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10
褒贬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事实上有不同的角度和标准；取一致评价倾向，不一定表示不同的评论者有相同的历史观和思想方法。当毛泽东用自己的观点来分析柳宗元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时。他深感《柳文指要》的“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作者不懂唯物史观，子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不可能做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柳文，因而在具体论证时缺乏对柳宗元这一历史人物的阶级分析，过分夸大了他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对此，毛泽东并不企望章先生一下子改变他的世界观。同时明确告诉作者：“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章士钊也深感自己的著作会有不足之处，在全书的总序里表示，当世硕学，如有所匡正，得以读易补过，“何时获知，当即力事补正”。（本条目诸多事实材料引自章含之回忆文章，
117.文事随经济、政教而变化（读章士钊《柳文指要·跋》）
［原文］
存其利而去其害，即不啻表显文化进步之正当规律，从而人心翕习，童叟无违，事有固然，毫不足怪。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榆扬，行见永远相持于不敝。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迅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行而特显其长，即不多论。
——摘自章士钊《柳文指要·跋》手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大言小吉，各适其域。工也，衣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
──毛泽东1965年8月读章士钊《柳文指要·跋》手镐的批改（见乔东光《毛泽东与（逻辑宿要）、（柳文指要）》，《瞭望）1985年第52期）
［解析］
毛泽东认为，《柳文指要》缺少唯物史观，作者在该书跋文中所论韩柳倡导的明白晓畅的古文运动之兴起与贡献，即可视为一例。在书中其他地方，作者进而提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或进化必然之理”的历史循环观点。基干此，作者一方面提出古文运动乃一“新兴文运”，“别开一新纪元”，但又认为它是“存其利而去其害”，乃传统古文之“事有固然”。毛泽东似乎不满足于这种囿于文学形式本身的存废因循来评价古文运动，特意删掉其中“永远相持于不敝”几字，加写了前面引述的这段话，这就把评价的重心，放到文学与经济、政治，文学与一般大众的关系上面。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经济、政治决定文化的历史主义观点。
118.我们记住了这个农夫的遗嘱（读《伊索寓言·农夫与蛇》）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奏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侵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摘自毛泽东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见《毛泽东迭集》第2版第4卷 第1376—1377页）
［解析］
《伊索寓言》是一部古希腊民间流传的讽喻故事。相传为公元前6世纪一个名叫伊索的被释放奴隶所作，后被人收集在一起，并加入了后代其他民族的故事而流传下来。全书共收故事350余篇。许多小故事如《龟兔赛跑》、《狐狸和葡萄》和《农夫与蛇》等成为人们熟知的典故。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发生了根本变化。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正处于节节胜利之中，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这时候，毛泽东在西柏坡应邀为新华社撰写1949年的新年献词，开头第一句就是：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则大谈其“光荣的和平”的论调，说“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乓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等等。美国的官方人士也赞誉此种声明。于是，毛泽东把自己的献词起名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从而指出了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的奋斗基调。
文中特地引用《伊索寓言》里“农夫与蛇”的故事，提醒人们记住因可怜冻僵的蛇而丧失性命的农夫的“遗嘱”，更何况，在中国土地上各种各样的“蛇”，虽然“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说：“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
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借农夫与蛇的故事，谈中国人民当时的政治选择，确实是生动而恰当的。四个月后，毛泽东又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也是他“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的思想的表现。
119.神话与现实（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原文］
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砧码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变得愉快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铣力，同他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摘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113—144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想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围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也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
