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对周恩来更是怀恨。周思来受到毛泽东器重，主持批陈整风，与林彪的一伙人针锋相对。林彪已经感觉到毛泽东张开的网已经越收越紧。尽管北京六月天暑气已经很重，林彪却感到寒栗。
他刚刚独自吃过晚饭。吃的是麦片稀粥，煮黄豆及素白菜，倒是十分简朴。他吃饭时和饭后半小时，规定不和任何人讲话，担心出汗。他患的怪毛病叫“神经性毛孔扩张症”，就是不能出汗。他不愿见人，或是不愿出席某个会议，就常常借口“出汗了”，也就是说“病犯了”的意思。
叶群接到江青的电话时，林彪刚吃罢饭。叶群没有马上来通报。大约过了半小时，林彪端坐在卧室靠东墙的扶手沙发上，沐浴在一种他喜欢的幽暗的灯光下，光秃秃的脑袋搁在沙发背上，眼睛半闭半睁。秘书在给他用清晰而和缓的声音讲中央即将召开工作会议的通知，讲周恩来同志即将在会上吹风，介绍中美即将举行会谈。他听着，心里十分反感，我们怎么能跟美帝国主义搞在一起？！关于召开六月中旬的吹风会，他记得周恩来在五月二十九日写过一个报告，写给毛泽东和他的，汇报中美之间接触的情况及即将准备的会谈，周恩来建议要召开一个吹风会，让中央各部委、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参加，做转弯子的工作。转什么弯子？！他虽然不同意，还是得批示同意。毛泽东决定要干的事，哪个人敢不同意？！
叶群这时走进卧室来了，报告了江青的电话，讲照片拍得很好，要用作《人民画报》封面。叶群示意秘书可以走了。秘书退出林彪卧室之后，叶群问：“一0一，吹风会你去参加么？”
林彪没有吭声。
叶群发泄不满地唠叨道：“吹什么风？转什么弯子，还不是周恩来大出风头。庐山会议以来，他真神气哟！要跟美国人勾勾搭搭——”
林彪还是没有吭声。
“你倒说话呀？”
“噢，什么？”林彪这才从沙发上抬起头来。
“我问你去不去参加吹风会，我好回话。”叶群说。
“那，露一下面也好。跟各大军区的头头见见面。”林彪停了片刻，又冒出一句。“哼，周恩来跟美国人打交道，要吃亏的，栽跟斗的。”
林彪说罢，咳了一声，站了起来，双手背在身后，在卧室里踱步。叶群知道，林彪这时的心情很不好。
周恩来的复信来了。基辛格如释重负，欣喜异常，认为这是二次大战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华盛顿的国际机场。涂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志的喷气客机呼啸着在机场降落。这是六月二日下午黄昏时分。机场的灯火与客机的标志灯相映成趣。一个外交官模样的巴基斯坦信使跟乘客一块下了飞机。信使携着外交邮袋出示了免检证件，先走出了候机大厅。一位巴基斯坦驻美人员迎着信使，两人从大厅走到门外，上了插有巴基斯坦国旗的小车。车子沿着波托马克河岸飞驰，在夜色中隐约可见华盛顿纪念塔高耸入云。车子驰向巴基斯坦驻美使馆。
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已经在两天前从使馆接到的，电讯中简略地知道这个信息的内容。阿迦·希拉里出身于巴基斯坦的名门望族，长期担任公职，很能干。正巧，希拉里的一个兄弟这时也担任着驻中国大使。希拉里本人与基辛格很好还另有一层原因，希拉里的妹妹在五十年代是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她对于女权的主张曾经给基辛格很深的印象。希拉里是一个精细的、思虑周到的人，觉得两天前收到的简单的信息十分鼓舞人心，也马上转述给基辛格了。基辛格十分兴奋，盼望着还在路途上的信使赶快到达。
那两天，基辛格哪儿也不敢去，回绝了好几次十分有意义的社交活动的邀请。
希拉里一接到周恩来的答复信，急忙地驾车赶去白宫。
这是用打字机打了两页的信。同样是没有称呼，也没有署名。基辛格从希拉里手中接过这两页纸的时候，紧张得手都有点儿发颤。他也无形中受了尼克松情绪的感染，担心中国人在关键的时候后退。他急急地先扫了一眼——
“……在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喜悦的心情简直是难以形容。他送走了希拉里，赶忙走到正厅去通知尼克松总统。厅里灯火辉煌，杯盏声夹杂着欢声笑语。尼克松正在宴请尼加拉瓜总统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基辛格告诉站在国宴厅外的随从武官，务必请总统尽快出来见他。基辛格兴奋而焦急地在厅廊里来回踱着。
大约九点半钟，总统出来了。基辛格忍不住告诉总统：“来了！来了！周恩来的复信来了！”
总统将基辛格领到林肯厅，接过那两页打字的信件，读了起来。尼克松也禁不住眉笑眼开。看着总统把信读完，基辛格笑呵呵地说：
“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两人兴奋地畅谈起来，谈到了两人辛苦多时共同起草的基辛格准备同周恩来会谈的第一次发言稿，谈到了在会谈中如何灵活处理，以免陷于被动，谈到了已经准备好的基辛格可以代表总统接受的十种不同的公报草案。
两人谈兴正盛，零时已过，全无睡意。
尼克松站了起来，特别兴奋地说：“亨利，你等一会儿。虽说我们俩都有晚上不喝酒的习惯，今晚破例了。”
