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运动开始时各级党政机关的党员干部由于党的传统的组织纪律观念，对于红卫兵、工农兵的革命造反行动，采取自保观望态度的话，那么从1967 年1 月上海爆发“一月革命”，毛泽东借此号召全国全面夺权，触及干部的根本利益之后，广大干部再也不能不亲自投身“革命”了。他们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的“不理解”，逐步地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在不断的灌输之中，部分地或全部地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观点。许多干部的自我批判和检查，否定17 年来的实践，转而信奉“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种自我批判是真诚的，是“文化大革命”理论渗入和掌握这些干部思想的结果。
许多干部接受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往往不是从认识开始的，而是从感性开始的。毛泽东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有至高的威望，党的干部多年来对毛泽东个人十分崇敬和信赖，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化身，对他的指示的正确性人们不仅不应怀疑，实际上也下去怀疑，因为它是神圣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正是由于多年来养成的对毛泽东的这种信赖和遵从，不仅不去怀疑当前开展的这场运动，相反却怀疑自己的正确性。加之，“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似乎有充分的说服力，从而被这个理论所掌握。广大干部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比起红卫兵来要晚得多，但干部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有它自己的道路和特点，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在“斗批改”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总题目下，进一步渗透到各种业务和制度中去，形成了“文化大革命”理论的许多不同的分支理论。如文艺革命理论，教育革命理论，知识分子再教育理论，党内矛盾理论。其中，关于教育革命的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理论中最富有想象力的部分，不仅在教育指导思想、教育体制、教学原则上，而且在教学方法上，招生、考试等方面都有大胆改革的主张，否定文科大学，轻视知识，从工农中选拔学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充满了偏见与偏激，有些甚至发展到荒唐的地步，导致的后果也最为严重。
“文化大革命”理论贯彻得愈深入，它的谬误暴露得愈充分，它愈益走向自己的反面。“九大”政治报告和党章，虽然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合法了。但“九大”以后，不仅“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口号
① 《红旗》杂志1967 年第1 期。实现不了，而且党的分裂、人民的分裂越来越严重，林彪事件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由此开始，“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日益失去了对群众的掌握，“四五”运动的爆发，最终表达了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