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出发前戴上墨镜与大沿帽，以防被人认出，还是被一记者认了出来。美国特工人员见了中国人，如临大敌…
七月九日凌晨三点半，舒尔坦和法兰都按计划来到基辛格下榻的政府宾馆。一夜没睡好的基辛格也起床了。吃罢早餐，四点钟，基辛格一行在舒尔坦的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前往查克拉拉军用机场。出门前，为了防止偶然过路的行人将基辛格认出来，法兰大使对基辛格说：“不行。你这副模样，大家太熟悉了，得变一下。”
基辛格只好戴上一顶大沿帽和一副墨镜。舒尔坦打量了一下经过化装的基辛格，笑着说：“确实不容易认出你是基辛格了。”
基辛格走得太匆忙，连洗换的衬衣都忘了收拾带走。但他没有忘记给总统发电报。
基辛格一行乘坐的车子悄悄地驶出了伊斯兰堡。这正是人们睡意正甜的时候，一路上行人不多。
基辛格和舒尔坦坐在一辆车子里，舒尔坦想对基辛格说几句祝福的话，望见基辛格陷入沉思，默不作声，也就作罢。
他们的车子驶到机场，被特许驶入停机坪。基辛格乘来的那架飞机停在机场的民航区。在它的后面，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那架经过试航的飞机停在军用区等侯。
这时，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巴基斯坦的特约记者贝格正好在机场。贝格曾在巴基斯坦外交部任职，多年前已脱离外交界。基辛格一行人从小车里出来，走向舷梯登上飞机时，贝格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经过化装的基辛格。
飞机的发动机已经开动，发出了平稳的嗡嗡响声。
贝格大吃一惊。确实是基辛格胖胖的身影。贝格凑近在场的机场负责人，问：
“那不是基辛格么？”
“是他。”机场负责人随口而答，无意中泄露了天机。
“他去哪儿？”贝格又问。
“中国。”对方答。
贝格大为惊诧，问：“他去那儿干吗？”
“我不知道。”机场负责人走了。
贝格无意中得到这一重大新闻，喜出望外，扭头就走。据说，贝格当即赶去向伦敦的报社发了一条急电——
据本报驻伊斯兰堡特约记者贝格报道：记者在拉瓦尔品第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人已于七月九日凌晨四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往中国。
据说，这件事后来在伦敦舰队街传为新闻界的美谈。《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拿起那篇稿子，看了一下，放下来。耸人听闻的消息，使他吃惊得不敢置信。他念罢稿子，看了又看，终于摇摇头，骂道：“妈的，贝格这头蠢猪，准是喝醉了。基辛格哪能到中国去，他不要命了？荒唐！”
这个糊涂编辑竟将这篇可以轰动世界的稿子插在废稿签上。
舒尔坦领着基辛格一行六人登上了飞机。该机组的人员都站在舱门内迎候。舒尔坦把基辛格介绍给机组，郑重其事地说：“我奉叶海亚总统之命告诉你们，你们机组十分有幸光荣地参与了一项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秘密使命。乘这架飞机飞往中国的是美国总统的特使基辛格先生。”
机组人员表示欢迎基辛格。
舒尔坦又叮嘱：“你们必须遵守保密的诺言，在向报界发表官方公告前，不能向任何人泄露。愿真主保佑你们。”
舒尔坦又陪着基辛格走进客舱。四名中国外交人员与三个中国领航人员已经等在里面。舒尔坦为基辛格与中国人作了介绍。由于是头次见面，基辛格与中国人之间，都显得陌生与拘束。握手是礼仪性的。
舒尔坦走后，基辛格手下的人员也都进了座舱。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拎着装满机密文件的大皮箱进来，一望见黄皮肤、穿被称为“毛式制服”的中国人，大惊失色，马上作出强烈反应，如临大敌。
雷迪十分紧张地问洛德：“跟中国人，去北京？，坐的不是美国飞机？又没有先遣人员，没有安全措施，这怎么行？！”
洛德笑着告诉他俩：“这是奉尼克松总统之命采取的特别行动。”
雷迪和麦克劳德一边放置皮包，一边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几个中国人。这样，机舱内气氛更为拘谨。
基辛格不愧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用风趣的语言驱散了拘谨的气氛。他说：“我这次去中国很秘密，谁都不知道，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连警卫都没告诉。一会儿，他找不到主人会急坏的，以为被人绑架走了！不过不要紧；巴基斯坦人会告诉他，说我到总统府去了。今天上午的巴基斯坦报纸会登载我有胃病需要休息的消息。谁都不会想到我到中国去了！”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笑声，客舱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飞机已经加速昂首飞上了天空。
基辛格对他第一次见到的中国人印象很深，在他的回忆录里作过饶有意味的描述。穿毛式制服的章文晋看起来象中世纪宗教绘画中的“红衣主教，他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语的能力令人敬佩。”“翻译唐闻生——那个难对付的南希·唐。她生于布鲁克林，因而讲一口十分漂亮的美国英语。我常跟她开玩笑说，因为她是在美国出生的，她不会象我一样受到宪法的限制不能当总统。这个前途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她既聪明又活泼，很长一段时间掩盖了她的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她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翻译；有好几次她当着我们的面毫不犹豫地与周恩来争论。”