尼克松起身出厅门，沿着走廊走至二楼另一头的家庭小厨房。他在一个橱柜里找到一瓶没有开过的名牌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他把它夹在腋下，又从玻璃橱里拿了两只大矮脚杯，高兴地走回林肯厅。
在总统去拿酒的时候，基辛格独自在林肯厅里想起尼克松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的话：许多领导人最难接受的事情，就是授权别人替自己办事。基辛格这时觉得总统提出过免掉派特使先行的这个环节，还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夹杂了个人的杂念也无可厚非。总统最后还是同意由他去打前站，充分表现了总统的理智与难能可贵。
尼克松回来了，斟了两杯白兰地，兴冲冲举起杯对基辛格说：“亨利，我们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的成功，是为了祝贺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过和平生活的更好机会。”
基辛格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灵机一动，说：“我们把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
基辛格刹那间又感到沉重：“现代比马可·波罗时代强多了。隔洲隔洋可以直接通话。可是，我去到中国却不能向您请示。您不怕我在北京将阿拉斯加卖了？！”
尼克松淡然一笑：“到那几天，我会睡不着的。要是完成使命，就用一个电码单词Eureka从北京给我发报。”
“Eureka，”基辛格重复了一遍，“发现。马可·波罗发现了中国，我能发现什么？”
“和平？”尼克松回答，“亨利，再干一杯。为这次重大的秘密行动。”
两人碰了杯。一向孤僻寡言的尼克松，这晚话特别多：“你看……”
尼克松桌上摆着研究中国的材料。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生活》杂志于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发表的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
尼克松指着照片说：“毛泽东请一个美国人上天安门站在他身边。这就是一个象征。是传达给我的信息。我怎么没想到？”
基辛格羡慕地说：“中国人太精细微妙了，到底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的熏陶。”
尼克松慨叹：“我们真是太粗疏！人家毛泽东早在去年就讲了，我‘作为总统去也行，作为旅游者去也行’……博士，他为什么又讲‘双方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呐？”
基辛格托着腮陷入沉思。夜更深了。四周静寂无声，听得见两人的呼吸声。
尼克松纳闷地问：“如果谈不成，我去北京又有什么意义？”
基辛格很快就思路大开，脸上喜悦的表情好象小孩考了一个满分：“我悟出来了！毛泽东这个人真不简单，他用他的语言讲出中美两国接触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它会改变世界的格局。就是‘谈不成’也是有意义的。”
尼克松兴趣盎然：“也就是说，连毛泽东也认为世界不再是两极，将要变成三极了。”
“毛泽东有句诗，叫‘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基辛格又分析起来，“此人气魄很大，是从大的全球战略上考虑问题的。
白宫的夜景特别迷人。明亮的灯光沐浴着这座朴素而壮丽的欧洲乡村别墅式建筑，更显得洁白如玉。白宫的主人为即将会见大洋彼岸那个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的领袖而兴奋不已。
钓鱼台，这个往曰十分寂静的乾隆皇帝的旧行宫忙碌起来了。周恩来亲自掌握的工作小组住进了四号楼
在那时候，不只是北京，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城镇，都醒目地张贴着“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些标语表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在军队或是民兵的靶场，打靶的目标往往被画成尼克松的漫画像，长而歪斜的光下领，长而斜翘的鼻子，靶心就是尼克松画像的胸门。不少子弹射穿他的胸膛，不少刺刀戳穿他的躯体。不少文艺节目中，尼克松是高鼻子被描白了的丑角，戴着写有USA的高礼帽，在怒不可遏的工农兵演员的声讨声中，手脚发颤，满地打滚。那个时候，大凡跟美国有关系的人(这个关系包括有亲戚在美国、自己在美国留过学、或者在美国逗留过、与美国人有通信往来、甚至英语说得好)都被视为“特嫌”(即特务嫌疑)而受到敌视与审查。还有的人因为好。奇心强或是求知欲旺而用短波收音机收听过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就被当作“收听敌台广播”论罪，轻的监督劳动或是下放改造，重的关进监狱，判以徒刑。
