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9
1月23日下午，毛泽东又约见何其芳。见面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他把那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在座的其他同志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在谈了些别的事情之后，毛泽东又谈起序言，他让何其芳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问题，并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又嘱咐把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再给他看看。
当天回去后，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对“序言”的修改誊清并嘱人打印出来，也做了些文字改动。1月24日一早，他让通讯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转交毛泽东，并附上一信：“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你修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对‘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再审阅。1月24日晨。”信中说的对“半人半鬼”的人所“提到的几句”，在发表稿里，是这样几句：“还有一种‘半人半鬼’的人，他们不是被改造为完全的人，就会走到成为完全的‘鬼’。当着他们还是‘半人半鬼’的时候，他们的反动的一面也是会同其他‘鬼类’一样总要为祟，总要捣乱。”
1月24日当天，毛泽东便审完了这份稿子，退给了何其芳，并附上一信：
何其芳同志：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第八页第一第二行有一点修改。
这封信收入了《毛泽东书信选集》。
从这封信可看出，毛泽东是多么重视《不怕鬼的故事》及其序言的宣传教育效果。信中提到的“一点修改”是指何其芳送审的《（不怕鬼的故事）序》第8页第1、第2行的一段原文：“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恰是毛泽东上一次修改加写的话，这次他又划去，改作：“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经过这样一个仔细周密的过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可以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从编选到写序到出版，毛泽东实实在在的是以“编者”的身份出现的，书中凝聚了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强调的“打鬼”思想。从中可概括出这样几点：（一）怕“鬼”没用，越怕，“鬼”越多。（二）只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通过斗争”，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各样的“鬼”。（三）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工具。（四）不怕“鬼”进而打“鬼”，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五）要注意改造“半人半鬼”的人。
毛泽东指导编《不怕鬼的故事》，是花了精力的，因此对这本书的印象很深，评价很高，后来曾多次谈到这木书。如l962年1月3日，在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的谈话中，他说：“日本人民大胆起来了，不怕鬼了，就是说不怕美帝国主义这个鬼了，我们出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接着，对陪见的廖承志说：“有没有日文的？送他们每人一本。”（《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9页）
1月14日会见一个兄弟国家政府访华代表团时，他说，有斗争，斗争是有困难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河南有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怕天塌下来，把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和法文版，你们看过吗？如找到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可以送给你们。这是第一本这样的故事书，很有意思。
112.这几首诗好（读吴研因《赏菊》和钱昌照《芦台农场》、《藁城农村》）
［原文］
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技竟吐奇。
秋色还如春色好，西风莫漫撼东蓠。
嫩红老紫百千盆，蟋错如虬况有根。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吴研因《赏菊》二首
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钱昌照《芦台农场》
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钱昌照《藁城农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
——毛泽东1961年12月28日在《光明日报》刊登上述几首诗旁的批语（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18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毛泽东较注意阅读《光明日报》“东风”副刊上发表的旧体诗词。例如，1963年1月1日该栏发表了郭沫若的《满江红·沧海横流》，毛泽东仔细读后，即于1月9日作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还在末尾注明郭沫若原诗见1月1日《光明日报》。又如，1965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了叶剑英的《七律·望远》，毛泽东读后，能清楚地背诵出来。同年12月，他72岁诞辰的时候，又将该诗书写了一遍，把原题《望远》改成《远望》，还在诗末注明：“十月十六日光明日报”。
上引吴研国和钱昌照的几首七绝，载于1961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当时，毛泽东正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读后，批示“印发各同志”。很快，这四首诗作为会议文件用三号字印发给了与会者。毛泽东为什么说“这几首诗好”？大体有这样一些原因。