——摘自毛泽东1937年8月《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331页）
［解析］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写成于1857年9月，它是马克思为计划要撰写的一部经济学巨著所作的《总导言》的草稿。这个草稿在当时并没有完成，也没有公开发表，《导言》的手稿，是1902年才在马克思的遗稿中被发现，1903年在柏林的《新时代》杂志上首次发表。除这篇导言外，马克思还于1859年1月写了一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同年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起在柏林首次出版。
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了比较集中的论述，进而对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论述。他认为，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生产受现实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例如，正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才决定了希腊人的神话幻想，才形成了古希腊神话中对自然和社会的观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随着许多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人们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的神话就消失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艺术的一定的繁荣期能创造出一种对后人来说高不可及并具有永久魁力的艺术形式，可当时的生产力较后来却落后得多，这说明社会物质的生产同精神艺术的生产并不是绝对平行发展的。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两段话，即体现了这一辩证的观点。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着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角度来引用马克思的话的，古代神话传说是阐述他的关于主客观关系的矛盾学说的一个例证。他从事物的矛盾关系入手，来界定神话的本质特征，即：对现实是科学的反映还是非科学的反映；其矛盾构成的诸方面是具体的同一性还是幻想的同一性，正是这种辩析方法，使毛泽东在中国远古时代的“夸父追日”、“羿射九日”和文明时代的《西游记》、《聊斋志异》这两类神话传说中，发现一个共同特征——“幻想性”。其次，依据反映论的观点，毛泽东特别注意到神话传说与现实世界的“同一性”，幻想本身也是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映，它是借助想象来表达人们同现实的关系的一种特殊方式。
20.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读《逻辑学论文集》、《逻辑丛刊》）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高智同志：
请你在上午找一本1956年一月号的《新建设》；再将《哲学研究》1957年全年六期（第四期已到）找来为盼！毛泽东六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新建设》1956年全年各期，1957年全年各期都找来，更好。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江青那里，请给我于上午找来。
──摘自毛泽东1958年6月19日致高智信（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32页，三联书店19S6年版）
康生同志：
信收到。就照那样办吧。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姜椿芳同志的介绍甚为有益，书目搜编也是用了功的，请你便时代我向他转致谢意。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八日
——摘自毛泽东1959年7月28日致康生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65页）
［解析］
阅读逻辑学书，关心有关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这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侧面。逻辑是思维和表达的工具，世界上第一部 逻辑学著作便是用《工具论》来命名的。毛泽东十分重视方法、工具的掌握和运用。他重视哲学，爱读逻辑学书，提倡学习逻辑知识，也是出于对“工具”的考察和获取的愿望。
1956年2月号《新建设》发表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起学术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从《新建设》扩展到《哲学研究》、《人民日报》等报刊。毛泽东始终注意各种观点的讨论文章，跟踪阅读，广收博览。前面引述的他给机要秘书高智的信，便是一个例子。
据高智回忆，毛泽东当时是在研究形式逻辑。信中所说“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分别指《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刊登的马特《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6月14日刊登的周谷城《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马特的文章是对讨论情况的综述，但带有倾向性，而且把争论看作“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的斗争”，批评周谷城、王方名的观点“是一条逻辑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路线”。附带说一句，在那次讨论中，马特是坚持斯特罗果维契观点的主要代表。周谷城的《六论》与马特的文章是针锋相对的。
