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斯经他这一提，也给难住了。沃尔特斯想了一会儿，想出了一个主意：“告诉他们，这件事涉及一个女人。德国人会相信法国人是爱干这种事的，因而不会张扬出去。”
考尔德伦上校还是发愁：“如果蓬皮杜夫人发现这件事，又该怎么办？”
沃尔特斯说：“考尔德伦上校，要是蓬皮杜夫人谈及此事，你就告诉她事实真相，说这是基辛格。她不会泄密的。”
当晚，基辛格被沃尔特斯带回纳伊区的寓所，并让他住在自己的卧室里，他的助手睡在客房，沃尔特斯自己睡在起居室的沙发上。
据说，第二天德国驻法使馆的空军武官果然到办公室去拜会考尔德伦上校，一进门就要求说明昨晚飞行的目的。
事后，沃尔特斯很感兴趣地问：“上校，你怎么说的呢？”
“我把咱们商量的告诉他了。”考尔德伦上校面带笑容地说，“这件事涉及一个女人。”
“他们对这个回答满意吗？有没有提出其它问题？”沃尔特斯说。
“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上校笑得更厉害了，“德国武官问：这个女人是不是德国人？”
基辛格在巴黎的秘密访问对沃尔特斯来说确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是完成任务也确实使他感到很快慰。他以后成了中国驻美第一任大使黄镇的朋友。他曾很有感触地说，“我们曾经象来自不同的星球的居民，但最后终于建立了联系。”待尼克松访华后，他觉得毛泽东有一段话比他说的话更深刻、更漂亮。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而你是世界上头号反共分子，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毛泽东不同意美方提出的公报初稿。周恩来高明地提出了中国的方案。
基辛格第二次北京之行取代号为“勃罗二号”。尽管取了代号，也已经不是秘密之行了。基辛格在十月十六日离开华盛顿。这次是乘坐“空军一号”总统座机，比上一次舒适多了。飞机按照总统访问预定的路线试飞，中途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这样可以使总统一行在到达中国时不致由于时差和高速飞行的不适而过分疲劳。十月二十二日到达中国，先在上海稍事停留。当日午间飞抵北京。尽管这次访问是公开宣布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基本的安排”，但是，接待人员与来欢迎的官员基本上与上次一样。基辛格仍然住在钓鱼台的六号楼。
气氛也跟基辛格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刚开始是拘谨的，待周思来出现时，气氛就开始缓和了。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一行全体人员，在会议室门口合影留念，请大家坐下来喝绿茶，并且对美方每一个人都说几句欢迎的话。周思来还设宴欢迎，在祝酒词中提到上次基辛格讲过的话——把中国称为神秘的国土，他称赞基辛格“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
周思来又把上次的话题重新端出来，这使人感到好象会谈从未中断过。基辛格觉得周思来有一种非常高超非常巧妙的谈判技巧，使头脑迟钝的西方人，要过；会儿才能理解。
宴会结束时，周恩来在宴会厅内绕行一圈，同每一个人握手碰杯，包括随行的下级人员、秘书和机组成员。这就奠定了以后几天礼貌周到、热情友好的基调。因为尼克松授权基辛格此行代表他来谈判他访问的公报。基辛格班子起草的公报初稿是经过尼克松看过并批准的。这份公报初稿是按照国际上老一套的惯例起草的，它强调两国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空洞的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来掩盖两国间的分歧；基辛格的助手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些词句来明白地暗示双方有很多共同点，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多。助手们自以为这个初稿是十分高明的。刚到北京的当晚，基辛格把这份公报初稿交给周恩来。当晚还议定了尼克松访华的日期，基辛格提出了两个日期供周恩来选择：二月二十；日和三月十六日。周恩来选定了前一个日期。还讨论了总统访华的几个具体问题。
基辛格没有料到，这次访问北京最富戏剧化的就是讨论公报草案了。十月二十三日，基辛格一行人轻松地在主人陪同下去尼克松将要参观的地方游览，上午去长城和明陵，下午去颐和园。十月二十四日，在约定会谈的时间周恩来来到钓鱼台。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地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没有马上说话，与助手们交换了眼光，显出不悦。他本来想用一种轻松谈笑的口气开始这次谈判的，遇到周恩来口气坚定的表态，他的口气也转向坚定：“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周恩来说。“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并不退让：“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
霍尔德里奇很不服气：“我方拟的公报初稿，难道就一无是处？”
周恩来严肃而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宫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斯迈泽说：“我们起草的公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
周恩来说：“我觉得这类公报往往是放空炮。”
基辛格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用？列出双方不同的观点，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
基辛格对于周思来的谈判方式是感到震惊，也十分钦佩的。基辛格代表美国已经经历了多次谈判，包括跟苏联人、越南人的谈判，还没有碰到过周思来这样的对手。其他的谈判者急于想显示自己高明或者哗众取宠，有时采用一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他们象切香肠一样，把他们的让步切成小片，切得越薄越好，而每作一点点让步，拖的时间越长越好。这种办法给人以虚假的印象，好象是很强硬。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哪是最后的一片香肠，因而双方都想等着瞧，这样就进一步拖长了谈判的时间。由于双方消磨了过多的时间、精力，都志在必得，压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这样也就很容易使谈判者走火，超出慎重的界限。上次讨论“七·一五”公告时中国人是这么做的；这次，中国人还是这样做。那就是尽可能确定一项合理解决办法的性质，一步就跨到那里，然后坚持立场不变。这样作，一开始就接触实质问题，又显出谈判者的真诚。这位被称誉为世界超级谈判大师的基辛格，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承认他在别的谈判中，也经常采用中国人教给他的这种办法。他写道——
