会现象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在现实社会思想中的表现进行针砭和解剖。在写法上，这些杂文更集中于对社会现象内在本质的形象性剖露，而较少对具体人物精神特点的类型性刻画，因而所言之事极小，所论问题却很大。
（二）鲁迅杂文的发展期。它大致包括从1925年“女师大学潮”发生到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开始前鲁迅写的全部杂文。这些杂文主要收集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中。这个时期，鲁迅的杂文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在社会上有了更大的影响，开始有人把杂文这种文体同鲁迅的名字联系起来，标志着“鲁迅杂文”这个独立概念的形成。这个时期的杂文不只是进行一般的社会思想的剖析，还成了具体社会斗争的艺术武器，其中很多杂文都是围绕“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针对陈源、章士钊等人而发的，在艺术上既有对于社会现象内在本质的形象性剖析，也有对具体人物精神特点的类型化刻画。
（三）鲁迅杂文的成熟期。它包括鲁迅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直至鲁迅逝世所写的全部杂文。这些杂文主要收入《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集中。这个时期，杂文成了鲁迅最主要的作品，数量很大，影响也更深远。这个时期，鲁迅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更自觉地把自己在思想上的斗争同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治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剖析中国社会思想的问题，因而这个时期的鲁迅杂文更直接地反映着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除了对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揭露、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抗议外，革命文学论争、对“新月派”的斗争、对“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斗争、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对“论语派”的批评、对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左联”五烈士的抗议、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关于“两个口号”的讨论等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构成了这个时期大部分鲁迅杂文的内容。在这些杂文中，已经能比较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在艺术上，这个时期的鲁迅积淀了前两期的各种手法，又发展了它的尖锐泼辣、灵活挥洒的特点，充分发挥了它的战斗作用，达到了鲁迅杂文艺术的高峰。
毛泽东读鲁迅的杂文，对每本集子以及许多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编的，什么时候出版过，都很注意。他在阅读时差不多在每册封面上都写有批注。例如，《且介亭杂文》一册，他在封面上批有：“一九三四年作，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编”；《彷徨》一册的封面上批有：“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等等。《二心集》中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原书副标题上只写了“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他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当即在“三月二日”前添加了“一九三六”。《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副标题上只写了“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他在“八月十二日”前添加了“一九三一”。
毛泽东推崇鲁迅的杂文，除了前面引述的1957年3月10日、3月12日和1959年年底1960年年初的三段评论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以下评论。
鲁迅杂文中的思想和言论，具有很强烈的思想性和战斗性，特别是鲁迅后期的杂文，是我国30年代“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文化战线上的最真实的历史记录。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中，在谈到红军到了陕北，还处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情形时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
1957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新闻界、出版界代表座谈的前两天，即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座谈时，毛泽东也谈到了鲁迅。他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从以上引述来看，毛泽东推崇鲁迅的杂文，主要在于他深刻有力的战斗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一）鲁迅的杂文，真实地反映了进步文化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历史内容，也就是说，这些杂文是在特定的时代中产生并真切地体现出这个时代的斗争风貌。（二）鲁迅的杂文体现了一种无所畏惧的人格战斗力量，特别是后期杂文，具有沉着应付恶劣环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气概。（三）鲁迅的杂文，特别是后期的杂文，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具有全面的观点。这就使这些杂文除了强烈的情绪感染力以外，还具有深刻的令人信服的说服力。
毛泽东读鲁迅的杂文著作，十分用心理解、思索，还时有发挥。在《花边文学·正是时候》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毛泽东读到这段话时，在“吃饭”后面添加了“夺权”两个字。这样就把“旧家子弟”的本质更深刻地揭示出来了。
鲁迅的《三闲集》的序言写于1932年，除介绍收进这本杂文集中的文章写作背景外，还着重叙述了1928年前后作者的思想变化——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纠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醉眼”中的朦胧》写于1928年，在这篇与创造社进行文艺论战的文章中，也反映了作者对自己的解剖和探索。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的标题上，都画了读过三遍的圈记。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写道：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未有天才之前》一文，是鲁迅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的讲话。毛主席非常赞赏这篇文章，特别在文中“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这段话下，画着红笔粗线，可见他对鲁迅这种“天才产生于民众”的观点是很赞同的。