周谷城的文章刚登出，毛泽东就请周谷城从上海到北京中南海来共同讨论逻辑问题。6月17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周谷城专就逻辑问题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讨论移到《人民日报》上展开这个新情况十分关注。他认真读了这两篇文章，并把这两天的报纸收藏起来，留待仔细研究。
毛泽东借《新建设》和《哲学研究》，显然也是查阅有关逻辑学方面的文章。有关逻辑问题的讨论最初是在《新建设》上展开的。毛泽东要该刊1956年第1期，可能是想了解讨论开始前的情况。在他这张条上开列的刊物中，关于逻辑的文章，《新建设》上有15篇，《哲学研究》上有2篇。
1958年7月1日，在毛泽东开列的一张索书条上，要该年“一至六月的《哲学研究》”，可能是继续查有关逻辑学的文章。
196O年3月24日，毛泽东向其他同志推荐《哲学研究》1959年第1期和第12期，1960年第1期和第3期。毛泽东还建议政治局委员人人都订一份《哲学研究》。当然，这一时期，毛泽东关心的主要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感兴趣的主要是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文章。这期间的《哲学研究》上面有关讨论逻辑问题的文章，可能他也都看到了。
在这次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多次邀集有关人士谈逻辑问题。1957年4月10日以前在上海和周谷城谈过一次，同年4月11日和周谷城、王方名、金岳霖等谈过一次，1958年6月17日晚上和周谷城又谈一次。除了这些之外，毛泽东还多次召集理论界的有关人员聚谈当时讨论中提出的逻辑问题。
1957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聚谈过一次逻辑问题。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了两个观点：一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高级之分（毛泽东还举了很多例子进行说明）；一是形式逻辑是普遍运用的，没有阶级性。
1958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再一次聚谈逻辑问题。参加的有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周谷城。从下午5时45分一直谈到晚上11点半。
由于关注逻辑问题的讨论，毛泽东感到有必要把有关文章和专著汇集起来，便于人们系统的了解。于是，他在1959年7月28日给康生的信中提出了这件“有兴趣的”的事情，希望“早日汇编印出”。
毛泽东提议编印逻辑论文集和专著，事实上并非在给康生的这封信中才提出的。根据章士钊1959年5月为重版《逻辑指要》所写的序言来推断，早在5月份以前已分别着手做这两件事了。章士钊在这份后来未用的序言（手稿）中说，”近日”中央政治研究室逻辑组和人民出版社哲学组的同志为重印《逻辑指要》的事宜“见访，并提示校勘质疑若干条，知两君已于鄙著浏览有素自后，余自行拎阅一遍，稍有增改”。5月份章士钊已把《逻辑指要》全书校改完毕。逻辑学文章篇目的“搜编”自当也已基本完成，送毛泽东阅览。当时这两件事是由两个单位分工做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分工负责收集、编辑逻辑学论文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工负责挑选、编辑逻辑学“专著”。姜椿芳当时任编译局副局长，编辑逻辑学论文集的工作即由他负责，“书目搜编”可能指的就是搜集编印的论文篇目。所以，在7月28日给康生的信中，毛泽东向他“转致谢意”。
毛泽东说逻辑学论文篇目的“搜编也是用了功的”，大概指其搜集的篇目数量上齐全，编排上既照顾到了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又照顾到专题性。在此之前，《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过一本《逻辑问题讨论集》，于1959年4月出版发行。但这个集子“并不是把所有的逻辑文章都选入”，甚至有些争论中的文章“也未收入”。要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逻辑学研究的全貌、争论的背景，只读这个“讨论集”是不够的，因而需要另编一套“论文集”。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收入了1953年以后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共150篇，分为六集。其中第三、第四集 是两个专集。第三集收入的主要是苏联译文，第四集收入的主要是数理逻辑和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这套论文集1959年8月印出，可惜始终未公开出版。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逻辑组担负起了挑选“专著”的任务。他们编的一套《逻辑丛刊》，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这套书共11本。分别是《逻辑与逻辑学》（潘梓年著）、《逻辑》（金岳霖著）、《逻辑指要》（章士钊著）、《新论理学》（张子和著）、《名学纲要》（屠孝实著）、《名理探》（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穆勒名学》（穆勒原著，严复译述）、《名学浅说》（耶方斯著，严复译）、《辨学》（耶方斯著，王国维译）、《论理学纲要》（十时弥著，田吴炤译）、《逻辑史选译》（齐亨等著，王宪钧等译）。这日本专著都是从解放前出版的数十种逻辑书中挑选出来的，它们都是较有代表性和参考价值，影响较大的。在收入“丛刊”之前，毛泽东至少读过3本：《穆勒名学》、《逻辑和逻辑学》、《逻辑指要》。后来，毛泽东一直把这套重刊的逻辑书保存在身边。
毛泽东不满足于看逻辑学论文，他还希望系统地看全部“专著”；他不满足于只了解“近几年”的讨论情况和各种见解，还希望了解中国“近数十年”的研究概况、认识的历史发展；他不仅对西方的逻辑感兴趣，也想对中国传统的逻辑思想有更多的了解。1958年他就和周谷城说到过这样的意思。他说最好把古今所有的逻辑书都搜集起来，印成一部丛书，还在前面写几句话，作为按语。（周谷城《回忆毛泽东的教导》，《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191页）为“写几句话”的事，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收入了1958年7月28日毛泽东给周谷城的一封信。信中说：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
周谷城在逻辑学方面的“大著”是论文集。一本是以周谷城的逻辑学论文为主休的论文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它以周谷城1956年那篇文章为开卷篇，一批一驳，依次展开，共20篇论文，其中周谷城的占10篇。另一本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收的全是周谷城个人的逻辑论文。“大著”指的是哪一本并不重要，“作序”一事多少有点误会。从周谷城方面说，既然毛泽东说要印逻辑丛书，这本论文集是否在列，他是不清楚的；毛泽东又说过在前面写几句话，周谷城以为毛泽东愿意写几句话。从毛泽东方面说，要他“作序的事”如果是就某本具体的“大著”而言，他不愿作序。显然是为了维护逻辑界自由讨论的学术气氛，维护逻辑学界“百家争鸣”的局面。
