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半个多月以后，当基辛格在白宫他那安静的办公室里，细心琢磨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纪录时，他发现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上已经勾划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他注意到，公报里的每一个段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里都有相应的一句话。怪不得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的谈判中，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总理，都反复地引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主要内容。
在毛泽东会晤尼克松后的几小时之内，中国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这种作法表明，毛泽东本人很快赞扬了尼克松的访问。
茅台酒。大熊猫。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逆境是一个好教员。我唯一的希望是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在中国人的宴会上，无休止的祝酒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招待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贵宾用的茅台酒据说已贮存三十年以上。将那古雅的小口白陶瓷酒罐一打开，一股待殊的芳香悠悠溢出，沁向四周。香味浓郁而不干焦，飘香历久不散。敞杯不饮或开瓶不盖，芳香总是持久不散，就算饮后空杯，也留香不绝。这纯净透明、醇馥幽郁的茅台酒液，将尼克松总统迷住了。基辛格说，不用它来做飞机燃料，就是因为它太易燃了。尼克松回到华盛顿以后，得意地向他的女儿特里西娅表演这酒的厉害。这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主人向他表演过的。主人用的是碟子，尼克松在白宫表演用的是碗。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点着了火。岂知蓝色的火焰跳跃着，竟不熄灭，他大为骇然；碗炸开了，吐着火苗的茅台酒流满了桌面。基辛格曾经幽默地提到此事，“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奋勇协力，慌忙救火，才把火扑灭，防止了一场国家的悲剧。否则的话，尼克松政府会自作自受地提前收场，比实际发生的会更早些。”
茅台酒早在一九一五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已扬名四海了，但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的晚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上，电视摄像机拍下了周恩来与尼克松满脸喜悦地用茅台干杯的镜头，并向全世界播送，更使茅台酒伴随着这个历史性的“干杯”而名震世界。尼克松对于这种干杯的动作不是十分熟练，在举着酒杯与周恩来碰杯的一刹那，举杯的那只胳膊还要往上一耸。
在这具有象征意义的“干杯”之前，周恩来总理站起来致了祝酒词，说道，“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尼克松也站起来回答总理的祝酒词：
“就在这个时刻，通过电讯的奇迹，看到和听到我们讲话的人民比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看到任何其他如此的场合的人民都要多。不过，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人民不会长久记住。人们在这里做的事却能改变世界……。如果我们两个民族是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前途确实是黑暗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进行合作的共同点，那么争取世界和平的机会就会无限地增加……”他还在结尾时引用毛主席的诗词，“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
双方祝酒后，周思来举着杯到每一宴席去绕圈子，向美国官方代表团人员逐一敬酒。这时，军乐队奏起了《美丽的阿美利加》；要知道，军乐队所属的这支军队在二十年前同美国打过仗。在场的美国人与大洋彼岸的美国电视观众，都是深为感动的。尼克松总统居然可以引用毛泽东的诗句来阐述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对世界各国的电视观众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世界确实发生了改变！
宴会厅里，主宾席的大圆桌可以坐二十人。尼克松及夫人、基辛格都由周恩来陪同坐在这里。桌上摆着在中国堪称登峰造极的美味佳看，还摆有特制的熊猫牌雪茄烟，精制的烟盒画着可爱的熊猫。周恩来对尼克松夫人帕特称赞：“总统和你都能熟练地用筷子。”
帕特笑着说：“为了来中国，我们在白宫都学着用筷子呐。”
周恩来指着摆放在桌上的熊猫牌香烟盒对帕特说：“我想送给你这个。”
帕特大为吃惊：“你说……烟么？”
周恩来笑了，向帕特解释说：
“不，不是烟，我说的是熊猫。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熊猫。”
“哦！”帕特惊喜地对尼克松说，“理查特，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这个镜头通过通讯卫星传到美国，正好是在早晨的新闻节目中播出。这天，在美国的街头，家庭里，办公楼内，企业里，人们都在议论着周恩来送熊猫。《纽约时报》评论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华盛顿邮报》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后来，尼克松也决定送两只北部寒冷地区生长的麝香牛给中国。
尼克松在北京度过五天，经历了紧张的秘密谈判、游览和出席公众活动。在同毛泽东会见以后，在参加当晚的国宴之前，尼克松同周恩来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两人在京会谈了四次。
对于要发表的联合公报，尼克松说：“象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通常的做法是，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辞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周恩来说。
