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周恩来处在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明察国内外形势，通观全局，更为忧虑。当时，毛主席认为世界上虽然动荡得比较厉害，但一时还不会发生很大的事情，所以利用这个空隙来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且不论我国的邻居日本及后来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南朝鲜、台湾、香港与新加坡怎么利用了世界上这个动荡的空隙来创造了经济的奇迹而起飞)到“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即一九六九年，我国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不少企业处于停产闹革命的状况。铁路运输处于半失控状态。军队装备落后，训练素质十分低下。国防部曾被造反派当作敌人的堡垒来冲击。我军难得的一批富于战争经验的将帅们，被批、被斗、被关。而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冲突。苏军大兵压境，中苏两国的战争几乎一触即发。国家危如累卵。周恩来的确是忧心如焚！他仍然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力挽狂澜。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法国首任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到任，在会见周恩来时，马纳克说奉戴高乐总统指示将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转给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内容说，三月底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葬礼时，尼克松正式请法国总统把美国有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口信捎给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听了这个口信，是心存怀疑的。他没有忘记尼克松过去多次发表的反对中国的言论，因而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可是，他对于促进中美关系的解决还是很感兴趣的，他坦率地告诉马纳克，台湾问题是障碍之所在。马纳克是对亚洲问题深有研究的外交家，认为需要将台湾问题放到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不只是一个“归谁所有”的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难于处理的政治问题，不大可能魔杖一挥就消失的。马纳克觉得，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在道路的尽头，而不是在开头。马纳克的现实主义观点，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
不久，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国领导人亦分别将信息传了过来。十一月间，巴基斯坦渠道又传来了一些更具体的信息。为了表明美国同中国打开关系是有诚意的，美国政府打算采取一个象征性的步骤。自从一九五O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有两艘美国驱逐舰奉命在台湾海峡巡逻，以表明美国对蒋介石是承担了义务的。美国政府决定撤走这两艘驱逐舰。同时说，这只是作为一种诚意，不表明美国对台湾不承担防御的义务，撤走两艘驱逐舰的目的，是表明美国愿意同中国缓和，通过谈判解决两国关系问题。
十二月三日，雷阳将斯托塞尔要与他接触的情况电告国内。周恩来看了忍不住笑了，同时批评外交部领导的工作做得不够细，情况发生了变化后，对驻东欧使馆的人员与美国人接触，应该有一个内部通报。让外事人员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周恩来很爱护地批评了这件事。因为中美双方怒目相视二十年了，要改变这个习惯，也确实不易。外交部只好采取办法补救，发了电报给雷阳，告诉他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使馆来做客、谈天。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上报毛主席后，又亲自过问，释放了自从二月十六日因游艇误入广东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女士。(这同七月份释放的两个美国游客无关。)这两个美国人，问题比较复杂，游艇里设备很多，也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审理很费时间。全面审查结果，间谍的嫌疑很小，误入的可能很大。根据事实，亦配合当时的政治气氛，释放了这两个美国人。周恩来亦通知巴基斯坦渠道转告美国领导人，说中国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就是对停止两艘驱逐舰巡逻的答复。
事后，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把双方之间这一阶段的相互探询，称为“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双方安排得如此微妙，既没有任何接触，又保持了各自的风度与尊严，以至任何一方都无需显出主动的样子，以至双方现存的关系都没有受到妨碍。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被邀请去中国大使馆作客。
