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十分赞同：“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会见戴高乐回到白宫后，尼克松很快就决定了安排这次旅行。因为这次旅行以看“阿波罗11号”溅落开始，尼克松给这次旅行起了个代号叫“月辉”。
八月一日，他在拉合尔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举行的秘密会谈中，就谈到中国。他说。“尽管我政府中的其他人和许多美国人完全不这样看，我还是认为，要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
叶海亚·汗说：“我很欣赏您的见地。”
尼克松又说：“中美两国对骂了二十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叶海亚·汗想了想，摇摇头说：“中美两国积怨太深了！依我看，不是一两次对话就能解决的。当然，我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好友，当尽力而为。”
尼克松站起来，踱了几步，转身对叶海亚·汗说：“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
叶海亚。汗说：“你放心。毛泽东、周思来都是有教养的、务实的、说话算数的领袖。”
在拉合尔，尽管街道上欢迎尼克松来访的人还不如插的旗帜多，尼克松对叶海亚·汗表示出来的热心与友谊还是满意的。
而在布加勒斯特，尽管事先有报告说，他将受到有礼貌的接待，可是欢迎的规模以及群众自发的热情却完全出乎。尼克松的预料。
尼克松对齐奥塞斯库总统心怀敬意。觉得这是一位坚强的、有主见的领袖。罗马尼亚要和中国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就必须在一条很细的钢索上行走，免得苏联人象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和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对罗马尼亚进行干涉。齐奥塞斯库至今一直施展着精湛的技艺在钢索上行走。
尼克松为了感谢齐奥塞斯库的厚意，在举行告别宴会之前作了特别安排，特意运来了白宫瓷器、金质餐具、玻璃杯、空军乐队甚至白衣侍者。
只有花是在布加勒斯特借的。宴会是尼克松在极为现代化的玻璃和大理石装饰的宾馆举行的。
尼克松举杯祝酒时说：“我们这次已设法尽量把我们能从美国运来的东西都运到布加勒斯特。座位牌、牛肉是从堪萨斯城运来的，豌豆是从加利福尼亚运来的。西红柿是从佛罗里达运来的。棕搁心是从夏威夷运来的。只有花没法运来。因为你无论到世界上什么地方，都找不到象布加勒斯特那样漂亮的花！”
尼克松又说：“空军乐队也是从威斯巴登用喷气飞机运来的。把空军乐队运进罗马尼亚的目的，不是使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条约起作用；因为，对我们来说，音乐是和平的语言，而不是战争的语言。”
齐奥塞斯库也接着说：“的确，音乐是用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促进和平的，使音乐不必绕弯就能传到各处，这也许是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变成在音乐领域里进行国际合作的工具。”
在布加勒斯特出现的热烈气氛，是尼克松这次“月辉”旅行的高潮。这才冲淡了几天前他在亚洲旅行时感受到的一种莫名的暗淡心理。他在旅行开始时，在关岛宣布了后来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美国的新的亚洲政策，宣布美国一旦越南战争得到解决，美国将保证不再发生越南那样的事情，除非出于美国切身利益的需要，美国不再承担新的义务。他宣布的这项新政策，使他在亚洲的旅行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有的报刊公开称这是表明“美国萎缩的新政策，它说明苏联的力量在增强，美国的力量在削弱”。
尼克松和齐奥塞斯库乘坐的敞篷汽车驶到了奥托佩尼机场。欢送的声浪一阵又一阵象潮水似地扑向那架“空军一号”喷气飞机。
“空军一号”呼啸着昂首飞上天空。
尼克松是在基辛格的陪同下进行这次环球旅行的。基辛格，个头要比尼克松矮，硕大的脑袋顶在租壮的身子上，硕大的鼻梁上架着宽边黑架玳瑁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因瞳仁小而显得眼眶大，那瞳仁时而凝视，时而转动，使人觉得这个人特别自信而又捉摸不定。他那带喉音的男中音说起英语来，明显地是德国腔。当时，在这个世界上基辛格还远不及尼克松出名。尽管此人挂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头衔，人们更多了解的是他写过几本什么《核时代与外交政策》之类的专门论述外交新政策的书，知道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博士。
尼克松在基辛格的陪同下飞离了布加勒斯特。尼克松那颗被热烈欢送场面搞得热烘烘的心，渐渐冷静下来。根据安排，基辛格将马上动身去巴黎，表面上是向法国官员介绍尼克松出访的结果，实际上是和越南外长春水举行秘密会谈。尼克松这次旅行为基辛格和北越人的首次秘密会谈提供了极好的伪装。
尼克松在想，基辛格的秘密会谈会不会顺利？美国什么时候能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出来呢？
他又想，他能不能在任期内乘坐这架总统专机象飞抵布加勒斯特一样，飞抵东方古国那个神秘而又有悠久文明史的都城北京？尽管他在布加勒斯特获得了成功，他对飞往中国的期望，还是十分渺茫的。