尼克松说：“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象通常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尼克松用自己的语言，赞同了周恩来在十月间提出的关于联合公报的构想，周恩来兴奋起来了，说：“正象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尼克松说：“据说你也不同意和他握手呵！”
周思来说：“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那好，让我们握手吧！”尼克松说。
于是，隔着谈判的长条桌，两人又握了一次手。周恩来扫视了长条桌对面的美国代表团成员，眼光停留在尼克松最年轻的助手德怀特·查平身上，惊讶地说：“查平先生很年轻哟，我没有记错，你只有三十一岁，看上去甚至还要年轻；你们的副国务卿格林先生也不老。我们的领导人当中，老年人太多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查平和格林都笑了。
尼克松感叹地说：“其实我大概比你们还要老，我只有十个月的生命，充其量也只有四年零十个月。”尼克松是指他的本届总统任期还有十个月，即使在今年大选中连任，也还能当四年零十个月的总统，他指的是政治生命。
周恩来说：“但你比我年轻多了。你还可以等十年。我等不了十年啦。总统先生也许还会第三次当选。”
“这是违反美国宪法的。”基辛格插话说。
“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这是比你们更关键的时刻。”尼克松说，“在通常的意义上你们比我年纪大。尽管我比毛泽东几乎小四分之一世纪，我是把这次访问当作我能为中美关系出力的最后一次机会来看待的。”
周恩来笑了：“等四年，你还可以竞选嘛。你的年龄准许你这样做。但是，对于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来说，这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希望你这次能够多认识一些我们的年轻人。”
“总理先生，”尼克松回答，“美国的前任总统象英国国王一样，责任大，但没有权。我指的是卸了职的总统。”
周思来说：“可是你的经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你两次担任副总统，接着在选举中失败，后来却又赢了一次。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在飞往杭州之前，驱车前往北京机场的时候，他俩又谈起了这个话题。
周恩来说：“我常常觉得，逆境是一个好教员。”
尼克松感触地说：“在选举中失败真是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前者伤的是精神。”
周思来说：“我们当年的长征，就是战胜逆境走向胜利，新中国就是从逆境中建立起来的。”
尼克松对逆境的话题兴致很高，又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胜利中学到的东西还要多；可是，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是希望总统在今年的大选中能够取得胜利。”
尼克松望着窗外楼房、树木，说：
“我想起了戴高乐，他在野那几年是有助于砥砺他的性格的一个因素。他重返政坛以后认为毕生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坚强的性格。”
在周恩来和尼克松的会谈中，尼克松不仅对周恩来思想的高度敏锐、谈判的高超艺术十分钦佩，也对他处于七十几岁的高龄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克松注意到，会谈进行到一半，秘书会定时给周恩来送来几粒白色的小药片。可是，随着下午会谈时间越来越长和译员低声地讲个不停，双方的一些年轻人开始合眼皮、打磕睡，然而会场中最年长的周恩来在四小时会谈中自始自终都保持着机警和全神贯注的神态。为了提神，周恩来偶而也点上一支香烟，吸上一口之后，就将烟卷搁在烟缸里让它自燃而尽。
尼克松说：“总理先生，我真佩服你的精力这样旺盛。我感到，年龄并不是指一个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里经历了多少事。”
“一个人参与大事就能保持活跃和年轻。”周恩来说这话的时候也不无忧虑。“留给我们这辈人的时间已经不长了，而要做的事还那么多。”
在周恩来乘车去钓鱼台拜会尼克松的时候，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等人，在楼厅门口迎接。握手之后，尼克松满脸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主动为周恩来伸手脱掉了呢子大衣。周恩来也笑着。——这个镜头被电视记者摄下后，霍尔德曼安排在电视转播中连续好几次播放。美国电视观众十分赞赏尼克松表示出的热情举动。好些大报在头版刊登这幅脱大衣的照片。有家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当今拥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使得尼克松总统即使来到中国访问，仍旧掌握着政府的工作、管理着大洋那边的美国。尼克松也挑选了一件象征性的大事来显示他作为总统的权力。在这次访问北京期间，曾经计划由尼克松当着全体记者的面签署一项法案，规定为解决西海岸码头工人罢工进行仲裁；然后，让尼克松把签署过法案的钢笔送给周恩来。基辛格将此汁划征询周恩来意见。
周恩来盯着基辛格，委婉地表示拒绝，说：
“我当然感谢你们的邀请，但是，我不愿意参与贵国的这种事务。接受这支钢笔会不会给人一种干涉美国内政的印象。”
周恩来又立即友好地建议说：“如果尼克松总统一定要送给我钢笔，可以在你们回到华盛顿之后另外送一支，我将会乐于接受的。”
这项由尼克松公开签署法案仲裁国内罢工事件的事，就作罢了。周恩来在同作风怪异的美国人打交道时表现出的分寸感，使得以细致见长的基辛格也十分折服。尼克松也觉得，周恩来不仅有中国文化孕育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的经验。
尼克松访华的种种感受：关于周思来，关于叶剑英，关于江青，关于长城，关于体育比赛……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她的芭蕾舞给我多么深刻的印象时，她也说，“我高兴地知道你觉得它还可以，但是请你讲一讲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吹牛皮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这样来看待自己，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然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
