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改变观点虽说晚了点，却对新中国有他独到的认识。他向往着飞往中国，——在乒乓球队访华之后，作为总统特使飞往中国。他预感到这个日子在迫近。使他感到得意的是，他得到的消息中，中国的官员已经在向外国驻北京的使节打听他基辛格了。据说，他们对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怀有敬意，他们看过他的书，他们放出风来：“愿意见见基辛格。同这位高手较量较量……”
内阁会议室里灯火通亮，该到会的成员都连夜赶来了。国家安全委贝会特别会议就要开始。基辛格收拾好了文件，走进了会议室。
他刚刚慢条斯理、胸有成竹地坐下，放下文件夹子，尼克松已经从连接总统椭圆办公室的那个门走进来。总统的气色显得格外好。
美国嬉皮土科恩诘难周恩来，反而使周恩来赢得来自大洋那边加州一个母亲送予的一束深红色的玫瑰……
驻北京的绝大多数西方外交官都期望着能够见一见这个久负盛名、魅力迷人的总理。可是，他们来到北京好些年了，都还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只有个别人因为特殊的背景而获得周恩来的接见，例如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四月十四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与随团记者。这真使驻京的西方外交官们羡慕死了。为此，连在京的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四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也一块同时获得接见。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借用中国一句老成语，这叫“陪太子读书”。
这天下午二点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乒乓球代表团。随团采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在周恩来来到美国代表团坐席跟前时，想了一个花招，以一种弯膝半蹲的姿势，有意识引起周恩来注意。罗德里克曾在四十年代访问延安时，见过周恩来。
周恩来素以有惊人的记忆力著称，他马上认出了罗德里克，走过去首先跟罗德里克握手：“这不是罗德里克先生么？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两人紧紧地握手。五十六岁的罗德里克因为周恩来相隔多年了还认得出自己，十分感动，紧握着周总理的手直摇。周总理盯着他：“我记得你在一九四六年访问延安时，还是个青年。”
“我在富丽辉煌的大会堂见到总理，想起在延安窑洞里、在油灯下跟总理促膝夜谈，感慨万千。你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革命前进了。”
“你是历史的见证人哟。”
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作了讲话：“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热烈地鼓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确实是被当作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而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的。
有关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所有具体安排，都在周恩来直接掌握之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安排与做法，都由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有关美国代表团在华活动的消息发布，《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参考消息》的报道篇幅，都由周恩来掌握。甚至连美国客人下榻的宾馆，用餐的方式，周恩来也亲自过问。
旅游、比赛、看戏，所有的日程也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的。中国的国宝博物馆故宫，在“文化革命”中关闭了几年。周恩来这次批示：“故宫可在十四日开放参观。”重新开放的故宫，首先接待美国客人。周恩来十分关注比赛，再次提到：“我们都胜不好，要让他们赢一点，还要教他们。”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拟好的中美乒乓球友谊比赛的实况转播稿，周恩来也亲自过目，加以修改。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实际上获得的，是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外交特使的礼遇。他们这几天的切身感受当然更使掌声特别热烈。
周恩来问大家：“你们住的怎么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
科恩倏地站了起来，他穿了件西装，没打领带，仍是长发披肩。科恩略为欠欠身子，大声地说：“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
斯廷霍文事前叮嘱过这个格外活跃的科恩，要科恩不要随便拿问题打扰周总理。这时，斯廷霍文焦急地朝科恩打手势，仍阻挡不住。
