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作者：陈敦德
内容简介：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握手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然而关于中美建交的详细经过和内幕却还鲜为人知。本书以恢宏的气势、翔实的史料将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起伏波折、秘密接触展现于人前。文中的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物的个性鲜明，跃然纸上。极富可读性。
引子。关于一九五四年在曰内瓦，杜勒斯不和周恩来握手……
毛泽东要到密西西比河击游泳，要看艾森豪威尔总统打高尔夫球，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周恩来亲自过问两名美国旅游者误入广东海域事件
尼克松去环球旅行，以寻求通往北京的渠道。他找了叶海亚总统，找了齐奥塞斯库总统。
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后，柯西金突然从河内要求路过北京，会晤周恩来——
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晤，把尼克松的神经触动了……
出奇制胜，尼克松重用反对过自己的基辛格……
周恩来后来对基辛格说，你如果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
从“两个半战争”到“一个半战争”；美国战略理论的重大调整。
周恩来说，中美会谈多次尽管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是要回了一个钱学森也是值得的。
苏联的神经被触痛了。华沙会谈恢复后的第二天，多勃雷宁要基辛格介绍情况。
华沙会谈又天折了。毛泽东又声讨“美帝”。尼克松气得暴跳如雷。基辛格笑得意味深长……
毛泽东为什么让美国作家斯诺上天安门与他站在一起？
在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中美两国首脑却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用古老的方式传递信件……
毛泽东和斯诺谈心，并捎话给尼克松：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在尼克松为即将面临的外交突破而受到鼓舞时，华盛顿掀起了一股倒基辛格之风。
毛泽东为什么在刚刚圈阅了不问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之后，只一天工夫，又改变了决定？
中国人邀请美国球队访华，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基辛格这才感到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美国嬉皮土科恩诘难周恩来，反而使周恩来赢得来自大洋那边加州一个母亲送予的一束深红色的玫瑰……
派谁去北京呢？尼克松说：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周恩来已经在准备跟基辛格较量。毛泽东同意成立一个对美工作小组，由叶剑英负责。
基辛格在加利福尼亚的棕榈泉秘密约见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法兰，精心安排本世纪最神秘的外交飞行……
毛家湾的主人感到毛泽东张开的网已经越收越紧，并对周恩来怀恨在心，说：哼，跟美国人勾搭要栽跟斗的……
周恩来的复信来了。基辛格如释重负，欣喜异常，认为这是二次大战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钓鱼台，这个往曰十分寂静的乾隆皇帝的旧行宫忙碌起来了。周恩来亲自掌握的工作小组住进了四号楼
洛德就要启程随基辛格去秘密访问自己妻子的祖国，尽管有严格的规定，他还是以十分高超的语言技巧泄了密。
基辛格秘密访华动身那天，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登门求见。基辛格说，这是他平生经历的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
叶海亚总统亲自安排了世界现代外交史上最有名的一次遁身术，为这个复杂而冒险的计划绞尽了脑汁……
基辛格按计划要装病．想不到真的肚子疼了。他说，我这个凡人竟然如此放肆，天神决意要惩罚我一下。”
基辛格出发前戴上墨镜与大沿帽，以防被人认出，还是被一记者认了出来。美国特工人员见了中国人，如临大敌…
尼克松七月六曰在堪萨斯城发表关于“五极中心”的演说，由周恩来在会谈中端出来，基辛格不免尴尬……
为什么毛泽东不急于听周恩来汇报基辛格来访的要事，首先向熊向晖询问“参谋总长”黄永胜的检讨情况？
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说，基辛格去的时候忧心忡忡，回来时喜气洋洋，前后相比简直象两个人……
“七．一五”公告发表。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都吃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来信表示反对我国的对美政策，戴墨镜的李作鹏竟忘了掩饰自己，说这封信写得多么好呵——
周恩来对符浩说，你到巴黎后，将林彪叛逃的事，转告黄镇大使，并告诉中央已决定逮捕黄、吴、李、邱等人，只
一架中国飞机坠毁在蒙古。中国所有的领导人好几天都没露面。所有机场关闭。尼克松担心有变……