至于王海容，“她也是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据说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或侄孙女；她是一个腼腆文雅的人，看起来象一只很容易受惊的鹿一样。”
在基辛格离开伊斯兰堡以后，为了执行掩护计划，以假乱真，一队没有基辛格在内的迎送基辛格的车队，在摩托车队的护送下，于当天上午八点，浩浩荡荡地驶出政府宾馆。车头上都插着美巴两国国旗，在伊斯兰堡引人注目地招摇过市，驶往五十英里外的纳蒂亚加利。为首的一辆车里坐着美国驻巴大使法兰和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
纳蒂亚加利这个地方到处是山间小别墅，有僻静曲折的车路相通，确实是执行掩护计划的合适场所。舒尔坦还假戏真作，去请了一位巴基斯坦医生来别墅诊治一个病人。这位医生事先经过舒尔坦反复了解、询问，断定他分辨不出基辛格和其他白种人以后才请来的。人家问他：“你见过基辛格吗？”他回答说：“没有。”又问：“那么你一定在报上见过他的照片吧？”答称：“没有见过。”从纳蒂亚加利出来后，这位医生以为他是在给基辛格看病，其实他看的是一个确实害了“德里痢疾”的特工人员。
叶海亚总统为了不露破绽，还授意组织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长以及二十来个其他政府官员陆续不断地从伊斯兰堡坐车到纳蒂亚加利探望这个泱泱大国的贵宾。舒尔坦则在客厅里装着十分抱歉地将他们一一挡驾，请他们喝咖啡，推说基辛格正在休息，不便打扰。
七月十日上午九点，在基辛格到北京将近二十四小时的时候，他留在伊斯兰堡的助手霍尔珀林又按计划从纳蒂亚加利打电话到城里，称基辛格在别墅要多休息一天，取消一切约会。霍尔珀林还打电话给停在机场那架美国飞机的驾驶员，要求他发电通知飞行计划作必要的改动。
此时，在美国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尼克松总统，除了在七月九日凌晨收到一封电报称“出发情况良好”以后，就再也没有基辛格的音讯。基辛格一进入中国，就无法与总统保持联系。对尼克松来说，等待显然是一件更加折磨人的事情。尼克松好几个晚上都为此睡不着觉。这场秘密外交基本上是按中国的条件进行：是美国特使去北京，而不是周恩来到华盛顿。这是中国按允许外国使节拜会中国朝廷的古老规矩发出邀请。一六五一年，第一个到中国的俄国大使因不肯给顺治皇帝磕头，乃被拒绝接见，并被立即遣送回国。一八一六年，英国大使阿姆斯特勋爵拒绝给嘉庆皇帘磕头也受到同样对待。当然，这次，尼克松没有派基辛格去磕头，——甚至也不是政治上的磕头。周恩来会不会为了十七年前在日内瓦受到杜勒斯国务卿拒绝握手的藐视而向美国人施行报复呐？
尼克松七月六曰在堪萨斯城发表关于“五极中心”的演说，由周恩来在会谈中端出来，基辛格不免尴尬……
当飞机飞越冰雪皑皑的喜玛拉雅山的时候，旭日东升，曙光初照，银白的雪峰巍然高耸，映衬着被映得一片通红的天空，景色格外壮观迷人。那个对基辛格来说具有神秘色彩的东方大国就在眼前，他肩负重任，又觉得吉凶未卜，由此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使他觉得回到了童年时代才有的那种天真烂漫的情景，好象每一天都在经历一场宝贵的冒险，使人的生命富有意义。
当中国人告诉他们飞机正在飞越中巴边界的时候，斯迈泽正好被基辛格叫到后舱去商谈工作，就剩下洛德一人独自坐在比其他美国乘客都更靠前的位置，对洛德来说，这次中国之行另有一层值得兴奋之处，这是他妻子贝蒂出生的祖国。所以，一听说下面就是中国边境，洛德自豪而欣喜地喊了起来：“我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官员，我比你们领先五码！”
在飞机上，美国人与中国人围着一张桌子闲谈，礼貌周全，态度友好，气氛和谐；在两千四百英里的航程中，在四小时四十五分钟的飞行时间里，大家谈的范围很宽广，也很随便。从窗外的景色谈到日内瓦会议杜勒斯为什么不和周思来握手，从乒乓外交谈到巴基斯坦渠道和热情友好的叶海亚总统，从中国人讲的标准美国英语到基辛格为什么不能当美国总统……闲谈的气氛使基辛格觉得，“好象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一天断绝过联系一样。还只是在昨天，我们两国一公开谈到对方，就是一顿痛骂，这已经是家常便饭，可是现在却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气氛。”
七月九日，星期五，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十五分，飞机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降落。前来迎接的有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长韩叙，还有读过哈佛大学化学专业的翻译冀朝铸，人们特意介绍，在国庆节的天安门上，是他曾经同毛泽东及斯诺站在一起。这时，中美双方官员的表情是严肃的、拘谨的，气氛是冷峻的；握手，也是例行公事的礼貌性的。
按中美双方原来商定，这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不安排新闻摄影。经过周恩来总理指示，也通过与基辛格商量，我方安排了一个摄影师拍摄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资料影片，均供保存。当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牟森，有幸地将基辛格的访华活动，拍摄了下来。牟森也就是从南苑机场基辛格下飞机开始工作。
