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6
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5）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
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应该说，这六点意见，对两个口号论争的评论是中肯的，也是公允的。
95.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读鲁迅《门外文谈》）
［原文］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我还有话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述”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的两大史诗，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
——摘自鲁迅《门外文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巴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吉辞又很美丽。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不协调，就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美丽言辞的人不能执笔写作，反之，许多能写作的人却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你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124—125页）
［解析］
鲁迅的《门外文谈》，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目的《申报·自由谈》，署名华圉。据作者说，这是夏天在门外乘凉同邻人聊天聊出来。其实，这是篇很有理论深度的文艺论文，在当时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影响很大。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文字、文学的起源，强调了文艺创作和发展同大众有密切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鲁迅曾将这篇1.3万多字的文章，同他的其他有关语文改革的文章4篇，辑为《门外文谈》一书，1935年9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说明他当时已读过鲁迅的《门外文谈》。他认为“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的”，还说，不识字的农民，“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这与《门外文诙》的观点，一脉相承。1966年在杭州的谈话中说，“鲁迅说，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并以《诗经》里的《国风》为例，说许多是老百姓作的，这一说法，便直接出自《门外文谈》。可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印象，是多么的深，并非常赞同文中的观点。
基于“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的观点，毛泽东一生对民间创作的歌谣，始终是一往情深。他在考虑新诗的发展方向时，也始终把民歌摆在重要的位置。1957年1月14日，他约见袁水拍、臧克家两位诗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关于诗，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
毛泽东着力于从民歌中寻求新诗的发展道路，除与他对诗休形式的一般看法有关外，还根基于他的文化创造观以及对历代诗体的生成过程的认识。
人民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创造的主体。这是毛泽东终生信奉和宣传的信念。他心目中的人民，绝不是泛指一切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把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排斥在外的，而主要是指农民和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在晚年，甚至也不包括专门从事文化创造的知识分子。就文学创造而言，他多次谈及农民大众或老百姓是生动语言的根本来源。因此，在文学创造上，大众化是他指示的一个基本方向。而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反对党八股》）。在诗歌创作上，跟老百姓学，自然就是民歌。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这天，在人民大会堂搞了个聚会，特意邀请了劳动模范陈永贵、下乡知青典型邢燕子等。毛泽东把陈、邢二人拉到自己身旁就座，同他们谈起古代有名的诗人都不是进士出身，接着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不是文人当文学家？”
从文学史的角度讲，毛泽东说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这一判断也是《门外文谈》里有的，并且有文学史根据。中国诗史上的各种体裁，也多发源于民歌，而经文人的倡导和实践乃始定型。《诗经》中的四言诗便多是民歌；屈原在南方民歌的基础上开辟骚体（多为七言）；汉乐府的五言形式也是经班固的《泳史》和辛延年的《羽林郎》运用之后被文人普遍采用；在律诗定型后，又是民间先出现《杨柳枝》一类的俚曲小调，然后由文人对其音节、句型加以改造，胎息孕育成词。正是基于对诗史发展特征的这一认识，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造成一种形式”。1958年11月郭沫若同周扬为他们编选的新民歌集《红旗歌谣》写的序言，便提出文学史上历次创作高潮都滥觞于民间文学，“任何发展都是有本有源的”，由此寄希望于跃进民歌必然引起的“连锁反应和聚变作用”，号召诗歌工作者要好好学习这些新东西。这当是对毛泽东的建议的一个回应。
但是，伴随着他在经济建设上急千求成的心情，出于非文学方面的动因，他把至少需50年来探索的诗歌建设大大提前了，而且是采用运动的形式来推进。这就是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
艺术有艺术的规律。这次尝试，远远没有达到探索一条新诗发展道路的目的。
毛泽东并未因此丧失对民歌的信心。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再次提到主持广州农讲所时发动学生写民歌的事情，认为“从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1965年给陈毅的那封论诗的信中，仍然坚信：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毛泽东本人在1963年写的《八连颂》，是不是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呢？
此外，还可提到这样一件事：1942年8月新四军出版的《淮海报》上，曾发表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的《清平乐·六盘山》一词的改作，看上去是易于谱曲的歌词：
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
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
六盘山呀山高峰，
赤旗漫卷呀卷西风，
今日得着长缨，
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不知这样改写，是否出自毛泽东本人的手笔，抑或征得他同意。读起来，唱起来，效果确实更大众化了。
96.扫掉“党八股”的好文章（读高克林《鲁忠才长征记》）
［原文］
（四）一路生活情形：