美国驻法武官沃尔特斯将军的秘密使命；半夜营救基辛格；你告诉他们，这件事涉及一个女人……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毛泽东不同意美方提出的公报初稿。周恩来高明地提出了中国的方案。
台湾问题使会谈陷入僵局。周恩来说，中国关于台湾的立场不会变。基辛格说，美国不会抛弃老朋友。
命运在周恩来和基辛格之间开了一个玩笑；基辛格在谈判桌上说这次中国进不了联合国的时候，联大已经通过恢复
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马上组团去纽约，让“乔老爷”作团长，这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
基辛格说，中国在两干多年来曾经多次受到夷狄
马尔罗对尼克松说，你将会晤的毛泽东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幕……
乐团在人民大会堂练习演奏美国乐曲《美丽的阿美利加》《草堆里的火鸡》。“首长”认为这是为美帝唱赞美曲。
长长的舷梯为什么只有总统和夫人俩人走下来？机场上没有红地毯，没有雀跃的群众，天安门广场也空荡荡……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历史性会晤，在幽默、戏谑与玩笑的气氛中进行；毛泽东诙谐随意地驾驭着整个会晤。
茅台酒。大熊猫。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逆境是一个好教员。我唯一的希望是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尼克松访华的种种感受：关于周思来，关于叶剑英，关于江青，关于长城，关于体育比赛……
在尼克松、罗杰斯一行参观游览的时候，基辛格和乔冠华躲在钓鱼台的一幢楼里讨论台湾问题。
大功告成之后又生波澜，美方又提出修改公报。毛泽东说，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
尼克松说，周恩来是本世纪罕见的一个伟人，但是，他生活在巨人的阴影中，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照在毛泽
毛泽东说，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周恩来送走尼克松之后，也于当天搭乘那架“伊尔一1
将杜勒斯不和周恩来握手的事件，作为本书的引子是再也合适不过的。
关于这个事件，至今仍在全世界广泛流传。
握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是人之所独具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高级精神活动。据说，它起源于远古时代部落之间的往来，友好的部落之间互相接触交换谷物、猎物，或是敌对的部落之间互相接触交换战俘，这些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来往是以握手开始的。可以说，握手就是人类外交活动的起源。
现代外交史也说明，派驻在同一国家的交战国使节，在战争期间互不往来，但在第三者举行的活动中相遇时，依然彼此以礼相待，完全不理睬则是粗鲁的和无益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世界上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敌对的阵营，我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美国统治集团敌视新中国，坚持不承认新中国，侵略朝鲜，武装台湾。插足越南．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同时阻挠我国进入联合国。当时，中美关系极端恶化，十分紧张。中美两国之间，除了在朝鲜战场上较量及在板门店谈判中有所接触，此外，别无往来。毛泽东当时一再说，我们不怕美国的封锁，我们也不急于要同美国建交，不急于进联合国，我们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还说，我们有一天把事情办好了，美国就会后悔，那时也是悔之晚矣。美国在朝鲜战场失败以后，国内涌起一股批评政府对华政策的呼声，不少人觉得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的。美国著名将领布莱德雷将军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可是，美国统治集团仍然执行僵硬的敌视中国的政策，致使中美之间的对立空气十分浓厚。
在一九五四年春夏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声明，美国同意中国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并不含有对中国的外交承认。在会议期间，盛传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为此，杜勒斯特地给美国代表团立下了一条纪律，无论谁都不准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
但是，美国官员们不是铁板一块，副团长史密斯副国务卿就有自己的看法。有个美国记者曾当面问过史密斯：“你和杜勒斯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史密斯回答得很风趣：“如果有接触的话，唯一的接触就是我们在卫生间共用过一条手巾。”