从基辛格当时在南苑机场的表情来看，忧虑是很重的，玳瑁宽边眼镜后的脸膛肌肉紧缩，没有一丝笑容。
叶剑英陪同基辛格乘坐大红旗轿车进城，基辛格被当作贵宾，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六号楼。楼外假山玲珑，小径曲折，流水潺潺，是一个漂亮的大花园，园林布局基本为乾隆皇帝时的原貌。
六号楼里的屏风古色古香，瓷瓶典雅古朴。下榻住定后，盥洗换衣服。基辛格将洗换衬衣忘在伊斯兰堡，不免大为着急。洛德英俊苗条，衬衣不合基辛格穿；他只好向身材高大的霍尔德里奇借几件白衬衣。基辛格抖开借来的衬衣在身上比试，太长太宽，还标着“台湾制造”的商标。
“哟，台湾产的。”基辛格只好笑着打趣，“真不吉利！我就是担心台湾问题要使会谈卡壳。”
洛德在一旁说：“头儿，你太紧张了。”
基辛格穿上霍尔德里奇的宽大衬衣，照着镜子，显得好象没有脖子。他只好折短袖子，结上领带。
到北京后的第一顿饭，是叶剑英举行的盛宴。菜式之繁富，制作之精美，数量之丰盛．使基辛格大为吃惊。这个德国犹太移民的后裔，来到美国，中学毕业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个会计了。就是成为哈佛教授，乃至进入白宫成为美国第二号权势人物，也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精美的宴席，白宫大厨师亨利·哈勒花了好几天准备的重要国宴，与现在这个宴席相比也显得逊色。白宫的有名的器皿陈列室里，收藏着历任总统用过的名贵的瓷器，有一个盘子中间的图案是一只小鸡盯着西红柿上的小虫子，想要啄而食之；这是海斯总统夫人给客人准备的盘于，这个图案使人看了吃不下东西。据说海斯夫人就是不希望客人吃得很多。可是中国主人频频给美国客人挟菜，客人吃得越多，越高兴，主人才觉得满意。看来，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吃的历史也源远流长，吃的哲学也根深蒂固。主人要表现自己的富有与大方，使客人也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势与尊贵。
基辛格吃到酣畅之时，大为感慨地开玩笑说：“大约数千年前，有位贵宾吃不饱，俄了肚子，使主人受到指责；自此之后，贵国就决心待客从丰，以免重蹈复辙。”
饭后稍歇。周恩来总理将于下午四时半到来。基辛格等人相互招呼着，到客厅门口迎候。
他们在屏风前相挨着排成一行，垂手站立，表情僵硬，紧张而拘束，连话都不说了。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即将会见中国领袖人物时手足失措。
小车驶到小楼门口。周恩来下车走来，潇洒庄重，行动敏捷。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这样描绘的：“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象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基辛格在楼门口迎接他，还没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特意地把手伸了出去，动作还是有点僵硬。
周思来立即会意地微笑了，伸出那只不能扳直而有点弓屈的右手和基辛格握手，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紧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
“约翰·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指着大高个。
周恩来握着雷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基辛格介绍斯迈泽：“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洛德没等周恩来开口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的？”
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
楼内的会议室里，中美双方随着周恩来的到来开始了会谈。隔着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周思来与基辛格相对地坐在大藤椅里。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黄华和章文晋，还有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虎视眈眈地站在窗旁，还随身带着两只沉重的装满了机密文件的箱子。他俩特别忠于职守，既不想把总统特使丢给那些不明底细的中国人不管，也不愿意装盛着美国国家机密的箱子脱离自己的视线。后来，中方有关人员觉得他俩如此等着太累，也不值得，就劝说他俩回到所住房间去休息。他俩也觉得基辛格似乎很安全，只好提着那两只沉甸甸的机密箱子，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住房去。
洛德将那本熬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基辛格的前面。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可以望见纸上写着几行字。大约是讨论的提要。