那个时候，对美国的认识，必须统一在一种规范化的标准里。那就是，美国是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不打不倒，一打就倒。美国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是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他们死到临头了，就要拼命挣扎，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为敌。不允许有除此之外的别的认识。如果有，那就是阶级敌人炮制出来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
那个时候，如果有某个智商高的人预测未来，说中国要和美国友好，说要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作为总统来也行，作为旅游者来也行”；那么，此人肯定会被当作“疯狂的阶级敌人”来打倒，要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但是，这些话只有由毛泽东来说，才另当别论。毛泽东是全国人民最信赖的伟大领袖。他的革命坚定性是不容任何人置疑的。他说的就是真理，就是不理解也要执行。所谓不理解就是因为你水平太低，理解不了领袖的思想。
毛泽东几十年的经历无愧地证明他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领袖。尼克松几十年的经历同样无愧地证明他是最反共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历史的发展使这两个处于所谓最革命的极端与最反动的极端的人物要作友好的会晤。
为使这个转变不致于过于突然，而使中国广大人民心理承受不了，周恩来首先通过乒乓外交而先下了一场毛毛雨。尽管《人民日报》以精心安排的极有限的篇幅、极不显眼的位置报道了美国乒乓选手的活动，广大中国人以吃惊的眼光在注视着，它激起的心理波澜很快就使人们适应了、接受了——中美两国人民是要友好相处的。对于尼克松来访的吹风与转弯子，就要艰难得多。尼克松到底是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头子”呵。好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强调的个人崇拜也有它的好处，只要说清楚是毛主席的英明决定与战略决策，亿万人民是会在执行中理解它的。毛泽东说的就是真理。
为接待尼克松与基辛格访华而成立的工作小组，在毛泽东批准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成立起来了。
尼克松是总统，来北京当然得住国宾馆钓鱼台。尼克松总统当然是下榻于钓鱼台最高级的十八号楼，平时接待国家元首的楼。工作小组按周恩来的指示也住进了钓鱼台四号楼。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周恩来亲自选定，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成员有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冀朝铸等。工作小组的纪律很严，不准记录，不准泄密，不准对任何人谈论。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之前，住进了钓鱼台也不准回家。对于会谈中将涉及的所有能想到的问题，工作小组的同志们都作了讨论、搜集了资料、准备了多种方案。
周恩来经常亲自参加一些具体的讨论，并亲自检查警卫部署相接待工作，制定了安全保密、周到有礼、万元一失的方针。
十分有戏剧性的是钓鱼台也是当时“中央文革”的大本营，江青住在十一楼，张春桥、姚文元住在十六楼。
洛德就要启程随基辛格去秘密访问自己妻子的祖国，尽管有严格的规定，他还是以十分高超的语言技巧泄了密。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这天，温斯顿·洛德在家里收拾行装。他的中国血统的妻子贝蒂(她的中国名字叫包柏漪)在一旁帮忙。就在这天晚上，洛德就要作为基辛格的主要助手跟随基辛格开始那酝酿已久的秘密访华之行。他这个时刻，真是既兴奋，又苦恼；兴奋的是这次神秘的旅行事关重大，而且富于冒险的色彩，就象它的代号“波罗行动”一样，使人联想起数百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探险行动。苦恼的是，他要去的是贝蒂的祖国，要是能告诉贝蒂，她会多么高兴呵，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了规定，使他不能违反规定告诉妻子。洛德十分爱他的妻子，好几次都几乎将秘密告诉她。只是严格的纪律使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洛德和贝蒂的结合，用得着中国语言中“缘份”这个词。