据当时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有一天，我们很多人聚在酒吧问里喝茶。这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史密斯对浦寿昌说：“你的英支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在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了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我们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向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第二天休息时，当王炳南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去喝咖啡时，便赶紧把周恩来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时左手拿着雪茄，看见周恩来向他走来，并要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和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讲了一些友好的话。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总理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微笑着主动凑上来同周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总理的胳臂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定的不准与中国人握手的纪律，同时又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的钦佩。
关于我国外交人员在公共场合能不能跟美国人握手，也曾发生过一件事。美国驻丹麦武官在一个军事俱乐部里喝酒，他主动走过来要和我们的武官握手，当场遭到拒绝，弄得主人很尴尬，美国人也下不了台。这事汇报到周思来总理那儿，周恩来批示让外交部作了规定，第一我们不主动和美国人握手；第二如果他们主动来握手，礼尚往来，我们不要拒绝。
在周恩来总理有没有要同杜勒斯握手的问题上，国内最近有不同的意见。王炳南同志认为，这是以讹传讹。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王炳南说自己始终在周总理左右；据他认为，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坚决反共的头子，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据现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同志对笔者说，他当年也在日内瓦，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当时，开会的场所通道比较窄，开了多日的会，也会有周恩来与杜勒斯在通道上相遇的时候，周恩来要与杜勒斯握手也不是不可能的；这表现了周恩来的大度、宽厚和知礼。而杜勒斯拒绝握手，只能表现了其人的粗鲁、僵化和无礼。
握手事件说明了中美两国之间隔阂之深重，关系之恶化，对立之尖锐。这就是产生我们这部作品的背景。
毛泽东要到密西西比河击游泳，要看艾森豪威尔总统打高尔夫球，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六月的武汉，已经热的难耐了，下半夜才凉下来。东湖旁一个静谧的别墅的一间卧室里，在柔和的床头灯下，有一个人靠着高垫的枕头，半躺在床上把卷夜读。这是一本线装书，当他读到魏以四十余万兵马据城死守，陈庆之以精兵三千大破之，激起感情上的共鸣，忍不住执卷下床站了起身，在屋里踱了两圈，走到窗前站着。扔掉烟头，又点了一支烟吸着，遥望着星斗满天的夜空。他身材高大，魁梧，只是背有一点驼了。
他就是毛泽东。
北边的大国大兵压境，发射架上的导弹，瞄准着我国境内的要地，咄咄逼人呵！每当在这种时候，他都爱读史。这个晚上，他读的是二十四史。
这是他平生最爱读的一部书。这个版本还是刚打进京城没几年的时候购得的，是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大字本。读起来舒畅悦目，这是他盼之已久的一部书，几乎每年都要花时间读它。每次外出巡视，他所带的一大堆书中，都有这套书。他已经在许多册列传、纪的封面，用他那雄浑苍遒的笔迹标出传、纪的人名，书中大都作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的天头上还画着几个圈圈的标记。有的还有圈点勾画。还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版本中的错字。
这天晚上，他读的是二十四史第六十一卷 的列传第五十一《南史·陈庆之传》。陈庆之是梁武帝时名将，受封武威将军，对魏作战，陈庆之有勇有谋，屡立战功。曾在半年之内，鏖战数十百次。魏以七万人分筑九垒抗拒，陈庆之半天之内攻下三垒，魏败退。又在十四天内连克三十二城，作战四十七次。书中对其作战过程有较详细的记载。从一千多年前叱咤风云鏖战疆场的陈庆之，联想到自己的一生经历过的无数惊心动魄、威武雄壮、艰辛卓绝的战争场面；他忍不住从窗前走至书桌边坐下，执笔在书的天头上写了“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兴奋之中，他又联想起当前的现实来。他刚得到报告，五月底、六月上旬，苏联军队又在新疆边境挑衅，引起了流血的冲突，外电又报道，苏联军队在漫长的中苏边境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勃列日涅夫于六月八日在莫斯科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上谴责了毛泽东，并且鼓吹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还有消息说，有苏联人在某种外交场合试图与台湾接触；还有苏联外交官暗示，苏联避免恶化同美国的关系，便于孤立中国……