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中美接触中美国人第一次接到这种邀请。在此以前，举行了一百三十四次中美华沙会谈，双方商定是中国人不到美国使馆，美国人不到中国使馆，要谈得到中立地区。
斯托塞尔接到邀请后大吃一惊，答复说，他将高兴地、小心地从后门进入中国大使馆。雷阳答复他说，这种安排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走正门。斯托塞尔揣测，这可能是为了免得让苏联情报人员漏掉这一机会。
斯托塞尔真的乘着小车驶到中国使馆大门口，堂堂正正地从正门进去了，并在“融洽”的气氛中会见了一周前被他吓的直回避的雷阳代办。
从“两个半战争”到“一个半战争”；美国战略理论的重大调整。
在尼克松执掌白宫以前，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都是在白宫地下室办公。那里离开地面有三十多级台阶，到总统办公室要走五十多米远，可见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引起总统的重视。尼克松不同于他的前任，一上台就要基辛格考虑如何改革这个机构，使它发挥重大作用，成为制订对外政策的一个首脑组织。办公室也从地下搬到了地上，在白宫一楼紧挨着尼克松的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安排了一间宽敞明亮而华丽的房间。办公室有法国式的落地长窗，雪白锃亮的地板，油漆一新的办公桌椅。基辛格的办公桌上，有直通尼克松的电话，还摆有一架镶有尼克松照片的相框。相片上写着尼克松对基辛格的题词：“赠给亨利·基辛格：善进良策，献身尔职，逾于所司，永志不渝。你的朋友理查德·尼克松”。屋里边还设有一个遥控中心，从磁带数据箱到联结世界各地的直线电话，—应俱全。守卫办公室的安全人员，几乎要比美国肯尼迪角警卫阿波罗登月火箭发射台的人还多。基辛格就在这关系到美国安全的神经中枢，指挥部署，调度一切，主持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尼克松每天要和基辛格通两、三次电话，会见九十分钟。通常是在上午九、十点之间，两人就二十四小时之内的情况碰头二十到四十分钟，若有要事，可能在这一天还要再见几次面。尼克松从来没有找不到基辛格的时候。
美国《生活》杂志曾经发表文章描述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的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来到了白宫的内阁会议室等待尼克松。他们是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紧急计划局长乔治·林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还有副总统阿格纽。有时还要根据会议的性质，还吸收有关军政部门的高级助手列席会议，以便随时提供咨询。
一会儿，会议室与总统办公室连接的右边房门打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此人不是尼克松总统，而是基辛格。基辛格一边态度随便地用姓名的爱称向在座的各个军政要员打招呼，一边从容地在总统左边的椅子上就座。基辛格手里拿着一个夹着文件的黑夹子。夹子的厚度，预示着今天会议时间的长短。基辛格夹子里文件只有一个副本，它正摆在总统座位前的桌面上。那是谁都不能伸手去翻阅的。只有基辛格一个人知道总统今天想些什么，要在会议上讲些什么。总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主席，会议怎么开，要作出什么决定，当天早上他已经找基辛格商量好了。
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一个助手提醒大家说：“先生们，总统来了。”
尼克松胸有成竹地从右边门里走进来，在当中主席的位置上就坐，例行公事地瞄了所有的与会者一眼。这时，与会者都稍为有点紧张，只有基辛格是例外，在令人莫测高深地微微笑着。
尼克松宣布开会了。他简单扼要地讲明今天开会的内容；然后，头微微朝左边一扬：
“亨利，你把可供选择的方案给我们谈一谈吧！”
基辛格首先清了清嗓子，清楚沉着的声调，简要地讲明早就准备好了的方案。
尼克松仰身背靠座椅，微笑地听着他当天已经批阅过的内容。基辛格好象又回到哈佛讲坛上，不过听讲的已不是学生，而是美国内阁的成员及其高级助手。基辛格抑扬顿挫地讲着，时而强调一下重点，时而解释一下不好懂的字眼，时而另外翻开一些本子，旁征博引。
这是一九六九年十月间的一次会议。基辛格首先回顾了美国现有的被称为“两个半战争”的战略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美国军队要准备打“两个半战争”：“一个”是保卫欧洲，抵抗苏联的进攻；“另一个”是抵抗中国对东南亚或朝鲜的进攻；还有“半个”战争是对付别处的不测事件，例如中东冲突。“两个半战争”计划是基于五十年代针对铁板一块的共产党阵营的政治现实而制定的，而与今天的政治现实不相符合了。中国苏联两个共产党巨人已经出现了分裂，中国人与苏联人同时发动战争的现实前景并不存在。美国必须抛弃那种固执地认为共产党是一块铁板的思想，而且美国的军事政策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威胁。基辛格认为，即使美国战略理论的转变从没有得到北京的承认，美国仍然必须进行自己的调整。
为此，基辛格的班子提出了“一个半战争”的战略新理论。根据这个新战略，美国在和平时期保持这样的部队，它足以同时对付在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一次共产党大规模进攻；援助盟国对付亚洲的非中国的威胁，或者应付其他地方发生的紧急事态。
讨论开始了。当然，免不了也会有分歧与争执；但是，与会者对基辛格所讲的不会有任何严重的话难。除非得到总统事前暗示或以言词、表情作出的表示，否则，谁也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因为谁也经不起在重大问题上站到“错误”的一边去。