那是一九六O年，洛德在耶鲁大学毕业后到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的弗莱彻法律及外交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班上就有这个富于魅力的中国姑娘。一次，洛德的在联合国工作的母亲邀请这个班的学生去纽约参观联合国大厦，晚上还在家里招待大家吃晚饭。洛德的父亲是美国纺织业的巨子，也为这个中国姑娘的魅力所吸引。后来，他鼓励洛德：“温斯顿，你怎么不和这位姑娘约会呀？”这样，俩人就开始来往了。一九六三年，在台湾驻美国“使馆”举行了婚礼。在他俩准备结婚时，洛德曾经受到警告：如果他与这位中国血统的姑娘结合，他将不能再接触有关中国的事务。在两种选择面前，爱神占了上风。后来，基辛格到白宫出任尼克松的顾问看中了洛德，禁锢才被解除。
昨天晚上，洛德和贝蒂一块在客厅看电视。在新闻节目中播出了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出的一项简短的公告：
“……尼克松总统即将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七月一日至五日到越南南方执行了解情况的任务。随后，基辛格博士一行将到巴黎去和美国驻法大使戴维·布鲁斯进行磋商。在去巴黎途中，基辛格将去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与官员会谈……”
洛德听了齐格勒按计划对即将进行的访华秘密之行作了这番轻描淡写的掩饰说明，不由讪然一笑。
敏感的贝蒂早已注意到丈夫最近行动有些异常，还诧异他近来常向她打听中国的知识。贝蒂瞄了丈夫一眼，有意识地说：“温斯顿，我觉得你们这趟旅行，并不象刚才齐格勒描绘的那么平淡。”
“是么？”洛德装着若无其事，嘴角泛出一种无可奈何而又神秘的笑。
今天晚上他要启程了。贝蒂帮他收拾行装。洛德的确内心泛起一股异常的波澜，望着贝蒂，欲言又止，想说不说。
贝蒂问：“我凭直觉，女人的直觉，觉得你们好象要去干什么大事。”
“你真的感觉到了么？”
“能告诉我么？亲爱的。”
“遗憾的是，不能。”洛德深情而抱歉地望了望妻子，摇了摇头，“这事要是成功，你将会特别高兴。也许你很快就会明白，这将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祝你们走运！”她不再迫问，抱吻了他。
洛德提着皮包走到房门口，又回过头来，放下皮包，走到窗边，意味深长而又充满感情地推开窗子。他说：“贝蒂，你看。PeepingJack(偷看的小伙子)。”
贝蒂一望窗外，只有楼房、绿树、蓝天。根本没人偷看。她急了：“他在哪儿？”
洛德又抱吻了她一次，提起皮包出门而去。
贝蒂凝视着窗外，好一会儿，才领悟了：
“Peeping，北平……我的天，他们是去北京！”
她自知失口说出了国家机密，赶忙用手掩住口。她的眼睛因为兴奋而发出亮光。
基辛格秘密访华动身那天，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登门求见。基辛格说，这是他平生经历的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就在基辛格晚上就要启程去秘密访问北京的时候，他正为即将来临的行动不安地憧憬着。尽管他充满着信心，又觉得心中无底。也不知是鬼使神差、上帝的安排，还是命中注定要使他的行动充满戏剧性，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先生来到白宫，要求与基辛格会晤。
事后，基辛格将他与沈剑虹的这次会晤，当作他“平生经历的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
具有绅士风度、外表精明干练的沈剑虹走进办公室与他握手时，他眼中闪过一丝痛苦的光。他很快就恢复常态装作乐哈哈地与沈剑虹说起话来。
“你好。博士先生，听说你晚上就要出发去访问亚洲。”沈剑虹明明知道齐格勒宣布基辛格要访问的是“东南亚”，而有意识在说话中扩大为“亚洲”，包含了他没有表示访问台湾而使沈剑虹遗憾。
“是呵，我是奉总统之命到东南亚去了解情况的。”敏感的基辛格听出对方用词的微妙含义，而特意重复谎言作解释，表情有点不自然。
“今年联合国代表大会的形势更为严峻，我觉得我们两国更应该协调行动。”沈剑虹说。
“当然，当然。”基辛格意识到自己在敷衍对方，煞是痛苦，“要密切合作，保持一致。”
“但是，有消息说，贵国国务院准备了接纳北京的‘双重代表权’提案。”沈剑虹抓住要害，单刀直入，“蒋总统对此是深为关切，坚决反对的。”
“沈先生，这是严酷的现实呵，”基辛格无可奈何地说，“连日本最近也表示要甩开我们，重新考虑在联大对中国的立场了。”
沈剑虹摇摇头：“可悲。甚是可悲。你们对共产主义太软弱了。”
身为台湾驻美“大使”的沈剑虹，出使华盛顿快八年了，经历了从肯尼迪、约翰逊到尼克松三朝总统。从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美国的外交态势，沈剑虹已经感觉到，美国要改变历史了。今年四月下旬，蒋介石派蒋经国“应邀”来美访问，虽然受到美国隆重的接待，可是，正巧刚刚发生了周恩来搞的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沈剑虹已经觉得，尼克松对蒋经国来访的接待，可能“是尼克松向他在中华民国的友人”一种“道别”的方式。