他望着舷窗外浩瀚无垠的天空，忽而想到，从华盛顿飞越太平洋到北京，也就是那么一两天的航程，为什么我们的科学与技术手段已经能够把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送上月球，而我们要飞往大洋那边的紫禁城竟然那么难？怪不得基辛格说，要打开中国之门，其艰难程度不亚于进行一场革命。
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后，柯西金突然从河内要求路过北京，会晤周恩来——
胡志明主席于九月三日河内时间九点四十七分因心脏病去世。
周恩来刚刚听到这个消息，定定地沉默了好一会。正在西花厅办公室里向他汇报的一个部长下面再说什么，他都没有听进心里。他手里攥着写着这个消息的字条动也不动。秘书叫部长暂停汇报。秘书给周恩来的茶杯里添上热水时，周恩来才从沉重的悲痛中苏醒过来。
周思来与胡志明的关系，不仅是中越两国两党的关系，而且个人的私交也很深。他二十来岁时在法国勤工俭学，住在巴黎城南郊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旅馆，去雷诺汽车厂做工，那时就认识了从越南来勤工俭学的胡志明。在广州黄埔军校，胡志明又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周思来与邓颖超的婚礼，胡志明也参加了。……现在，周恩来提出要到河内去吊丧。毛泽东批准了。当时，中央考虑到中苏两国关系极端恶化的状况，决定周恩来到河内要回避苏联领导人。当时，估计苏联要派二号人物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赴河内。周恩来决定在于九月五日越南正式开始举行吊丧活动之前，就赶去河内。周恩来通知河内：他将在叶剑英、韦国清陪同下乘专机于九月四日飞抵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任何接待，与胡志明遗体告别后，当天就飞回我国。这样，待柯西金到达河内时，周恩来就已经离开了。
专机在北京起飞，往南疾飞。周恩来望着舷窗外茫茫云海，想起四年多以前，他最后一次去莫斯科会晤苏联领导人的情景——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赫鲁晓夫突然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了。就在苏共中央作出这一决定的当天夜里，世界上所有的人对此还毫无所闻的时候，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我党中央作了通报。也就在这天，毛主席下令进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并取得了成功。这两条表面互不相关的爆炸性消息，一下子成为震动全世界的特大新闻。
在新形势下，为改善中苏关系，我国又作了新的努力。当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就任新职时，我国领导人很快联名发了贺电。贺电以几年来从未有过的热情语言，对苏联新领导人以及苏联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和着陆成功，表示了热烈祝贺。勃列日涅夫等人也联名向我国领导人复电致谢。
周思来还记得，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他应邀赴苏，专机飞抵莫斯科时，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人，到机场迎接。他与柯西金亲切握手，接受献花，并合影留念，真好象又回到中苏友好的年代。可是，刚刚出现的一点和缓气氛很快又被破坏了。在会谈中，勃列日涅夫非常蛮横地坚持赫鲁晓夫制定的路线，还是挥指挥棒，以老子党的态度来决定问题。十一月七日晚上的招待会上，贺龙元帅与苏联崔可夫元帅同席谈话，在座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竞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将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回了对方的恶意煽动：“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话是错误的。”崔可夫元帅也对马林诺夫斯基表示：“我们并不这样看。”
贺龙马上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恩来当即向勃列日涅夫指出，马林诺夫斯基的讲话是对中国的严重挑衅。
勃列日涅夫在了解情况后，对周思来掩饰地说：“马林诺夫斯基今天喝醉了，是酒后失言，不必介意。”
周恩来立即指出：“这不是什么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
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式会谈时，周思来就此又向苏方提出了严重的抗议。直到勃列日涅夫不得不道歉。
那次，真是满怀希望而去，最后是不欢而散地归来。
周恩来在飞机上想着。今年三月珍宝岛事件之后，苏军在我边境陈兵百万，咄咄逼人，不断挑衅；上个月中旬，苏联军队还在直升飞机和数十辆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入侵我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侵入我国领土两公里，打死打伤我国边防人员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回避苏联领导人就是一种无声的谴责。