尼克松在会上也会问一些问题，不过他提问的方式就明白无误地告诉别人他需什么样的回答。尼克松显然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基辛格切合他的意图对战略理论的调整，表明了美国外交政策已经产生了一个质的转变：美国将根据敌手对美国采取的行动，而不是象以前那样根据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对待他们。
周恩来说，中美会谈多次尽管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是要回了一个钱学森也是值得的。
一九七0年元月二十日，中断了两年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又举行了。而且，破天荒地在中国大使馆进行会谈。令人觉得意味深长的是，当天中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可是，几个小时以后，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出来修正他的说法。他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敏感的外交界人士当然注意到，这是新中国自一九四九年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首次用这个正式名称。麦克洛斯基反复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次。
至此以前，中美大使级会谈延续了十五年，会谈了一百三十四次，被人称为“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争论之激烈，为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外交谈判”。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当时感到“失掉了中国”，而对我国进行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中美两国从此处于相互敌视的状态。两国之间，除了在朝鲜战场上较量和在板门店谈判中有接触，再就是伍修权率领代表团去纽约联大控诉美国，此外，别无来往。
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有一桩心事要和中国交涉，即美国的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人员还关押在中国。这促使美国政府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华人员，又不愿同我国直接接触，以免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美国想通过当时已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关系的英国来办理这些事。
周恩来总理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得到这个消息的。他明智而果断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日内瓦近郊的驻地召集我国代表团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周恩来认为我们不应该拒绝和美国接触；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敌对和僵硬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人员获释的愿望，开辟中美接触的渠道。
之后，通过英国代办杜维廉的安排，中美两国代表将就两国侨民问题举行初步会谈。会谈一共举行了四次。这样，在中、苏、美、英、法五大国代表举行的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意外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架设了一座中美官员接触的桥梁。尽管日内瓦会议期间这四次会谈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它开辟了中美两国接触的渠道。接触一开始，就连态度很僵硬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不愿再关死大门了。中国也愿意留一条门缝，便于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
三个月以后，即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在日内瓦举行。以后，又将会谈地点改到华沙，成为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
断断续续地举行了十五个年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基辛格看来，“会谈的重大意义似乎就在于，它是不能取得任何一项重大成就的时间最长的会谈。”会谈进行了一百三十四次，全都毫无结果。他认为在反反复复讨论的台湾问题，归还债务问题，收回资产问题，在押人员获释问题，记者互访问题，贸易前景问题……；在这些周而复始的讨论与争执中，台湾问题一直是会谈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已经陷入了“怪圈”之中：只要中美敌对状态继续存在，要解决问题是不可能设想的；而只要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敌对状态也就不会结束。