（一）60年代初，大跃进之后的天灾人祸给国民经济和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而这几首诗则描写了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大好景象，如“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这很是吻合毛泽东历来强调的要看主流和光明一面的思路。
（二）这几首祷还表现了在困难面前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如“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这也很吻合毛泽东历来主张的，越是在困难面前，越要有战胜困难的意志信念的思路。因此，毛泽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常常讲“气可鼓，不可泄”。就在12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这几首诗的前一天，毛泽东写了《卜算子·咏梅》一词，其中便有“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诸句。这天，他还批示将自己的这首《卜算子·咏梅》“印发各同志”。同批示印发吴研因、钱昌照的七绝一样，都是为了以诗鼓气。
（三）吴、钱两人都是民主党派人士，一属民进，一属民革，他们在诗里表现出来的鼓干劲的朝气蓬勃的景象，似乎更有说服力和宣传作用。拿来让中共领导干部学习讨论，不失为借他山之石以为错的举动。
113.解诗之难，由此可见（读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
［原文］
这词（指《忆秦娥·娄山关》——引者注）上阕写的是清早，下阕写的是晚上，我曾问过广州的同志们：这词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他们的回答便有分歧。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一天的事。曾经把贵州《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出了由遵义城到娄山关是七十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了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
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
——摘自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着（写一无），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享与愿违，遇到了川罩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鸣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罩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层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罩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毛泽东在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清样上所作的改写（见《人民日报》1991年12月26日）
［解析］
毛泽东与郭沫若在建国以后，时有诗词唱和。有时毛泽东还请郭沫若为他润色诗稿。可以说，郭沫若是毛泽东颇为尊重的“诗友”之一。
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文学》编辑部搜集了毛泽东此前未曾公开发表过的六首词，准备在同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这六首词是：《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做·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做·反第二次大“围剿”》。
发表前，毛泽东对这六首词作了些修改，并写了一段词前小序：“这六首词，是1929—1931年，于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随后他把这六首词连同小序哥给臧克家，请他帮助修改。4月24日，毛泽东接到臧克家的修改稿及信后，回信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4月27日又给臧克家写信说：“数信都收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
与此同时，《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六首词发表前抄送郭沫若，请他写篇文章。郭沫若随即写信给毛泽东，对六首词的字句修改和编排次序，提出了意见。4月底毛泽东复信郭沫若，肯定了他对六首词的编排次序的意见，并说：“‘七百里驱十五日’，改得好。”接着，郭沫若于5月1日写成《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以下简称《喜读》）一文。5月9日郭沫若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送去的清样，马上写信送请毛泽东“加以删正”。这次发表的毛泽东六首词中，本不包括《忆秦娥·娄山关》，郭沫若为了说明读者对毛泽东的诗词虽然“人人爱读”，“然而在事实上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便举了自己对这首词的认识过程作例子，进而认为，“其所以然的缘故，是因为我们没有主席那样的生活经验，而于主席酝酿每一首作品时的客观情景与主观气氛，不容易揣度。”这大概也是感叹解诗之难吧。
毛泽东在看《喜读》的清样时，将郭沫苦关于《娄山关》词的解释部分全部删去，在清样的边旁空白处，以郭沫若的口吻改写了上面所引的这段五六百字的文字（以下简称《改文》）。
郭沫若的《喜读》一文，发表在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同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作了转载。可《喜读》一文没有按毛泽东的《改文》排印。郭沫若的著作集如《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等，都未见收入《喜读》一文。这不能不使人产生一个疑问，是否毛泽东没有把修改后的清样退还郭沫若呢？有关人士曾带着这个疑问，走访了郭沫若的女儿、郭沫若故居陈列馆副馆长郭平英。她说：60年代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过毛主席《改文》的复制件。可能是这个复制件送给父亲时，未能赶上《人民文学》的出版时间，否则父亲不会不按照毛主席的修改付印的，的确，毛泽东收到清样到《人民文学》5月号正式出版，只有三天时间。这样，毛泽东的《改文》便只好作为正式发表的《喜读》一文的“批语”留存于世了。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一般不愿意作出任何解释，他曾说过，作者对自己的诗词不宜多作注解，因为文学作品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体会。因此，他对《娄山关》一词作出如此详尽的解释，是极其可贵的一个例外。同时也正像毛泽东在《改文》中所说的那样：“解释之难，由此可见。”他的解释使位家有争论的问题，包括郭沫若在《喜读》一文中的误解，得以澄清：（一）《忆秦娥·娄山关》所写为一天之事，上闷写清晨，下阕写傍晚，而不是写两次的事。（二）描述内容是1935年2月中央红军第二次重取娄山关，而不是同年1月第一次攻占娄山关。（三）《娄山关》词不是当时写的，而是后来追写的。（四）词中“西风”、“雁叫”、“霜晨”是写云贵川一些地区冬天的实景，而不是像某些诗词中是写秋天的景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强调他自以为成功的两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后，在娄山关特定的环境中“突然遇合”而产生的。