上面这段文字，摘引自尼克松访问中国时所作的回忆。这是一种十分真实的感受的记录。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种种感受和印象冲击着他，使他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屋外天快亮了，他干脆起来洗一个热水澡，再回到床上，点着主人提供的雪茄烟吸着，一面记下他在访问中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和感受。
叶剑英元帅陪同他去长城游览。他觉得叶帅“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正好前一天纷纷扬扬地下了，大雪。雪后的八达岭，是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城墙的砖面上也都积了雪，使逶迤的巨龙似的长城仿佛用雪线勾画而出，风光更加壮丽。
叶帅指着长城的景色说：“毛主席有一句很有气魄和哲理的诗，‘不到长城非好汉’。”
尼克松赞叹着说：“这的确是一座伟大的建筑，人类的奇迹。”他望着前边重重叠叠的城垛城堞，又说，“我们今天到了长城，成为主席说的‘好汉’了；但是，今天是爬不到顶峰了。”
叶帅笑着说：“我们不是已经在北京进行着顶峰会谈嘛。”
尼克松夫人帕特听了，笑着表示不满：“为什么毛主席写诗只讲‘好汉’，不讲‘好女’呢？我们妇女不是也到了长城么？”
尼克松和叶帅听了都哈哈大笑。
叶帅笑罢又说：“我们都要到长城。全世界的男人女人，黑人白人，东方人西方人，都要共同达到一个人类和平友谊的长城。”
尼克松说：“我看过卫星拍下的长城照片。它是地球的标志，应该是人类和平的标志。”
尼克松站在长城上，眺望着身前这个壮丽的冰雪世界，心情格外舒畅。他想起这两年多来的苦心操劳与策划，象是经历了一番中国人说的那种长征，如今终于到了长城，果然是风光无限。他想，现在正是美国的黄昏，全美国都会在电视的黄金时间里看到他站在中国的长城之上。
他也想到了周恩来。他从心里佩服周恩来的非凡。昨天下大雪的时候，霍尔德曼曾经跟他嘀咕，乘车走几十英里路上山安不安全。今天车队驶出城外，看到公路两旁的山上一片雪白，唯有柏油公路乌黑发亮，象一条乌黑的大蛇婉蜒上山。他和随行人员都大为吃惊；天呐，一夜之间，中国人怎么能把这几十英里公路上的雪全扫了。中国人民没有扫雪机，怎么扫得那么快？那么干净？当他听说昨天在会谈时，周恩来发觉下雪，就抽空出来作了扫雪的布置。他觉得这在散漫自在的美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它表现出中国人的整体性、纪律、献身精神和巨大的潜力，这是绝不能低估的，他甚至联想到，“今后几十年内要努力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晚上，周恩来请尼克松和帕特去体育馆观看体操和乒乓球表演，更使尼克松加强了这种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
体操表演丰富多彩，蔚为壮观，和昨天晚上的芭蕾舞一样，自始至终贯串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
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入场式显示了惊人的力量。男女运动员的外表，当然还有那精彩的乒兵球表演，不仅给人以持久的印象，而且还给人以不祥的预感。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我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
当然还得介绍一下尼克松访华中的江青。经过政治局批准，在安排尼克松夫妇观看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时候，让江青出面一次跟周恩来一块陪同看演出。
尼克松在回忆录里对江青的印象作过如下记述——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藏》，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列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象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当时，芭蕾舞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扎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我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象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一九五九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思》，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二月二十五日晚上，尼克松访华离京前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没有安排江青参加。宴会定在晚上七点开始，周恩来六点半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等候尼克松来邀请。那天晚上，政治局没有安排江青参加宴会活动；可是，在六点三十分刚过，江青突然来到人民大会堂拜会尼克松夫妇。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尼克松当然不便推托。宴会早就该开始了，江青却不以为然。尼克松频频看手表，显然已有点不耐烦了。江青这才站了起来，表示对不起，说她没有空参加宴会而告辞了。周恩来在新疆厅白白地等了好些时间。
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在这次尼克松访华中给他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他还说，他和毛泽东会晤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使他对毛泽东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他说，他和周恩来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他能看到周恩来的才华和朝气。
尼克松、罗杰斯一行参观游览的时候，基辛格和乔冠华躲在钓鱼台的一幢楼里讨论台湾问题。
基辛格这次没有参加任何参观游览活动。他在上两次访华时已经看过这些名胜了。他曾风趣地开玩笑说，他是被细心的中国人用作试验的豚鼠，来试验时间安排和保卫措施，并看看这些外行的美国人在中国历史奇迹面前作一些什么反应。他在这些时间里同乔冠华躲在钓鱼台的宾馆里逐字逐句地研究公报的每一句话。