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关心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客气地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那蓬松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罗。”
周恩来继而把眼光转向大家：“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比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科恩正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他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听它的总理评价嬉皮土，一定会听到那种“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出人意料。周恩来并没有用革命的大道理训人，还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为周恩来所折服，钦佩而信服地听着。
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周恩来这番话，在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四月十六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份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被称“乒乓外交”的这段历史，充分展现出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与才华，被誉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派谁去北京呢？尼克松说：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在广大美国人看来，有新闻价值的只不过是美国一个乒乓球队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请，去封闭已久的铁幕中国访问，受到了盛情接待，并且得以使美国球员及记者向公众传达他们对“文化革命”中的中革的感受。
充分理解周恩来乒乓外交举动的全部含义的，在美国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尼克松，另一个就是基辛格。因为只有他俩才知道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来往的全部信息。尤其是从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条渠道传来的秘密信件，只有他俩了解。
尼克松以他几十年来锻炼出来的特有的政治敏锐，预感到中美两国之间即将有某个重大事件发生。他感到兴奋，受到鼓舞。美国乒乓球队是四月十日上午从香港穿过罗湖桥到达中国境内，当天傍晚乘飞机抵达北京的。尼克松很快就得到了消息。第二天四月十一日是星期天，又是复活节。十分注重家庭生活的尼克松夫人与帕特及两个女儿特里西亚与朱莉在一起。还有两个女儿的未婚夫埃德·考克斯与戴维·艾森豪威尔。尼克松还用大钢琴弹了一支曲子。当全家围坐在西大厅沙发上的时候，讲起了女儿的婚事，还谈到蜜月旅行。特里西亚和考克斯再过两个月就要结婚了。他们征询尼克松的意见，蜜月旅行应该上哪儿？如果你是我们，你会去哪个国家？
尼克松仰靠在椅背上，还在想着现在美国乒乓球队今天在中国该怎么样度过的。他想了一会，然后说：“应该去的地方是亚洲。我希望你们在一生中某个时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够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尼克松希望他们能去，其实是他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去。
四月十二日，台湾驻华盛顿的“大使”周书楷由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女士陌同来白宫向尼克松辞行，他就要卸任回台湾去了。周书楷以一种悲凉而复杂的心情，谈到了美国乒乓球队对大陆的访问，对尼克松说：“要采取冷静的态度，对任何这种姿态都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
尼克松转开话题，称赞周书楷在华盛顿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请代问委员长和蒋夫人好。
周书楷无可奈何地刚刚告辞。尼克松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批准了基辛格在三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名古屋乒乓球大赛之前)向总统提交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规定要在近期采取五项对华政策新措施，以大幅度取消存在已久的对华贸易禁运。
四月十三日，尼克松把采取对华政策新措施的决定通知了政府各部门。
四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谈话传到华盛顿时，正好是美国东海岸的早晨。尼克松找基辛格、罗杰斯作了研究，认为美国该作出反应了。
中午，尼克松总统通过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宣布，总统决定采取五项对华政策新措施。齐格勒公开承认乒乓球事件对这次宣布的时机是有影响的。这五项新措施是：