如果说，杂文是鲁迅战斗的武器、工具，那么，鲁迅的杂文，在一定程度上则是毛泽东从事政治和思想工作的得心应手的工具。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谈到过，如果允许他将来退下来后，他是愿意写杂文的。实际上，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为一些报刊撰写的大量时事政论，大多是出色的杂文，而其风格也颇有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和方法。
91.反对八股，文章神气（读鲁迅《鲁迅全集》）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
党八股的第二奈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宋“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
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摘自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反对党八股》（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 第830、834、835、841、844页）
［解析］
毛泽东读鲁迅著作，很注意鲁迅有关文章写作技巧的论述，很欣赏鲁迅文章的艺术风格。反对新旧八股，风格神气，是毛泽东的重要评价。
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党八股是重点整顿的不良风气之一。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重要讲演。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休。它内容空洞，专讲形式，玩弄文字。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党八股是指在革命队伍中某些人在写文章，发表演说或者做其他宣传工作的时候，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也和上述的八股文一样。毛泽东说，“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是符合实际的，反对新旧八股是鲁迅作品的一贯精神，也说明毛泽东很注意阅读鲁迅这方面的文章。他这里具体指的是《伪自由书》中的《透底》一文。文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服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洋八股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浅薄的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东西，并经过他们的传播，长时期地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鲁迅在《透底》附录“回祝秀侠信”中批判这种洋八股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在《反对党八股》里，毛泽东还引用了鲁迅《南腔北调集》里《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来说明那些“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八股文，“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
《答北斗杂志社问》是鲁迅答复“创作要怎样才好”的提问而作的一篇短文，写于1932年12月27日，后收入《二心集》。1942年2月8日这个报告会上，毛泽东把他亲自审阅编定的《宣传指南》的小册子分发给每一个与会的人。这本《宣传指南》里收入了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为了便于和推动人们的学习，毛泽东在讲演中专门对《宣传指南》作了解说。鲁迅谈创作有八条，他详细地解说了四条，指出，鲁迅说，文章写好后“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宣传指南》是延安整风运动22个必读文件之一，并被编入《整风文献》。毛泽东重视鲁迅的这封信，在他看来，是认为它指出了怎样才能克服避免八股文弊端的原则。
92.不觉悟农民，本质是好的（读鲁迅《阿Q正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Ｑ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
——摘自毛泽东1937年3月1日和史沫特莱的谈话（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 第490页）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摘自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8739页）
［解析］
毛泽东对“五四”以来的现实小说读得很少。但鲁迅的《阿Q正传》，却是一个例外。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最喜欢，并且读得最熟最透的现代小说。
《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小说。1921年12月起，用巴人笔名陆续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这部小说成为世界性名著，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为背景，通过阿Q形象的塑造，描绘了阿Q这样一个不觉悟的农民要求“参加革命党”而终于惨遭杀害的悲剧，充分表现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和中国农民的自身特点，从而反映了中国农民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密切关系。鲁迅在1926年12月30日写的《〈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阿Q这一艺术形象，具有文学范围以外更深更广的社会意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即1927年初，毛泽东在经历了湖南5县32天的调查之后，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毛泽东和鲁迅，一个作为政治家，一个作为文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观察，剖析中国社会、中国农民，所得的结论可谓殊途同归。
阿Q这个人物典型，阿Q精神或阿Q主义，是毛泽东谈论时事、表达思想认识随手拈来的比喻。他在讲话、谈话、报告和著作中，经常提到《阿Q正传》。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第一段话，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引用《阿Q正传》的文字。那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国共两党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谈判。国民党方面一些人认为，中共方面提出建立统一战线，同国民党谈判，愿意改变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是一种“投降和悔过”的表现，而完全无视共产党为了抗日所做的让步。毛泽东借阿Q形象，来说明这些人的自欺欺人的做法，是颇为恰当的。第一次用阿Q这个形象作比喻，使用到了其性格核心——精神胜利法上面。
