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7
这篇文章发表前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后给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写了前面引述的这封信，对《秧歌剧的形式》表示高度赞赏，称其“可起教本的作用”，还建议印成小册子。该文于1944年6月28日正式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面。毛泽东还在一个晚会上见到艾青时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
102.庆祝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读丁玲《田保霖》、欧阳山《活在新社会里》）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毛泽东1944年7月1日致丁玲、欧阳山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3页）
[解析]
1944年6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丁玲的新作《田保霖》。这是她参加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会议期间写的一篇通讯报道，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田保霖。同日的《解放日报》上还发表了欧阳山的文章《活在新社会里》。毛泽东读了这两篇作品后，心里特别满意，于7月1日凌晨给他们写了上面这封信。
当天傍晚，丁玲和欧阳山如时赴约。毛泽东还请二人一起吃了晚饭。在交谈中，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读完《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庆祝。后来，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议、在边区合作社会议上都提到《田保霖》和丁玲。陈赓曾转告丁玲：毛主席在高干会议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毛泽东如此看重《田保霖》，实出于丁玲意外。她在《〈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中便说：这文章（指《田保霖》）我一点也不觉得好，一点也不满意。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再三提到它，说它“很好”呢？
从丁玲的创作道路来看，《田保霖》确有其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丁玲早在“左联”时期就写了以工农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中篇小说《水》以及《奔》和《田家冲》等。《母亲》里面也写了农村。出现在这些作品中的工人农民，无论作者怎样写了他们的痛苦生活，表现了他们阶级意识的开始觉醒，以及他们的挣扎和抗争，但他们还是受苦受难者。而《田保霖》写的人物，却是边区合作社中的模范，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人物。这篇作品，写了田保霖由一个受过教会宣传的买卖人成为边区劳动英雄的过程，歌颂了“他踏上新的道路，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靖边而工作”的革命精神，田保霖的成长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他由抱定“不出头不管事”主意，到觉得人应该像共产党员一样活着，“做公益事情”，从而主动办起合作社，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是县委书记惠中权对他进行团结、帮助、教育的结果。而他的合作社的发展，又反映了边区人民的新生活。同《田保霖》一样描写边区劳动模范、反映边区新生活的，还有《三日杂记》、《袁广发》和《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丁玲对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并不怎么满意，但她说：在写了《田保霖》、《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几篇之后，“我已经不单是为完成任务而写作，而是带着对人物对生活的浓厚的感情来写作，同时我已经有意识地在写这种短文时来练习我的文字和风格了”（《〈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这些作品的语言文字是朴素的，基本上是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也是健康、明朗的。田保霖、袁广发等新的工农人物形象，不仅不同子《水》、《奔》和《田家冲》里面的工人农民，而且也有别于陈老太婆（《新的信念》）和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那种肉体和精神都带有创伤的农民。
“写工农兵”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出现的新概念。它的精义并不止于题材上“写工农兵”的生活，更主要的是歌颂他们的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丁玲写出《田保霖》这样的作品，算是得了真谛。毛泽东夸《田保霖》写得很好，说它是丁玲“写工农兵”的开始，大概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去肯定的。
103.你的文章，现在更好了（读肖三《第一步》）
［原文］
感情上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没有这点，无产阶级的文学就难以迈进。文艺工作者们通过与英雄模范的接触，“发生了很好的感情”，下决心去接近工农兵群众，为他们服务具体的工具就是笔。在这次会上，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交朋友，这是前所未有的收获。
无论在前线作战，或在后方生产、工作的英雄和模范都是大写的“人”中间最大写的人，是我们世界足以骄做与自豪的。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文艺工作者，能不看见他们，尊敬他们，心爱他们吗？让我们继续用各种形式写他们，歌唱他们，雕塑他们，在文字上，在舞台上或广场上，在歌曲里，在画面上再现他们吧！
——摘自肖三《第一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肖三同志：
你的《第一步》，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
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访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通此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1945年2月22日致肖三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58页）
［解析］
1939年，诗人肖三（1896—1983）从苏联回国到延安，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青年时代，他和毛泽东是同学，相交甚深。后长期在国外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到延安后同毛泽东谈论文艺问题较多。
1939年5月12日晚，肖三如约去看望毛泽东，谈到诗歌时，肖三把自己的一本诗稿送给毛泽东看。6月17日，毛泽东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这封信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子暲同志：
