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11
1964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时常谈论物质无限可分性的观点。例如，1月17日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时，他说：什么都是可以分开的。譬如说：过去认为原子不能再分，后来科学发达了，知道原子可以再分成原子核和电子，后来又进一步，知道原子核还能再分，而且那里面复杂得很，可以分成好多部分。电子能不能再分呢？理论上是可以分开的，虽然实际上我们对电子世界还懂得很少，科学家还没有能把它分开，但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已经说过，电子是可以再分的。我不懂这门科学，但是我相信这个道理。科学是无限的。无限大的世界和无限小的世界都有无限的工作可做。
7月2日，接见哥伦比亚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说：世界上没有不分化的事物。大体上，凡是一个统一体，总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不然的话，又怎能成为一个社会、一个统一体呢？小到拿原子来说，原子也是由原子核和电子这两部分组成的。现在物理学家说，原子核也是由多种物质组成的，有14种之多。这些名词也许翻译起来不好翻，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原子核中重的部分的6种物质，另还有轻的部分的6种。
这些谈话内容，同毛泽东读坂田昌一的文章是有关系的。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便直接谈到“很欣赏”坂田昌一的文章，称坂田昌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还引用《庄子·天下篇》里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来阐述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观点。8月24日，毛泽东又找于光远、周培源到中南海他的卧室，专门谈坂田昌一的文章，并且比较系统地谈了他对自然界辩证法的一些见解。讲到宇宙的无限：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讲到细胞的起源；讲到地球和人类的未来；讲到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工具；讲到哲学就是认识论，等等。
当时，正在举行北京科学讨论会，坂田昌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会议。8月23日，毛泽东接见与会的各国科学家时，同坂田昌一握手，并说自己读过他的文章。这引起坂田昌一的惊讶和喜悦。后来游颐和园，于光远向坂田昌一说明了毛泽东从哪里读到他的哪篇文章，告诉他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引用列宁关于电子不可穷尽的论述，非常重视他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还告诉他，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中子又有反中子。坂田昌一很感兴趣，说：可惜他原来不知道毛泽东1957年讲过这些意见，如果早知道，他的文章一定会引用的。坂田昌一回国以后，多次写文章讲到毛泽东的这一见解。
由于毛泽东对坂田昌一文章这样重视，坂田昌一又对有关人士说过他那篇文章苏联译得不甚准确，负责编辑《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人便找人从日文重新译出这篇文章，把原来发表时的题目《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按原文恢复为《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听说毛泽东对人说过，这样的文章，专门名词、专门知识一般读者不懂，应该作些注释。编者又组织人作了一批注释，替《红旗》编辑部起草了一个较长的按语，连同译文、注释一起，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6期发表。
《红旗》杂志上的这篇按语，是根据毛泽东几次谈话精神写的，许多是毛泽东的原话，为说明毛泽东为什么重视坂田昌一的这篇文章，我们不妨全文引出：
编者按：世界是无限的。世界是充满着矛盾的。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一个事物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事物是不可分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自然界是如此，社会是如此，人类的认识也是如此。否认这一点，就是形而上学。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地证实着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宇宙观和认识论。
宇宙，从大的方面说，在太阳系外面还有千千万万个太阳，在银河系外面还有千千万万个银河系，它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小的方面说，也是无穷无尽的。原子里头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它们是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分为质子和中子，它们也是对立面的统一。质子又有和反质子的对立的统一。中子又有和反中子的对立的统一。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等等，这些基本粒子还是可分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同样是无穷无尽的。人类的认识总是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有所发展，有所创造。在人们追求物质结构的真理的过程中，每深入一步，都有人中途停顿下来，认为已经达到“物质的始原”，认为这种“物质的始原”再不可分了，再不包含内在的矛盾了，企图完成所谓最终的理论。自然科学的历史无情地嘲弄着这样的形而上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揭示出自然界固有的辩证法。