周恩来于四日当天到达河内，在与胡志明遗体告别以后，当即起飞回国。这个行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就读到了美联社华盛顿5日传来的电讯：“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
九月八日，我国又派了一个以李先念为团长的新的代表团赴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李先念也是尽量避免与柯西金接触。
九月十日，我国驻河内使馆发来电报说；柯西金要在回莫斯科途中路过北京，要求跟周恩来总理会晤；并说要等回话。电报发出后，柯西金已经从河内起飞，柯西金原定的飞行路线是从河内经过印度、阿富汗、中亚细亚到莫斯科。我们的回电必须转到柯西金的飞机加油的下一站。
九月十一召凌晨，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主持下，中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还是同意周恩来总理跟柯西金会面。因为事情总有一个限度，不管人家有多少诚意，他一而再，再而三表示要来，如果我们闭门不见，就要输理了。周恩来认为，柯西金在苏联政府内部是对中国态度比较友好的，也是比较现实的。据西方披露的未经直接证实的消息说，珍宝岛事件对莫斯科产生了触电般的效应，苏联政治局害怕几百万中国人越过中苏边界的恶梦般的情景；虽然苏联在武器上占压倒优势，但是要对付人海般地大规模进攻并不容易。在政治局讨论时，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极力主张使用几百万吨级的原子弹，采取“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态度比较现实的柯西金等人不赞成这种计划，认为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不仅会杀死千百万中国人，而且会威胁到远东的苏联公民以及同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人民。后来，军方强硬人士又提出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进行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来摧毁中国能力有限的核设施。但是现实派也认为太冒险了。一两颗炸弹难以消灭中国这样的国家，而人口众多，又有毛泽东游击战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会使苏联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其后果将和美国在越南的遭遇相似，也有可能比美国更糟。
周恩来觉得，他与柯西金进行会晤也是恰当的。尽管我们对苏联领导人不存在幻想，但是，只要人家愿意谈判，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来寻求解决中苏边境冲突以及其他争端的办法是可取的。
九月十一日，柯西金在中苏边境的塔吉克的杜尚别过了一夜之后，就乘专机往东，穿过新疆直飞北京。周恩来驱车到北京机场与柯西金会晤了将近一个小时，气氛是冷淡的。但是，也出现了一点积极因素，平时苏联领导人从来不承认我们讲过一句话是有道理的；这次，对周恩来总理坦率地阐述的有些意见，柯西金还觉得有道理。双方会谈的公报，是苏联人起草的，交给我方征求意见。
我国外交部对苏方草拟的会谈公报进行了修改，将其中一些虚饰的陈词滥调划掉了。例如，将“同志般的”修饰词删掉了，留下了“友好的”修饰词。
这个公报，外交部领导改好后，送交周思来总理审阅。周总理把“友好的”这几个字眼都划掉了，就只剩下“坦率的”。这个公报很短，按周恩来的意见排在《人民日报》第二版中间不显眼的位置，很不容易引人注意。公报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十一日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丧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李先念、谢富治。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卡图谢夫、亚什诺夫。
这个短短的只有三句话的公报表明，在动乱中沉睡了好几年的中国外交开始活过来了。
事后，有事实证明，周恩来会晤柯西金这件事情引起的震动很大，对大洋彼岸的美国来说，比珍宝岛事件的震动更大。
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晤，把尼克松的神经触动了……
九月十一日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晤，完全出乎美国人意料之外。
本来，象中苏两国首脑人物举行四年半以来第一次最高级会晤，这种意义重大的事件，按白宫惯例，都要及时报告给美国总统。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搜集到任何材料。尼克松是从《华盛顿明星报》上读到这一消息的。这件事太突然了！他暴跳如雷，认为完了，他的战略构想刚刚开始实施，就完了，中苏缓和了。
尼克松马上召见了基辛格。基辛格也是刚刚看到，作为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未能预先向总统提供一些看法，基辛格感到十分尴尬。
尼克松真是十分敏感。