沈剑虹十分关注着，四月二十一日，尼克松接见了刚刚访问中国归来的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四月二十二日，蒋经国和基辛格举行单独密谈。事后沈细虹问他，基辛格是否带给他任何重要信息，“他只笑笑，未发一言。”尼克松与蒋经国正式会晤时，“尼克松很有礼貌的倾听，但是未作任何承诺。”
蒋经国访美，在美国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倒是蒋经国在曼哈顿闹区的布拉萨酒店正门前遇刺引入注目。正当蒋经国从酒店门前的铺红地毯的台阶进入正门时，闻出两名“台独分子”，其中一个凶手举枪就射，被便衣警探擒住右腕，使子弹偏高射出，蒋经国方逃此大劫。蒋经国遇刺不遂的事件，反而变成紧跟着乒乓外交而哄动于世的热门新闻。这确实使沈剑虹闷闷不乐。
沈剑虹这次会晤基辛格，本意是商量在下届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如何保住台湾的席位，可是谈话并不如意，使他顿生感触，慨叹美国对共产主义太软弱了。
基辛格听了责难，并不恼火，反而不无同情地说：“沈先生，尼克松总统对此亦深有同感，十分苦恼。”
沈剑虹焦急而略含温怒地说：“贵国要是抛出‘双重代表权’提案欢迎中共进来，岂不是等于给急于讨好中共的国家打开了闸门？！”
基辛格虽然对沈剑虹印象不坏，此时亦很难聚精会神地跟其详细讨论这件事，只得安抚地说：“沈先生的感情及贵国的境况，我深表理解。我想，改天我们还可以在联合国大会的程序性的问题上再想一点办法。”
沈剑虹只好心绪不佳地告辞了。
基辛格启程的这一天，他还和尼克松总统会晤了三次，最后一遍重新审查那些为出访准备的文件。尼克松沉浸在激动中，神色中也透露出遗憾；大约是遗憾这次未能自己亲自去北京。基辛格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实现突破带来的喜悦与成功会使所有的人兴奋，更何况总统本人就是决策的制定者。尼克松最后一次浏览那代号叫“波罗”的厚厚一大册黑皮书，最后签了字，交给了基辛格。
一直到夜间，在林肯厅，尼克松和基辛格还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未来与中国以及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先后次序。
基辛格还是再次把自己的担心向总统强调出来：“如果宣布在莫斯科举行美苏最高级会谈，那么与中国的对话就可能障碍重重；如果我们的对华外交过于活跃，又可能使我们的对苏政策受挫。”
尼克松说：“看来，苏联人对于原来暂定的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举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并不诚心，他们只是想利用我们的谈判和缓和的政策，用最高级会谈作诱饵来使我们作更多的让步。”
基辛格告诉尼克松，半个月前他和多勃雷宁在戴维营谈话，给他的印象是多勃雷宁认为美方急于谈判，缺乏耐心，可以利用。基辛格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手里拿着什么牌。”
尼克松有点得意地说：“我才不忙于马上跟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不然的话，我们的对华政策很难有进展。”
基辛格也有点幸灾乐祸地说：“莫斯科自己拖延时间倒替我们解决了难题。我曾经设想，如果我突然告诉他，一个月以后我会在什么地方出现，真不知道多勃雷宁会作什么反应。”
尼克松沉默了一会儿，决然地说：“亨利，不管莫斯科怎么反应，同中国的最高级会谈要首先举行。这次希望都寄托在你这次出访了；我打算先飞去北京，然后再飞往莫斯科。”
基辛格望着灯光照着的尼克松那张下颏突出的脸，及那双因兴奋而转得比往常要快的眼睛；他心中还是对总统生出一些敬意。总统作出访问北京的这些决定，既没有同行政部门商量，又没有同国会商量，一旦出了差错，将完全处于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困境。总统还是十分果敢地独自作出了这些决定。基辛格问：
“决要起飞了，总统还有什么话要说么？”
尼克松提出：“我已经说过几次了，亨利，我还是想把你这次会谈地点改在北京以外的地方。”
基辛格当然领会总统言外之意，委婉地答：
“当然，首先出现在北京的美国代表，最好应该是总统本人。可是，中国人的回信是邀我们在北京谈。”
尼克松满脸不悦，又说：“那么，你必须说服中国人，在我访华之前，他们不要接待我们在政治上的反对派。听说，民主党有人也想要访华。”
基辛格说：“总统，我可以说服。但是我担心中国人不是随人左右的人。”
尼克松此时心情十分复杂，望了望窗外的草坪与灯火，说：“我又兴奋又迷悯，感到我俩象是沿着喜玛拉雅山的悬崖探索前行，随时都会粉身碎骨。”
“很难担保我这次秘密之行不会泄露。”基辛格也忧虑。
尼克松感着眉头问：“万一走漏消息怎么办？”