基辛格先是十分谨慎地打开材料汇编的厚皮封面，按事先准备的密密麻麻的讲话稿，干巴巴地念了起来——
“从一七八四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起航，穿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于八月二十八日到达中国广州的黄埔港，揭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
基辛格从中美关系的历史谈起，一直讲到这次会晤。周恩来、叶剑英等很有耐心地听着。连基辛格也觉得这么念太枯燥，只好将开场白念完——
“所以，尼克松总统希望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国际大家庭来，起到它应有的建设性的作用。为此，总统期望访问中国……”
这个在哈佛大学磨练过口才的教授，不愿再念，干脆撇开材料汇编，显露其口才，随便地说起来：“已经有许多人访问过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周恩来摆了摆手，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象过去那样神秘了。”
基辛格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造成了我们两个大国的对立与隔绝。”
周恩来说：“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例如，台湾问题就是两国关系紧张的根源。博士先生，我们终于坐下来了，就可以相互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对方有充分的了解。”
基辛格与助手们交换了一下眼光。从目光的交流可以感觉到，他们长久以来为台湾问题担心，一会谈就吵架敲桌子而吵崩——这块压在心上的石头卸落了一半。
周恩来又说：“我是大致同意尼克松总统七月六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也就是五种力量中心……”
“堪萨斯城？五极？”基辛格愕然了，迷惑地反问。尼克松关于世界力量变化的说法，他是知道的，尼克松和他在一块多次地商量过，认为世界从五十年代的两极，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民主国家，发展到六十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分歧的公开化，世界力量实际上形成了中、美、苏三极了，也就是“大三角”的说法，尼克松总统也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的讲话讲到“三角关系”的理论。现在，在基辛格出发谈判以后，在七月六日，尼克松又正式地在公开的场合发展到“五极”理论；事前，并没有给他打招呼，就是七月七、八日他到伊斯兰堡，尼克松还打来过电讯，三番五次地讲在出发前就讲过不知多少遍的话：公报中不要署名；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就是在他起飞飞往北京之前几小时，尼克松还通过机密渠道告诉基辛格，要他记住：公共关系专家们认为七月十五日华盛顿时间下午十点三十分是总统发表公告的最合适的时机。为什么总统偏偏忘了提醒他，在七月六日总统已经对全世界作了“五极中心”理论的讲话。尼克松的“五极中心”观点，现在在会谈中由周恩来提出来。这一下子就使基辛格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这件事及演说内容，他都一无所知。
洛德敏感地看了基辛格一眼。他在暗暗为自己的上司着急。
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问：“你们是不是在路上没有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被周恩来触中痛处，显得尴尬发窘，只好点点头。
周恩来却真诚地为对方介绍尼克松的观点，说：“尼克松总统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我们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周恩来无意利用对方不利地位的真诚态度，使基辛格松了一口气，说：“总理同意我们总统的观点，我很高兴。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却也能寻到一致的地方。”
基辛格对周恩来的信任与敬佩，就在无形中开始形成。中美双方由二十多年来彼此隔绝无知而开始相互了解。双方既有严重的分歧，也有目标一致的地方，这使会谈从第一轮开始就有了意义。周恩来和基辛格主要是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务虚问题上。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那些深入透彻的内容，使会谈象两位教授之间一场政治哲学对话一样。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这很使基辛格吃惊；而谈话内容之深刻，更使他觉得他面对的是一个伟人。
第一天的会谈在晚上十一时二十分结束，并没有解决任何事情，甚至没有讨论到那一个必须作出决定的问题，即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的问题。双方在这天的会谈中都表现得好象若无其事，似乎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附带问题。