本刊这期刊登著名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这篇文章，遵循恩格斯关于分子、原子不过是物质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各个“关节”的观点，遵循列宁的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观点，根据基本粒子领域的新事实，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发挥了自然科学理论的无限发展的思想，尖锐地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自然科学家能够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写出这样好的作品，还是少见的。
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要在各项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我们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读一读坂田昌一的这篇文章，对于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会得到有益的启发。从事其他工作的同志，读一读这样的文章，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学习，也会有好处的。
因为这篇文章涉及许多专门知识，本刊同时发表一篇注释，供读者参考。
坂田昌一的文章在《红旗》上发表后，科学界和哲学界进行了一系列讨论，《红旗》1965年第9期还发表了一个讨论专辑。
这些活动，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起了较好的影响。因为它着眼于引导，要求把哲学的探讨同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而不是离开这种具体研究去谈玄。
当时我国有一群理论物理学家，致力于基本粒子的研究。毛泽东强调的“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本是从物理学家那里来的，反过来又影响这群物理学家去认真探索“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的粒子。他们把这种粒子称为层子，建立了基本粒子结构的层子模型，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这些成果在当时是站在前沿的工作。在这前后，西方物理学家发展了关于基本粒子重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夸克”大致相当于“层子”。从那时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长足的进展，“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在物理学界已得到公认。
（本条解析主要依据龚育之《毛泽东与自然科学》一文中“坂田文章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复刊”一节，于光远《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一文的材料）
24.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读自然科学著作）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摘自毛泽东1940年2月5日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269、270页）
[解析]
毛泽东读自然科学论著，常常立足于哲学或政治方面进行发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已列专条论述。但这并不是说，他不曾想过熟悉这个领域的某些知识。目前尚未发现这方面的专业性较强的批注，但有些谈话可以表明他读过一些自然科学论著，力求深入进去。
1941年1月31日，给远在莫斯科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毛泽东特别叮嘱：“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在为儿子指导人生方向时，毛泽东的价值取向是明确的：在政治与科学两者之间，搞政治要以学科学为基础；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选择上，先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然后再学社会科学。
1921年，新民学会在长沙开新年大会，在讨论会友个人的学习计划时，毛泽东说：“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方设法补足。”反映出他对自然科学的渴求。
毛泽东说这番话时是28岁，离“三十以内”还有两年。现在很难说清那两年中他在多大程度上挤出了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时间。因为那是在革命创业阶段，他担负着紧张而繁重的工作，首先是建党工作，使得他不得不在读书方面继续作出“最痛苦的牺牲”。然而，毛泽东仍尽可能挤出时间从书籍报纸中了解一点世界自然科学学术思想。他曾对旧友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允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他抽空钻研过农业、机械、化学、水文、气象、地质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尤其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都表示过兴趣。到了晚年，还雄心勃勃计划带队骑马去黄河源头考察。