鄜县城关区共去牲口28个，人14个，沿路自做自吃，每顿共需米7升，约25斤，大家一致感觉“出了门吃的多”。给店里柴钱多则8元，少则3元，全看你和店掌柜的关系弄得好或弄不好来决定。走路时唱戏，说古今——说相公招姑娘的很多，大家很高兴，满不觉苦痛。牲口的草是轮割的，草很多，吃不完。沿途群众都很好，寄粮寄草没问题——主要的靠自己。也有的会骂架，多因牲口吃了人家的庄稼。只有一个地方的店掌柜把寄的小米换成坏的。
（七）经验教训：
经验：
城关区这次运盐胜利回来，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担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
打破部分干部及群众对于去三边驮盐的恐怖观念（“死人死牲口，一去不得回来”）。正相反，驮盐回来的牲口，反而肥了，人强壮了，就是晒黑了些。
3，证明驮盐可以赚钱，打破那些“一定赔本”，“每驴要赔本600元”，“是边区最大的一次负担”一类不合事实的瞎说。
证明区乡级特别是乡级某些干部，工作不负责（没有细心检查），包庇（村会长、乡长可以去坏牲口而不追究），舞弊（把坏高粱充好料），成为落后群众的尾巴。
干部的决定作用，城区因副区长鲁忠才有经验、灵活、负责，每到一地，遇一事，即开脚户大会讨论——连每个驴应驮多少盐都讨论过。结果，人与牲口不但没有损失，反而比去时强壮了，情绪高了。
教训：
四乡杨万保“耍死狗”，偷跑回来，造谣，我们区乡同志没有及时注意检查，没有和他谈话也不向上级报告，以致城区人民传说死了两个人——鲁副区长和王某，死了3个驴，弄得人心惶惶不安。
路上困难是有（有几站路难走，有一个站蚱蜢多，两站水少），但可以克服。坏路多小心，有蚱蜢地方晚上走，水少地方起身时多喝，带水亦可，再加忍耐，困难就都可以胜利的克服了。
驴子越好赚钱越多。例如这次驮了130斤的可赚75元，若驮150斤则可赚115元。驴子愈坏赚钱愈少，甚至赔本。例如城关区去了3条坏驴子（1条坏腰，1条坏腿，1条乏驴），结果没驮盐，每1驴白费路费165元，每人往返共损失1000元以上。同时也说明工作要细心，不能马虎。这次去的驴若区乡干部细心检查，认真的去做，不讲情面，也不致发生这种损失，因为坏驴大家都是晓得的。
4．若路上不住店，牲口放青不买草，则每驴可省50元以上。节省下的就是赚的。
对国家法律要多多注意。这次因不小心被税局没收了一条口袋，这是不该有的损失。
——摘自高克林《鲁忠才长征记》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毛泽东1941年8月26日为高克林《鲁忠才长征记》写的按语（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8页）
[解析]
盐运业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交换外货，运盐、卖盐是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边区党和政府很重视这项经济活动，努力组织和管理民间运盐业。为推广典型，总结经验，当时在边区政府工作的高克林同志，于1941年8月13日找鄜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及王毓贤、孔照庆等人谈话，了解他们带领运输队驮盐至定边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写出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全文3000多字，分驮盐的牲口数量、时间路程、沿途的困难、一路生活情形、路上所发生的问题、用费和赔赚问题、经验教训，共七个部分。有实例，有概括，简明扼要，语言质朴，很好地反映了边区盐运状况，故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8月26日，毛泽东看到这个调查报告后，即为其写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按语，9月14日、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并把毛泽东的按语附在文前。
毛泽东重视这篇调查报告，不单是它的内容好，更在于它的文字风格。这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要研究实际情况，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在毛泽东看来，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恰是“扫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一篇好文章。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篇按语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八股”这个概念。这可说是他1942年2月8日作《反对党八股》这篇著名报告的先声。
1942年12月，毛泽东接连几天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六个部分是“关于发展盐业”，其中便全文引述了《鲁忠才长征记》，作为“1941年人民运盐经验”的“材料”。
97.夸得过高，发表不好（读续范亭《赠毛主席》等）
［原文］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
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续范亭《赠毛主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范亭先生：
你三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即致敬礼！毛泽东五月十四日
——毛泽东1942年5月14日致续范亭信
［解析］
续范亭（1893—1947），名培模，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国民军中任职。1935年因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卖国投降政策，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遇救。西安事变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回山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后，历任山西新军总指挥，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主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1941年夏，因积劳成疾，赴延安疗养。这期间同毛泽东交往甚多，通信较频繁。毛泽东1942年5月14日给他的信，便是答复他此前寄送给毛泽东的一篇“漫谈式”的文章和诗作《赠毛主席》的。其文现已难确定是哪一篇，但基本内容是“夸赞”毛泽东的，故毛泽东特意叮嘱他不要公开发表，愿意把它当作“修省录”。其诗即见前引，毛泽东也是把它当作“座右铭”的。一诗一文，题旨相同，毛泽东读后，都谦虚地把它们当作激励自己的文字，而不愿公开，这说明他当时在处理个人宣传问题上，是相当谨慎的。
98.为什么会出现这篇文章（读王实味《野百合花》）
［原文］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有”吧？听候批判。
——摘自王实味《野百合花》［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如果没有整风，党就不能前进了。那时分歧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王实味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门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墙报，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我们没有东西吃，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吃，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2—143页）