实质上会谈是很严峻的。周恩来走后，基辛格沉静下来，望着楼外的夜色，树丛中的灯光，他感到有点紧迫与沉重，按秘密访问计划，他在北京的时间被限制铁定为四十八小时。如果伊斯兰堡的掩护工作做得好而没有引起怀疑，他必须在后天，也就是七月十一日在巴基斯坦重新出现。只剩明天一天了。他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为什么毛泽东不急于听周恩来汇报基辛格来访的要事，首先向熊向晖询问“参谋总长”黄永胜的检讨情况？
周恩来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了第一轮会谈以后，带领中方人员离开了六号楼，走到工作小组所住的四号楼。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主席那里汇报。王海容问谁去汇报，总理说让她和唐闻生同他自己三个人去。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周恩来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熊向晖的女儿熊蕾，对当晚向毛泽东汇报的情景，曾在一篇文章中作过详细而生动的记述。引用如下——
周总理的轿车驶出国宾馆，开往中南海。已经是午夜时分，街上静寂无人。周总理默默沉思着，熊向晖则在心中迅速地筛选最近的国际大事，推断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反响。他满有把握地认为，毛主席找他去，是要了解国际形势。
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呵。”毛主席说：“我不困。”熊向晖跟着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说：“主席好！”
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会客室中，七张单人沙发摆成一个半圆，每两张中间放着一个茶几。毛主席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总理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主席沙发背后立灯下的一张椅子上。立灯关着，室内光线很柔和。
周总理告诉主席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出的问题。
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他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主席说：“老熊是个‘烟鬼’。”
毛主席轻松地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听熊向晖说他已经五十二岁了，就说：“还不老嘛。”然后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一只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后，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部当副部长？”他回答：“是。”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四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主席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的书。”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悠哉游哉地同他“漫谈”。
主席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感到，说得过于简单，恐怕招致更多的问题。为了节省时间，以便总理及时汇报，他这次回答得比较详细：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些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只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先、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都是当时几乎不可一世的人物呀！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听过这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毛主席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
大半年来，熊向晖除了批陈，一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虽然对那些趁“文革”之机扶摇直上的政治暴发户很反感，但由于黄永胜等人对庐山会议的情况严密封锁，他看不出任何他们地位动摇的迹象。因此，他对主席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没有”。
毛主席转过身来，问总理：“那五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没有？”
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六十多份。”