114.谁的论点正确，由读者考虑（读姚文元《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
［原文］
时代精神只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而不是阻碍历史前进，或拉历史倒退的精神。体现时代精神的总是对立统一体中代表革命的新生的事物的一方面，而不是代表腐朽的反动的事物的一方面。
——摘自姚文元《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
我们疑惑的是，时代的发展总趋势，固然是像姚文元同志所指出的，是“新生事物必然代替腐朽事物”，但是否是“直线前进”，没有暂时停滞倒退的阶段呢？如有，那么在这阶段中“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事实上不占主导地位，不起主要作用，也就是说它事实上并没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那是否还应该称之为“时代精神”呢？
我们认为：时代精神，也就是在一个时代主要的阶级矛盾统一体中起主导作用、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所体现的，事实上也就是这个时代大量存在的、统治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也就是该时代最富特征的生活与思想样式。
——摘自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同志商榷》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足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编者7月6日
——毛泽东1964年7月6日为编印《关于文艺理论的两篇文章》写的按语（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1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六十年代中期，学术界曾就时代精神问题展开不小的讨论。起因是周谷城发表在1962年第12期《新建设》上的文章《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这篇文章中，周谷城阐述了他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其基本观点是：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成为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在阶级社会里，则由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等各个不同阶级的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是统一整体，并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它通过不同阶级乃至个人反映出来，进入文艺创作，由此形成创作的独创性和文艺作品的具体性、特殊性。周谷城的观点，被概括为“时代精神汇合论”。
许多人不同意周谷城的观点，文艺理论界、美学界、哲学界广泛展开了讨论，当时，王子野、朱光潜、汝信、刘纲纪等都写了文章，一般说来，这些人的讨论，多从学术角度立论。有的文章指出，时代精神汇合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精神是革命精神的理论，它忽视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之间有主导与从属、进步与反动的区别，没有阐明不同的思想意识之间的矛盾斗争及其在斗争中发展变化的趋势。1963年9月24日，姚文元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略论时代精神》一文，说时代精神汇合论是“脱离阶级分析的历史唯心论”，是宣扬“阶级调和论”，说客观上适合于保卫腐朽的旧事物不被灭亡。姚文元认为，文艺创作的时代精神是“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它是历史变革中代表时代前进的新的革命的阶级、阶层的思想、感情、理想在文艺作品中的集中表现，是一定时期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愿望、要求在文艺作品中的（直接的或间接的）集中反映，是革命阶级和广大人民为实现一定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而斗争的精神面貌和它的历史过程在艺术作品中的强烈反映。”1963年11月7日，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一文，对姚文元的观点进行反驳。1964年5月10日，姚文元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重申他的观点，即我们在前面引用的那几句话。
不久，金为民、李云初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寄来《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前，一开始就注意到这场讨论的毛泽东就看到了。据当时《光明日报》主编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一书里说，7月5日夜里，他（毛泽东——引者注）看过姚文元第二篇文章《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和尚未见报的金为民、李云初所写《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一文的排样，就让中共中央宣传部把两篇文章合在一起，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发给来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的人员阅读。并在翌日凌晨写了按语作为小册子的序言，这个按语，就是前面引述的那段话。