形势当然是严峻的。
不久前。珍宝岛的战斗打起来后，他曾经同意周恩来的提议，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与聂荣臻四个老帅，每星期六在中南海紫光阁五承殿开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将意见上报中央供决策参考。在三月份的报告中，四个老帅对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苏联会不会大打的分析，吸引了他的注意。四个老帅认为，苏联在边境搞点紧张局势、制造点冲突是可能的，但是要跟中国大打，目前还不可能。老帅们的理由是去年苏联入侵捷克，就动员了二十多个师五十万军队。目前苏联在我边境有四十个师号称陈兵百万。真要进犯中国打大仗，至少要有一百多个师约三百万兵力。这又谈何容易？！
中苏两国，同以马克思为老祖宗，为什么要刀兵相见？这绝对是马克思老祖宗没有预见到的。他却很清楚，中苏两党的分歧，由来已久。
他知道，斯大林一直不相信他，把他当作“农民领袖”，从抗战开始一直到解放战争，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会夺取胜利，而讨好蒋介石。抗战时期，为了苏联本身的战略需要，斯大林只援助蒋介石，而拒绝缓助中国共产党，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有力量，它又能得到英美两大盟国的同情和援助；而中国共产党人在贫瘠的西北黄土高原上艰苦抗战，正需要援助的时候，斯大林担心援助它会引起蒋介石和英美盟国的不满。“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竟认为张学良是在“帮助瓦解中国并制造混乱”，苏联《消息报》还发了社论谴责张学良。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和王明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发展，放弃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原则。他早就在党内讲过，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很好，正准备南下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斯大林对此有看法，一九四八年五月，派米高扬来到西柏坡，要求我们“停止内战”，搞“南北朝”，南北分治。南京解放前夕，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蒋介石在南京呆不住了，迁都广州，苏联大使罗申奉命随同蒋介石政府迁馆到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则未走，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发展。苏联的作法同他们对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苏联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会谈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利益。斯大林也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斯大林的总出发点是要从战略上稳住美国，赢得和平建设的时间。苏联对我们能否解放全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持悲观态度。当时，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国的看法同苏联是有分歧的。当然，我们打赢了，苏联背靠新中国还是高兴的。
他还记得，一九四九年底，他率代表团乘专列抵莫斯科的时候，正是中午十二点正，专列一停靠月台，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就“当当”地敲响了。除斯大林以外的苏联最高党政军领导人，几乎全部到车站迎接。当天下午六时，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毛泽东。他记得刚一见面，斯大林不等介绍，就走上前来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年轻和健壮。”还说过：“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在苏联呆了很久，很费了一番力。斯大林害怕触犯雅尔塔协定，但后来还是同意签订这个条约，这是好的。往后好几年，是两党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苏联援助一百四十三项工业项目，还派了大批顾问和专家帮助我们建设，培训我们的技术干部和接受我们的留学生、进修生。