读报刊杂志上的论文，便于及时了解学科研究的前沿和最新成果。但对于系统地研究来说，查借不方便，随手翻阅也很麻烦。毛泽东组织人汇集专题文献，为逻辑学研究做了一项基础工作。
毛泽东到了晚年，读逻辑书的兴趣仍旧很浓。他让有关方面把有的逻辑学著作印成大字本来读。
1965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一本《近代逻辑史》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此书印成大字本10000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近代逻辑史》是苏联巴·谢·波波夫所著，1964年12月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中译本。它正好满足了毛泽东希望了解西方逻辑学史的愿望。顺便说一句，《逻辑丛刊》重印了解放前出版的较为有影响的逻辑学专著，至于解放后出版的各种逻辑学书，毛泽东几乎搜集全了。
21.各阶级间没有充足理由律（读朱波《形式逻辑同一律客观基础的探索》、《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37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1965年10月8日上午，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光明日报》今天有篇文章，谈逻辑的，他指的是朱波的《形式逻辑同一律客观基础的探索》一文。该文既不同意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与客观事物规律等同起来，又不同意把它与客观事物完全割裂开来，而认为它反映的是思维的确定性，它的客观基础是客观事物的确定性。这种观点是动脑筋思考了的，比那些把形式逻辑“规律”等同于事物规律的庸俗化做法前进了一步。这个问题到今天也并非都弄清楚了。问题就出在这“规律”二字上面。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排中律、不矛盾律等，是对思维活动及其表达形式的规范、戒律，并不是思维本身具有的内在必然规律。若思维自然而然便如此，学逻辑知识就成了多此一举。事实上恰好相反，人们的思维只有经过训练才能达到逻辑上的自觉。在日常思维活动中，违反逻辑的现象屡见不鲜，怎么能说是“规律”呢？从某种意义上说，逻辑和道德一样，是一门规范的科学；它是人类自觉、文明的象征，是思维对思维本身的规范，因而是人类思维本身反思的产物。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毛泽东注意到朱波这篇文章，还同陈伯达议论过。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第12期上刊登了《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署名邵友勋，其实还是朱波所写。该文提出，充足理由律能否作为形式逻辑的一个规律，要看对它如何理解：要求推理前提真实可靠这样意义上的充足理由是不存在的，要求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具有连贯性、论证性（前提与结论之间有逻辑联系、前提是推出结论的理由）这样意义上的充足律是有的，它属于形式逻辑的一个要求，也与形式逻辑一样，没有阶级性。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对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那次谈话中，陈伯达提到当时在《红旗》杂志哲学组工作的朱波，说，“主席注意的，《光明日报》发表的那篇关于逻辑的文章，是朱波写的；朱波最近又写了一篇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毛泽东说：什么充足理由律？
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毛泽东这里说的“理由”，即推理的前提、论证的论据。人们常说的充足理由律是相对于推论和证明而言的，它包括两方面的要求：（1）理由（即前提、论据）的内容真实；（2）理由能必然地推导出结论，换句话说，推论的形式正确。一个推论或论证的真实正确要靠这两条共同做保证。由于形式逻辑是撇开内容，仅从形式方面来研究推理论证的，而真实与否是认识的内容问题，涉及到作为前提的命题的思想内容，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否认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是完全正确的。至于把“充足理由律”仅限制在形式方面，仅理解为结论必须在形式上逻辑地包含于前提之中，能否继续保留在形式逻辑之中呢？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毛泽东那段话是否有认识论上的含意，即他是否也否认理由在内容的真实可靠性上有一致的标准呢？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是持否定观点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再详细分析。这里只从原则上指出，要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毛泽东否认的是价值判断中存在各个阶级共同的充足理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例说：各阶级的大前提是不同的。国民党反动派骂我们是“匪徒”。他们说：“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反动派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反动派，所以蒋介石是匪徒。”可见，结论实际上是包含在大前提里面的。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大前提”，就属于价值判断范畴的。所以他认为各阶级间不存在充足理由律。当然，如果误以为对于事实判断各阶级也有权自立标准，各行其是，那么在理论上势必导致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
22.很想多懂点机械运动的矛盾规律
（读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党分总支《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
[原文]