（一）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
（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
（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
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
敬复。
毛泽东
六月十七日
这部诗稿的部分作品，后来收入肖三的诗集《和平之路》和《肖三诗选》。
1942年4月18日，肖三接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说：“有事相商，如有暇，请于今天下午临我处一叙为盼！”其时天近黄昏。肖三赶到杨家岭时，已是晚8点。毛正在低头写作，即起身让座，说要与肖三商量一下有关文艺界的问题。毛泽东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界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然后，他虚心地听了肖三谈文化俱乐部工作的情况，对文艺界有什么看法，是否有些什么偏向等。之后，他向肖三讲述了他准备在文艺界座谈会上讲话的内容，提出文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等论点，与肖三商量，是否妥当，有什么修改意见等等。肖三当即表示赞同毛泽东的观
以上说明，毛泽东对肖三的创作是很关注的，在交流中，肖三的文艺思想也获得大的提高。对肖三教育更为生动，启发更深刻的是1945年。肖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参加了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眼界大开，觉得受了一番教育。会后，他写了论文《第一步》，发表在1945年2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上面。
这篇论文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都感觉到、观察到，边区和延安的实际生活非常生动丰富，它是多方面的，无穷无尽的，几乎是唾手可得的。”肖三看到在这次会议上，作家们主动去接近工农兵代表，采访他们的英雄业绩，在文章中称这些进步与努力是“第一步”。他写道：“这次毕竟是好的发端。有了这次不多的人的经验，以后可以更好地组织、动员更多的人去参加这类工作。这第一步是可宝贵的。比如婴儿学着走路，以第一步为最困难，但也最快乐。他走了第一步，就有把握似的，就想继续走第二步，第三步不是么，我们中间就大都愿意深入农村、工厂、部队、机关中去，从各方面去观察他们，然后再写他们。”
毛泽东很快注意到这篇论文。发表后第三天便给肖三写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这封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视之为肖三到延安后思想进步的标志，并认为自己读了也“很得益处”。毛泽东在信中还采纳了肖三论文里的建议“似可以更好地组织、动员更多的人去参加这类工作”，提出：为使延安文艺工作者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各方面的领导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关心。
104.读之使人感发兴起（读柳亚子《渝州曾家岩呈毛主席》等）
［原文］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柳亚子1945年8月30日《渝州曾家岩呈毛主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顺
兴居安吉！
毛泽东
十月四日
——毛泽东1945年10月4日致柳亚子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1页）
［解析］
柳亚子（1886—1958），江苏吴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是近现代旧体诗词的主要代表诗人之一。曾主持过重要文学团体南社。“亚子先生是一位典型的诗人。他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他的精神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郭沫若《〈柳亚子诗词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926年5月，柳亚子在广州初晤毛泽东。当时柳亚子的政治态度是很明朗的，他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密切配合宋庆龄、何香凝批判蒋介石日益猖獗的反共活动，蒋介石几乎要通缉他。他是国民党的左派人士。毛泽东之所以与柳亚子论交，就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诗词上有共同语言。
广州别后，毛、柳二人各自东西近20年。但1929年和1932年，柳亚子都有诗怀念毛泽东，称之为中国的列宁，是“十万大军凭掌握”的将军。他直接赠诗毛泽东，大约始于1941年。
这年11月底或12月初，柳亚子写了一首七律《寄毛主席延安、兼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
弓剑桥陵寂不哗，万年枝上挺奇花。
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
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
商山诸老欣能健，头白相期奠夏华。
诗中第三、四句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
当时，董必武、林伯渠均有诗作和，毛泽东虽没有和诗，但他在1944年11月21日致柳亚子信中说：“广州别后，18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语气中似露出负诗债的歉意，也表示出对柳亚于是相忆很深、称赞有加的。
1944年5月，柳亚子在桂林的时候，与中共领导人有所联系。董必武自重庆寄诗来，预为柳祝寿，有“诗能报国应长寿”句，柳就作《次韵和必武见寿新诗，分寄毛主席及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张（曙时）、邓（颖超）诸同志》诗一律，自云：“誓以心肝酬党国，岂贪姓字上旗常？”
9月12日，柳由桂林飞往重庆，更与中共领导人接触频繁，深受感染，1945年1月他在《新华日报》创刊纪念会上公开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并撰《延安一首》寄毛，句云“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与此同时，他对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是极为不满的，并撰《口号二首》，直指蒋介石“顽旧可怜仍反共，滔滔举世欲安之”，爱憎分明。这些诗作，毛泽东都间或读到了的。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为与蒋介石谈判和平，由延安飞抵重庆。就在毛抵渝的第三天，柳亚子到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拜访毛泽东，相见欢然。柳面呈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首《渝州曾家岩呈毛主席》。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同柳亚子几次见面，作推心置腹的交谈。柳每次访罢回家，都有充满激情的诗作。如10月2日晤谈后，作《毛主席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简恩来、若飞》：“最难鲍叔能知管，倘用夷吾定霸齐。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得坐光风霁月中，矜平躁释百忧空。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