整风前延安出了《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写的，为什么出了这篇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吃的东西，营养不够打瞌睡，缺少维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资本。现在就没有《野百合花》了，不单是因为经过整风，而且因为物质条件也好了。我在西北局同高岗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要答复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要从物质上来答复，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他。
──摘自毛泽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13页）［解析］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从事翻译工作，也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到延安后，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众所周知的延安整风中，王实味受到批判，在知识界甚至出现了反对王实味思想的斗争。王实味受到批判，除了《野百合花》以外，还有一些别的原因，诸如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办的墙报，弄到后来，还把他定为托派、国民党特务，把他关了起来，这样性质就起了变化，成了敌我矛盾，1947年陕北战局紧张时被杀掉了。前些年，经过调查，证明说他是托派组织成员和国民党特务的事，不能成立。这些，只是作为背景简单交代一下，主要还是谈谈王实味受到批评的文章及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在陕北立下脚跟后，一些文化人陆续来到这里。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批追求进步的文化人涌来延安。到1942年前后，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大致有成百上千，知识分子就更多了，大致有六七千人。这些人的到来，明显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自己同延安这一特殊的环境相融合，这当然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毛泽东早在1936年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保安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的会上，他就提出，“亭子间”的人和“山头上”的人要互相结合，不要自以为是。此后，他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亭子间”的人到了“山头”以后，除了在文艺创作上要适应环境外，恐怕主要的还是思想观念、看问题的方法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方面适应延安特有的政治、生活、文化特点。按那时的习惯说法，就是如何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同工农兵打成一片，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到了四十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上述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个方面是思想理论上的争论，诸如文艺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文艺作品从来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或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等等。毛泽东注意到这些争论，看了有关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都一一列举了上述观点，作了批评。与此相应，再一个方面，反映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延安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现象，特别是一些不尽人意的消极面提出了批评，有些批评还是比较尖锐的。这当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引起特别注意，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是最有代表性的吧。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在1942年3月13日和3月23日的《解放日报》文艺栏上连载的。全文共分四个部分，小标题分别为：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作者根据两个女同志的议论，意在说明延安缺少同志间的友爱。二、“碰《碰壁》”，作者不同意《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碰壁》的文章的观点，意在为青年人针对延安的一些现象发牢骚辩护。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主要是批评延安一些同志对生活中的不好的现象文过饰非的情况。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我们在前面摘引的，就是文章第四部 分的一段。当时，批评这篇文章最多的，就是其第四部分关于等级问题的论述。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毛泽东在1945年提到这篇文章的那两段话，说的也是该文中关于等级问题的议论。同时，毛泽东还从当时延安物质缺乏，说明了出现《野百合花》的客观社会原因。不过，这里确实有一个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延安当时存在的某些等级差别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的体制，本来就是很敏感的，引起领导人的格外注意，势所必然。后来再加上别的问题，对王实味作了很重的处理。胡乔木晚年说：“王的问题定性是错了。”“对王实味问题的处理尤其不对。”（《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5页）后来，毛泽东也说过：王实味写《野百合花》，“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毛泽东著作进读》下册第836页）
王实味的文章发表时，延安正在进行普遍的整风学习。到五月，毛泽东亲自出面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文艺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从而从政策上、理论上解决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许多
问题。
99.希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检查作品（读罗烽《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过了，今付还。
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
──毛泽布1942年6月12日致罗烽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95页）
［解析］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很乐意同作家艺术家们交往，时常同他们交换有关文艺问题的意见，关注他们发表的文艺作品和文艺论文。阅读后在不同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中心意识是希望他们树立新的文艺观念，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检查自己已经发表的作品和论文，来指导自己今后的写作。我们在这个条目内，集中叙述几例。