1963年，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在我国翻译发表，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赞赏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不可分的观点，并引申到宇宙的无限：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现在，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在物理学界已得到公认。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在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回顾物理学家们逐层深入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之后说：“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rn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1991年9月27日《书刊导报》记载了一段杨尚昆回忆毛泽东学习自然科学的话：“他把中学物理、化学实验的仪器买来摆在寝室外面。过去曾在中南海瀛台搞过一些展览，例如机械方面的等等，他都亲自去看。他不只是参观，还找有关的书来学习。他的求知欲是没有止境的。有一次他外出的时候，李烛尘陪着他，他就跟李烛尘学化学，谈起硫酸的分子式，当时我在旁边。毛主席记得很多的化学分子式。”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一天徐涛和毛泽东散步聊天，毛泽东边走边说：“我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喜欢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读得不多，还得补课。”徐涛说：“我正相反，自然科学的书读得多些，社会科学的书读得太少，现在也得补课。”“我们以后多聊点自然科学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问：“你说石油是怎么开采的？怎么提炼？都有哪些用途？”徐涛尽自己所知一一回答。毛泽东总是不满足，越问越细，终于问得徐涛张口结舌，喃喃地说：“哎呀，我也说不上来了，得去查查书。”毛泽东笑了。徐涛发现，每次聊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只要他被难住，毛泽东便流露出孩子气的天真与得意。在这种时候，毛泽东会不断提出新问题。煤炭、钢铁冶炼、化工、无线电，什么都问。徐涛答不上来，就回去查书。重新武装好，再找毛泽东聊。旧问题答了，更深一层的新问题便又提出来，有时还让徐涛写成文字交给毛泽东看。渐渐地，徐涛发现自己读的书，毛泽东也在看，所以提出的问题越来越深，徐涛武装半天仍要被毛泽东难住。这一来，徐涛不得不更多更细地读书，终于，有一天徐涛忍不住说：“主席，您是有意考我吧？”毛泽东笑了，拍拍徐涛的后背：“哪是考你哟！你在帮助我读书，帮助我增长知识。现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还要搞第二个，第三个，不学点自然科学不行哩。”
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孩子李林回忆说：“1964年2月6日中午，父亲接到一个电话，说要他立刻去中南海。父亲匆匆吃完午饭就去中南海了。一位在门口等他的同志把他领进毛泽东的卧室。竺可桢和钱学森两位同志也先后到了。毛泽东请他们坐在自己的床边，亲切交谈。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我父亲回来告诉我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那儿，谈的范围很广”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又同李四光谈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话，也涉及到自然科学问题，李林回忆：“父亲高兴地讲，毛主席和他在休息室谈了1个多小时的话，这短短的1个多小时，毛泽东和父亲谈了多少亿年间的事情——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了生命起源。谈到太阳系起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还有点道理。’毛泽东对我父亲说，他很想看看我父亲写的书，希望我父亲找几本书给他，还请我父亲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毛泽东说，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我父亲问。
“毛泽东用年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第二天，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我父亲就请秘书同志帮他找书。他想：主席这么忙，总不能把我写的书统统送去请他看，应该选一两本有代表性的作品送上去。经过一番仔细的挑选，父亲先把《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然后，立即着手开始收集毛泽东所要的资料。为此，他看了许多外国资料和书。有一次，他指着一些大本大本的书对我说：‘这些书的内容太烦琐，还有一些是错误的，怎么好一殷脑儿都端给毛主席呢？’
“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让他能少消耗一点精力就可以看到需要看的东西，我父亲决定自己整理一份资料，把地质学说中当时的各种学派观点都包括进去，再加上自己的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要写的资料基本上整理完了，一连写了7本书。每写完一本，父亲就让秘书同志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然后拿回来亲自校对。这7本书印好之后，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