正是在读了柳亚子的不少赠诗及其见诸报刊之作以后，在1945年10月4日的信中，毛泽东对柳亚子的诗歌做了高度评价，认为是“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确实，纵观柳亚子的诗，时论性、针对性很强，诗风雄健明快，既有鼓动性，又有艺术性，毛的评论，是有道理的。
10月6日、7日，柳亚子作两首来表达他收到毛泽东10月4日信的感受。一首为《十月六日得毛主席书问佩宜无恙否，兼及国事。感赋二首，再用溪中韵》，中有“曲折延绵溪复溪，光明前路未长途”，“障海东流挥日中，吾曹妙手岂空空？三年待纵冲天翼，风起云扬尔我同”诸句，这当是从政治上回答毛泽东信中的话。一首为《十月七日，毛主席书来，有“尊诗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起”云云。赋赠一首》，其中说：“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陆游陈亮宁卑视？卡尔中山愿略同。”这里，不免有些恃才傲视了。
10月7日，毛泽东致柳亚子信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毛泽东寄上的，便是极负盛名的《沁园春·雪》。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说自己的这首诗“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其中透露出他对柳诗的评价，和他喜欢柳诗风格的原因。两人在诗词风格的追求上，是大抵相近的，柳亚子读了毛泽东书赠的《沁园春·雪》后，诗兴激昂，于10月中旬写了一首和词：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与此同时，柳亚子悄悄地将毛泽东赠他的《沁园春·雪》的手迹同自己的和词一并让尹瘦石观阅。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尹向柳索求毛词手迹，柳略略沉思，便慷慨赠与。尹又向柳索取和词，柳又赠与。尹再一步请柳对毛词写一段跋文，柳稍加思索，便欣然命笔，写了一篇跋。全文如下：
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固哉高叟，暇当与润之详论之。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卤歉，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自郐以下之讥欤？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瘦石既为润之绘像，以志崇拜英雄之概；更爱此词，欲乞其无路以去，余忍痛诺之，并写和作，庶几词坛双壁欤？瘦石其永宝之。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亚子记于渝州津南村寓庐。
柳亚子是第一个评说《沁园春·雪》的诗人；这篇《跋》是第一篇评《沁园春·雪》的文章。柳的和词和跋文，都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词的豪放气概（“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从中也可看出，柳亚子推崇毛泽东诗风的所在，柳的和词于11月11日公开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毛泽东稍后是读到了的。毛的《沁园春·雪》于11月14日发表于《新民报晚刊》副刊上面，在重庆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毛泽东已于11日返回延安。
在重庆，柳亚子赠毛泽东诗，毛泽东委实太忙，无暇答和。1946年1月28日，毛泽东在致柳亚子信中，说了自己读柳赠诗的感受：“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从石家庄到北平，柳亚子随诸老（沈钧儒、陈叔通、黄炎培等）赴机场迎迓。当晚宴集于颐和国益寿堂，柳归赋七律三首，第一首末四句为：“民众翻身从此始，工农出路更无疑。伫看荼火军容盛，正是东征西怨时。”3月28日，柳亚子撰《感事呈毛主席》一首：“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柳亚子在这首诗中忽然流露出虽全国解放在望，万众欢腾之时，而他个人却有一种“退缨”之意。他竟以出无车而弹铗的冯驩自况，有些个人情绪，准备步严子陵的后尘回江南故乡隐居了。这就反映了柳亚子还没有脱尽旧知识分子的诗人气质。
毛泽东读了柳亚子这首诗后，很重视诗中表达出的柳亚子的思想情绪，尽管他当时非常忙，仍于4月29日写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以诤友的身分婉言相劝：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4月29日上午，柳亚子游颐和国，回到住处，即得到毛泽东的和诗。蕴涵在诗中的诚挚的友情，深刻的开导，热忱的慰勉，盛情的挽留，使柳亚子大受教育，深为感动。当天，柳即写了两首七律《得毛主席惠诗，即次其韵》和《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以抒发自己读毛泽东和诗后的心情。
5月2日，毛泽东从双清别墅到颐和园访柳亚子。在益寿堂里休息喝茶时，两人又谈论起诗歌。毛泽东说：柳先生既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大诗人。你写的诗，我爱读，有趣味，有意义。有千百万读者喜欢你的大作，我就是这千百万读者中的一个。
柳亚子说：我写的是老一套。我很想写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诗，但是很不成功，我自己也不满意。最近，我拜读了毛主席写的诗词，心里真是痛快。这些诗词通俗易懂，而且寓意深长。
两位诗人，在诗风追求上，是相近的；在诗词创作的风格上，也是相互映照的。所以，他们相互唱和，都喜欢对方的作品。
105.鸦鸣蝉噪，可以喷饭（读棫林等《沁园春》）
[原文]
万里风行，一曲高歌，意荡神飘。
念井冈陈迹，徒呼负负；
延安今日，犹是滔滔。
如此干戈，亦云革命，愧对陈吴况汉高。
君差矣，尚眼空无物，自诩妖饶。
——摘自棫林《沁园春》，载1945年12月10日重庆《和平日报》
十载延安，虎视眈眈，赤帜飘飘。
趁岛夷入寇，胡尘滚滚；
汉奸窃柄，浊浪滔。
混乱中原，城乡分占，跃马弯弓气焰高。
逞词笔，讽唐宗宋祖，炫尽妖饶。
——摘自尉素秋女士《沁园春》，载1945年12月10日重庆《和平日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黄老先生道席：
新词拜读，甚感盛意！钱老先生处乞代致候。敬祝六七荣寿，并顺新年健康！若飞寄来报载诸件付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1945年12月29日致黄齐生信（见《毛译东书信选集》第264页）
［解析］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于10月7日致柳的信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录呈审正。”柳亚子收到的，便是毛泽东1936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这是毛的代表作。该词随即不胫而走，在山城传开。时任重庆一家民营报纸《新民报晚刊》副刊编辑的剧作家吴祖光，辗转得到该词的三个抄本，校和一处，于11月14日在该报首次发表。这时毛泽东已于10月11日回到延安，他的词却在重庆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12月8日《大公报》发表《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署名文章，则首次公开对此进行了批判。作者说这是早已写好的一篇旧稿，“近几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接着，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国民党的军报《和平日报》及《益世报》先后发表20首（篇）和词或文章予以攻击。显然，这远非文墨官司，已转化成“围剿”《沁园春·雪》的政治斗争了。这从前面引述的署名棫林和尉素秋女士的两首和词即可看出。进步文化界也立即撰词撰文予以回去，《新华日报》，《新民报》日、晚两刊等，发表了柳亚子、郭沫若等的作品。时在重庆的王若飞把这些和词、文章收集起来，寄给了毛泽东。