东北籍作家罗烽在1942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他把自己1941年3月到延安后写的几篇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于1942年6月12日给他写了前面引述的那封信。其中提到的“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是指罗烽发表子延安《文艺月报》1941年7月1日上面的《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一文。
1938年初，杂文家徐懋庸到延安。5月下旬，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同他就“左联”的解散及“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作了一次长谈。1938年4月20日，徐懋庸在《新中华报》发表《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一文。不久在陕北公学的一个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对徐说：“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了，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
1941年7月15日，毛泽东给当时任延安星期文艺学园副主任的文艺理论家刘雪苇写了这样一封信：
雪苇同志：来信及提纲收读。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赞成你写这本
书。此复。致以敬礼！毛泽东七月十五日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信中所说的“提纲”，是指刘雪苇写的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作者原拟按这个提纲写一本中国新文学史，后来缩写为他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一书的第一章 （“新文学的历史说明什么”）。该书于1948年5月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
1942年4月，毛泽东约何其芳等谈话，谈话中，有人提到。
“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够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有一篇黄铜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100.对我也是上一课（读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
［原文］
文艺为什么是从群众中来的呢？马克思主义者回答：人类一切的文化，包括艺术与文学，都是群众的劳动所创造的。手本是劳动的器官，恩格斯却证明了它同时是劳动的产物。正是由于劳动，由于适应日益复杂的新的工作，人的手才达到了这种熟练的程度，以致它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华尔得森的雕塑，巴加尼尼的音乐。普列汉诺夫根据他对于原始艺术的精深研究，证实了劳动先行于艺术。鲁迅在《门外文谈》里浅显地科学地解说了文学的产生于劳动高尔基在苏联作家大会的报告中，开宗明义就是说劳动创造文化
列宁在一九○五年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里指出了真正自由的文学“不是为饱食终臼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在和蔡特金的谈话中，更是十分明确地发挥了他的这个思想他把艺术应当直接服务于劳动群众当作艺术运动的全部方针提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是还不能这样提出问题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却已经提出了文艺作品应表现群众和群众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把列宁的原则具体化了，丰富了它的内容，使它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他解决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许多根本问题，首先是明确地全面地解决了革命作家人生观的问题，并且把这问题作为全部文艺问题的出发点，同时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恰是纠正了过去革命作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疏忽和不理解。我不准备在这里对毛泽东同志这个讲话中的各种问题一一加以说明，我现在只想说明下面的三个根本问题：
一、什么叫做“大众化”？
二、提高与普及的关系。
三、如何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
这三个问题我们过去从没有解决过，至少没有完全解决过，有的甚至从没有提出来过。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革命文艺的基本原则，基本方针。
——摘自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周扬同志：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10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日
——毛泽东1944年4月2日致周扬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8—229页）
［解析］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翌年，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把它列为整风文献。为了使文艺界更好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内容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1908—1989），编选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及毛泽东的有关文艺的评论和意见，按照它们的内容，分为五辑：一、意识形态的文艺；二、文艺的特质；三、文艺与阶级；四、无产阶级文艺；五、作家，批评家。全书17万字。贯彻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周扬认为：这同时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中心思想，而他的更大贡献是在最正确最完全地解决了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
1944年3月，周扬又为该书写了篇近1万字的序言。作者开宗明义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本书就是企图根据这个讲话的精神来编纂的。这个讲话构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也是它的指导的线索。”接下来，作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以及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文艺起源于劳动，资本主义与艺术创作的敌对、艺术属于人民、大众化、表现新时代生活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在这篇“序言”正式发表前，周扬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44年4月2日写了上面那封信，给予了充分肯定。特别是“序言”就文艺理论的凡个主要问题作了简明清晰的历史叙述，所以毛泽东说“对我也是上一课”。同时，毛泽东也指出把自己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这算是伟人的谦逊吧。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第10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这段话，是指周扬“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蔡特金的一段谈话，见于蔡特金写的列宁回忆录。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在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中，这段译文改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它们。”毛泽东在信中对这段话的理解重点是：文艺不仅是在“创作”或“作品”中“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而且要使文艺作品在阅读、传播中把“分散了”的不同环境中的群众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毛泽东还认为，这就是“普及工作”所包括的意思。