即使是在世界大国中肩负重任担任最高职务，他也是社会中的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人所具有的东西他都会有。尼克松生性腼腆，怯于社交，怯于面对陌生的人士，敏锐心细而易生疑感，内心复杂，心境孤独，对认准的事具有必定执著去完成的毅力。有这种毅力，使他在与肯尼迪竞选总统失败后，忍辱吞声，自强不息，默默地寻找时机，终于在一九六八年的大选中东山再起。这类人正因为敏感，使他具有善于准确地把握时机的直觉。这种素质，使他明智地把握住了世界形势与美国的脉搏。他说过，一个领袖人物没有权力听天由命。他觉得，只有当一位领袖的能力受到历史提供的动荡的局面复杂的环境最大限度的挑战时，其远见卓识与非凡能力才得以充分展示出来，人们才能充分衡量其伟大的程度。
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含糊地提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的新政策：“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
“愤怒的孤立”这个词组是他本人曾在一九六七年十月的《外交季刊》上写文章提到中国时用的，他写道：“……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但是，中国人没有被尼克松就职演说中一个简单的和解暗示所打动。第二天，新华通讯社就大骂尼克松要实现“美帝国主义继续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狼子野心”。
在尼克松宣誓就职十二天以后，给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这些都表明，这是美国新政府有一个走向中国的意念，还不是一种战略。
到了一九六九年三月，在那个中国叫珍宝岛、苏联叫达曼斯基岛的冻土地带爆发了冲突的枪炮声的时候，他从这动荡、分化的世界局势中敏感地把握住了战略机会。尼克松不大关心细微末节，可是善于捕捉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决定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
开始的时候，作为中美苏三角关系的理论，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是赞同的；但是，他俩当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更富侵略性的共产党国家；也都认为，更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件的进展，这种看法产生了动摇。基辛格在对比了中苏两边的实力以后，感到中国居于劣势，通常不会去进行无端的进攻而自招失败的。从春天到秋天，中苏边境从黑龙江到新疆，都不断发生冲突。尤其是五月份在新疆发生的敌对行动推翻了基辛格心中对谁是可能的进攻者的天秤。基辛格看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发现新疆冲突发生的地点离苏联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却有几百英里。这使基辛格认识到，中国军事指挥者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基辛格将新判断报告了尼克松，说：“如果苏联是进攻者，对美国来说则既是问题，也是机会。”尼克松早已在思索这个问题。他说：“要是苏联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会造成一种不堪设想的后果：它不仅会破坏地缘政治，而且也打破了世界的结构平衡。”
基辛格马上提请总统注意：“对于一个我们既没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又没有在任何一级建立有效联系的国家来说，要为它出面抵制这种入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会将怎么考虑？美国公众将会怎么考虑？”
一九六九年，美国的国家生活正处于一个特别复杂的时期。朝鲜战争曾使三十多万美国青年丧失了生命，至今在每个州的公墓中还埋葬着他们的尸骨，令人记忆犹新；越南战争又遇到了同朝鲜战争一样进退两难的局面，它已经又使美国牺牲了四万多人，这两场战争都在中国的门口进行，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在全球的威胁而使美国卷入的；也不能不说是针对中国的所谓威胁的，再加上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使人至今谈起共产党还噤若寒蝉。在一九六九年，共产党中国在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几乎是等于黄色的魔鬼。在如此复杂、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尼克松总统怎样转这个弯子？尼克松觉得，历史不会永远不变的，一个领袖没有权利听天由命。
当尼克松批准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到中国的旅行限制，中国马上释放了两名美国游艇乘客。尼克松为此感到鼓舞。在他七月下旬作“月辉”旅行，在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传播了通向中国的信息。回到白宫没多少天，在八月十四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时，尼克松以十分明了的语言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尼克松的话使他的内阁同僚们大吃一惊。一个美国总统宣称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一个我们与之没有任何联系的长期以来的敌人的生存，对我们具有战略利益，这的确象基辛格所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件革命性的大事。