在中国方面，周恩来却不是这样认为的。周思来不止一次地说过，中美会谈多次尽管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五十年代刚开始时，在美国工作的钱学森博士，由于发表了时速一万英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一下子成为世界闻名的新闻人物。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使他萌发了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对于他要求回国的郑重声明，美国五角大楼的军方人士叫嚷：“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到哪里，他都值五个师！”他被当作“毛的间谍”，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后经保释出来，仍被移民局限令不准他离开洛杉矶。他实际上被软禁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钱学森在一封家书中夹带了一封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短信，请求党和人民政府帮助他早日归国。陈叔通很快就将此信送交周恩来。周总理阅信后非常重视，随即通过外交信使将此信送给在波兰的王炳南大使。八月一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双方大使级会谈中，中方代表王炳南按周思来总理的部署，首先通知美国：“中国政府在七月三十一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十一名美国飞行员。”并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将对我们的会谈起有利的影响。”
当时王炳南的想法是先谈后放人，但是周总理部署的先放人后谈的方针，经实践检验，十分成功。放人的消息宣布以后，使国际舆论很快认识到中国对中美会谈是怀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很快地倾向于中国。连美国记者都禁不住慨叹：“呵！中国人又抢去了主动。”
会谈中，王炳南向美方代表约翰逊大使递交了美国在华的侨民名单，并要求美方尽快取消对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中国侨民的扣留。
八月二日第二次会谈时，美方一再声称，美国国务院已在当年取消了过去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并保证所有被扣留在美国的技术人员都已得到通知可以自由离境；并说，问题是他们愿不愿意回中国，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王炳南当即亮出钱学森的信件予以驳斥。约翰逊在事实面前，无言以对。
八月四日，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离境的通知，长达五年的禁令终于解除了。被西方称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
另外，中美大使级会谈，对于我国观察与了解美国也起了一定作用。六十年代，台湾蒋介石集团趁大陆连续遭受天灾人祸，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浪潮，台湾海峡战云密布，形势十分紧张。当时得到情报表明，蒋介石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并改装了飞机，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往于台湾大陆之间。蒋介石还宣布延长服兵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官兵的鞋上腰带上都印上了“光复大陆”的字样。据说他们还从日本大量购买血浆。……
一九六二年五月，周恩来总理找正在国内休假的王炳南大使谈话。周恩来说，蒋介石认为目前是进犯大陆的好时机，在外中共与苏联不和，在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真是千载难逢，蒋介石是下决心要大干—场了。周恩来让王炳南去找罗瑞卿总参谋长了解军事情况。罗瑞卿告诉王炳南，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是拒敌于大陆之外，还是诱敌深入，军内正在讨论。局势确实十分严重。六月初，周恩来又紧急找王炳南谈话，他让王炳南立即中断休假，返回华沙。周恩来嘱咐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决心很大，但还是存在着一些困难，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周总理指示王炳南，要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的态度。
于是，王炳南迅速赶回华沙，在与美国大使卡伯特的会谈中提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王炳南强调说，美国政府完全清楚蒋介石集团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情况，这种准备工作正是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进行的。最后王炳南正告美国方面，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
卡伯特大使很爽快地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他说，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此后，卡伯特反复重复了这个保证。在会谈结束时，卡伯特甚至说，如果蒋介石硬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美国的态度已经很清楚，这正是我国急于要知道的。这个重要情况将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送走卡伯特，王炳南刻不容缓地把卡伯特谈话内容报告了国内。