——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
－－允许中国使用美元。
——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的燃料的限制。
——准许挂外国旗帜的美国船只好靠在中国港口。
四月十六日，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成员。时，仍然处于因为乒乓球队访华引起的兴奋状况之中。他喜悦难奈，大谈特谈他使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长远目标，使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使中国大陆“结束与世界大家庭隔绝的状态”。还把在复活节对女儿特里西亚和她的未婚夫说的话公开出来，称中国是度蜜月的好地方。他自己也希望去。
可是，他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却对一群记者说，他不同意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的政策。阿格纽还说，在美国乒乓球队受到邀请的那天晚上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他就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同中国搞关系会危害美国利益，肯定会破坏美国同台湾的关系。阿格纽说，他的乒乓球打得不错。他又说，美国随行记者对乒乓球队访华的报道糟透了，是在为共产党中国宣传。最使他恼火的是美联社罗德里克的报道。他大叫接受邀请，让乒乓球队访华是上当了，是个错误。阿格纽的谈话在四月二十日的《纽约时报》披露了出来。
尼克松看了报大为恼火，担心影响中美对话的进程。他命令助手霍尔德曼要阿格纽以后不要再谈论中国问题。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有意识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总统和副总统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尤其一致。”
阿格纽不再作声了。
乒乓外交过去之后，四月二十一日，尼克松在白宫特别接见了刚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斯廷霍文。他向斯廷霍文保证，对于美国乒协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之事，他一定给予合作。斯廷霍文走后，尼克松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内心又泛起一股不安的情绪。每当重大事件即将来临的时候，尼克松的心情总是很矛盾。阿格纽的反对态度使他产生事情会变糟的预感，同时他又满怀希望。他期望着突破给自己带来的一切。他相信自己在推动历史前进。入主白宫以来，他曾经反复思考过：一个有建树的领袖人物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是美德么？美德不是使伟大领袖高于其他人的因素。有人品德很佳，但是不那么成功。智力的异彩也不是确定领袖人物的特色。伟大领袖当然必须聪明过人，具有透彻的分析能力和深刻的思想；但是，领袖不须象一般教授一样依照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世界，创立学说。他经历过六次危机，遭遇过一败涂地的窘境，他终于从失败的深渊攀上了权力的顶峰。他的经历告诉他，伟大领袖最需要深谋远虑，要果断，要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要敢于冒险，铤而走险。他觉得，现在周思来发出了信号，这就是时机。他甚至担心中国人会在最后的时刻后退。这几天，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省掉先派总统使节这个阶段。既然乒乓球队已经起了为他探路的作用；下一步，他为什么不直接由自己出面飞去北京呢？！当然，他也考虑到总统的使节出使北京将会产生莫大的轰动；而使自己接着的中国之行为之减色。
尼克松忐忑不安，拿不定主意。他找基辛格来商量。基辛格对中国人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与学识是有千年的文明史作为背景的；美国人太缺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了。基辛格劝告总统：“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直接邀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总统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要是吵崩了；在国内外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形势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总统不必操之过急。”