正在尼克松授意基辛格探讨如何采取对中国对话的新行动的时候，发生了他事前一无所知的周思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的重大事件。尼克松的神经被触动了！他担心经过长期酝酿已经逐步形成的战略构想会不会由此泡汤了？
基辛格到底是城府很深的学者，在尴尬的情绪过去后，以冷僻透彻的分析回答总统的询问：“初步看来，关于中苏首脑会见的只有三句话的联合声明是非常冷淡的。声明中没有使用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友好的’、‘兄弟般的’。这就意味着有严重分歧。”
尼克松那下颏突出的脸拉得很长，不无忧虑地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缓和？”
基辛格那镜片后的眼珠转了一圈，说：“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这是双方严阵以待，以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斗争。”
尼克松不放心地又问：“这次会晤，依你看是哪方采取了主动行动呢？是中国？还是苏联？中国是弱者，会不会是中国人在最后一分钟提出了邀请？”
基辛格思维敏捷，马上就回答：“我看中国给予柯西金的不过是起码的礼仪待遇——没有要他离开机场，又是苏联首先宣布了这次会晤。这可能意味着是苏联采取了主动行动。”
尼克松又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次会晤并不表明中苏冲突发生了任何新的根本性的变化？”
基辛格说：“我觉得程序性的协议是改变不了渊源深远的紧张关系的。这次会晤，不管是说明中国想寻求和解也好，或是说明苏联给北京的最后警告也好，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说明中苏关系在走向一个危机点。”
尼克松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他对基辛格的见地与分析是满意的。但是，石头还在他心中悬着。基辛格的分析尚需要时间来验证。
几天之后，九月十六日，伦敦《新闻晚报》登载了一篇预兆不祥的文章，证明了基辛格的分析。有一个名叫维克多，路易斯的苏联自由撰稿记者，此人被西方认为是个神秘人物，认为他很可能是苏联官方的一种代言人。路易斯在文章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直在讨论一场中苏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发生，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路易斯也提到了苏联对中国新疆罗布泊核基地进行空中袭击的可能性。他还宣称，有一个反毛的地下电台正在中国广播，这证明了反毛力量的存在。它“很可能”产生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将会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兄弟般的援助”。路易斯指出，“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苏联恪守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干涉彼此的事务。”
这是进攻的前兆，也是试探反应的气球。这篇文章透露的信息完全证实了基辛格的论断：中苏关系已经走向一个危险点！
尼克松看到这篇文章，反应非常敏感。他感到苏联正咄咄逼人地要实现它的统治，世界力量的平衡要打破了。他既恼怒，又焦灼。美国直接作出反应不会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而且可能加速他想要防止的苏联对中国的进攻。
尼克松又要召请基辛格来商讨，美国要作出更多的反应。他对这位哈佛教授的信任，与日俱增。他在内心里很欣赏自己对基辛格的赏识与任用。
出奇制胜，尼克松重用反对过自己的基辛格……
尼克松是一个充满着惊人的矛盾的人物。他的特点是经常能跟着形势的变化，嗅觉灵敏，以变应变，出奇制胜。有的时候，几乎每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都让他占了。他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的越南政策的主要批评者，要求美国在越南作出更大的努力，因而获得了“鹰”派的名声；而他担任总统后却孜孜致力于使美国撤出越南。他带头反共反对承认红色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以后，他跟麦卡锡相互呼应，追究是谁“丢失了中国”，喊叫过“要是毛泽东占领了台湾，下一个目标就是加利福尼亚海岸”；而他入主白宫后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为与中国对话进而承认中国作出了艰苦的努力。
他聘任基辛格担任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也是他出奇制胜的一招。基辛格与尼克松素无瓜葛，甚至反对过尼克松；尼克松还把白宫的重要职务交给基辛格，这是政治分析家们万万没有料到的。