毛泽东体会和理解的阿Q精神，或者说在毛泽东的运用和发挥中，《阿Q正传》及阿Q形象所蕴含的思想启迪意义，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精神胜利，自我陶醉。1939年，在延安谈到国共统一战线是抗战的政治基础，而这种说法在国民党的文献和言论上却没有什么地位时，毛泽东指出：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有了名义上与实际上的统一战线。但是，在一小部分人中间，他们也许实际上承认了统一战线，而在名义上却是不愿承认的，在他们的口头上与文字上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我们从前对于这些人的这样一种态度，称之为阿Q主义，因为在鲁迅先生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个阿Q，就是天天说自己对、自己胜利，而人家则总是不对、总是失败的。在阿Q主义者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你不信，可以去看看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国的若干阿Q主义者中间，我想很有一些可能进步的人，如果说，他们现在还不承认有所谓统一战线甚至于有所谓共产党存在的话，那末，谁也不能排除，于将来的某年某月某日，他们也能在名义上、实际上都承认共产党与统一战线的存在。中国从前有一个圣人，叫做孟子，他曾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句话，形容现在的阿Q主义音，是颇为适当的。
（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在1945年4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治病救人”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的。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的人，我们要团结一致。
（三）毛泽东对《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的印象特别深，认为他的性格特点是不准人家革命。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中央七届六次全会上谈到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毛泽东说：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又说：要读《阿Q正传》，鲁迅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几次讲话中提到鲁迅。他说：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年”，两句话合乎辩证法；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条路走，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不许别人革命；要给人出路。阿Q要准许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鲁迅描写不觉悟的劳动人民，本质是好的。
93.他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读鲁迅《鲁迅诗集》）
［原文］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字，于无声处听惊雷。
——鲁迅1934年5月30日《无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你们到中国来，我们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感谢。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就把我书写的一首鲁迅的诗送给你们。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的是一首旧体诗，有四句，原诗为：“万家里面没篙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景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诗不好翻译，可以请郭沫若翻译一下。
——摘自毛泽东1961年10月7日会见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外宾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4页）
［解析］
毛泽东喜欢旧休诗，不大谈白话新诗。对鲁迅创作的诗歌也是这样。1957年1月14日约见袁水拍、臧克家时，他说：鲁迅的散文诗不大好记，而旧体诗却流行很广。
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七卷 中收进的鲁迅的新诗、旧体诗，毛泽东都曾用心地读过。1959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中的诗作，不少诗的题目旁都画了圈。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共收诗47题54首。这本诗集，毛泽东从头至尾读过，有的诗篇他读过多少遍，不少的诗他能背下来。
诗集中有一首叫《湘灵歌》的诗，是1931年3月5日，鲁迅写赠给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湘灵”是古代楚人神话里的湘水女神。据史书记载：“湘灵，舜帝的妃子，在湘水里溺死，成为湘夫人。”鲁迅借用这个神话中的传说人物表达了自己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憎恨，以及对死难者的哀思。毛泽东在读完这首诗的末句“太平成象盈秋门”后。在旁边批注：“从李长吉来”。李长吉就是唐代诗人李贺。李贺《自昌谷到洛后门》中有“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
毛泽东还很爱书写鲁迅的诗。他生前有一段时间，每次练习书法，差不多都要书写鲁迅的诗句。他为什么这样爱好书写鲁迅的诗句呢？一次他在书写鲁迅诗句时曾这样说过：书写鲁迅的诗句，既可以进一步理解诗的内容，又可以进一步了解鲁迅。平时有友人请他题字、题词时，他也常书录鲁迅的诗句赠毛泽东最喜欢鲁迅于1932年10月2日写的七律《自嘲》中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45年10月在延安时，他就书写过鲁迅的这一诗句。1958年，在武昌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随团应邀为全会演出，演出结束，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登台接见的时候，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她写几个字，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当晚。他书写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第二天，叫工作人员将此题词转交给了红线女。毛泽东在书写的鲁迅诗句前面写了一段类似小引的文字：“1958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最后落款是“毛泽东，1958年12月1日”。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说：“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话合乎辩证法。”