1973年夏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时，毛泽东又十分有兴趣地同他讨论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使杨振宁感到很惊讶。他回忆说：我觉得毛主席对物理学的兴趣确实是浓厚的。我估计他在哲学方面的兴趣同他对于我们想在实验室里弄清楚的东西的了解和好奇心有关系。我们的谈话涉及到许多方面。比如，他告诉我，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曾推测过物质的结构，他还引了一些古典著作中的话，我很乐于了解这些著作，因为我原先还不知道有这些东西。谈话间，毛主席问我：“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啊，我可未曾想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不得不想一想。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作了一个未能说清问题的答复。接着我们就讨论这两个词在日常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以便同它们在物理学学术方面的含义作比较。这两个词的含义的区别是细微的，这次讨论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是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还同我讨论了不同程度的概念问题，并非常仔细地把他要用的每一个词句都用得确切。
121.我们从中学到些什么（读A·考涅楚克《前线》）
［原文］
赫利朋（前线通讯联络处主任，下简称赫）：哪里是什么通信联络？！你们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已经报告了总指挥，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
梯希（前线报编辑，下简称梯）：总指挥同志，这是我们记者和欧格厄夫军长的谈话呀。
戈尔洛夫（前线总指挥，下简称戈）：（笑）你以为，在军长脑袋里就不会有糊涂的东西吗？纠正过多少次他们的脑筋。尤其是欧格厄夫。他是喜欢在天上的云彩里过活的，而我们呢——是在地面上生活的。有多大的本钱，就作多大的买卖。
梯：很抱歉，但是在这件事上我认为
戈：你认为什么？你在军事上，二乘二等于什么都不知道。就已经——我认为这是什么乱弹琴？（拿起报纸，看）
赫：这里（指着），就说这个地方吧
戈：（读）“他们应当知道，但是不愿意了解，今天没有真正的无线电联络，就不能指挥作战。这不是内战”。胡说，他懂得什么国内战争？我们打败十四个国家的时候，他还在桌子底下爬哩。战胜任何敌人，不是靠无线电通信联络，而是凭英勇果敢。现在他却哭起来了。不能指挥作战。好吧，我们来教训教训他。
客里空（中央报特派记者，下简称客）：哎呀呀
赫：这一段，您只想一想看。（读）“仅只由于我们个别的指挥官和首长们的落后和糊涂，妨碍着把无线电联络提到应有的高度，而提高它的一切条件都是具备着的”。
客，哎呀呀这简直是批评总指挥。
客：唉，多么可惜。过半点钟我就要和莫斯科通电话。我应该把关于总指挥的公子英勇牺牲的文章发出去。
副官（戈尔洛夫副官，下简称副）：你发去就是了。
客：是这么回事，我的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你听听。（取出来读）“我亲眼看见他牺牲了，他，这个杰出的少年，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透过大炮隆隆的轰响，我听见了他最后的壮烈的几句话：‘转告我父亲，我死去是安心的，我知道，他会向那些血腥的卑鄙者为我报仇的’。”你懂得，假如现在加上他父亲的几行字，那多好。而且我已经拟好了。（读）“老将军知道他的爱子阵亡了，垂下头来，久坐不动。然后抬起头来，他眼睛里没有眼泪。没有，我没有看见！他的眼泪被神圣的复仇的火焰烧干了。他坚决他说：‘我的孩子，安眠吧，放心吧。我会报仇的。我用老军人的荣誉发誓。’”你懂得，若是我现在来得及加上这几句，那多么好。你懂得，这篇文章会多么漂亮。这是所有的报纸都要羡慕，也要嫉妒的。怎么办呢？马上就要和莫斯科通电话了。你想怎么样，假如在电话里和总指挥商量商量？
副：在电话里你怎么能看得见总指挥的眼睛呢？你却描写得那样逼真。
客：哎哟，我的天呀，假如我只写我所看见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写文章了。我就一辈子也休想这样出名了。报馆编辑部每天要稿子。读者对我也习惯了。没有我客里空的文章，报纸就出不来。所有的报馆都羡慕我们这一家。经常给我的主编说：你很幸福。我们情愿拿自己所有的人，所有的通讯员，换你们的客里空一个。
——摘自A·考涅楚克著，肖三译《前线》（见《解放日报》1944年5月19—26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客里空。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3页）
［解析］
苏联乌克兰剧作家A·考涅楚克（1905—1972）的三幕五场话剧剧本《前线》，由肖三翻译，毛泽东读后，建议发表。1944年5月19日至26日，《解放日报》八天连载完毕。该剧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剧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工程师米朗说：“人民欢喜和要求懂事的和聪明的领导者。”这就是剧本的内容。剧作家不怕公然他说出那个妨碍我们胜利，说出我们有些指挥官在军事战斗方面领导的缺点的痛苦真理。这个剧本针对这些指挥官的作为予以辛辣而严酷的批判。他不仅揭露出前线总指挥的无知，并且表现出这些狭隘和无知、迂滞、顽固、不愿意追随前进的军事科学的发展，是隐藏在这位大将军的傲慢和虚伪的自尊自大下面的。战争是一个军事科学的高级学校，战争是知识的考验。戈尔洛夫经受不了这种考验，他垮台了。因为他不愿意承认现代军事科学的力量。他不仅在战争中没有学习，他在战前也是不愿意学习。他自述道“什么大学也没有进过”，没有住过研究院，他不是“理论家，而是一匹老战马”。剧本号召同骄傲、自鸣得意、顽固、夸耀和阿谈作不调和的斗争。使每个工作人员反省，对自己的缺点抱着批评的态度，不屈不挠地完成自己的事业。