在美国，位于波士顿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集聚着美国知识界的精华。当时，哈佛教授们瞧不起尼克松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正统观念。这个校园建筑上布满常春藤的大学，是一块具有鲜明的反尼克松色彩的天地。基辛格在哈佛的许多朋友认为，尼克松是美国政治中形象最糟糕的人物。他们认为他是个品质卑劣的投机政客，是一个一味哗众取宠、玩弄反共把戏的走私贩子。认为尼克松上台，意味美国历史上很不光彩的时期——麦卡锡主义死灰复燃。
在基辛格受尼克松聘用以前，生活在基辛格周围的人几乎都是尼克松的死对头。其中，对基辛格一生影响最深的一个人，就是顶顶有名的美国大财阀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喜欢基辛格，十分乐于同他交往，欣赏他的聪明才智。洛克菲勒在与基辛格的交谈中，学到了许多有关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知识与见地，把基辛格当作重要的外交政策顾问。基辛格因受到洛克菲勒的器重而十分快慰，自然十分乐意为之效劳。可是，洛克菲勒曾经两次争取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两次都被尼克松所击败。
基辛格确信，纳尔逊·洛克菲勒本来该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他相信洛克菲勒完全具备果断勇敢、远见卓识这类当领袖的品质。因而，基辛格于一九六八年的大选中，对洛克菲勒当选总统的可能性估计得十分乐观，使出了全身解数为洛克菲勒的当选而奔走操劳，并且公开地发表了反对尼克松的言论。据说，在迈阿密举行的共和党代表会议上，他对代表们说过，“在所有候选人当中，尼克松当总统最危险。”说是尼克松当选将意味着共和党的完结。有的记者问到他对尼克松的评价，基辛格回答得十分干脆利落：“荒谬可笑。”当记者进一步问他，要是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他会怎么认为。基辛格回答得更明了：“那就更荒谬可笑了！”
但是，尼克松的表决机器势不可挡，第一轮投票，洛克菲勒以二百七十七票对六百九十二票败下阵来，一时全国的电视屏幕上便只剩下理查德·尼克松的面孔了。基辛格为洛克菲勒的失败伤心透了。据说他哭了。他回到曼哈顿东五十五街四百号的公寓里，埋头睡到大天亮。有记者打电话吵醒他了，他在电话中还伤心透顶地骂尼克松说：“这个家伙根本没有资格统治美国。”后来，基辛格还在好几个场合毫无顾忌地埋怨共和党所选非人，公开反对尼克松当候选人。
非洲有条远古的谚语说：对手的朋友，当然也是对手。毛泽东也有一句名言，叫做：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尽管基辛格反对尼克松，尼克松却不反基辛格。尼克松当选总统后，思考了前几任总统执掌白宫时暴露出来的问题，打算一开始组织政府，就由白宫指导对外政策；因此，他认为国家安全顾问的人选是个关键性的问题。他考虑到赋于此项职务的重任，在决定人选时准备采取独特的挑选办法。尼克松想到了基辛格。
尼克松尽管与基辛格缺乏交往，而且还遭到其攻击反对，但是并没有影响他对这个外国血统的哈佛教授的深刻印象。他早已读过基辛格的几部著作，基辛格否定杜勒斯外交政策的新设想、有限战争理论、对谈判时代的认识、均势思想、和平结构、对世界由两极变为多极的分析……尼克松觉得基辛格的主张新鲜、独到、富于创造性，而且同尼克松自己那些对外政策的基本主张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他跟基辛格只有过一面之缘。
那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在剧作家卢斯夫人家举行的一次酒会上。那时，基辛格虽颇有名声，但在政界并无地位。基辛格十分守时，很早就来到纽约五马路九百九十三号的卢斯夫人家里。这天晚上名流荟聚、高朋满座，基辛格认识的客人不多，又不善于寒喧应酬，坐了片刻之后，就想起身告辞了。正在这时，尼克松来了。卢斯夫人马上将他俩引入一个僻静的书房，让他俩有机会交谈而相互认识。双方都觉得尴尬，寒喧应酬了几句。尼克松说他看了基辛格的第一本书《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他从书中学到了东西，喜欢这本书，并提起为此给基辛格写过一封短信，表示钦佩。基辛格因为忘了这件事，只好尴尬地“呵、呵”表示感谢。据基辛格回忆，他俩在不大自然的气氛中说笑了几句，然后就分手了。
尼克松当选总统。基辛格当然免不了大为洛克菲勒伤心失意。一想到尼克松要当总统。基辛格就觉得不是滋味。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基辛格从坎布里奇飞来纽约，同洛克菲勒进行例行的午餐约会。在他俩边吃边谈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找基辛格的。一个名叫德怀特·查平，是尼克松的年轻助手，来电话请基辛格博士可否于下星期一来皮埃尔饭店与当选总统一晤？时间是上午十点。
基辛格以为，尼克松的约见无非是要听听自己谈谈对外政策而已，没有预料到这次会谈会改变后半生的生活。基辛格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上午十点，准时来到皮埃尔饭店三十九楼的尼克松的临时总部。
尼克松尽管当选了总统，他与基辛格这次会面还是尴尬的。据基辛格记载，尼克松装出轻松自在的样子，却掩饰不住内心的紧张不安；他神态腼腼腆腆，缺乏自信，动作含意模糊，语声低沉而温和，因而使气氛十分沉闷，甚至有点紧张。尼克松扼要地说明了他对外交政策的一些看法。他的见解和知识与基辛格以前对他的看法全然不同，这倒使基辛格大为惊讶。两人谈了三个多小时。这种就外交政策交换意见的方式巧妙地掩盖了这次会晤的实质：两个精明人在互相打量和摸底。在相互打量的后面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对于基辛格来说，隐含着揣摩新总统是不是要给自己一个差事干？对于尼克松来说，是进行了一种奥妙的试探，看这位外交主张颇合尼克松胃口的哈佛教授是否愿在新政府里工作？据尼克松回忆，他对基辛格有着强烈的直觉感，他当场就内定了要请基辛格出任国家安全顾问。他想，由他起用基辛格，是使他感到“颇为得意之笔”，是出奇制胜的一着。