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罗杰斯国务卿和姬鹏飞外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华沙会谈多年来的问题。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第三个层次是基辛格与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起草公报的会谈。这第三个层次的会谈是最为艰难的会谈。
而台湾问题又是第三个层次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不少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词大部分在十月份的会谈中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了；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措辞，分歧还是巨大的，针锋相对的。分歧虽然很大，解决台湾问题的基调却是两方同意的，那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开拓。他们俩人的会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基乔会谈”。
基乔会谈的第一天，二月二十二日，俩人逐行审查公报现存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两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第二天，主要由基辛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第三天，二月二十四日，基乔之间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针锋相对，争吵激烈；俩人都有学者风度，谈判风格又各不相同，基辛格辩辞逻辑性强，富于哲理，一腔带露国口音的英语很难翻译；而乔冠华在雄辩之中思路清高，思辩性强，原则当中豪爽豁达。
乔冠华提出的中国方案，美国观点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激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基辛格拒绝了这个方案，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缓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的撤军。”乔冠华坚持说。
“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决不会答应的。”基辛格当然也不相让。
每到这个时刻，双方相持不下，都会把扯紧的弦放松，开一两句玩笑来冲淡紧张气氛，用友好的态度把巨大的决心掩盖起来，不致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两人的谈判艺术都接近炉火纯青。
这时，乔冠华果然松了弦，说：
“博士，你是出生在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乔冠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四十年代跟美国人打过交道，朝鲜战争期间也参加过与美国入交锋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他谙熟谈判艺术，善于掌握节奏；该犀利时，锋锐芒利，寸土不让；该徐缓时，和风细雨，开朗豪爽。数月以前，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二十六届联合国代表大会，风度迷人地坐进刚刚恢复的中国席位时，在世界各国代表的注目中，敞怀朗声大笑，表现了新中国进入国际讲坛的豪情。纽约某大报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题为《乔的笑》。基辛格与乔冠华在谈判桌上相互交锋论战，也相互洞察了解，两人竟成了好友，经常往来。
第四天，二月二十五日，这天上午尼克松参观故宫，当他看到两千年前死去的一位王爷穿的金缕玉衣时，说：“穿上这玩意儿就不好到处走动了。”当他看到一个皇帝为避免听到进谏意见而戴的耳塞时，开玩笑地说：“给我搞一副吧。”
这时基乔谈判，俩人还是不着急，随随便便漫谈着交换意见，仍是各执己见。好象谈判根本没有最后时限，好象明天不须飞去杭州，后天也无须在上海发表公报。其实，这都是在用共同的办法向对方施加压力。到了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俩人再碰头，双方都提出了新方案，作了让步。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全部撤出驻台的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方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辛格提出，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方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以前是两点包括在一个句子里的。
乔冠华表示出了兴趣，提出修改个别词汇。他说，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要用“前提”。他说：“用‘前景’，含义更积极些，显示出是双方的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基辛格也同意了，开玩笑说：“我看台湾命运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
基乔会谈在这时已经取得了突破，周恩来进来参加了半小时谈判。尼克松了解到中国人不喜欢搞小动作，喜欢诚挚坦率，他就坦率地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摆出了自己的难处。他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词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拼命攻击。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周恩来了解了基乔会谈的突破以后，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基乔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后，于十点半再次会晤。这次谈判十分顺利，只花了十五分钟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措词问题，行文如下——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主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午夜，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一段。尼克松也批准了这一段。