《解放日报》6月1日社论：《我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全文约3600余字。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从保存下来的原稿上面可以看出，毛泽东修改之处很多，满篇都有他增删改写和加写的字迹。因此，在相当程度上这篇社论可视为毛泽东的评论，或充分体现了他的观点。
社论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第一奖的话剧《前线》，为什么在德寇攻到斯大林格勒门前时公演呢？因为红军中有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他们有功劳，有忠心，有勇敢，但没有使用头等军备的能力。他们摆老资格、不学习；他们没有能力，又摆老资格，就势必与一些“笨虫——糊涂种，拍马屁的，会钻营的，卑鄙的家伙”结成一气，来打击与排挤有能力的人。只有把他们教育过来，如果教育不过来就撤换下去，战争才能胜利。因此，《前线》
的发表成为转换战局的因素之一，价值无可比拟。我们发表《前线》有很大意义，它将帮助我们教育出许多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并提高人民和军队的文化水平，打倒日寇，实现抗战建国的胜利。
具体说来，我们从《前线》里学到些什么呢？社论谈到：“我们要从《前线》里学习到，会紧紧的同着时代一起走，这就是说，不做超时代的梦，也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这两种情形的任何一种，都是对于革命事业有妨害的。”“《前线》中的戈尔洛夫，则是落后于时代的人，他是脱离现实的人。他有功劳，有忠心，有勇敢，这都是很宝贵的品质，如果再加以力求进步，努力学习，那末他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只要他自己满足，不求进步，那末，这些好东西就立即反转过来成为负担，成为包袱，成为绊脚石，就不能不同样对革命有害，就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前线》把这种人批评得淋漓尽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长期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容易产生戈尔洛夫这样的人。但只要有了主观上的警惕，主观上的努力，我们是可以减少这种现象到最低限度的。”
我们在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在“七大”上的讲话里对《前线》的引用，则是另一个角度。客里空是《前线》中一个不深入实际，靠捕风捉影、捏造事实来写文章的新闻记者。“客里空”后来成了这类说空话、说假话的记者的代名词。毛泽东在当时引用客里空这个形象，是泛指整风以前在延安的某些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说他们当时“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唐朝季白为了求官，曾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姓韩的荆州刺史。在毛泽东看来，只有这些工农兵，才是能帮助文化人成就一番事业的“韩荆州”
120.没有实际经验写不出马鞍之微的事（读法捷耶夫《毁灭》、曹雪芹《红楼梦》）
［原文］
他们在未明之前出发。泰前的尖顶上，已经闪着微红，山脚下的村中，送来了第二遍的公鸡叫。四周是寒冷，昏暗，还有些阴森。这境遇的异常，危险的预感，成功的希望，——凡这些，在两人里面，激起了一种战斗的心情；各种另外的情感，全不重要了。在身体中——是血液生波，筋肉见韧，而空气则冰冷地，竟至于显得好像在钻刺，在发声。
“阿呀，你的马，满生着疥癣哩。”巴克拉诺夫说，“没有照管么？那是不行的一定是苦勃拉克模模糊糊，没有教给你怎么理值罢？”一个知道如何养马的人，会毫无良心，一直弄到这模样，巴克拉诺夫是连梦里也想不到的。“没有教罢，唔？”
“我怎么说呢？”美谛克窘急起来：“就全般说，他是不很肯照应的。可是听谁好呢，也不知道。”他愧对自己的谎话，在鞍桥上缩着身子，一瞥巴克拉诺夫。
“喂，朋友，我先前就在看你的鞍子为什么宽滑了的！你将后面的肚带收得很紧，前面的却拖着，不反一反，是不行的。好，给你来系过罢？
美谛克还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巴克拉诺夫已经跳下马，在鞍子那里动手收拾了。
“哪你的鞍鞯也打着皱哩下来罢，下来罢——要把马糟蹋了。给你从头弄好罢。”
——摘自法捷耶夫《毁灭》第二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鲁迅先生在《毁灭》的后记中说到，《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战争的，他描写调马之术写得很内行。像上马鞍子这类细微的动作，《毁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鲁迅先主也注意到了。这告诉我们，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象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错”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吸取养料。艺术家固然要有伟大的理想，但像上马鞍子一类的小事情也要实际地研究。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123—124贡）