尼克松觉得也对，微微点头，说：“我是担心时间一长，中国人会变卦，又上天安门来一个革命声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基辛格胸有成竹：“我倒不怀疑中国会变卦，会后退，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尼克松稍稍宽下心来，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可是，他的焦虑着急的心情有增无减。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他和基辛格碰头的时候，决定直接去和中国人接洽，派一名信使到巴黎去，通过法国的关系把正式建议传达给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之所以选择巴黎，是因为中国人对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保持缄默已经时间很长了，是不是有可能北京对这两个渠道都不信任。
发往巴黎的信正在途中。四月二十七日这天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新的口信。口信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周恩来口信的新内容是说公开接待美国去北京的使者。这是尼克松觉得难于接受的。他认为，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事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这个口信，又使尼克松欣喜不已。他花了两三天时间与基辛格讨论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开始认为美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最合适，一想到中国人不愿意和越南谈判问题搅在一起，就排除了布鲁斯。又考虑到国务卿罗杰斯，基辛格觉得罗杰斯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最后，尼克松决定基辛格去。基辛格推托说，他象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尼克松笑着说：“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基辛格十分高兴。他后来曾经开玩笑：“理查德·尼克松真有胆量：他派我—个人去，到时无法同国内联系，他不怕我把阿拉斯加卖掉呵！”
尼克松觉得，也只有基辛格可派。此次秘密访华，没有经过官僚机构审批的正常手续提供的证件，便授权派出使节；如果使节此行失败，必定会给他造成一场政治灾难，对美国也会是一场国际灾难。基辛格到底是他的安全事务顾问啊。
要有所建树，就要果断，要敢于冒巨大的风险。他在心里说。否则就会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
正因为与中国人的信息联系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知道，国务院等官僚机构被甩在一旁不知底细。事物总有它另外一面。保守秘密就导致了混乱。明确归国务院管的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当时，国务院估计到，美国反对接纳中国的主张在联合国所得到的支持愈来愈少；因此，国务院设计出了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驱逐台湾的“双重代表权”方案。这种方案，对台湾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有在国内批评尼克松的对华政策的人才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国务院写了备忘录要总统批准。
尼克松正为乒乓外交受到鼓舞，不想在这个触痛神经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危害对华新政策的还不牢靠的开端，就干脆把它搁了下来，表了一个态：“今年七月中旬以前，我不对这个问题作任何决定。”
罗杰斯国务卿当然不知道，尼克松要派基辛格在七月以前访问北京。
国务院这个“双重代表权”尚未正式抛出，影响还不大。当时，发生了另一件事几乎捅了大漏子。
四月底提前出版的《生活》杂志报道了毛泽东跟斯诺在北京的那次谈话内容。几家通讯社抢先几天预发了斯诺这篇文章的摘要。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又引起了很大反响，成为许多报纸、通讯社的头条新闻。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日本等国的大报都发了消息。四月二十九日，罗杰斯国务卿在伦敦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部长级会议时，在电视上发表谈话，宣称，埃德加·斯诺在《生活》杂志上报道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去访问是“随随便便地提出的”。他认为，那不是“当真的邀请”。他还说，中国对许多方面都是“扩张主义的”、“相当偏激”。
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尼克松当晚得知罗杰斯的谈话有如听到晴天霹雷，好半天才冷静下来，只好于当天亲自出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做一些纠正工作，在谈话中用和解的语气提到他可能访问中国。有一段话简直是讲给北京听的：“我希望，事实上是预期，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
周恩来已经在准备跟基辛格较量。毛泽东同意成立一个对美工作小组，由叶剑英负责。
小轿车行驶在北京西郊的大道上。司机把车子开得很平稳。周恩来的心还是觉得直往下坠，感到苦涩和沉重。