如今，第一百三十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除了地点是第一次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之外，在程序上，在内容上，几乎没有什么新变化。斯托塞尔拿出一份事前在华盛顿经过充分准备、逐字推敲的发言稿，照本宣科地读了一遍。雷阳代办也同样拿出一份得到国内批准的稿子，象往常一样照念。
当周恩来在北京读到斯托塞尔的正式发言稿时，从文中所堆砌的一大堆陈词滥调，敏锐地从两句不那么显眼的话中，发现了一点新信息：发言中申明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与“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到北京去同你们的官员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你们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来更全面地探讨我今天的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问题，或我们同意讨论的其他问题。”
基辛格在华盛顿接到中国临时代办雷阳的发言稿，也从中国人惯常用的词句中发现了两句颇有新意而又相当含蓄的话：
“我们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这些会谈可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进行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它渠道进行。”
基辛格看罢暗自而笑：
在相隔一万二干英里的两国首都拟定的两篇正式发言，实际上用两国各自惯用的语言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可见，两国领导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一次开始彼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对方。
基辛格想到这儿，赶快拿起直通总统办公室的专用电话。
苏联的神经被触痛了。华沙会谈恢复后的第二天，多勃雷宁要基辛格介绍情况。
一九七O年元月二十一日，也就是中美大使级的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举行以后的第二天，基辛格刚刚跟尼克松总统碰过头，很为昨天的华沙会谈而鼓舞。尼克松觉得，这次该由他本人发出信号了。尼克松决定将在二月份向国会提出的外交政策特别报告中，发出新的信号。他已经嘱咐这个报告的有关中国的部分，由基辛格来起草，要讲几句中听的、让中国人获得好感的话，要透露美国“尽力采取同北京改善实际关系的步骤”。基辛格的头脑中已经涌现出诸如“伟大而生气勃勃的人民”、“勤劳、勇敢而有天赋有教养的人民”之类的形容词，用之以形容大洋彼岸的中国。
基辛格刚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不久，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就出现了。这位身材高大、器宇轩昂的苏联大使跟基辛格保持着一系列的机密往来，这一往来后来被称为“后门渠道”，又被称为“多勃雷宁——基辛格渠道”。它是处理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极为敏感的问题的一种手段。
多勃雷宁刚刚坐下寒喧了两句，就坦率地向基辛格提出：请给他介绍昨天中美华沙会谈的情况。多勃雷宁凝视着基辛格，说：“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
基辛格感觉到他眼镜射出的睿智、关切的目光包含着忐忑不安。尽管基辛格极为自信，却也还十分钦佩多勃雷宁，认为他是苏联第一流的美国问题专家，他富于想象力，温文尔雅，具有开展高级外交所必不可少的品格，即不管到什么地方，在什么社交场合，都能控制感情，反应敏锐，谈笑自若，应酬自如。基辛格觉得他是一个能以炉火纯青的技巧活跃在华盛顿上层社会的能人。他具有侃侃而谈，以其超人的智慧去说服人的魅力。基辛格了解过他的履历，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又获得过航空工程师的职称，战时在造飞机的工厂干过，年轻时在莫斯科就有“美国通”的雅号。基辛格利用他与苏联高层首脑的关系向克里姆林宫转达美方的观点，而依靠自己驻莫斯科的外交官的时候却不多。
现在，基辛格听着多勃雷宁的要求，产生了一种下棋获胜者的优越感。基辛格想起多勃雷宁善于利用美国人的弱点去巧妙地耍弄美国人。有一次，多勃雷宁在一次社交场合引用了威尔·罗杰斯的话：“美国在战争中从来没有失败过，而在会议上从来没有得胜过。”他在众多的各国外交官面前博得了笑声。
昨天华沙会谈的成果使基辛格有了机会，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回答多勃雷宁：“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么？”
多勃雷宁老练地用笑声来掩盖了自己的尴尬。笑罢，便说：“我希望美国不是在考虑利用中国作为一种军事威胁。”
基辛格笑着提醒他：“大使先生，我记得去年尼克松总统当面向你表明过，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已经采取或者正在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想使苏联为难。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双方都不能容忍互相为敌的形势发展下去，就象美国不想永久与苏联为敌一样。我也再次说明，中美两国的接触，并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行动，这不是针对苏联的。”