只要有可能，我在后来同别人进行的一些谈判中总是尽量采用这种办法——有人把这种办法斥之为“先发制人的让步”。事实上，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还是比较小的。这种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的战略明确无误地摆出了无可改变的立场；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场，而那种旷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细小步伐所积累起来的效果却是不容易维护的，在那样的过程中总是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此时，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二十多年了。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周恩来微笑着扫了大家一眼，说，“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
毛泽东与周恩来鉴于中美双方分歧如此之巨大，已经拟定了会谈公报的有关方针，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争取双方发一个公报，也做了谈不成不发公报的准备。这段历史证明，正因为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针，使我国在这次谈判中一开始就从根本上立于主动的地位，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周恩来特地让担任总理助理的熊向晖参照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的公报样式，草拟一个我方提出的公报初稿，将中美双方的观点并列。
在吃了一顿烤鸭之后，周恩来向美方交出了我方草拟。的公报草案。周恩来笑着说：“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了一些空白面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当即看了，大为惊诧。他的助手们看了，面面相觑；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交出的公报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十分鲜明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从中可以看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是寸步不让的。基辛格沉默了一会，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
谈判僵持着，没有进展。脸色都很严肃，气氛比较沉闷。
周恩来语调并不高，却说得很实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
基辛格脑筋转得很快，口气有所松动：“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周恩来敏锐抓住基辛格的话头，说：“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么？你们不妨再考虑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好吗？”
休会的时候，基辛格和助手们来到楼附近的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讨论。离开住房说话当然是为了保密。天早已经黑了，柱灯在树丛中透亮。北京的秋夜透着凉意。
“按中国人的方案，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双方在公报上一一列举那些严重的分歧。”斯迈泽说。
“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末闻的。”霍尔德里奇说，“观点是那么针锋相对，总统来访还有什么意义？”
洛德说：“从周恩来的口气来看，中国人是不会再后退了。”
他们都骤然感到心情沉重。
沉默。沉重的沉默。秋虫的呜叫听得特别清晰。远处似乎传来蒸汽火车头长鸣的汽笛声。
洛德有点沮丧：“我们花了多少心血搞的初稿，等于扔进了垃圾堆。”
大家都望着基辛格。基辛格时而低垂脑袋，时而仰望深远的天空，来回地蹬着步子，皮鞋声响得很重。他的眼镜片偶而在夜光中闪亮。去停在北京机场的“空军一号”座机上用电讯请示尼克松总统么？不。他想着又摇摇头。总统已经授权他在北京可以拍板。他的思路善于逆转。他转而一想，禁不住随着思路脱口而出：“公开地摆明分歧，难道不会使双方的盟国与朋友放心么？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
年轻的洛德也马上开窍了：“对了，正因为我们公开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那一致的部分才显得难能可贵与真实可信。”
基辛格豁然开朗，嘴角露出了笑容：“也许用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能够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国方案妙的地方。”
十五年后的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现在已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先生，在上海为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十五周年的聚会上深有感触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那时。美方的草案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果只说美方对此‘感到关切’，那是典型的外交辞令，没有道出实情。须知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回华盛顿了，在这短短的两天里，我们要重起炉灶，构筑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基础。”
洛德还说，“我们当时看到，总理的观点是可能的。如果采用我们那种做法，只会使美中两国的公众坠入五里雾中，使两国各自的盟国感到气馁。采用中国人的做法才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我们表述的观点是发自内心的。正因为我们坦率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一致的观点才显得真实可信。”
休会片刻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美方愿意接受他的初稿的基本做法。在接受中方提的初稿的基础上，基辛格提出了一些补充，说：“公报中表述不同观点的文字必须互相适应。我觉得，中国的某些提法表达方式过于僵硬，而难以接受，对于你们报纸上常用的那种火药味很浓的提法，那种好象是审判我们或是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总统是不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
周恩来很高兴。基辛格答应第二天(也就是二十五日)上午提出美方的草案。
谈判告一段落之后，夜已经相当深了，基辛格和洛德回到住处后没有休息。先由洛德马不停蹄地改写中方的草案，基辛格先睡觉。三小时后，也就是凌晨三点，洛德把基辛格叫醒，接着进行修改。洛德才去睡一会儿觉。他们觉得表明中国立场的那部分文字过于僵化，而努力修改得温和一些；他们也特别选择温和的措词来表达美国的观点。
基辛格刚刚动笔修改了一会儿，天就已经亮了。
台湾问题使会谈陷入僵局。周恩来说，中国关于台湾的立场不会变。基辛格说，美国不会抛弃老朋友。
十月二十五日，由基辛格提出经美方修改的公报草案之后，双方又开始了会谈。周恩来很快就将美方修改的草案细看了一遍，马上提出了问题：“博士，你们熬了一个通宵，将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删掉了。”