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呢？难道是林彪？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理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毛主席的情绪松弛下来，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听说他是自己动手时，毛主席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刻，毛主席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第一轮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已是十日凌晨一点零五分了。毛主席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
本来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的特使，秘密来北京访问，只能在北京作四十八个小时逗留。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第一轮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马上到毛泽东那儿汇报，以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毛主席却将基辛格来访的事搁在一边，首先要熊向睬汇报“参谋总长”黄永胜的检讨情况，而且询问得十分具体，十分仔细。毛泽东以其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及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从熊向晖的汇报中，觉察到林彪身边那几个人物并没有真正认错，觉察到他们正在搞阴谋。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毅然采取部署，于八月十四日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访问。毛泽东一路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讲庐山的那场斗争，讲“三要三不要”原则，即：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一切，极大地刺激着林彪一伙的神经。他们加紧了反革命政变的部署。这已是后话。
周恩来开始汇报跟基辛格的会谈：“今天第一轮，大家见了面，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对方的基本观点。开始他们比较紧张，谈到了台湾问题，为此准备了很多材料。”
毛泽东插话说：“我看，台湾问题事小，世界的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
周恩来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汇报。待周恩来等人离开毛主席住地时，已经两点多了。
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说，基辛格去的时候忧心忡忡，回来时喜气洋洋，前后相比简直象两个人……
七月十日早晨。基辛格和助手们正准备吃在中国的第一顿早餐。宾馆服务员端着托盘将早餐送进来。托盘还捎了一份英文稿子。服务员将稿子交给基辛格，说：“基辛格先生，这是周总理托我交给你的。”
基辛格拿起稿子一看，这就是尼克松总统七月六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英文稿。原来，这是美国中西部新闻宣传机构的高级人员们集会，请内阁成员和白宫助理人员报告国内政策，尼克松总统在会上作了这篇事先末草拟讲稿的即席演说。在稿子旁边周恩来写了一行小字——
阅后送还，仅此一份。
在早餐桌上，基辛格让助手们传阅。
霍尔德里奇抱怨说：“总统将世界‘三极论’升为‘五极论’，这样重要的讲话，事先不跟我们打招呼。”
“搞得我们昨天好尴尬！我们总统的观点，要让谈判对手来转达。”斯迈泽也满腹牢骚。
洛德翻看着说：“中国怎么连一台复印机也没有？！看了还要送还。周恩来倒是很真诚。”
基辛格十分感动地说：“我看换了赫鲁晓夫，早就借此搞小动作了。”
吃罢早餐，由黄华陪同去参观故宫。故宫又称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朝的皇宫，已有五百六十五年的历史，住过二十四个皇帝。在“文化革命”中关闭了起来，因为接待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而获准开放。这天也是仅供基辛格一行六个美国人参观。最有意思的是，雷迪和麦克劳德两个特工人员也参加游览故宫，可是没有忘记他俩的重要责任，是拎着那两只装满机密文件的箱子来游览的。黄华礼貌周到，大方，即将赴加拿大出任大使。基辛格得知黄华是个多次跟美国人打交道的重要外交官，在燕京大学学的英语，是得力的学生领袖。在延安时接待过斯诺，还接待过当时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还是五十年代在朝鲜板门店谈判的重要代表。基辛格与黄华一边参观，一边交谈。
“总统跟我不止一次地设想我们会谈的情景，以为你们会大声拍桌子叫喊着打倒美帝，勒令我们立即滚出台湾、滚出日本、滚出东南亚，不然就不能坐下来谈判。”基辛格说。
黄华听了哈哈大笑：“真的么？”
洛德说：“我证明，博士的话是真的。”