《沁园春·雪》发表时，老教育家黄齐生（1879—1946）正在延安。他是王若飞的舅父。12月18日是他的67岁生日，便用《沁园春·雪》原韵填了一首，以自寿感咏，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于12月29日写了前面引述的这封信给他，说“新词拜读，甚感盛意”。同时把王若飞寄来的重庆报刊上的和词和文章转寄给黄齐生。信中“鸦鸣蝉噪，可以喷饭”两句，表达了毛泽东读了“国民党骂人之作”之后的轻蔑之意。重庆《新华日报》在次年5月23日转载《咏雪词话》一文时写了一段编者按：“毛泽东同志咏雪一词刊出后，一时唱和甚多。然而也不乏好事之徒，任意曲解丑诋，强作解人，不惜颠倒黑白，诬为封建帝王思想。”1957年1月号《诗刊》上发表该词时，毛泽东写了一个自注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毛泽东一向反对作者为自己的旧体诗写注解，这一例外，且言辞恳切直露，实与当年山城的风波有关，算是一种回答吧！
106.第一次向红学权威错误观点开火（读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怕《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圃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侯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寄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1954年10月16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
［解析］
毛泽东不限于自己运用唯物史观和反映论来感知和评价古典小说，他更乐于看到它成为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根本最普遍的方法。文学攀上历史，把小说当作认识历史和阐发思想的工具，或反过来从哲学观和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待小说的功能价值，这时的小说评论，就不单纯是个“文学”问题了。而是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是否取得胜利和占主导地位的问题。1951年9月，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0月10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两文都是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它们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决不是偶然的。毛泽东10月16日写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和文艺界有关同志的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基本上可视为他在建国后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所作的一次重大尝试和努力，而且包含着对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的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详细阅读了李希凡、蓝翎的这两篇文章，圈画布满全篇，还写了一些批注，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六岁”。在文童的四五处毛泽东也画了问号。值得注意的批注是，《文艺报》第18期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加了这样的编者按：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又说“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与“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画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分别批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李、蓝《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中的这样一些句子下面，毛泽东都画了双重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用笔线牵出来连画三个圈：赞扬《红楼梦》的“怨而不怒”风格，“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把《红楼梦》的内容归结为“色”“空”观念，“这意味着人物形象不是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创造出来的，而是作者思想观念的演化”，这样一来，文学作品岂不“变成了超时间的表现抽象观念的万能法宝了”；说“色”“空”观念从明朝的《金瓶梅》而来，我们认为：“《金瓶梅》是借宋朝事来暴露明朝新兴商人兼恶霸的腐朽生活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源于现实，而绝不是源于同一作品”；《红楼梦》创作所体现的文学的传统性，“最根本的是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红楼梦》的描写“涉及到几乎封建制度的全部问题”；等等。显然，毛泽东很赞同李、蓝文章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来理解《红楼梦》的思路。
李、蓝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摘引了俞平伯对文学批评的见解：“‘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可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的批注是：“这点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李、蓝在该文最后一段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立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读此批道：“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还是了解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该书据192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辩》删改而成。毛泽东细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辩》，从头到尾都有批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
从批注中可知，毛泽东认为：该书的“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红楼梦》底风格”两节，对这两节圈画最多。如在“作者底态度”一节中，俞平伯写的“《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一句旁，毛泽东粗粗地画了一个竖道，在竖道旁又画了一个大问号。在“是情场忏悔而作的”一句旁，也用铅笔画了竖道，而且还画了问号。“《红楼梦》底风格”一节，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有七八个问号。在这节的开头，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毛泽东在“位置是不很高的”七字旁画了两条粗线，又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在该书的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红楼梦》行世以后，便发生许多胡乱的解释，在那妄庸人底心里，不过没有什么‘索隐’、‘释真’这些大作罢了。”毛泽东也画了横线，又在横线上画了大问号。（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