基辛格略作思索，说：“只好由白宫发表一个简单的声明，我拟好了词‘基辛格博士应中国人的请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会晤。在基辛格回来并向总统汇报以后将发表一个声明’。”
“管用么？”尼克松问。
“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声明能否平息一场暴风雨，我是不抱任何幻想的。”基辛格说。
尼克松用显得沉重却很坚决的声音说：
“要创造历史，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亨利，我还是祝你一帆风顺。”
在晚上八点钟左右，基辛格一行乘飞机离开了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叶海亚总统亲自安排了世界现代外交史上最有名的一次遁身术，为这个复杂而冒险的计划绞尽了脑汁……
叶海亚·汗总统长得魁梧、剽悍，英武的鼻梁下有一绺漂亮的胡子。他说话干脆，笑声爽朗，具有粗犷、豪爽的军人气质。
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晚间，叶海亚总统在金碧辉煌、富于伊斯兰风格的总统府宴会厅设宴，招待执行接待基辛格的秘密任务的中国朋友。我国外交部的代表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和执行领航任务的领队徐柏龄、领航员刘志义、随机报务员王今亮，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应邀出席宴会。巴基斯坦出席作陪的有陆军参谋长哈莱德将军、外交秘书舒尔坦，以及国务秘书、安全委员会主席等军政要员。由总统出面设宴招待这几位由周思来总理派来的执行特别使命的人员，在外交礼仪上已经是破格了，属于很高的礼遇款待。叶海亚总统待人热情友好，十分健谈，风趣地按伊斯兰教的风俗，以真主的名义向客人祝福。宴会上，叶海亚总统高度赞扬了毛泽东主席、周思来总理为发展中美关系所表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伟大气魄。叶海亚总统是中国人的朋友，也是美国人的朋友，他为自己能得到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信任，为发展中美两国友好关系而传递信息、安排会晤感到荣耀，不辞劳苦，十分热情。
在叶海亚的亲自安排下，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被特别允许自由出入总统府。张彤将中国领导人的信件直接转给叶海亚总统。叶海亚亲自记下要点。然后放进总统专用信封，经双层密封后由信使携往美国，交给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里。希拉里无权启封，必须亲自当面交给尼克松或基辛格。
当不久前确定了基辛格将由伊斯兰堡秘密飞往北京后，叶海亚又亲自安排、亲自过问具体计划，指定由外交国务秘书(相当于外交部长)舒尔坦·汗具体负责。计划之中的每一个细节，叶海亚都要过问与推敲。叶海亚不但提供了巴航的波音七O七专机供秘密飞行使用，还委派他所信任的专用的飞机驾驶员来驾驶飞机。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尼克松仍不免对前途末测而惴惴不安。尼克松甚至要求叶海亚“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要叶海亚在基辛格访华期间前往北京，以便万一会谈出现僵局时，叶海亚能从中斡旋。但是，由于这个时候东巴基斯坦要求独立，发生战争，形势十分危急，叶海亚确实爱莫能助，无法离开。
我方的人员在离开北京前，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交给任务，嘱咐绝对保密、周到有礼等注意事项。七月三日，周恩来派出我国的伊尔十八型专机将徐柏龄、刘志义和王今亮三人秘密送到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为了不引起外界猜疑，那架专机立即飞回北京。徐柏龄等三人在戒备森严的军用停机坪下了飞机。巴方已经做好准备，未经任何检查手续，便在恰克拉拉基地司令陪同下，乘坐我国驻巴大使的汽车直接驶往我国大使馆。七月四日，我领航小组同巴方飞行员在我大使馆晤面，周密地研究了试航计划。我方人员详细地向巴航飞行员介绍了飞行航线，导航设备和机场情况。七月六日，巴航派出一架波音七。七专机，由巴航飞行员驾驶试航北京，在我方人员领航下安全地在北京南苑军用机场降落。
这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我国外交部的代表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四人已经在南苑机场等侯。飞机加油后，立即飞回拉瓦尔品第，顺利地完成了试航任务。
宴会间，当叶海亚总统得知徐柏龄曾经多次为周恩来总理驾过专机时，风趣地说：“倘若周总理访问欧洲途经巴基斯坦，我们一定热情邀情他来巴基斯坦访问。他要是不来，我就命令所有歼击机起飞拦截，将周总理座机迫降在伊斯兰堡。你可以报告周总理，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巴基斯坦人民想念他。”