基辛格望着多勃雷宁仍然不太放心的神态，本来想告诉他，昨天会谈的情况很简单，无非是每个大使念了一篇预先写好的发言稿；但又一想，他倒并末因为莫斯科在任何问题上从未开恩向美国介绍过情况而犹豫不决，竟然理所当然地来打听中美会谈情况。基辛格笑了笑，把话题换了：
“大使，你夫人伊利娜主持的晚会给人很深刻的印象……”
看着多勃雷宁心不在焉地应酬着答话的样子，基辛格不无幸灾乐祸地想，北京已经成为触发苏联人“神经痛”的地方。
基辛格接着马上联想起最近流传的一个典型的笑话——
勃列日涅夫给尼克松打热线电话说：“听说你有一台新式的超级电脑，能预言二OOO年将要发生的事情。”
尼克松当然自豪地回答：“是呵，总书记阁下，我们美国有这种玩艺儿。”
“嗯。总统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那时的苏共政治局委员的姓名呢？”
沉默了颇长一段时间。
“呵哈！”勃列日涅夫讥笑地叫了起来，“你的电脑不怎么先进嘛！”
“不。不对。总书记阁下，”尼克松认真地回答说，“电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但是我不认得。这些姓名都是中文的。”
基辛格想，对于苏联人来说，这并非笑话。中美接近必定会触发一场地缘政治革命。要是昨天华沙会谈的成果得以实现，一个美国使节访问北京所造成的冲击力，将不亚于一颗百万吨级的原子弹爆炸，将使克里姆林宫够苦恼的。
华沙会谈又天折了。毛泽东又声讨“美帝”。尼克松气得暴跳如雷。基辛格笑得意味深长……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他在处理当天的事务之前，站在那明亮的长方格子玻璃窗前，欣赏着窗外玫瑰园里盛开的鲜花，茂密的郁金香，清丽的葡萄风信子花……使他胸中回响起一段乐曲的旋律。那是他今早起床时，在林肯起居室。放的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唱片。音乐那明朗的情绪，稍带东方色彩而节奏活跃的主旋律此时似乎在玫瑰园里充盈弥漫。
他在那一面以鹰为标志的总统旗帜与另一面星条旗之间的总统转椅坐下，批阅起办公桌上的报告与文件来，他看到那份毛泽东的“五·二O声明”。也就是昨天，这位中共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对着广场上近百万发疯了似的革命群众，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他下颏都气得扭歪了，脾气变得特别坏。刚才听音乐与看花时的愉悦心情烟消云散。尼克松没有象往常那样，将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召来，对事态作分析；他已经气急败坏地抓起电话颁布命令：
“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舰只全部开进台湾海峡。挫掉毛那种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恐吓他们……”
他已经气得不象往常一样要求各部门进行联合研究，不要求作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而直接下达命令了：
“我不想要什么长篇大论的文件。不要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我要你打电话传达，这是总司令的命令。你可以告诉莱尔德(当时的国防部长)。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我要舰只在二十四小时内到达台湾海峡。”
尽管尼克松大发脾气，他的下属们倒是十分清醒的。毛泽东无非是在天安门上又象往常一样大骂“美帝”，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并没有产生异常的攻击美国军舰或是杀害美国人生命，也没有进犯美国盟友台湾，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威胁美国安全的行动。而且，尼克松的亲信们已经追随他多年，熟知他的性格与脾气，早已认识到，象这类命令如果不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是会更有利于国家利益的。
这件事表明了这位偏爱外交事务的美国总统的两种心态：一是焦急，急于打开与中国的关系从而在东南亚脱身与制约苏联；二是说明他把握不定。连基辛格也感觉到，每当尼克松说“无可挽回”的时候，正突出地表明了他的把握不正。
二十年来形成的疑心是不容易克服的。尼克松暴跳如雷，是由多方面复杂的因素积累至“五·二O声明”的导火线上爆发。除了表明中美长期敌对而形成的疑心，及尼克松本人复杂而矛盾的内心性格，还表明了尼克松对国内因内部扯皮而耽误了华沙会谈的日期十分恼怒。
本来，一九七O年二月二十日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第一百二十六次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中国代办雷阳作了一次非常奥妙和委婉的发言，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受美国派一个使节去北京的建议。尼克松受到鼓舞，感到似乎快要突破了。
随着，尼克松又于二月二十二日收到了叶海亚总统托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利转来的一封信。信中，叶海亚有把握地告诉尼克松，美国近几个月来所采取的行动已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动”了中国人。叶海亚还说，中国人现在不象以前那么担心美国与苏联勾结了；但是，要是美国把中国愿意同其进行实质性对话归结于中国实力的虚弱和对苏联的惧怕，将会引起北京十分敏感的反应。叶海亚还说，中国人“认为扩大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那么大了。他们认为中美交战的可能现在已经变得很小了”。他们“愿意同美国进行一场涉及两国一切分歧的实质性对话”。还指出，“谈判将是严峻的和艰难的”。