毛泽东不仅在李、蓝文章中发现了吻合自己红学观点的思路，更感觉到它在向旧的红学观点，旧的文化思想，旧的哲学方法挑战上的特殊分量，并有意识地发掘和强化这两篇文章在这方面的意义。因此，在10月16日写的那封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中，一开始就肯定两位青年作者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旧的错误观点，就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
毛泽东特别感到气愤的是，有关报刊对新旧观点、对“小人物”和“权威作家”抑此扬彼的不同态度。
具体情况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其《红楼梦简论》一文是他研究《红楼梦》成果的扼要总结，发表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文艺报》于1953年第九号“新书刊”栏目推荐《红楼梦研究》说：该书“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在李、蓝写批评文章之前，1952年11月曾有人写了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白盾）寄给《文艺报》，但被退回，退稿信说：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很有贡献，该书基本上优点多于缺点，文中缺点，人们自会分清，用不着批评云云。李、蓝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也是经过一番曲折才在母校校刊上发表，有人提出要《人民日报》转载，但没能实现。于是《文艺报》被指定转载。编者在按语中表现了保留态度，说“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李、蓝的《评〈红楼梦研究〉》时，也加了类似的按语：“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这两个按语确实反映了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思想状况，既没有认识到这两篇文章是向旧红学错误观点认真的开火，也没有敏感到它在当时的特殊意义。毛泽东在阅读李、蓝文章时，特意针对两个按语写下了这样一些批注：“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于是，在10月16日的信中，毛泽东首先叙述了两位共青团员的文章几经曲折才得以发表的经过。由此联想起1951年关于《武训传》的那场讨论。在1951年为《人民日报》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中，毛泽东就提出，对武训这样的“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的人，”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他特别气愤的是那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反历史的思想，就“丧失了批判能力，有些人则竟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在这封信里，毛泽东把两件相隔三年的事情联系起来，认为“情形几乎是相同的”，“《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起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次事件表明，用马克思主义“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俘虏”。这样，事情的性质就不单纯是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的问题了。
使毛泽东感到欣慰的是，这场彻底清算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总算“可以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的这封信当时并没有公开，只在小范围内传达。但通过间接的方式很快向理论界宣布了信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10月23日发表了《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钟洛）。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座谈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家和各有关报刊编辑60多人，俞平伯和李希凡、蓝翎也参加了会。先后发言的有周扬、冯至、舒芜、钟敬文、王昆仑、老舍、郑振铎、何其芳等全国著名的文艺界人士。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于27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他说：会上一致认为李。蓝文章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劳绩辩护，主要担心今后的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发言中适当地作了解释。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要在关于《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限，并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报告提出，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接受，对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旨在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又说：这次讨论不应该只停止在一本书、一个人上面，也不仅限于古典文学范围内，要发展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各个领域，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毛泽东阅读该报告后批示“照办”。
同日，毛泽东在修改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时，特地加上了这样两句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文字修改。该文发表在28日的《人民日报》上面。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分，以《文化学术界应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题，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他“希望”“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
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的文章。11月10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对这两篇文章，毛泽东都有批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