苏共二十大以后，随着中苏大论战的开展，两党之间又有了裂痕，他和赫鲁晓夫当面争论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来北京强行要求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他拒绝了，赫鲁晓夫施加了压力。他冷冰冰地回答：“你最好全部接管中国海岸。”赫鲁晓夫问他，如果真是这样，主席怎么办？他说，他将重新上山打游击。赫鲁晓夫反唇相讥：“游击战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没有市场了。”他也回敬说：“如果你一定要捏住中国人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第二次，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在戴维营结束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后，飞来北京。他要求中国释放八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他回答说：“这很难做到，你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法律。”赫鲁晓夫当场就红了脸，坚持说这几个人一定要释放，因为在戴维营会谈中，赫鲁晓夫已经答应了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碰了钉子，又接着为尼赫鲁当说客，要中国答应给尼赫鲁一片领土，说“那不过是一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他回答说，根本的问题是印度武装有预谋地入侵中国领土，他本人以及驻西藏的边防军的领导也都没有觉察，直至边民和巡逻兵多次报告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发出正式抗议，采取了自卫反击步骤。此后，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协议，两国关系就恶化了，一至发展到珍宝岛战斗。
以前是笔墨战场不伤人体，现在刀枪相见他也不怕。中国革命本来就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打出来的，打垮了蒋介石王朝，又与美国军队在朝鲜作了较量，面对苏联，何惧之有？2大不了打开国门，让你进来，到时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由不得你了……
远处隐约传来一声鸡啼，天快亮了。他还没有睡意。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四个老帅身上。
最近，五月份的报告中，老帅们的建议更引起了他的兴趣。鉴于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陈毅提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打开冰冻已久的中美关系。其他三位老帅也一致赞同。这项提议，在他脑中萦思已久。从法国首任驻华大使马纳克转达的尼克松的正式口讯来看，美国真的想跟中国缓和了。尼克松一定是想从越南脱身。算盘打得很精。
想到美国，他想起他的美国朋友斯诺，还有斯特朗女士。他跟斯特朗在延安窑洞里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时，翻译将“纸老虎”这个词译成“Scare—crow”。他觉得不对，打断谈话，要斯特朗告诉他“scare—crow”是什么东西。斯特朗回答说，在美国“那是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在田里来吓唬乌鸦。”他说，这样译不够确切，这不是他的原意。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象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硬纸板作成的，一受潮就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他自己用英语说“纸老虎——papertiger”。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不自主地陷入回忆之中，领袖也不能例外。他又想起来了，十年前，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一天早上，他在这东湖边上又会见了斯特朗。她是跟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一块儿来武昌看望他的。他跟斯特朗说起，这是自延安那次谈“纸老虎”以来，他第一次接见美国朋友。大家坐下之后，谈笑风生。他先问起岁数。那年杜波依斯九十一岁，斯特朗七十三岁，而他自己当时六十六岁。记得他开心地说：“有三代了！”斯特朗说：“只有两代半。”他挥了一下手说：“我们不讨论确切数字问题，可是，杜波依斯的年龄完全可以当我父亲了。”
他记得，他十分钦佩杜波依斯九十一岁高龄尚如此身轻体健，他说道：“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域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他记得，杜波依斯有点严肃地回答：“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酉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他那时笑着回答：“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冷冰冰地说：“这可能会给杜勒斯一击。”他记得自己回答道，“这远非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康复。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他是指杜勒斯作为反面教员的作用。