刚才李四光的追悼会上，他动了感情。中国有几个李四光？世界上又有几个李四光？为什么在李四光的追悼会上不给致悼词？李四光为地质学作过重大贡献，名震中外。李四光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不顾生命危险，冲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阻挠与无耻威胁，毅然从英国回归祖国。他记得那也是五月份，是一九五O年的五月，李四光终于胜利回到北京。他和李四光热烈拥抱、紧紧握手；他还记得李四光眼角噙着的泪花。他更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北京街头汽车没有油而驮着大大的煤气包的时候，李四光忧心如焚，废寝忘食，为国家寻找大油田作贡献……这样的人去世了怎么能不致悼词？
他狠狠地批评他派去科学院的联络员。为什么不向我汇报？！怎么能够同意这样开追悼会？！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太“左”了！
刚才在追悼会上，周恩来非常激动，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他不理会人家的规定，当场念了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念罢信，又亲自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李四光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和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
周恩来坐在车后座上，把头仰靠在沙发背上。他太累了。他尽管合上了眼皮，却没有打盹、入睡。他抑制住悲愤，又在思索着将要跟尼克松派来的特使会谈的事。
尽管周恩来在给美国的回音中，主张我们准备接待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或是罗杰斯的。名字列了这两个。我们正等待着美方的答复。可是，他判断着尼克松很可能会派基辛格。据说基辛格是个谈判高手，很有学问，观点也新。周恩来在心里准备跟基辛格较量。主席已经同意建立一个对美工作小组，早做好准备。由叶剑英负责。解放战争时，在美国协调下于北平举行国共谈判时，叶帅就跟美国人打过交道。
周恩来反复思考着对美工作小组成员名单。思考着挑谁作自己的助手。伍修权么？伍修权在抗美援朝时就跟董老率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跟美国人较量过。但是，伍修权处境艰难，人家管得很死，不容易调。用乔冠华也行。乔冠华跟着周恩来多次跟美国人打交道。可惜冠华肺结核病严重，已经住院治疗。用陈毅陈老总更好！陈毅在前年举行的四老帅座谈会上就曾在险恶的政治形势下，斗胆提出过打开中美关系的提议。痛心呵，陈老总已被发现晚期癌症，正在想方设法治疗抢救。他还想到了黄华，在延安交际处接待美军观察组时，给美国人很深的印象。还有章文晋，也是跟周恩来搞外事工作多年了，在重庆的复杂环境里锻炼过来的……
又有一个人的身影闪过他的脑际。熊向晖。熊向晖已经调到总参谋部工作，还可以调来。前年，珍宝岛反击战以后，他曾请示主席同意，派熊向晖去参加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的国标形势座谈会。熊向晖又在美国读过书，能说很地道的美国英语，反应敏锐，头脑很灵。周思来还想起十一年前，他让熊向晖陪同英国著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我国访问的轶事来。
蒙哥马利元帅对新中国很友好，一九六一年九月来华访问。周总理让熊向晖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陪蒙哥马利去外地访问。在洛阳，有一天晚饭后，蒙哥马利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闯了进去，正演着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蒙哥马利简介了剧情。幕间休息时，蒙哥马利就走了。回到宾馆时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熊向晖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熊向晖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蒙哥马利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熊向晖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蒙哥马利不吭声了。
周恩来听了熊向晖的汇报，严肃地批评说，你讲得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人家有看法，何必驳他。蒙哥马利是与我们友好的。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伸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熊向晖也勇于接受批评，给周恩来很好的印象。熊向晖成熟多了，又年富力强。周恩来想，要让他来作自己的助理。
小轿车驶到公主坟的十字路口时，司机骤然刹住车。周恩来感觉到车子停了，睁开眼，只见前面一溜亮晶晶的小车从南往北急驰而过，打头的是三辆黑本茨，好不威风；能乘本茨的角色绝不是等闲之辈。公主坟南边是两大总部，西边是海军大院，东边是空军大院。这溜车子都是白牌，有空军代号。无疑是空军大院驶出来的。周恩来早已得知副统帅林彪的儿子也被称为“天才”而委以重任，当了作战部副部长，空军要听这个小“天才”的。据说此位公子部长近来很活跃，南来北往，十分频繁。大约是这位公子出行吧。
那一溜小车威风凛凛地过去了，周思来的车子才开动，向东行驶，沿着西长安街前行。周恩来的思路又回到外交上来。