接着，基乔两人继续会晤，把关于贸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扩充，把公报重新逐行研究了一遍，至深夜两点，也就是第五天的凌晨两点，公报文本落实了，大功终于告成。这几天以来，基辛格、乔冠华几乎没有睡觉。他俩都觉得如释重负，压力一消失，这才突然意识到疲倦、劳累和磕睡，可是心情格外轻松和畅快。
第五天，二月二十六日，在飞往杭州以前，尼克松与周思来在机场审阅了公报。尼克松是乘坐中国的“伊尔一18”涡轮螺旋桨飞机飞往杭州的。总统自己的“波音七O七”专机也跟着起飞。在起飞之前，公报的打印工作刚结束。
想不到因为公报问题，美国方面又横生波澜，把尼克松都几乎气疯了！
大功告成之后又生波澜，美方又提出修改公报。毛泽东说，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
公报大功告成，使尼克松在杭州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他一想到翌日到上海后就向全世界发布这个公报就觉得兴奋。尽管二月底天气明，并不是游览季节，他还是喜欢这个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他就下榻在毛泽东在杭州度假住的刘庄宾馆里。他觉得宾馆有一股霉味，但极其整洁，这古代宫殿式的建筑也极其精美。他和夫人帕特一致认为在杭州逗留的日子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柳技拂水，湖波荡漾。他看到自己所送的加利福尼亚红杉树已经在湖边的小山中成活，喜盈盈地笑着，拉着周恩来在红杉树下合影，让记者们一窝蜂抢拍镜头。
基辛格也兴致勃勃，心情特别好，在北京日夜闷头谈判，为公报中的观点与措辞绞尽了脑汁；如今，公报已定案，他也参加了在西湖的游览。
大家走上九曲桥，来到“花港观鱼”的景致边赏玩。中方有两个女工作人员要赶到周总理身边去，在九曲桥上急步小跑，穿过人群。当她俩奔过基辛格身边时，赏心悦目的基辛格开起玩笑来：“哟！那么多漂亮的中国女子在追我，哈哈……”
其中一个女的红着脸，也开玩笑地回敬：
“博士，你别看花了眼，那要掉下湖去喂鱼的。”
对话激起九曲桥上一片笑声。连正乐津津的撕着面包片扔下湖喂鱼的尼克松，听说以后，也放声大笑。
真是好事多磨。美国方面又节外生枝了。
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公报。他们看后，一路上喃咕这份公报不理想。他们的不满是大有原因的。这次由罗杰斯国务卿带来中国的，都是一些职业外交家；对于草拟公报的过程他们一点都没有参加，对此本来就很有看法。没有参加谈判的人不熟悉谈判所经历的艰难，往往在心中自己立了一个理想的公报文本，并拿它们同手头的打印文本进行对比；那样一来，意见就多了。到达杭州以后，罗杰斯对尼克松说公报不够圆满而交给总统一份材料，材料中列举了国务院的专家们对公报的一大堆意见，要进行修改。例如，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了异议。说这话太绝对了，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建议将“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另一条建议是要去掉“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句中的“立场”二字。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处，竟到了十五处之多。
在刘庄宾馆尼克松套房的客厅，尼克松穿着睡衣，走来走去，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要有所作为而采取了对华主动的行动，但那些保守派支持者对访华的反应已经搞得他够紧张的了。他害怕这些右派会攻击公报。他预见到，关于国务院对美国所作的让步不满的传闻，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他也知道，在已经通知中国人说他同意公报之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中国人将怎么看待他这个总统。他除了气愤之外，感到特别痛苦的是，要解释这些修改建议的重要性简直是不可能的。
晚宴开始之前，他把基辛格找来商量。
基辛格也心情阴郁，坐在沙发上阴沉着脸说话：“罗杰斯他们提出修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等于推翻了重搞。他们讲你向中国让了步……”
“我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局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们还有没有脸？！”尼克松近乎在吼叫。
“你也知道，全世界都已经等着明天在上海发公报。”基辛格忿忿地说。
“看我不回去把国务院那帮家伙都收拾了！”尼克松火极了，“我哪能带一个分裂的代表团回国？天呐！”
“总统，要紧的是明天发布公报。”基辛格说。
尼克松沉默了好一会，铁青着脸来回走动。突然，他转身对基辛格说：“亨利，宴会之后你再找乔谈一谈。”
“真难启齿呵！”基辛格脸有难色，还是应允了。
当晚。杭州宴会的南方菜特别精美，嗜好美食的基辛格却没能好好品味，他在心里嘀咕着宴会之后怎么跟乔冠华谈话。
晚上十点二十分，乔冠华和基辛格举行会晤。乔冠华因为辛苦几天搞完了公报，心情也很好，宴会上喝得很痛快，脸上泛着红光，脸带笑容地坐下来谈话。
基辛格将精心琢磨了好一会的话说了出来：
“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
乔冠华用有点挖苦的口气开玩笑说：“博士，这个‘公众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了，动不动都拿出来用。”
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作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么？”乔冠华爽脆地说，
“是的。是这个意思。”基辛格坦率地说。
乔冠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尖锐地回答说：
“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康美国的愿望已经作出了很多让步，听说尼克松总统接受了公报，昨晚，我们政治局已经批准了公报。现在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二十四小时了，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