这个军人出身的总统，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与倾慕。
当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消息正式公布以后，不少西方报刊说叶海亚总统通过安排基辛格秘密访华而得到了多少好处；这纯属揣测与编造。叶海亚亲自安排了这次现代外交史上最有名的遁身术，为这个复杂而冒险的计划绞尽了脑汁，却并没有对中国或美国要求任何报答。
基辛格按计划要装病．想不到真的肚子疼了。他说，我这个凡人竟然如此放肆，天神决意要惩罚我一下。”
一架波音707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飞行。
机舱里挤满了各种电子设备。一眼就看出，这不是客机，是一架军用战术指挥飞机。座椅并不舒服。基辛格带的随行人员有助手温斯顿·洛德，年纪轻，笔头快，博学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尔德里奇，职业外交官，会讲中国话，曾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和东南亚其他地方工作过；亚洲问题专家理查德·斯迈泽，公认是国务院主要的日本问题专家；还有特工人员约翰·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长得块头很大的霍尔德里奇挤在机舱里很不舒服，不满地抱怨：“窝囊！怎么坐这样的一架破飞机。哪象代表美国去执行使命，倒象是去丛林里空投间谍。”
斯迈泽嘟哝：“就是这架飞机，还是好不容易从战术空军司令部调来的。”
“国务院的家伙对我们就是看不顺眼，”洛德也在慨叹，“总统要了两架飞机去圣克利门蒂，这无可非议。阿格纽要一架飞机去非洲闲逛。莱尔德不早不晚也在这时要飞机去视察防务……”
基辛格幽默地插话：“这是上帝考验我们，让我们坐很不重要的飞机，去作很重要的旅行。”
在整个行程中，基辛格都与华盛顿保持着机密的电讯往来。为了迷惑人而保密，联系都用化名，把基辛格叫“首长”，把中国人叫“主人”。
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停留与转飞北京的安排，都是通过中央情报局的保密电讯由驻巴大使法兰跟叶海亚总统精心策划的。为了使基辛格在巴基斯坦摆脱到处会遇到的高级官员礼节性的拜访，需要叶海亚表面上邀请基辛格到一个山间别墅进行秘密会谈。这样做，基辛格在巴基斯坦的停留时间就不得不定为七十二小时。而按照公布的行程表，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只停留四十八小时，大致相当于他在印度的停留时间。当时，东巴基斯坦正发生战乱，大批孟加拉难民涌入印度。按国际惯例，在巴基斯坦比在印度多逗留一天就会被理解为偏袒巴基斯坦，从而引起新德里，引起美国官方机构、新闻机构、尤其是国会的反应。那样做叶海亚就得两天不露面，这就有从巴基斯坦方面泄露机密的风险。
怎么办呢？
为了避免上述的种种麻烦，基辛格只好自己想办法，准备到达伊斯兰堡后装病称肚痛；还需要装得越痛越厉害。这样，叶海亚总统就在晚宴上出面邀请他到位于穆里北边群山中的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养。以此为借口，基辛格就能在巴基斯坦多停一天，而使他有两天时间，可以实现秘密访问北京的计划。这样做，也还有难题要解决。那就是，基辛格“病”了，怎么能够阻止大使馆的医生尽责赶来给他治病？又怎能限制那些经过多年外交训练的大使馆人员不去看望基辛格而听候指示呢？
精明强干的法兰大使还是想出了办法。法兰准备在基辛格到达之前，将他的几个要员设法打发离开。法兰把自己的计划用密电汇报说：准备让医生出差，不在伊斯兰堡。护士就不难对付了；让副大使去欧洲休假，让美国开发署长回国探亲。让那些敏感的人土尽可能都不在。事后，基辛格回忆道，“在长期卓越的外交史上，一位大使因总统的代表来访而把他的全部要员赶出城去，居然引以为自豪，而且他还因为很有办法而受到华盛顿表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基辛格乘那架军用飞机两天后到达西贡，同阮文绍总统和邦克大使晤谈。在西贡，那些蜂群一样的记者无不紧盯着基辛格的一举一动。《纽约时报》头版报道了他的活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每晚电视新闻”节目里播送了他同该公司评论员沃尔特·克朗凯特的长篇谈话。他力图缓和将来秘密访华消息公布之后即将造成的冲击，在谈到乒乓外交和美国放宽贸易限制的时候，阐释了美国决定试图接近中国，主要是出于强调全球均势的需要。七月四日，他到达曼谷，那里的记者不多，渲染也少；他对记者们微微一笑，一言不发；有关他的新闻没有登上报纸的头版。七月六日，他飞抵新德里，机场外面出现了反美示威，骚乱者扔了鸡蛋、西红柿，迫使基辛格从边门溜出飞机场。《纽约时报》把这条消息登在第四十二页上。每逢报界对他冷落，会使他挹郁不安，而这次却是正中下怀。他希望到了伊斯兰堡不再为新闻界所注意。他在德里会见了英迪拉·甘地总理，斯·辛格外长，拉姆国防部长。七月七日晚间，在新德里宾馆，洛德拿着几份材料，兴冲冲走进基辛格的卧房，喊着：“博士，博士。”