我们说积木式机床是人们认识到机床的内部矛盾的规律，进一步发挥和应用了客观规律的结果。它是科学的，而且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机床发展方向。
我们还认为，从积木式机床中所发现的机床发展规律，对今后的实践有着重大意义。
根据对切制过程基本矛盾的认识，可以进一步研究积木式机床通用的积木块和特殊的积木块问题，为大量生产机床创造有利条件。
还可以进一步分析精密机床和特种机床问题，我们认为，它们和一般机床的主要不同点也在于工作部件，因此，也可以将它们和积木式机床相联系起来，设计和制造一些特殊的工作部件，就可以在普通机床厂生产精密和特种机床，迅速满足国家在这方面的迫切需要。
进一步研究用“以小于大”的积木式机床解决大型零件的加工问题，。
过去我们考虑切削加工，一般仅仅从矛盾的一方一切削工具——着手，如果考虑到矛盾的另一方——工件，就会出现新的局面。这必将引起机床的进一步革命。
用通用的传动及支承部件加上特殊的工作部件来组成机床的原理也可以适用于其他机器。
认清了机床的矛盾发展，不仅使我们能够在今后攻取科学堡垒中明确方向，而且使我们决心在机床教学中来一次彻底的改革。
——摘自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一九六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6日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致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信（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9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毛泽东比较爱看《光明日报》，因为这张报比较注意登理论文章，能给他较多的关于学术思想的信息，包括有关自然科学学术思想的信息。他热情推荐《光明日报》上的《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即是一例。
1960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提交会议的文章中，有一批是结合当时技术革新的发展而研究和写出的。“蚂蚁啃骨头”（小机床加工大工件），“积木式机床”，是当时引人注目的技术革新成果。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教师就这个问题作了分析和研究，写了《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在会上已引起注意。会后，此文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请《红旗》杂志加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写了前面引述的这封信。信未原署“毛泽东一九六0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后来改署为“红旗杂，乞编辑部一九六0十二月六日”。
这封信当然给作者们很大鼓励。《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这篇文章，转载在《红旗》19年第24期上。作者按照毛泽东的信的要求写出的第二篇文《再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旗》在1961年第9—10期上予以发表，还加了一个按语。按说了毛泽东的那封信的要求，说了这篇文章的论点还可以讨论，还有不同意见，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并且表示希望：“如每一个专业，每一个科学研究机关，每一个生产单位，都能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矛盾的方法，抓住他们自己业中的一个特殊性的矛盾，用一定的时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同志，从1958年10月开始，到这篇文的写成，共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研究，那就可以预期，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将获得愈来愈多成果，将出现更加繁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
半年以后，在《红旗》1961年第24期上，发表了一篇关机床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综述，介绍了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这两篇文章和当时的讨论，有些关于矛盾的分析和议论，哲学方法上说可能有不同的评价（是不是有搬弄概念的缺点？但是主要的、实质的东西，是对机床发展方向的分析和预测。文章所作的预测的科学性到底怎样，这是应该由机械学家们来断的事情。80年代中期有人写文章，认为那两篇文章是我国宏观上从综合上讨论技术发展战略问题的较早的文献，而这研究正是现在应该大力提倡的。这个评论是有见地的。
毛泽东说，他“很喜欢读这类文章”，“还想懂得多一点”。这说明他对哲学研究同技术研究的结合，对技术发展的思路和战略的探讨，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和关注。
（本条解析均摘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的龚育之《毛泽东与自然科学》一文“关于机床设计发展战略的讨论”一节。特此注明）
23.很欣赏，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读权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
[原文]
乙：现在把基本粒子看成物质的始原的观点还是正确的吗？
甲：在我看来，把基本粒子看成物质的始原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不正确的。的确，在1932年，人们曾经把基本粒子看成物质的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而且就是在今天也还不能把基本粒子分裂成更为根本的东西。但是根据这一点就认为基本粒子是物质的始原则是不对的。把只在实验技术的某一发展阶段上所允许的观点不加批判地固定化，就是形而上学的独断论，是和科学不能相容的观点。
乙：这样说，基本粒子这个名称是用得不恰当的啊。
甲：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名称不过是一种符号，怎样选取都可以。但名以表实，如果采用了不适当的名称，往往连本质也逐渐被误解了。实际上，基本粒子是物质的始原的观点，现在已经不知不觉地潜入了物理学家的头脑，看来在妨碍着科学的进步。