天已经朦朦亮了，他才又躺回床上。他把书卷搁在枕头边。当他闭上眼皮时，已经不再想一千多年前的名将陈庆之，而是想着，他能不能到密西西比河去畅游？
他还是睡不着，忽而又想起一九五八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也是在湖北。他的一号专列停在孝感站外，他要对中央向湖北提的年产六百亿斤粮食摸个底，邀请当地的干部与农民代表上车座谈。农民代表曼桃香是个农村小姑娘，正闹感冒打喷嚏，人家怕她传染给他，不让她进来。他知道了即说：“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没有传染给我。进来，小姑娘，请坐。”
她刚坐下，不料打了一个大喷嚏，喷得他满脸唾沫星子，在座的人都紧张起来，小姑娘也脸有惧色，他赶忙笑说：“不要紧，我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略者厉害呀？比蒋委员长厉害吗？”他这样一说，气氛缓和了。
他又问小姑娘：“你为什么感冒？”
县桃香说：“报告主席……”
他立即打断说：“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曼桃香说：“昨晚我通宵开夜车锄棉梗，天亮才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这之前我先吃了药的。”
他问她：“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曼桃香答：“300瓦电灯，20盏气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
他又问：“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么？”
小姑娘回答得很大胆：“差十万八千里。”
他又问：“那么你想如何办呢？”
曼桃香很恳切地说：“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她说这话很不简单，在座有的人鼓了掌。有人也汇报说，事实上老百姓有的已经开始饿饭了。
他记得他听着听着便流下泪来。他还记得他当时没有擦过脸，并且说：“不要同不让她进来的人讲打喷嚏的事。对‘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呵！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
他甚至挂念着这个向他脸上打过喷嚏的曼桃香。她今天怎么样啦？日子好过吗？要是苏联人真的打进来，象曼桃香这样的人会成为最勇敢的战士的……
周恩来亲自过问两名美国旅游者误入广东海域事件
七月的北京，五点来钟，天已经大亮了。中南海西花厅四周的松柏上已有鸟雀在啁啾。周恩来这才离开办公室。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平端起两只胳膊，做了两下扩胸的动作。这年是一九六九年，他已经七十一岁了，还两肩齐平，脊梁挺直，保持着特有的风度。只是长年的劳累已经在损害着他的身体，尤其是近两年，他体重在减轻，身子更瘦削，原来饱满而略显方形的下颏已变得尖削了。此时，他神态已经十分疲惫。他服了安眠药。安眼药的剂量已经加大了。要不然，他睡不着觉。使他忧心的事太多了。尤其是上个月九日贺龙去世的消息，猛地使他的心象铅块似地往下坠。他曾调来贺龙的病历。高渗性非酮症糖尿病昏迷。这是一颗蒋介石悬赏十万块大洋要买的头颅呵！他曾问过自己的保健医生卞大夫。卞大夫说，尽管我国医学界对糖尿病还缺乏认识、还没有特别奏效的医疗手段；但是，贺老总是送进三O一医院不到六小时死去的；既然血糖那么高，患者又病了那么久，为什么不早住院治疗呢？
安眠药起了作用。他睡着了。不一会，就发出了均匀而轻轻的鼻息声。
八点刚过，周恩来只睡了两个多小时，就被值班秘书催醒了。不催醒他，是要受到他严厉批评的。他动作迅速地起了床，穿着毛巾睡衣来到卫生间。这个卫生间，被国务院的部长们与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称为周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许多急件急电在这儿批阅；当天报纸的国内外重大新闻及新华社的《参考资料》，周恩来也在这儿过目……
一份急电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这是公安部转来广东省公安厅的急电。昨天，也就是七月十六日，在临近香港的海面，抓到了乘游艇冲进我们领海的两个美国人。周恩来立即吩咐秘书，上午十点召集公安部、外交部的负责人来开会。
当天报刊的重大新闻：美国在肯尼迪角发射了载人登月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人类将在月球踏上第一个脚印；尼克松总统将于本月下旬从太平洋开始他的环球旅行，将在访问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六国之后，访问罗马尼亚；……秘书在参考资料上刊载的一则合众国际社记者特勒从伦敦发出的报道上，用红铅笔划了好些杠杠。被划上红杠杠的文字说：
从共产党重要前哨传到这里的外交方面的消息昨天说，中苏紧张局势可能很容易瀑发成重大的边境冲突，但是全面战争极少可能发生。据说，北京和莫斯科的紧张局势正在向极危险的程度发展。
伦敦外交界的消息说，据了解莫斯科政界和军界之中的一些人士正在悄悄地主张对中国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这些消息说，但是克里姆林宫居于负责的领导地位的人已拒绝采取这种行动，因为除非莫斯科使用核武器从而无可挽回地毁掉自己在全世界的声名，否则这种行动将会把苏联拖入一场可能无法自拔的游击战中去。