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正式发表于1944年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上面。《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也于同年由延安解放社刊印发行。后流布极广，深受欢迎，对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101.可起教本的作用（读艾青《秧歌剧的形式》）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乔木：
此文（指艾青《秧歌剧的形式》——引者注）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1944年5月27日致胡乔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2页）
［解析］
诗人艾青（1910—）于1941年到延安。此前发表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火把》、《向太阳》等，是诗坛的重要作品。到延安后与毛泽东时有交往，毛泽东很注意读他的一些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3月11日上面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在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中曾受到一些批评。毛泽东在有关文艺的讲话中，也多次引用过该文结束时希望人们学习古代人爱作家的精神的两句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1942年5月15日，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谈五点：一、文艺和政治；二、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三、写什么；四、怎样写；五、作家的团结。此文写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当时，毛泽东正在找许多文艺家谈话。艾青的这篇《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便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写出来的。
四月间，艾青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毛泽东”。
艾青到了毛泽东的住地，同去的还有萧军、罗烽等人。毛泽东亲切又诙谐地说：“我是老子作风。”艾青提出：“听说冯雪峰被关在上饶集中营。”毛泽东马上问：“营救了没有？”接着，毛泽东就开始谈文艺问题。他对文化界个别人的某些作法表示了不满，说：“现在延安文艺界百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人的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毛泽东还就党的文艺方针作了精辟的阐明。
过了几天，毛泽东又给艾青捎来了第二封信：
“艾青同志，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毛泽东”，并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打了三个圈。
艾青不知道该去收集什么反面的意见。这时，他正潜心于写《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这篇论文的初稿写成以后，立即送交了毛泽东。
不久，毛泽东给艾青写了第三封亲笔信：“艾青同志：来信并大著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礼！毛泽东”。在杨家坪住地，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艾青。他把论文交还给艾青时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毛泽东手里拿了几张写有铅笔字的纸，边看边谈，并希望艾青把文章修改得更好。
回来后，艾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作了认真修改，完稿于4月23日。这是当时在延安有相当影响的一篇文艺评论。（参见《漫议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艾青发言，载《诗刊》1982年5月号，又见杨匡汉、杨匡满《艾青传论》第162～163页）在这篇论文中，艾青特别强调：“在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的劳苦的人类而奋斗的，这崇高的目的上，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但文艺并不就是政治的附庸物，或者是政治的留声机和播音器。文艺和政治的高度的结合，表现在文艺作品的高度的真实性上。愈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的文艺作品，愈是和一定时代的进步的政治方向一致。因为愈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的文艺作品，就愈加明显地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现实。”
延安文艺整风以后，文艺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秧歌剧这一大众化的文艺样式，在陕甘宁边区十分活跃和普及，许多专业的文艺工作者也投身其间。在这种情况下，便有必要对秧歌剧从形式上、理论上进行总结。
这时，艾青在中央党校担任了秧歌队副队长。队长是中央党校的副教务长刘芝明，周而复、朱丹都是秧歌队队员。秧歌队搞得很活跃，演出了周而复写的《牛永贵受伤》等节目，受到群众的欢迎。艾青还在延安的新市场附近和青化砭等地，兴致极浓地观看了载歌载舞、粗壮有力、节拍明显，充满劳动者健康和愉快的农民秧歌队的演出，并为其适合现实生活。群众趣味所要求的，富有创造性的形式和手法所倾倒。诗人热情地称赞延安新秧歌剧：“真是一种群众的喜剧。在我们的每个剧里，贯串着人民的觉醒、抬头、斗争和胜利。”艾青在对新秧歌剧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44年5月写了《秧歌剧的形式》。
该文谈七个问题：（一）群众的新歌舞剧。（二）秧歌剧的表现手法。（三）音乐、歌曲、歌词。（四）舞蹈。（五）化妆、服装、道具。（六）大型剧、小型剧。（七）群众的喜剧。文章说，秧歌剧所以能够很快地发展，主要因为它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和群众结合，内容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形式为群众所熟悉所欢迎的。它歌颂人民，歌颂劳动，歌颂革命战争。工农兵成了剧中的主角。秧歌剧的表现手法吸收了各种戏剧手法，主要是象征手法和写实手法。象征手法是用手势或别的动作，来形容物体的存在和运动。写实手法要求动作真实，给观众增加真实感和亲切感。总之，从剧本的内容到形式，从秧歌队的组织到演出，都是最富有群众性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