尼克松读了叶海亚的信十分高兴，感到中美接近的前景良好，觉得毛泽东和周思来不是他以前想象的怒气冲天、头脑僵硬的领导人。他感到通往北京的道路已经打开，只要美国准备巧妙地往下走的话。他当即授命基辛格复信给叶海亚，对报界的揣测虽然无法控制，但是白宫将审慎地避免发表任何可能怀疑中国的动机或实力的评论。还通过叶海亚向北京建议，开辟一条比华沙会谈更适于秘密交换意见的渠道，或是直接通向白宫的渠道。不久，传来的回音是中国拒绝了。看来，只好依靠华沙会谈。
下一次华沙会谈该是第一百三十七次了。面临中国接受美国要派使节去北京的建议的情况，尼克松觉得恼怒的是，美国政府内部的扯皮再次表面化了。基辛格已经向尼克松提出，在下一次华沙会谈中，美国不能仅仅用大家所喜爱的那些常规议程项目(台湾问题、资产问题、权利要求、囚犯问题、记者互访、如此等等)来回避问题了，哪怕是用最巧妙的笔法来拟定给斯托塞尔大使的指示也不能掩盖美国必须回答中国人邀请去北京这个现实。
可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认为，讨论了十五年的那些双边问题还未取得进展就去北京岂不暗含有向中国人让步的意思？况且会使美国的盟国发生误解，更不消说要引起莫斯科的敌意了。国务院东亚司的官员与专家主张要中国人对美国所关心的主要亚洲问题作出让步，作为美方代表赴北京的代价。这些官员们更担心派使节去北京这件事可能要由白宫执掌，国务院就插不上手了，因而对之进行顽强的抵制。
这场官场争斗是针锋相对的。基辛格向尼克松表明，同现在使中国人感到不安的主要题比较，双边问题是次要的。只有非常担心苏联的意图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人愿意坐下来跟一个以前被自己称为头号敌人的国家会谈。罗杰斯国务卿却担心，中国人可能使美方在北京陷入旷日持久的屈辱性谈判中而不能自拔。双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中激烈地争论。
基辛格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想要使我们受辱。只有肯定中国人是在谋求减少他们的敌人才能说得通为什么北京会发出邀请。光是开始会谈就会使国际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意见的分歧和官场的争斗使基辛格和国务卿罗杰斯结下了宿怨。这已经是人人皆知了。基辛格给人的印象是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甚至公开对人抱怨说：“罗杰斯真蠢！罗杰斯对全世界来说是个危险人物！罗杰斯是外行！对外交一点都不懂！”
罗杰斯为人挺有涵养，对基辛格的抱怨，大都有礼貌地保持沉默。如果基辛格在公开场合把他说得太不象话了，他才会给尼克松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雷尔德曼打电话。但是，罗杰斯越是克制自己，基辛格也就越是抱怨得厉害。这真给尼克松带来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基辛格更没有少告罗杰斯的状。基辛格经常在尼克松面前充满情绪地长篇大论指责罗杰斯。开始的时候，尼克松容忍了这种指责，他从大处着眼，很欣赏基辛格的学识和才干，特别是其在外交政策上的主张很对他的胃口；于是，他认为容忍这种指责是聘任基辛格当顾问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时间一长，尼克松就觉得基辛格太过份了。他私下向霍尔德曼抱怨，基辛格总是让总统浪费大量时间，来听其对罗杰斯提出一些上不了纲的埋怨话。
这次，在对待中美华沙会谈中爆发的基辛格与罗杰斯之间的扯皮，使尼克松考虑过用大调动的方法来解决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他想过要把罗杰斯提升到最高法院去，让同基辛格合得来的埃利奥特·理查森担任国务卿。这个想法，他没有马上付诸实现，他也并不认为罗杰斯是个窝囊废。他的内心十分矛盾。
于是，扯皮现象又延续了下来。
三月十日，罗杰斯在向总统提出的备忘录中概述了国务院的意见，建议三月十九日为举行第一百三十七次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日子。基辛格看了这份备忘录，怒气冲冲地对尼克松说，国务院显然存心在开会日期上搞拖延，如果除去总统考虑问题要用的两天时间，那么，中国人不可能在接到通知后那么短的七天时间内准备好去参加会谈。基辛格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务院建议的议程也使会谈不可能有成果。议程是，中国人只有在台湾问题、贸易问题、释放犯人等双边问题上让步以后，美方才可以万无一失地去讨论仅仅是派更高级的使节去北京的方式问题。基辛格又在尼克松耳边抱怨起来，说罗杰斯正在破坏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所作的努力。
原先打算在三月十九日举行华沙会谈的日期就在扯皮中给耽误了。
基辛格在三月二十日给国务院发了一个备忘录，建议立即举行华沙会谈，并主张给斯托塞尔大使的指示要反映总统对更高级会谈的积极态度；美方还应该接受雷阳的暗示，即一般的远东问题也可以讨论，而不仅限于传统的中美双边问题。国务院回复说，最早也要到四月八日才能把“经审批”的发言稿拟好。尼克松同意了这个方案。
北京在答复中建议四月十五日开会。可是，美国国务院又提出，台湾“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定于四月二十二日访问华盛顿，因而在访问前两个星期或访问后十天内举行华沙会谈是不明智的，建议四月三十日或以后的任何一个时间举行华沙会谈。