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这三年中，要是我们没有受到极“左”的干扰，中国在国际上是会有很多作为的。早在一九六五年，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概括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九个字。六十年代下半期，世界形势确实处于动荡、分化、改组的大变化之中，中国这么大个国家不应该是个旁观者。使周思来深感不幸的是，由于这几年极“左”的破坏，使我们在外交上是一个旁观者，外交处于瘫痪状况。从一九六九年秋天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开始，沉睡多年的外交又开始活过来了。最近半年来，又有七个国家与我国建交，比过去七年还多。在周恩来的亲自掌握下，正在同奥地利、秘鲁、喀麦隆、黎巴嫩讨论建交问题，还在探索与英国、日本改善关系，最重要的是他眼前面临与尼克松派来的使节对话，商讨改善中国和美国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上个月的乒乓外交，使我国赢得了主动。他在想着，要写几条要点，跟对美工作小组的同志讲一次话。
他正在思考着的时候，车子已经驶进了中南海。
基辛格在加利福尼亚的棕榈泉秘密约见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法兰，精心安排本世纪最神秘的外交飞行……
加利福尼亚州，阳光下的金色之州。从面积来说是美国第三大州，仅次于阿拉斯加和得克萨斯。而它的力量和财富，却是首屈一指的。它的高速公路车水马龙，它的空中走廊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西方与东方的移民象潮水一样涌到这个州来。人们既在它的土地上疯狂地竞争，又在它宜人的气候下享受阳光和闲暇的生活。许多人晒得黑黑的，许多人金发碧眼，许多人衣着时髦，充满自信。高速公路两边的田野上遍布着没完没了的盒子似的私人住宅。东边是起伏逶迤的内华达山脉。
尼克松就是担任总统的第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当选总统后，在这里的圣克利门蒂设置了“西部白宫”。基辛格也在附近的棕榈泉，搞了一幢私人住宅。五月上旬，尼克松总统批准了基辛格去休假。基辛格就飞到棕榈泉的私人住宅里躲了起来。名义上是“休假”，实际上是甩开日常工作、避开新闻界的耳目，积极准备去中国访问的工作。
基辛格从华盛顿带来了一大包关于中国的各种书籍，关于中国的哲学、历史、艺术和文化的书籍，还有他的助手们为他准备的一大本一大本的关于中国的资料。据说，他的助手们经手整理过的有关中国的材料，已达上吨重，可见工作量之大。既要研究中国，又要保密。有一次，他要中央情报局给他搞一份关于周恩来生平的详细材料，但稍一转念，他马上扩大范围，要求把所有具有世界影响的领导人的传记都送来，假装说：“供我参考之用。”他巧妙地向各方面的中国问题专家求教，但绝不吐露自己的真意。专家们十分赞赏他的求知欲，以为是他无非是想了解关于中国问题的各种新见解而已。在公开场合，他大谈越南问题、俄国问题、欧洲问题；在背地里，他孜孜不倦地钻研中国问题。为了不露真相，他常常故意施放烟雾，讲一些反话让人无法揣测。一次，《纽约时报》登载了一则简讯，推测说，如果中美建交，基辛格会到中国去。白宫里有个不知内情的人拿这则消息同基辛格打翅。基辛格莞尔一笑，答道：准是国务院里“我的一个崇拜者”认为北京“大概就是他能想出的把我打发到离华盛顿最远的地方吧”。
他避开耳目众多、天线如云的华盛顿来到西海岸边的休假地，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秘密安排经过巴基斯坦的与中国代表会晤的具体计划。
五月三日，他曾经通过秘密渠道向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约瑟夫·法兰传去了一个信息：
“为了只有总统和我知道的非常敏感的原因，总统希望你找点个人的……借口，立即返回美国，以便你能和我会谈。我们的会谈必须完全保密。会谈的性质，除总统、你和我自己以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我意识到这个信息会给你带来困难。但是，我确信你会认识到，总统重视我们的会谈，这是压倒一切的考虑。我们会谈的题目不要求你作任何准备。”
法兰反复揣摩了这个口信，十分乐于从命。
法兰大使向国务院请了一个假，说回国办点“私事”，就按基辛格约的地点，飞往洛杉矶来了。他在横越重洋的飞机上，还是猜想了一番。是印巴关系问题么？不，不至于那么急，那么神秘。或是越南战争问题，不象，没有必要为越战问题找驻巴基斯坦大使。是不是苏联和巴基斯坦关系问题？更不象……既然基辛格不要求他作任何准备，那可能是他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在美国只有总统、基辛格和他三个人知道的事，肯定只能是国家的高度机密。神秘的使命激起他内心的兴奋与躁动。
五月七日上午，班机抵达洛杉肌。有一位法兰不认识的中年男子迎上来接他。此人自称是基辛格博士的朋友，奉基辛格的委托专程来接法兰。法兰于是没出机场，就被领上一架私人小飞机，不久就飞到了洛杉肌附近的棕榈泉。基辛格在棕榈泉的私人住宅里等他。基辛格笑着十分满意地跟法兰握手：“你好，大使先生，总统也会感谢你的到来。我们谈完后，马上送你回洛杉矶飞机场。”
法兰更是惊愕了。基辛格狡黠地一笑：“你到棕榈泉来过是根本无案可查的事。你明白么？”
谈话马上就开始了。基辛格首先将尼克松总统的决策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一切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递的来往信息，全部告诉了法兰大使。法兰吃惊不小，想不到他所住的那个国家已经为美国与中国做了那么多事情，他连蛛丝马迹都不觉察。他惊诧地问；“你是打算通过伊斯兰堡去见中国人？”