据穆欣回忆，他当天（7月6日）得知此事，并读到这篇按语。为避免《光明日报》报纸发表金为民、李云初文章迟于小册子出版的时间，使得读者难以理解，便向中央宣传部有关同志建议并得到同意：将金为民、李云初的文章在7月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即将姚文元和金、李的文章辑印成书，书名定为《关于文艺理论的两篇文章》。同时将毛泽东所写序言的日期改为7月7日。（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16页）
我们知道，六十年代中期，正是意识形态日益“左”倾的时候，反映在一些理论研究上，便是机械论的观点开始盛行。周谷城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引起讨论，甚至批评，势所必然。在当时氛围中，他的文章被人明显批评的地方是，没有阐明“汇合”在一起的各种思想意识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没有突出进步的革命的思想意识作为时代精神的意义和作用。为此，姚文元说它是宣扬阶级调和论。姚的观点倒是明朗，从阶级角度、从进步与落后角度一分为二，把时代精神理解为其中代表革命的进步的思想意识方面。他当时的文章，明显的被人抓住的地方，即周谷城在《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一文中说的，“今日这个时代的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其实这只能算是抽象概括的说法，还有些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如果“以偏概全，为逻辑所不许”。金、李的文章也说，姚文元“关于时代精神的立论，实际上缺乏历史具体性和革命的辩证法精神，却只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公式”。譬如，姚文元说，我国当代的时代精神是“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精神”，金、李认为，这虽然对，但没有注意到不同历史阶段所特有的具体历史内容，如果按姚的观点，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代精神就没有差别了。毛泽东在所写的编者序言中，对双方的观点并没有明确表态，但在他看来，这无疑是有关文艺理论的大问题，所以建议编印成册。他让读者自己考虑谁的观点正确些，也无疑是从不干预学术争鸣角度考虑的，但从他当时的思想基调看，姚文元的观点或许更接近他的想法。
顺便说一句，在1966年初林彪委托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周谷城提出的“时代精神汇合论”被定为“文艺黑线”的“黑八论”之一。
115.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读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
［原文］
近年来，在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流行着一个特殊的理论，这就是形象思维论。这个理论很有势力：一些文艺理论家在倡导着它，大学的文学课程在讲述着它，文艺工作者在谈论着它；一句话，这是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普遍流行的、用以说明作家进行文艺创作时思维过程的基本理论。这个理论断言文艺作家是按照与一般认识规律不同的特殊规律来认识事物、进行创作的。正因为如此，每当某些文艺工作者拒绝党的领导、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搬出形象思维论来，宣称：党不应该“干涉”文艺创作，因为党委是运用逻辑思维的，而他们这些特殊人物却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被一些同志奉为金科玉律的形象思维论为什么会成为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呢？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文艺创作的特质果真在于“形象思维”吗？这个被某些人祭在空中，借以唬人的“法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经过研究，才知道：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近年以来，文艺领域中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反映了这个战线上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而形象思维论，却正给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人们提供了认识论的“根据”，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个特殊的理论，无益于作家创作，相反，正是它，迷误了许多作家。
——摘自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东北郑季翘反对形象思维说。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
——摘自毛泽东1966年3月20日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的谈话
郑季翘同志的驳形象思维论的文章，不大好懂，没看完。最后一部分，要把历史搞清楚：别林斯基来源于谁？斯大林时期究竟怎样？是不是那位女作家开的头？
——摘自毛泽东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
［解析］
郑季翘（1912—1984），山西五台人。1932年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曾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其《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一文，写于1963年2月，1964年10月、1966年1月两次修订后，发表于《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全文24000余字。各节标题依次为：“一、引言”。基本上就是前面引述的内容。“二、形象思维论的基本观点”。分别引述了以群、蒋孔阳、李泽厚、霍松林、陈涌、周勃等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有关形象思维的论述，作为该文的批评目标。“三、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逻辑的所谓形象思维是根本不存在的”。“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说明文艺创作不容代替的科学理论”。“五、从形象思维论的演变看它到底为什么人服务”。“六、结论”。