两天之后，他俩又在皮埃尔饭店见了面。这次，尼克松正式邀请基辛格出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按捺住惊喜的情绪，犹抱琵琶半遮面，提出考虑一个星期再答复。他俩接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谈得很投机，到该吃饭的时候了，尼克松是很少吃中饭的，基辛格是很少不吃中饭的，但是这回两人都不曾想到这顿饭。
经过深谈，基辛格对尼克松的印象也有了改变。基辛格说：“对他的优点我以前毫无所知，对于缺点却又信以为真。其实那都不是我自己的见解，我以前还没有真正认识他嘛。”在对外政策方面，基辛格觉得尼克松的素养要比一九五六年以来所见过的所有总统候选人都好。艾森豪威尔算得是战争年代的英雄——一个伟大的军人，却是个平庸的总统。史蒂文森有口才，有风度，但是比较软弱，尤其在对俄国的问题上。肯尼迪很吸引人，同样优柔寡断。至于戈德华特，他似乎一味相信军事力量在核时代也是完全该用的，不应受外交手腕的牵制。约翰逊对全球政治一窍不通。洛克菲勒虽然智力是二流的，但是对人的直觉却是头等的。
洛克菲勒是基辛格的恩人。基辛格把自己的想法向洛克菲勒作了汇报。洛克菲勒并末因为自己败在尼克松手下而心怀情绪从中作梗。洛克菲勒表现得超脱与大度：“我认为这是好事。我赞成。我向来主张基辛格为任何一个当总统的人效劳，把他的才能和点子贡献出来。我觉得当总统是非常孤独的，任何可以出一臂之力的人都应该不分党派作出贡献。”
被称誉为“洛克菲勒王冠上的大宝石”的基辛格，就这样被尼克松拿去了。当然，洛克菲勒也乐意在白宫的权力中心有他的心腹基辛格作为代言人。
尼克松聘用基辛格为国家安全顾问，同时，在无形中埋下了两道矛盾与摩擦的暗礁。其一，尼克松在任命国务卿以前首先任命基辛格执掌白宫对外政策，打破了历届新政府的任命程序，因为基辛格更接近权力中心，使后来任命的国务卿罗杰斯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新闻界有评论说，“恐怕这会种下将来发生某种摩擦的根子。”
其二，一伙一直忠于尼克松的保守分子，不相信基辛格这个外来户，甚至心存不满。他们是尼克松的患难之交，忍辱负重，艰苦搏杀，为尼克松忍受过一九六O年竞选总统和一九六二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辛酸败迹，苦熬过一事无成、受人白眼的六十年代中期，好不容易捱到一九六八年才尝到了胜利的甜头。于是这个犹太口音、哈佛出身的博士竟然后来居上，凭空分享胜利果实，使他们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至于基辛格本人，多年来致力于国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悉心研究，出了五部专著，不管学问如何高明，究竟还没有受过考验。如今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新总统请其出山，赋以重任，基辛格当然不肯放过纵横驰骋、推动历史、改变世界的绝好机会的。
周恩来后来对基辛格说，你如果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在华沙波兰文化宫的一个餐厅，举行了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因为铁托总统奉行了独立的外交政策，使南斯拉夫既是东欧共产党国家，又与西方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个由南斯拉夫主持的展览会，就成了在华沙外交界少有的东西方外交官相聚的场合。美国驻波兰大使在这种场合，当然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这天，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在人头攒攒的人群中，看到了穿中山装的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迳直朝他走去。雷阳回避了。在那几年，每逢这种场合，中国外交官一知道面对的西方外交官是美国人，就会马上中断接触。
雷阳回避了几步以后，发觉斯托塞尔还是迳直朝他走来，还加快了步子。雷阳赶紧后退，带着罗翻译，向主人告辞，走出大厅，下了一段楼梯。斯托塞尔穷追不舍，追出大厅，也来到楼梯，用波兰话喊了起来：“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再次会谈十分感兴趣……”
罗翻译应了两句，望了望雷阳。雷阳不打算跟美国人谈下去，带着翻译，下了楼房，钻进小车驶回大使馆去了。
好几个眼尖的西方记者都注意到了这个小插曲。第二天就传遍了世界。
斯托塞尔急于找雷阳接触，事出有因。九月九日，斯托塞尔到白宫对总统作例行的礼节性拜会。当基辛格与他在等待见尼克松时，基辛格同他打了招呼，请他在华沙设法接触中国使节，说美国想恢复中美华沙会谈。据说，十月初，基辛格得到总统的许可，打电报给在华沙的斯托塞尔，明确指示他在最近的社交场合接触中国外交官。大约是斯托塞尔觉得没有接到自己顶头上司国务院的指示，他竟对基辛格的电报置之不理。过了几星期，基辛格又向斯托塞尔发了内容相同的指示电，斯托塞尔还是置之不理。如此又过了几星期，基辛格又发出第三封电报，到十一月下旬还是毫无动静。据说，基辛格只好告诉他：“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就派愿意照办的人来办。”