周恩来盯着这则报道，眼睛又扫了一遍。他记得是上个月澳大利亚的报纸最先透露出这种消息，苏联的不是职位很高的驻外武官在某种外交场合向美国同行转弯抹角地试探：要是苏联对中国的罗布泊使用原子弹的话，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周思来觉得，不能因为西方报纸有这种报道，就完全相信；可是，他是相信在三月份中苏军队在珍宝岛交火的事件发生之后，苏联至少是很想咬中国一口的。尽管当时对于苏联试探美国的态度，还没有更直接的材料；但是，这不是笑话，在外交场合没有一句话是无所谓地谈出来的。
珍宝岛事件以来的中苏关系，确实是压在周恩来总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一九六六年以前，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没有导致两国军队交火。我国刚解放时，中苏边境是“有兵无防”。到六十年代初，是“有兵少防”。中苏边境长达一万二干多华里，四千多英里，当时苏军只有十二个师。大师两万，小师一万五，确实没有多少兵可防。到了一九六九年夏天，苏联在中苏边界驻军至少五十个师。新闻报导说的“陈兵百万，大兵压境”，绝非是形容词。
从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开始，到七月，从东面的乌苏里江、黑龙江到西面的新疆，可以说充满了火药味，每十多天，几乎就会发生一次边界冲突，局势非常紧张。苏联至少有一部分实权人士在考虑对中国进行轰炸，或是外科手术似的打击。
周恩来看罢报纸，洗漱完，只喝了一碗豆浆，连碟子上松软的馒头也没有动。
美国总统尼克松不会不利用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罗杰斯国务卿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讲话中“呼吁中美恢复会谈”，宣布“美国不是要改变对大陆中共的政策，而是要改变中美两国的关系，在某个时候我们即使单方面的采取措施，我们也将努力……”周恩来很欣赏曾经担任过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的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上所发的文章。索尔兹伯里说：“……在中苏冲突中，给尼克松一个大好的机会——使他能成为象样的历史人物的机会；当然，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尼克松得下巨大的睹注。一旦中美接近，将使世界的政治形势产生结构性的变化。”
他将碗里的豆浆喝完后，霍地站了起来，边走边将两条胳膊向后伸，秘书将灰中山装上衣的两条袖管套进他的前臂。他两手轻轻伸着一抖，上衣就贴了身，紧接着他自己两手飞快地系结衣扣。
他想，对昨天在广东抓获两个乘游艇侵犯我国领海的美国人，要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的人去搞清楚真实情况，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在报纸上大肆渲染，不要随随便便给人家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不要随随便便挖苦人家，住处、饮食都要安排好。我们的机构在这些年头给造反派搞乱了，简直是无法无天。他记起毛主席在几次会上都批评的一件事。
珍宝岛打起来后，苏联人也急，担心上升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他们就打电话来。那时候，我们和克里姆林宫之间有热线联系了。据说，勃列日涅夫直接找毛泽东同志讲话。我们中央的话务员问：“你是谁呀？”回答说：“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我方话务员说：“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话务员把人家骂了一通。电话断了。事后，中央机要局的负责人批评话务员：“你也没有经过领导，怎么能胆大包天，干这种事！”
为了防止这种意外，周恩来决定要对这两个美国人入侵领海的案子一竿子过问到底。
当时，尼克松总统为了努力促进同中国建立联系，批准了放宽对美国公民来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六类公民(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物。当美国方面正准备公开宣布的时候，发生了七月十六日两个美国人进入中国领海的事件。基辛格决定，把宣布推迟几天，看看中国人会不会利用这次事件掀起例行的反美浪潮。
几天过去了，中国人一直保持沉默。
七月二十一日，在尼克松即将出国作环球旅行时，美国国务院低调地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广东省公安厅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派了得力干部去调查。查了一个星期，把两个美国人误入领海的案子搞清楚了。这两人是暑假来香港旅游的美国大学生。船上没有窃听器，也没有发报机，不象是间谍。两人态度很好，承认误入领海，写了字据。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同意立即释放。
七月二十四，那两个美国大学生通过罗湖桥来到香港。
这就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双方之间的第一次奥妙而无声的对话。双方都没有跟对方说明白，双方也都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