形象思维，是文艺理论史上一个基本的命题。又称艺术思维。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别林斯基。关于形象思维的内容，文艺理论史上并不统一，关于它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也有争论。我国50年代末就出现过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但都是学术性的。郑季翘的文章否定形象思维，把它当作“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来批判，说它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是“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学术问题一下子上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明显体现了“文革”前夕的特殊气氛。此外，文章歪曲形象思维是“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逻辑”，也是不符合主张形象思维的观点的实际的。
我们知道，深谱诗歌创作规律的毛泽东，一向是主张用形象说话，不主张简单说理的。就在郑季翘文章发表之前，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信中，毛泽东就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听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波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
毛泽东在这里，结合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形象思维的问题表示了明确的看法。用“比”“兴”手法来解释形象思维的特征，是颇有见地的。他认为唐代诗歌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坚持了形象思维，而反对形象思维的作品，在他看来则“味同嚼蜡”。
正因为毛泽东对形象思维有自己的看法，并主张“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所以，郑季翘的文章刚一发表，他就注意到了，并在1966年3月20日和3月30日两次对其进行评说，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两段话。看来，毛泽东明显是不同意郑季翘的观点的。他说“不大好懂，没看完”，其实就是一种态度。3月30日那次谈话中说要把历史搞清楚，是针对郑季翘文章的第五部 分说的。在这部分，作者谈到了黑格尔、别林斯基、克罗齐以及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对形象思维的讨论，特别提到了苏联女作家尼古拉那娃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53年第5期上发表的长篇论文《论艺术文学的特征》。作者说：“考察了形象思维论在苏联演变和流行的过程，我们就能够明白：别林斯基从黑格尔那里引来的关于‘艺术是形象中的思维’这个论点，在今天的苏联忽然被人们从消极方面加以发挥，并且大走红运，原来是出于修正主义者的需要。”
很明显，1966年3月，正是毛泽东酝酿在文化领域发动一场革命，以反对修正主义，并明确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的重要时刻，但他对这个时候出现的“形象思维论是出于修正主义者的需要”这一说法，却不置一词，还明确表示“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这说明他对形象思维的肯定是相当坚定的。
116.颇有新义，可谓解柳全书（读章士钊《柳文指要》）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顺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忆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
——摘自毛泽东1965年8月5日致康生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3页住［2］）
［解析］
章士钊（1882—1973），湖南长沙人，字行衍，又字行严。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宣传革命派主张。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从1960年开始着手撰写专门研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柳文指要》，到1965年完成初稿，达100万字。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照柳宗元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几个方面；下部“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等。作者对柳宗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中对唐朝永贞政变作了评价，充分肯定了二王、八司马的政治主张。作者从各方面论证了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特别是在韩柳对比中，竭力褒扬了柳宗元“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了韩愈“以民为仇”的谬论。全书对柳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作了详尽分析，并对有关的论著，一一加以介绍和评论，为柳宗元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线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称之为“解柳全书”。
文学史上，韩柳并称，但二人的思想却是对立的。毛泽东推崇柳宗元，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历史理论建树的人，而且还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得知章士刽在撰写《柳文指要》后，便说自己也爱读柳文，请章士例将书稿送他先睹为快。1965年6月，章士钊先后把100万字的初稿给毛泽东送去，毛收到后，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上一信：
行严先生：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
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逐字逐句地读了《柳文指要》，并亲自修改了若干处。“义正词严，敬服之至。”这是毛泽东的初步评价，到7月中旬，毛泽东已把《柳文指要》上、下两部通读一遍。于是，他又写信给章士钊，谈有关《柳文指要》的事。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敬颂
康吉！