回顾一下本世纪以来的原子物理学的蓬勃发展的经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子决不是物质的可分性的极限，而是构成自然的不同质的无限阶层的一个，我想，基本粒于虽然现在看来好像是物质的始原，但还是以把它看成物质的阶层为对。
乙：《自然辩证法》一书不是恩格斯在原子的不可分性被实验推翻之前写的吗？
甲：早在1867年，恩格斯在他给马克思的信里就曾写道：从前虽然把原子解释为可分的极限，但是现在，它只表示在分割时产生质的差异的环节。在这以后很久才发现了电子和放射性元素，而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们对于恩格斯的原子观是一无所知的。他们深信原子是名副其实的物质可分性的极限，因此，在新的事实被发现时就惊慌失措了。
乙：难道当时就没有人采取唯物辩证法的原子观来展望将来吗？
甲：很遗憾，在物理学家里是没有的。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曾经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物理学的危机，说出了“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这句名言。
——摘自权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青。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摘自毛译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2—103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你的文章很好，我读过了。
——摘自毛译东1964年8月23日同坂田昌一的谈话（见于光远《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缅怀毛泽东》上册第3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今天我找你们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运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组成了宇宙。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24日同周培源、于光远的谈话（见于光远《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缅怀毛泽东》上册第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上面几段话，是毛泽东读了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后，于1964年8月6日和24目的两次谈话。
毛泽东不是自然科学家，但他很关注自然科学的研究，并常常从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出发，谈论到自然科学中的一些问题。关于基本粒子即是一例。
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感到，由于斯大林缺乏辩证思想在苏联和国际共运中所产生的影响很严重，因此，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专门着重讲矛盾的普遍性问题，主张“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在讲这样的思想时，他以原子为例说道：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着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作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的领袖，在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上讲物理学中的辩证法，在当时引起到会各国党代表的瞩目是很自然的。这也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有针对性地公开表达他的物质具有无限可分性的观点。
1963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创办于1956年、停刊于1960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季刊），又复刊了。复刊第1期的重点文章之一，是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原载《日本物理学会志》第16卷 第4号（1961年4月），复刊发表的是从原苏联《哲学问题》杂志转译过来的。
这个杂志发行量不大，开头不过2000份，后来也不过1万份。读者圈大致限于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一些对自然辩证法有兴趣的教师和学生。哲学界多数人都不大注意。然而毛泽东注意到了。1963年12月16日，中央科学小组的聂荣臻、张劲夫、韩光、于光远、范长江等同志到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新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谈话中，毛泽东问起这个杂志，说：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2期已经出了。这个刊物哪里出的？毛泽东确实详细读了复刊后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的一些文章，例如，在1964年第1期上龚育之编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科学试验的论述》。第2期上席宗泽写的《宇宙论的现状》等文章上面，毛泽东都做了圈画。
毛泽东最看重的，自然还是复刊第1期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他在文章上画了许多圈圈、道道。很是赞同坂田昌一的观点，或者说，他从坂田昌一的文章中看到了吻合自己的一贯思路的观点。这篇文章约1万余字，分两个部分。第一部 分的标题是“基本粒子并不是物质的始原”，包括“引论”、“电子也是无可穷尽的”、“基本粒子不是点”、“场论不是最终的理论”、“海森堡的基本粒子观”等小节。第二部分标题是“新基本粒子观”，包括“引论”、“重子一介子族的复合模型”、“完全对称性”、“弱相互作用与复合模型”、“基辅对称性和名古屋模型”、“B物质的本来面目”、“中微子统一模型”等小节。这是一篇很尖端的物理学论文，但其第一部分阐述了研究基本位子的一般方法和原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的观点。这从我们前面引述的那段对话里即可看出。这或许就是毛泽东很感兴趣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