毛泽东读鲁迅的诗，也乐于改写鲁迅的诗。50至60年代，他曾改写有鲁迅的好几首作品，借用鲁迅诗作的平仄意蕴及其战斗性来表达自己对现实问题的看法。鲁迅作于1932年的《亥年残秋偶作》中的颔联：“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毛泽东便改写为：“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
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协会祝贺国庆节代表团10名成员、以三岛一为团长的民间教育代表团10名成员等共24名日本朋友时，非常高兴地将鲁迅1934年5月30日的著名诗作“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字，于无声处听惊雷”，书赠给日本朋友。他对日本的朋友们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他怕日本朋友看不懂鲁迅的这首诗，还特意让郭沫若帮助翻译一下。郭沫若在《翻译鲁迅的诗》（1961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中说道：“鲁迅这首诗，是在去世前不久，写赠给一位日本的社会评论家新居格的。新居格访问中国在上海拜访了鲁迅，鲁迅写了这首诗赠他。其用意是：当时的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民不聊生，在苦难中正在酝酿着解放运动；希望来访的客人不要以为‘无声的中国’真正没有声音。”毛泽东那奔放流畅、刚劲潇洒的书作，既充分表达了对日本朋友的笃厚情谊，也真挚地表达了对诗作者鲁迅的敬仰和思念。后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局长白土吾夫说过：“40年前，鲁迅写那首诗给日本友人，15年前毛主席书赠鲁迅的诗给日本朋友们，这些，在今天都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日本人民团结起来，走同中国友好的道路，继续前进。尽管在斗争的道路上有曲折，但我确信，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见1976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一直到晚年，毛泽东也时常吟诵和书写鲁迅的诗。1975年，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请来了北京著名的中医和西医的眼科专家为他会诊。其中有一位是广安门医院的眼科大夫唐由之，他40开外，身材高大，但看上去却是位名符其实的白面书生。主席边同他握手边问他叫什么名字。唐大夫以洪亮的声音告诉毛泽东他叫：“唐由之。”这三个字读音刚落，毛泽东的兴致即刻表现出来，他认真地又费力他说：“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这个‘由之’的名字。”此时毛泽东双目虽然呆滞，但背起诗来抑、扬、顿、挫，富有感情。他背诵鲁迅悼杨铨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他虽然年逾古稀又在病中，但记忆仍不减当年。他竟出口一字不漏地背出这首诗，令在场的专家们惊叹不已。毛泽东读时湖南口音重，加上讲话不清楚，要完完整整的听清这首诗，是很难的。因此，在大夫们的要求下，毛泽东在一张白纸上亲手写下了鲁迅的这首诗。
94.艺术上也需要统一战线（读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原文］
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在理论上，如《文学界》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一个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年讲的话，并以那些话为出发点，因此虽声声口口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而仍自己一厢情愿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这是作者忘记了时代。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
——摘自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他们在艺术论上的争论，有长期的历史，现在不能去细说它。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但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
中国文艺界还曾有所谓“第三种人”，在今天我们也并不排斥他们。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121—122页）
［解析］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鲁迅晚年的一篇重要文章，它是抗战前左翼文学阵营“两个口号”论争的产物。
为了适应当时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和国际上广泛要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形势，1935年始，在革命文乞界由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随后叉相应产生了“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口号。1936年经鲁迅、茅盾、冯雪峰、胡风等商量，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同年5月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中将这一口号公之于众，随之出现了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论争双方在要不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意见是基本一致的，分歧发生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在统一战线中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上。鲁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同时批评了“国防文学”倡导者们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思想，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的责任。
1936年8月1日，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的徐懋庸（1910—1977），给鲁迅写了封信，认为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说成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进而到统一战线中去要求领导权，“是不对的”。信中还说鲁迅近半年的言行，是受了身边的人的蒙蔽，“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8月3日至6日，时在病中的鲁迅写了这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于8月15日出版的《作家》第1卷 第5号上面。该文重申了他对建立统一战线的观点，批评了左翼文艺阵营中一些同志的宗派倾向，着重论述了两个口号的关系，肯定了两个口号的一致性。这篇文章实际是对两个口号论争的总结，此后，大规模的论争基本平息。这场论争使文艺界逐渐统一了认识，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推动了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