尼克松去环球旅行，以寻求通往北京的渠道。他找了叶海亚总统，找了齐奥塞斯库总统。
天呐！如果说昨天他来到这里，受到五十万人的夹道欢迎的话，今天夹道欢送的罗马尼亚人足足有一百万。人们在街道两旁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挥动着鲜花，挥动着罗美两国国旗。
尼克松总统与齐奥塞斯库总统并排乘着黑色的敞篷小车缓缓地穿过布加勒斯特的街道，驶向奥托佩尼机场。这是一九六九年八月三日。
欢呼的声浪。热诚的笑脸，有的人眼角还挂着泪花。一束束鲜花向敞篷汽车扔来。街道上陈设了好看的花坛，到处都挂着罗马尼亚与美国国旗，甚至苏军英雄纪念碑附近的大厦上也悬挂了美国国旗。
这些年来，尼克松已经访问过包括苏联在内的六十多个国家，他觉得从来没有象这次访问罗马尼亚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布加勒斯特市民脸上突然爆发出来的那种亲热的情绪，真有点使他不可思议。
要是他真能如愿访问东方那个神秘的中国，他受到的将是什么样的欢迎？
他昨天在跟齐奥塞斯库进行的三个小时的会谈中，就谈到了中国。他真诚地告诉齐奥塞斯库：“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
齐奥塞斯库笑着打量了尼克松一眼。
尼克松又说：“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
齐奥塞斯库告诉尼克松，中国人信仰坚定，说话算数，通情达理；一九六O年六月下旬，好些朋友来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党的会议，他作为乔治乌·德治的主要助手，接触过中国人。中国人给他很深的印象。
尼克松细问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没有详谈。只是说：“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出人意料地公开骂中国人。毛泽东派来的彭真也毫不含糊地给以回敬，顶撞了赫鲁晓夫。”
齐奥塞斯库还清楚地记得，中苏矛盾就是这样公开化激烈化的。那时候，彭真引用了一句中国有名的成语来反击，说赫鲁晓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时气氛十分紧张，作为东道国，主人见此状况很为不安，担心中国人会提前回国。主人去做了中国人的工作，那天一直谈到深夜。中国人通情达理地答应按原定的日程开完会才走。经过那一次，罗马尼亚与中国人成了好朋友。
尼克松说：“我在一九五九年七月访问苏联时，也和赫鲁晓夫顶撞过，领教过他的坏脾气。”
又有几束鲜花朝尼克松掷来，落在敞篷车的后盖上。他想，他在有的国家，被人扔过鸡蛋、西红柿，他的肩膀上曾经落过粘乎乎的蛋黄；在这个共产党国家扔来的却是鲜花。
他站在车子上，例头望了望身旁的齐奥塞斯库。这个卷发漂亮、魅力迷人而思想坚定的共产党领袖，朝他微微点头笑着。
尼克松为群众的情绪所感染，把双手高高地举起，象在美国各州竞选时面对他的选民一样。他这两天格外地兴奋。访问罗马尼亚是他这次环球旅行的最后一站。
他是七月二十四日在太平洋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观看了“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壮观的溅落之后，开始他的旅行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与柯林斯乘坐阿波罗11号完成了人类首次登月飞行，在月球的地面第一次留下了人类的脚印，取回了第一块月球的岩石。
向月球发射“阿波罗11号”，是向全世界大声地宣布的。而他这次访问亚洲六国与罗马尼亚之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却是不能张扬的。那就是，他要寻找一条打开中美关系的新渠道。可是，美联社却在一则报道中几乎泄露了天机。那则报道称：“美国官方某个不透露姓名的人士在谈到尼克松总统这次环球旅行时，透露了这样一种期望：‘这次访问，也许会打开美中之间新接触的道路……’”
幸好这句话没有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
尼克松在这次旅行中，要以两条渠道探索中美新接触的道路：一条就是找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另一条就是找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都与中国有着十分友好的外交关系。他要找这两国总统帮忙的想法，是他今年二月下旬，他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出访欧洲，他在法国凡尔赛的大特丽爱依宫与戴高乐总统会谈之后形成的。
他记得那天他跟戴高乐站在路易十四当年的客厅的大窗户跟前，一边看着窗外好几英亩整齐花园的美丽景色，一边谈到苏联，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就谈到了中国。他把和戴高乐的会谈当作那次旅行的高潮。他从谈话中发现，戴高乐的想法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戴高乐说，“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怒气冲冲地与世隔绝。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
“考虑到将来，”尼克松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中国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