“是的。我要与中国的使节谈判。我见中国人的技术安排要通过你来做。事前我已经了解过你的情况，档案材料表明你为人忠诚可靠，办事扎实能干。总统也批准了要你来安排。”基辛格满怀希望而又郑重其事地盯着法兰说，“要绝对保密，除你之外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我在国务院的上司为什么不能知道？”法兰探询地问。他担心将来会受到上司的责难。
“你不用担心以后上司怪罪。有总统和我呐！这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之所以要保密，是为了避免由于许多涉及到很复杂的很敏感的问题的材料经过太多人手有可能泄露而造成误解。”
法兰因为得到总统和顾问的信任而感到喜悦，也觉得责任重大。他沉默了片刻，说：
“我明白了。”
“你可以利用你的工作人员去深入考察一下一些安排是否切实可行，只要不告诉他们这些安排的真正目的。”基辛格说。“我的想法是在巴基斯坦或在中国华南的一个方便的飞机场和中国代表会晤。”
法兰建议说：“会谈还是在中国进行为好。让中国人偷听比让巴基斯坦人偷听好一些。反正中国人要做记录的。”
基辛格那眼镜片后的眼珠转了一圈：“你认为我去中国好一点？”
法兰点点头：“嗯。”
基辛格说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具体计划：
“我将从华盛顿出发作一次‘了解情况’的出访。我将访问西贡、曼谷、新德里、伊斯兰堡和巴黎。我的飞机上不带新闻记者。我在预定停留的地方都不举行新闻发布会，但是都举行了解情况的会议。这样，等我经过一个星期到达伊斯兰堡时，记者们从我身上采访新闻的兴趣已经不大了。记者厌烦之时，就是我成功之日。”说罢，基辛格哈哈大笑，“你觉得怎样？”
法兰说：“常驻伊斯兰堡的只有一名美国记者。我看问题不大。”
“那样，我将于星期五上午到达巴基斯坦，由你出面张扬一下，安排我一整天的活动，既在大使馆也在巴基斯坦政府露面。如果叶海亚总统同意，他可以请我到某一个合适的幽静的地方度周末，比如说开伯尔山口或是某一个别墅。我将让我的飞机停在飞机场一个显眼的地方。然后，我将乘一架预先停放在机场的飞机到中国去。在我不露面不超过三十六小时以后，我将引人注目地重新露面，然后往西飞往巴黎。你看，我计划中的这一切能办得到么？”
“你三十六小时之内能回来么？”法兰问。
“我想是能回来的。”基辛格说。
法兰充满信心地说：“能办得到。”
基辛格说：“那么，你一回到伊斯兰堡就马上和叶海亚总统联系。我会把你所担负的任务通知希拉里的。我希望你在我呆在巴基斯坦的时候管束住使馆的人员，不要让他们来找我的麻烦，并使人觉得我真的一直在巴基斯坦。”
谈罢话，基辛格将法兰送至屋外。基辛格那个朋友已经笑眯眯地等在院子里。基辛格跟法兰握别的时候，又一次笑着提醒他：“你记住，你到棕榈泉这儿来过的事是无案可查的。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也不知道。”
那个朋友朝他诙谐地双手一摊，耸了一下肩膀。
送走法兰以后，基辛格心情特别好，处在一种亢奋的心理期待之中。法兰给他的印象很佳。基辛格相信自己的计划会得到落实。他不肯歇一歇，就执笔草拟发给周恩来的回信。当然，这封信也是上没有抬头、下没有签字的。信中说：“……为了给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可靠的联系，尼克松总统建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思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的秘密会谈。基辛格博士准备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会谈，地点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飞行距离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
“我们建议，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体细节，包括地点、停留的时间多长、通信联络以及类似的问题通过叶海亚·汗总统作为居间人进行讨论。为保密起见，务必不用其他渠道。同时，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五月九日，基辛格在棕搁泉休假结束回到华盛顿。第二天尼克松看罢给周恩来的回信后批准照发。
毛家湾的主人感到毛泽东张开的网已经越收越紧，并对周恩来怀恨在心，说：哼，跟美国人勾搭要栽跟斗的……
六月中旬的一天，住在钓鱼台的江青给毛家湾的女主人叶群来了电话。江青说，她几天前给林副主席拍的那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扩印出来了，效果很好，林彪读毛主席书的神态很专注、生动，她准备给这幅照片用“孜孜不倦”的标题，要在《人民画报》作封面发表。叶群以十分谦恭的语调感谢江青的帮助和关心，心里十分感动，说这张照片也要安排在《解放军画报》的封面上用。
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作为中国第二号人物的林彪，越来越感到有一张无形的网，对他越收越紧。他所住的毛家湾，围墙高大、青砖到顶，围墙的四角，有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二十四小时站岗，真可谓戒备森严了。林彪还是感到了不安全。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江青出面来支持他，突出他，他当然是十分感谢的。