金碧辉煌的宫殿。玲珑雅致的庄园。苍劲古遒的柏树。美丽的大理石雕刻。逼真的青铜狮子，使美国人惊叹不已。全国文物局王冶秋局长还带领他们参观了近几年的出土文物，有马踏飞燕，金楼玉衣等。
大家在青铜狮子前合影留念。走热了，都只穿衬衫。基辛格穿的衬衫尺寸不合，又宽又大，基辛格用手整理了一下衬领。黄华望了他一眼，感到奇怪。基辛格脸上露出神秘莫测的笑，说：“我们在紫禁城里照相，‘台湾’却和我贴得那么近……”
美国人都哈哈大笑。黄华诧异，不知是何缘故。斯迈泽朝黄华耳语：“他忘了带衬衫，穿了霍尔德里奇带来的台湾产的衬衫。”
黄华一看基辛格穿大衬衫的狼狈相，笑得很开心。
下午四点，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继续举行。地点轮换至周恩来办公的人民大会堂。这一轮会谈的气氛，与七月九日的第一轮很不相同。双方寒喧之后，各方介绍自己的观点，因为分歧十分严重，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在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世界形势问题，日本问题，亚洲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的观点是尖锐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缓和了一下态度，说：我们如不先吃，烤鸭就要凉了。
饭后，周思来态度和蔼地建议，尼克松总统可于一九七二年夏天来访问。基辛格说，一九七二年夏天离总统大选的日子太近，可能引起误会。周恩来就建议改为一九七二年春天。基辛格赞同这个日子，不过，他说总统访问必须经过周密的准备，包括会谈议程、参观项目、新闻和电视报道，而且还得派出官员和电视技术人员先遣小组，以确保安全和报道工作顺利进行。周恩来同意进行讨论，建议在晚间十点以后再会晤，起草关于这次基辛格访华的联合公告。
当晚下半夜，周思来总理指派黄华与基辛格讨论这个公告。周恩来并率领熊向晖等人再次向毛泽东主席汇报第二轮会谈的情况。毛泽东批准了联合公告的基本草案，准备在七月十一日上午与基辛格进行最后的讨论。
可是，基辛格等人过于敏感，因为在北京逗留已经一天半即三十六个小时了，还有十二个小时，就得飞回巴基斯坦。可是，联合公告还没有落实，他们又无法与外界联系。基辛格觉得很痛苦，十分焦躁不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能否签订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联合公告。他与助手们由于担心有人偷听，就在半夜走到楼外的花园中，在散步中商量对策。
七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四十分又重新开始会谈。黄华提出的联合公告草案，由于设身处地考虑了对方的观点，基本上为基辛格所接受了。双方同时发表公告的时间，也采纳了美方提出的时间七月十五日。
周恩来在起草公告工作完成之后来到。周恩来又与基辛格讨论了今后联系的地点，双方都赞同定在巴黎，由尼克松总统信任的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接头。接着，周恩来还提议：有时，我们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老话，不能过河拆桥。
基辛格此行的最后一次午餐是十分愉快的。紧张的气氛烟消云散。叶剑英在送行的宴席上也露出了笑容。
基辛格与助手们兴高采烈地乘着那架巴航飞机飞回巴基斯坦，除了带回双方认可的联合公告，还带回了中国人送的中国菜，毛泽东著作英文版及这次访问的照相集。
飞机在下午一点顺利飞抵伊斯兰堡。舒尔坦在机场迎接。舒尔坦后来说，基辛格去的时候忧心仲钟，回来时喜气洋洋，前后相比简直象两个人。
基辛格在舒尔坦陪同下，乘车兜了一个圈子经过纳蒂亚加利所在的穆里路，又大事张扬地回到伊斯兰堡城里，看起来似乎是基辛格恢复了健康从山间别墅回来了。
当晚，他即转乘自己的那架飞机，飞往巴黎。在机上，给尼克松发了预定的代号，报告访华成功。他们挤在挺拥挤的机舱里，兴奋地回忆这几天的经历。基辛格最年轻的助手洛德，当时当然没有预料到，十几年后由他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并说了一番很有感情的话：“今天，在太平洋上空每个月都有数以千计的个人和数以百计的代表团穿梭往来，还有成千上万人在对方的国家里学习、教书和工作。今天，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的其他形式多种多样。今天，我们广泛进行磋商，经常举行高级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互访……。而当年，我们两国却相互隔绝，互不来往。我有幸跟随基辛格博士乘了一架飞机，探险似地神秘地飞过太平洋来访问北京。”
“七．一五”公告发表。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都吃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
这一天，加利福尼亚海岸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太平洋面上早晨常有的薄雾，已经在阳光下消融了。一阵又一阵的海浪扑打着婉蜒的沙滩和陡立的峭壁。一个身材高瘦、肩头稍微抠楼的身影漫步在峭壁的边缘。他的步履轻快而有力。他的外表仍是照往常一样冷静，沉着。他仰脸让海风吹拂。只有非常了解他的人才能从他焕发的神态与闪烁不定的眼光看出他内心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与憧憬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