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27日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便明确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还一直强调，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不能放弃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关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文艺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则稍后一些。
1937年到1938年初，许多文艺团体来到延安。为了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6周年，决定在延安举行一次隆重的文艺晚会。为此，抗大、陕公等单位的青年艺术家排演了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公演20天，观众上万人。在一次《血祭上海》座谈会上，当有人建议创办艺术学院时，全场一片掌声。毛泽东当即表示愿用最大力量帮助艺术学院的创立，并宣告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一个星期后，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起草的《创立缘起》公布了。
《创立缘起》说：“在抗战时期中，我们不仅要为了抗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而且应该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这就是说：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鲁艺教学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的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其中的一部分《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刊登在1938年4月30日《新中华报》第432期《柯仲平启事》一文中。“启事”说这段“关于文化的重要指示”，经过“毛泽东先生的亲笔订正”。
此前，在1938年4月20日的《新中华报》上，曾发表过柯仲平《是鲁迅主义之发展的鲁迅艺术学院》一文，文中谈到边区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在统一战线上一道工作时，写道：“在我的记忆里，毛泽东先生的演讲中有以下这样一段话，这是应该随时想起的。”接着他就引述了他记忆中的毛泽东的那段话。毛泽东的话是在哪里讲的，他没有说。由于报纸排印有误，柯仲平在4月25日的《新中华报》上作过一次更正。五天之后在《柯仲平启事》中他又提供了经毛泽东亲笔订正的这段话。这两次更正，也没有说明毛泽东这段话是在何时、何处讲的。王燎荧《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一文引用这段话，说它出于毛泽东在“鲁艺”的讲话，这是正确的。中央有关部门保存着毛泽东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内容完全可以同《柯仲平启事》提供的那段话相印证。当然，记录稿不只这一段话，内容要丰满一些。可惜这个记录未经毛泽东亲笔订正。
这段话文字不长，但却形象生动地描绘了部分“亭子间的人”（来自上海等地的文化人）和部分“山顶上的人”（来自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人）的长短处，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艺术工作的指导方向。毛泽东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认为，“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毛泽东还提出：我们做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是艺术指导的方向，也才能尽艺术在今天中国的使命和作用。
这是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文艺上的统一战线这一重要命题。
半个多月后，即4月28日，毛泽东再次来到鲁迅艺术学院演讲。其中，进一步具体阐述了“艺术上也需要统一战线”这一重要命题，并认为“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
显然，毛泽东提出这个命题，是与国统区特别是上海左翼文艺阵营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及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有密切关联的。1937年，随着周扬等原在国统区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到达延安，毛泽东在同他们的谈话中对两个口号的论争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同时，他也读到了鲁迅的这篇文章。从1938年4月28日这个讲演来看，他对鲁迅这篇文章的印象是很深的，并引用了其中的一些原话，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完全赞同鲁迅的观点，指出了艺术上的统一战线的精髓。（一）鲁迅批评那种口口声声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但又“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的“宗派主义”现象；毛泽东则提出，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二）鲁迅提出，在统一战线内，“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他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更是强调其“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认为不能放弃领导权；毛泽东则提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三）在统一战线联合的文艺派别上，毛泽东径直借鲁迅的一些说法，说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浪漫主义、风花雪月或其他什么派，大家要团结抗日。此外，毛泽东还谈到“主张是不对的”艺术至上主义，也没有把它关在艺术上的统一战线的门外。
1938年初，徐懋庸来到延安。5月下旬，即毛泽东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做上述讲演一个月后，毛泽东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徐懋庸讲了两个口号的论争、他给鲁迅的那封信以及鲁迅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一些情况。据1981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徐懋庸的《回忆录》上记载，毛泽东听完徐懋庸的叙述后，谈了六点意见：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