要说林彪对江青最近给他拍照的特意安排十分感激，那是有缘故的。“文化革命”搞起来后，住在钓鱼台十一号楼的江青与毛家湾保持着热线联系。在一九七O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在“称天才”的问题上阴谋败露，叶群和林彪那“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的表演也受到严厉的批判；林彪精心策划的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很快就被毛泽东识破与戳穿了。虽然会上没有对林彪进行公开批判，但是毛泽东在讲话时说了咐林还是要保”。这也是“不点名的点名”，使林彪休然而惊，感到自己的地位在动摇。
在庐山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变得紧张了。林彪多少年来苦思焦虑为的是那个最高权利；毛泽东戳穿他们的阴谋后，就是不给权。国家主席也不设了。林彪不得不重新考虑夺取最高权利的方式，他对吴法宪授意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九月七日，林彪、叶群离开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下山为林彪送行。在九江机场的飞机上，由叶群导演，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把林彪拥坐在中间合影留念。同时，还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彪、黄永胜的策略。叶群就私下对吴法宪说：“你沉着一些……，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扯他们两人。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一九七O年十月，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受到感染，对用武力夺权充满了野心，不由得说出：“我们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于是，将自己的所谓“调研小组”改名为“联合舰队”，并用英语com—mander(即司令官)的谐音，给自己取了个代号叫“康曼德”。其他重要成员也取了代号，并将代号报告了林彪、叶群，还增加了人数。
一九七O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查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第二天，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批评叶群“九大胜利了，当上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十一月三日，毛泽东又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接着，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厌！”还将这个讲话批给全党阅。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华北会议上，就陈伯达问题作了长篇讲话，并宣布党中央对北京军区进行改组。
这就使林彪更为惊惶。三月二十一日，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在上海巨鹿路某密室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对策，议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舰队”骨干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说，如果“和平过渡”不可能就“提前接班”，“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商量好马上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成立“教导队”；另一件事便是根据林彪的意思，定出武装起义的计划来。按照林立果说的“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把武装起义计划定名为“571工程”。
正当他们为“571工程”的最终实施进行各种准备时，毛泽东又两次批评中央军委办事组不争主动，一错再错，根本不批陈；毛泽东于四月份派李先念同志参加中央军委办事组。四月十五日，举行有中央、地方和部队负责人参加的“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林彪顿觉摸不着头脑，更是惊恐不安。当天下午，在北戴河的林彪叫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日通报一次会议情况。会上有人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还讨论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书面检讨。四月十九日，林彪与叶群赶忙坐飞机赶回北京。
林彪还看到被批“二月逆流”打下去的老帅老将们，又活跃起来了。毛泽东把调查陈伯达历史和家庭情况的任务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毛泽东又让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毛泽东还责问为什么不给陈毅看文件，恢复了让陈毅看外交部文件的权利，盛传陈毅即将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