“我们总统确有为难的地方，乔先生，”基辛格知道中国人注重实际，他唯一的希望在于坦率，于是，将尼克松的为难境地简述了一番，诚恳地说，“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
乔冠华暂停了晤谈，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
周思来正在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询问上海方面接待工作的情况。周思来放下电话后，乔冠华立即作了汇报。
周恩来太累了。尼克松访华期间，最忙的人就是周总理，尼克松访华的一切活动安排，都是周思来亲自掌管，所有的会谈讨论都由他亲自过问，还每天安排随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他几乎没有睡过觉。顶多能够合眼皮休息个把钟头。
他听着乔冠华的汇报。他瘦削的脸在柔和的灯光下棱角显得更为分明，只是眼睛还很灵，很亮。他很不在行地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就摆在烟灰缸沿。
乔冠华汇报完关切地说：“总理，你太困了。”
“你说说你的看法。”周思来轻轻地将烟喷吐出嘴唇。
“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乔冠华说。
周恩来的眼睛望了一下窗外，西湖岸边的灯光闪闪烁烁。今天晚宴之前，给罗杰斯那一班人当翻译的章含之找他作了汇报，说她了解到国务卿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经达成协议的公报大发牢骚，还听说到上海后他们要闹一番。周思来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对美国国情作过研究，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他由此联想到，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难怪人家有意见。他还考虑，明天到了上海，要特地去看望罗杰斯，补一下课。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说：
“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乔冠华顿时领会了总理的含义，微笑说：
“总理，我明白了。”
周总理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的直通电话。
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主席停顿了一会，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二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尼克松说，周恩来是本世纪罕见的一个伟人，但是，他生活在巨人的阴影中，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照在毛泽东
上海，在旧中国曾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中国最现代的城市，西人叫它是中国最西方化的城市。这是尼克松访华的最后一站。
尼克松总统一行下榻于著名的锦江饭店里。在上海这幢最现代化的宾馆楼里，尼克松夫妇被安排住在十五层，基辛格住在十四层，罗杰斯、格林和其他国务院官员住在十三层。
二月二十七日，到达上海不久，周思来总理特地去看望罗杰斯国务卿及其助手们。他走进大厅，走进了电梯。电梯迅疾往上升。头顶的电梯标志牌上，“13”处亮着红灯。
周恩来望着标志灯，恍然大悟似地说：“怎么能安排他们住第13层？13呀！西方人最忌讳13……”
标志灯熄灭了，电梯门开了。
周恩来带着翻译走进罗杰斯的套间，听见谈“13”的声音戛然而止。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正在房间里说话，大约是在发牢骚生气，一个个面有愠色。见周总理来了，罗杰斯朝他们示意，他们一个个只好客气地装出笑，极不自然。
周思来伸出手，说：“罗杰斯先生，你好！”
“总理先生，你好。”罗杰斯跟周总理握手。
周思来逐一地与国务院的官员握手之后，在罗杰斯身旁的沙发上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说：“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委托，来看望你和各位先生。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这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
周恩来的话缓和了室内的紧张气氛。
“总理先生也是很英明的。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的招，太漂亮了！一下子就将两国疏远的距离拉近了。”罗杰斯笑着说。
“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避讳。”周恩来转而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伯；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象中国的‘鬼’。”
众人哈哈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
周思来走后，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的气也消了大半。中国有句俗话，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主要是对基辛格有意见，对尼克松的某些做法有意见。如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来看望，他们不但不便再发作，而且对周恩来这个人，十分倾倒。后来，罗杰斯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多次来中国访问。至今还对我国人民抱着友好的感情，这些都是从对周恩来的钦佩开始的。
当天下午，尼克松趁着基辛格为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而在作准备的时候，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走进展览馆大厅，他的眼睛盯着几位共产主义领袖的大幅画像时，嘴里念道：“这是马克思，这是思格斯，这是列宁，这是斯大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