信息传给中国人以后，过了二十来天都没有答复。尼克松曾经耽心地问基辛格，是不是中国人又后退了。基辛格苦涩地一笑，答道：“显然，中国人被我们的拖延激怒了。”整整过了四个星期之后，四月二十八日，华沙才传来中国人的答复，提议五月二十日举行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谈。尼克松马上批准同意了。基辛格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在目前，在周恩来支持西哈努克在北京建立了流亡政府与解放军，而我军与南越军队正开进鹦鹉嘴，要踏上柬埔寨领土。在这时，中国还同意进一步会谈，安排头号帝国主义的代表进北京，这已经很不寻常了。”
直至五月十八日，美军采取进入柬埔寨的作战行动已将近三个星期的时候，中国政府授命新华通讯社发表了一个简要的声明：鉴于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五月二十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议已不适宜。今后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
尼克松曾请基辛格分析这个声明。基辛格乐观地认为，中国人认为“不合适”的只是举行会谈的日期，而不是举行会谈这一事实。中国人在声明中还提出了继续会谈的程序。基辛格对尼克松宽慰地说：“总统，这样反而好些。我们开起会来免不了要对骂一通，在柬埔寨的问题他们非严厉谴责我们不可。”
尼克松刚刚放下心来，想不到就又接到了毛泽东谴责美国“入侵柬埔寨”的“五·二0声明”。尼克松当时的反应真可以用“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来形容。
基辛格很快就给尼克松送去一份自己对毛泽东声明的分析——
实质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声明的中心论点是：小国能够打败大国，河内看来必定从中得不到什么安慰。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
从策略上，毛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事宣传。
——以毛的个人威信加强中国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它尖锐地指出，已有二十个(别的)国家承认西哈努克(莫斯科没有承认西哈努克，而且始终不承认他)。
尼克松经基辛格分析以后再浏览了一遍毛泽东的声明，这才觉得把其中慷慨激昂的词语去掉以后，露出了非常谨慎的实质。尼克松这才豁然开朗，省悟到他要在台湾海峡重新部署力量并非良策，而只会把事情搞糟。毛泽东是留着不少口子以待恢复两国互相接近的长征；在盛怒之下把这些口子都堵死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
他觉得自己更离不开这个哈佛教授了。他拿起了电话，想邀基辛格周末去斯坎比岛度假。
毛泽东为什么让美国作家斯诺上天安门与他站在一起？
一九七O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广场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那个时代红卫兵军装的绿色与标语口号旗帜的红色，构成了天安门广场的主色。
周恩来总理已经到了好一会，按名单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们已经陆续来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和叶群也来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和邱会作四员大将也从电梯门里走出来，只是神色不象数月前那样大模大样。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接一次地升上来，送上这些举足轻重的角色。
当埃德加·斯诺带着夫人洛易斯·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快步迎了上去。
“斯诺先生，欢迎您。”周恩来伸手跟斯诺握手。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么？”斯诺问着，棕色的眼睛透露出兴奋的光。
洛易斯更是充满了好奇心，喜悦地四处打量。天安门城楼雄浑庄严的建筑造型，富于东方古典的艺术美，使她目不暇接。天安门屋顶四个垂脊，均装饰有一个仙人和九个走兽：龙、凤、狮子、麒麟、天马、海马、狎鱼、獬，这些雕塑，在阳光下璀璨夺目，使城楼增添了神奇色彩。
“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斯诺流露出发自肺腑的激动：“二十四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您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周恩来说：“我还记得我替您草拟了九十二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您骑去保安找毛主席。”
斯诺望了望眼前的周恩来，该是七十二岁了。当年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还没满四十岁，个子清瘦，骨胳小而结实，下额上蓄着又黑又茂密的胡子，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具有领袖的自信与迷人的魅力。现在，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很深，斯诺敏锐地感觉出那深邃而机敏的眼神中包含的忧虑与坚毅。斯诺觉得自己常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吸引，说：“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