毛译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信中“指要”、“柳文”，都是指《柳文指要》。这里指出了这部书稿的根本缺陷。信中所说“友人”，是指康生。康生当时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再次索要他已读完归还的《柳文指要》上部，也是为了把上、下两部一并送给康生看。
8月5日，毛泽东把全书送给康生时附了我们在前面摘引的那封信，除重申了“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这一缺陷外，着重肯定了《柳文指要》的优点。这年12月，康生读完该书稿，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85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8月5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最后说：“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显然，这些评论，都是学毛泽东的，并无康生自己的观点。
接到康生的信后，毛泽东子1966年1月12日把书稿退还给章士刽，还附上一信。他写道：“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在信尾，毛泽东又加一个附注说：“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毛泽东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起转给章士钊，信封原是康生写给毛泽东的，上书：“请交主席康生寄。”毛泽东把“主席”二字勾去，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这必是康生始所未料的。因为康生一拖再拖，本意是不愿该书出版的。
本来，到此一切问题算解决了，《柳文指要》终于可以问世了。但刚刚送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摧毁一切旧文化的混乱年月中，章士钊或许是感到自己的著述与当时的气氛不协调，于1966年5月10日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说：“我今日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厕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正是从这一心悸难测的情境出发，章士钊在这封信中对自己的《柳文指要》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体无完肤。”这个检讨，自然是根据当时的大批判气氛，强化了毛泽东在1965年7月18日给章士钊信中所指出的缺陷。其强化之辞，未始没有违背本意的因素。
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态度，是一贯的。并不因“文革”的开始而加以改变。他在章士钊信中有关自我检讨的几句话旁边批注道：“此语说得过分”，“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何至如此”等等。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当时首肯的意识形态的大批判，主要是针对“党内走资派”的。确实是学术问题，且又是党外民主人士的著作，他的态度是较为冷静的。
章士钊在信未说，请主席给他三年时间，补习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然后将其《柳文指要》一书重行订正，再付粹印行。对此，毛泽东批示，将此信送刘少奇、周恩来阅，给康生阅，再与章士钊先生一商。又说，《柳文指要》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一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毛泽东写这个批示的时间，是1966年5月17日，也就是发布“5．16通知”，标志“文革”正式开始的第二天。
很可能是由于康生的意见，或者是由于当时急速发展、变化多端的形势，《柳文指要》的出版与否，不可能提上日程。反正是搁下来了。本来，在那样的日子里，出版一本缺少唯物史观来研究老古董的著作，是难以想象的。
当“文革”的狂暴逐渐减弱，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章士钊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此时大约是1970年，本来毛泽东已批准同意出版，中华书局也已排版，但此时的康生已窃取中央要位，见《柳文指要》最后要出版了，他横生枝节，提出要作者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章士钊得知康生意见后，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可惜这封信已找不到，章士钊女儿章含之有残存半截草稿，从草稿中可见其当时心情十分激动，修改处墨迹极淡，显然是墨未研就就下笔了。信的草稿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又嘲讽他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章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棋。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
这封信，使《柳文指要》于1971年9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共14册。这自然是毛泽东促成的结果，他批转康生等研究处理，康生等骑虎难下，只好做个顺水人情。1971年8月14日，章士钊以90岁高龄续写该书《通要之部续序》时，喟然叹曰：“柳文重发光艳，殆起于1949年之大革命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
《柳文指要》的出版，自是波折起伏。但毛泽东对这部鸿篇巨制的兴趣之大，阅读之细，评论之中肯，则是值得称道的。他读一遍后说还要再读一遍。还认真把书稿中的错别字改掉，提出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1966年3月，章士钊以86岁高龄撰写《柳文指要》跋时，便有“上部缮就，以示一二友人，猥蒙检阅一过，除指点要义，并改正错误外，犹承说明序言引何义门讥朱竹坨辑《明诗综》例之未得其正，负责述作，无须自贬到怕人笑破口云云，吾谨受教”之语，足见毛泽东在该书上所花的功夫。从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角度而言，他认为这部著作写得不错，“义正词严”，观点“颇有新意和引人发聩之外”，”可谓解柳全书”。具体说来，毛泽东推重的是该书“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外”。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柳宗元及其相关的文学现象、政治现象，与章士钊相通的评价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