洛德没见着基辛格的身影。从盟洗室里传出基辛格懊丧的声音：“温斯顿，我在这儿。明天要装拉肚子，今天就来真格的啦！真糟糕！”传出抽水马桶冲水的声音。
基辛格走出盟洗室，自我解嘲地说：“我这个凡人，如此放肆地讲假话，上帝要惩罚我了。”
洛德也急了：“天报应，弄假成真了。明日你到伊斯兰堡还拉肚子，波罗计划岂不吹了？”
基辛格苦苦一笑：“只好咬咬牙，强顶过去。”
七月八日，星期四，基辛格飞到了巴基斯坦新建的首都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和美国驻巴大使法兰在机场迎接。水泥的停机坪被炎热的太阳晒得热气缕缕烤人。机场上只有几个记者在转悠。巴基斯坦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使巴基斯坦和外国记者无法找基辛格谈话。记者们隔着保安人员眼看基辛格朝他们打着无话可说的手势，也就无精打彩地缩进机场大厅躲太阳去了。
基辛格揩着汗，钻进了舒尔坦的“皇冠”轿车。一溜小车驶出拉瓦尔品第机场，开向伊斯兰堡城区。
车内，舒尔坦低声而郑重告诉基辛格：“请放心，一切都按计划准备好了。”
基辛格微微抬起右手挥了挥表示感谢，说：“我既兴奋，又感到茫然，愿伊斯兰的真主保佑我成功。”
舒尔坦真诚地说：“你放心。中国人是讲信用的，讲话算数。我在北京当大使住了好几年，打过不少交道，他们给我印象很深。”
基辛格的车队招人眼目地穿行在伊斯兰堡街头。基辛格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行事。他在法兰大使的官邸与使馆留下来的人员共进午餐。与叶海亚总统会晤。叶海亚总统很高兴。他俩并坐在大沙发上，叶海亚得意地低声说：“我今天亲自检查了一遍准备工作，每一个环节都落实了。嘿嘿，博士先生，我本人就最喜欢冒险，想不到你这个哈佛教授也有这个嗜好。”
“我也不喜欢平淡无奇。”基辛格笑着说，“巨大的成功往往是给承担巨大风险的奋斗者的报酬。”
“我真羡慕你这次秘密之行。要是我俩现在能换一下位置就好了。”叶海亚说。
“我不换。我可不愿接管东巴那些麻烦事。”基辛格又说。
黄昏时分，叶海亚总统在基辛格下榻的政府宾馆举行宴会，并在宴会中开始执行计划。先由舒尔坦十分遗憾地告诉大家，尊贵的客人“偶染不适，肚子疼了”。接着，叶海亚总统便煞有其事地站起来高声宣布：“我原定在现在这个美好的时刻举行盛大国宴，为我们尊敬的客人基辛格博士洗尘。因为博士先生偶感不适，身体欠佳，只好抱歉改期。”
宴席上的宾客及主人们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他准是得了“德里痢疾”，有的说来去匆匆的旅行者常常是会得病的。也有的人暗暗揣测基辛格是不是要潜往东巴，去帮助叶海亚排解战乱危机。谁都没有想到他要去中国。
叶海亚表情严肃认真继续说：“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客人复原，我安排他到北边群山里的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养。希望他尽快康复。”
基辛格也按计划演戏，装着神态迟疑地表示不同意：“感谢总统好意。这事太麻烦了。”
叶海亚又马上异常恳切地说：“博士先生，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里，要由主人的意志而不是由客人的意志来决定的。”
基辛格随行的特工人员并不知道这是在演戏，信以为真。他们按照白宫的规定，派了一个同事连夜赶往纳蒂亚加利，先行去了解情况。到半夜十二点钟左右，这位先行的特工人员打电话回来，报告他已勘察过纳蒂亚加利的宾馆，认为不宜于居住。基辛格获知后，毫无办法，只好要求巴基斯坦方面把这位倒霉的特工人员扣留在纳蒂亚加利，直到基辛格从北京回来。
基辛格参加叶海亚的宴会以后回到宾馆的住房，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离第二天规定起床的时间还有四个半小时。可是，基辛格辗转反侧不能成寐。这个自信心特别强的人，第一次感到前途凶吉难卜。他想象不到明天在北京会遇到什么情况，他跟总统两个人花了多少心血准备的几乎有十个方案明天顶不顶用？到一个他从未去过的首都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而且又与国内完全断绝了联系，他开始感到有些没把握了。这也是他任职以来的第一次。
下午的时候，叶海亚告诉过他。中国不仅派了三个人来领航，将共同操作飞机，还派了一个四个人的高级代表团作陪。这些人都住在中国大使馆。叶海亚还告诉他，由于美国坚持保密，很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可能希望把全部情况公布出来。回想起叶海亚说的这些话，他心里更是空洞洞的没有底。他对中国人尽管作了诸多研究，还是感到那是纸上的材料，他对他们还是不知深浅、莫测高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