斯托塞尔这才着急了，就发生了十二月三日他迫不急待地追雷阳的插曲。
雷阳当时一定被斯托塞尔的出格做法吓坏了。几年后，周恩来在北京对基辛格提起这件事，幽默地说：“你如果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建议举行认真的会谈就是了。”
在“文革”动乱中的一九六九年，人们是不难理解雷阳躲避美国人接触的心理的。自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化革命”开始以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是最革命的口号。造反派砸外交部党委，封办公室的门，要“打倒陈毅”，“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陈老总被揪去批斗。使馆的造反派还在外国散发毛主席语录，让大使在国外下跪。各种荒唐事层出不穷，请外宾吃饭，把人家下面的普通外国人司机、伺者之类请到贵宾席上，真正的贵宾却被冷落，甚至让人家站着。……更严重的是，还搞了“三砸一烧”。砸了缅甸使馆、印尼使馆、印度使馆，冲进使馆去将人家的国旗撕烂了，把国徽往下扔；在三里屯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把英国记者关了起来，把死猫吊在代办处门口……担任外交官住在国外，难免要跟外国王公贵族、部长显要之类的人物打交道，免不了碰杯祝酒、应酬往来；这在造反派看来，轻的叫“三降一灭”(投降美帝、投降苏修、投降各国反动派和扑灭各国革命运动)，重的应戴上“里通外国、苏美特务”之类的帽子，连刘少奇也被打成“叛徒”，王光美也被定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战略特务”。尽管毛主席制止了造反派捣乱，从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开始把外交大权交给周恩来总理掌管，但极“左”的干扰仍然没有消除。
再说，雷阳事前没有得到国内的指示，当然不敢贸然跟美国人接触对话。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性的大悲剧中，周恩来也免不了在胸前佩挂着毛主席的像章，高举着那本被称为红宝书的毛泽东语录本，三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也免不了挥动着红宝书有节奏地打拍子，指挥狂热的红卫兵小将高唱《大海航行舵手》。
但是，稍为细心的人会发观，周恩来已经好几年没有笑声了！人们没有忘记他在跟电影艺术家们一起欢庆颁发百花奖的时候，在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在首都机场欢迎李宗仁将军回到祖国的时候，他头往后仰．朗声大笑的时候，神态是那么兴奋，笑声是那么富于感染力。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他体重渐渐减轻，身体渐渐消瘦，颧骨明显地凸了出来，方下巴因削瘦而显得轮廓分明，那双有名的眼睛更灵活更敏感，但是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而显得更深邃，含着深深的忧虑。
他尽管还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要职，在许多重大问题面前，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他的处境，要比一般人知道的要艰难得多。江青利用二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打倒他。这个文件是敌人在反对自己的政敌中所用的最卑鄙、最无耻的手段。当时党中央请在上海开业的法国律师巴和，李《申报》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周恩来在党内用的别名。这个启事，既澄清了事实真相，又彻底地揭露了敌人。事实上，早在《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登出之前两个月，周恩来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离开了上海，进入苏区。红卫兵用小报在全国到处散布：“伍豪脱党叛变，伍豪就是周恩来……”在社会上煽起了一股反周风浪。当年曾经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在上海深知“伍豪启事”全过程的康生，装聋作哑，拒不说明真相。周思来只得找来当年有关“伍豪启事”的历史资料，写信报告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一月廿六日，毛泽东对此报告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那时，林彪成了红得发紫的第二号人物。林彪与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几乎代替了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常委可以宣布打倒另一个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宣布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无可奈何。贺龙、刘少奇、陶铸三位领导人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先后含冤去世。周恩来没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