［解析］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发起人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这天，毛泽东亲临开学典礼，与全体师生合影留念。4月28日，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做了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长篇演讲。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鲁艺”做演讲，也是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第一次就文艺问题，特别是革命文艺的创作和发展问题做较为全面的论述。在这个讲演里，他谈到两部中外著名的长篇小说，一是俄国法捷耶夫的《毁灭》，一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而且是两个相同的细节描写：人物骑在马鞍子上的问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阅读作品之细致。他谈及这两个细节描写的用意，是说明作家“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
《毁灭》，是法捷耶夫（1901—1956）创作的反映苏联国内战争题材的作品。它描写远东滨海地区一支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在日本干涉军和白匪的追击下进行顽强斗争，最后突出重围时只剩下了19个人，但仍完成了任务。使人对于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作品塑造了游击队长莱奋生的正面形象，同时成功地刻画了有许多缺点但已获得革命战士的新品质的木罗式加和把自己看得重子一切、经不起斗争考验终于临阵逃脱的美谛克的形象。该书于1927年出版。鲁迅曾据日译本译成中文，以《渍灭》为题发表于《萌芽》月刊第一期至第五期及《新地》月刊第一木。后据英译本和德译本参校了一遍，于1931年10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印行单行本。在该书的《后记》里，鲁迅写有这样一段话：“文艺上和实践上的宝玉，其中随在皆是，不但泰前的景色，夜袭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显是称道小说在细节描写方面的真实性，并认为是得益于作者“实际的经验”。事实正是这样。作者法捷耶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远东的南乌苏里边区度过的。17岁在海参崴加入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时期先后参加当地的游击队和红军，同白匪和日本干涉军斗争，并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没有如此深厚的生活积累，自然写不出远东的“景色”以及“夜袭”、“开枪”、“调马”之类，写不出《毁灭》这部革命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就注意收集和阅读鲁迅著作的一些单行本或选本。他从陕西第凹中学只有两间房的小图书馆里发现有鲁迅薯作的选本，立即高兴地借走了三本；几天后，秘书退回看完的，又借去了几本；第三次，秘书又把鲁迅著作的选本和单行本全部借走了。不久看完后归还给图书馆。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教的艾思奇写信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毛泽东读鲁迅译的《毁灭》这部小说，大致就在这个时候，而且读的是单行本。依据是：鲁迅关于《毁灭》的《后记》，没有单独发表过，是1931年随作品一道出版的，也没有收入过鲁迅生前出版的其他杂文集内，此其一。其二，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复社”以“鲁迅全集出版社”名义出版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第18卷 ，收了鲁迅的这部译著及其《后记》，但这是在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鲁艺”讲话之后的事了。
4月2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克服艺术创作上的“观念论”，即主观主义，从而以《毁灭》对马鞍的描写及鲁迅的评论为例，提出对”马鞍之微的小事情也要实际研究”。讲演中还谈到：高尔基的“生活经验是丰富极了，他曾度过流浪汉的生活，他熟悉俄国各阶级的实际情形。所以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毛泽东后来对《毁灭》曾给予高度评价。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说：“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关于柳湘莲“牵马认镫去了”的评论，见于《红楼梦》第47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冷郎君惧祸走他乡”。此外，《红楼梦》关于“镫”的描写，在第69回中也有。68回写凤姐趁贾琏外出公干，把被贾琏偷娶在外的尤二姐赚入大观园，阳奉阴违。第69回“弄小巧用借剑杀人，觉大限吞生金自逝”，写贾琏回来后，”先到了新房中，已竟悄悄的封锁，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头儿。贾琏问他原故，老头子细说原委，贾涟只在镫中跌足。”“只在镊中跌足”几字，很是传神入微地刻画出贾琏焦急懊恼的心情。毛泽东读《红楼梦》，注意到这样细微的细节。也是为了说明，“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如你要写地主压迫农民的戏，单有地主压迫农民这个抽象的概念是写不成的。”为此，他把整个中国，比为“大观园”，要求作家、艺术家们到里面去“生活一番，考查一番”。毛泽东在演讲中还说，这种考查，不是“新闻记者的态度”，因为新闻记者的考查是“过路人”。应该沉下去，“下马看花”。这些，是毛泽东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较早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个演讲中，还第一次对《红楼梦》的社会价值做了明确的评价，认为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并力图纠正“鄙视”这部书的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