基辛格的眼珠在镜片后转了一下：“哦、哦……是吗？”
周恩来严肃地说：“坚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
基辛格十分激动地说：“如果总统签署同意有这个观点的公报，岂不等于要我们的总统受到屈辱。这将在美国引起很大的，麻烦。”
周恩来浓黑的眉毛抖了一下：“哦？”
基辛格又说：“是的。所以我们需要删掉这些话。作为交换，我同意在美国观点部分也对等地删掉几句话，不使中国方面吃亏。”
周恩来盯着基辛格，严厉地一挥手：“不。博士，我们不是在做交易，你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叫我同意，告诉我在中国观点部分所用的词句确有令你为难之处就可以了。”
这件事很使基辛格感动。他觉得，周思来很真诚，从来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事后，他在回忆录里写着：“我不久就发觉，和周恩来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拿给他看，使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达成这个结论。周恩来也采取这样的方式。企图在谈判中多占便宜，那是徒然自寻烦恼。”
周恩来也注意到在对列两方的不同观点之后，方案中还列了好几条双方共同的立场。他说：“博士，我们虽有巨大的分歧，也有一些共同的观点，特别是关心霸权，都表示不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台湾问题的讨论，一下子就使会谈陷入了僵局。这是一个对双方来说都属于极端敏感的问题。双方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周恩来一开始就摆明立场：“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了。华沙会谈十五年也一直僵持在台湾问题上。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也提高嗓门，亮明观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
“什么样的复杂原因？什么样的义务？这真是天方夜谭。”周恩来也略为提高了声调。
室内的谈判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基辛格申辩地说：“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不但别的朋友不信任我们，你们中国人也不会尊重我们。”
周思来停顿了片刻调节情绪，又说：“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你们历届政府都承认的。而现在，是哪国的军队占领着台湾？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人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说有什么复杂原因，那也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你们不但对这一现实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继续从各方面封锁、孤立我们。”
基辛格又申辩说：“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就是说明我们在改变么？！”
周恩来越说越冷峻：“现在我还要重申：台湾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在这一点上，不容置疑。”
谈判陷入僵局。双方都挺严肃地对望着。
周恩来稍作停顿来加强语气：“博士先生，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那么，我们不得不对你们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基辛格有点着急：“总理先生，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国的国情，因为这将牵扯到我们两院以及两党的问题。我们将失去盟友。我们的总统希望在他第二任时彻底决定这个问题。”
周恩来语气缓和下来：“我理解尼克松总统为此作出的努力。但请问，你们怕失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是一些腐朽的，即将垮台的‘老朋友’。你们为了照顾这些老朋友，势必使自己陷入被动而脱不了身。这一点，你们总统不是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已经提到了吗？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总不能让中国人民再受损害了吧？”
基辛格无言以对。只好转动着铅笔。
周恩来这时豁达地说：“毛主席说，台湾问题可以拖一百年，是表明我们有耐心；毛主席的意思同时也包含了不能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不都表朗了我们的诚意么？而你们的诚意又何在？”
基辛格终于说：“总理先生，会谈的公报是必须有助于打开一条新的道路。总统也是这个意思。”
周恩来严肃地拿起美方修改的稿子文本晃了晃，说：“博士先生，你们在台湾问题上的观点，甚至措词，都是二十几年来常用的。这就不如你所说，有助于打开一条新的道路。”
基辛格一听说毛泽东讲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讲台湾问题可以拖一百年，使他更觉得这是有世纪眼光的巨人的话。他不得不佩服周恩来，佩服毛泽东。他手里不停池转动着铅笔，用眼睛打量着周恩来。
二十五日这天，会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台湾问题上，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这是讨论公报文本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基辛格还是强调：“美国不能抛弃老朋友。”
周恩来反驳说：“什么老朋友？台湾问题不是朋友之间的问题，是美国军队进驻台湾而分裂我们国家的问题。朋友之间的道义问题不能代替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问题。”
基辛格意识周恩来已经不会再作退让，也意识到明天离开北京的时候，这个关键问题没有一个大约的结果，将使他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飞回华盛顿。他佣头看了一眼洛德，使了一个眼色，将洛德扯离座位，两人到会议厅另一侧的角落去商议。
基辛格与洛德在厅角落里嘀咕了好一会儿，才回到谈判桌上来。基辛格坐回沙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原来绷紧的脸已经放松了。他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
基辛格略作停顿，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脸上也绽开了笑容，称赞地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周恩来又接着说，“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只是个别词句还需要推敲。比如，应该用‘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更准确。不用部分。”
基辛格说：“‘部分’比‘省’通用，‘部分’是对整体而言。”
周恩来说：“‘省’比‘部分’准确，省是行政上对政府的归属。”
“英语没有多大的差别。”基辛格说。
“汉语却有质的差异。”周思来雍容大度地说，“我看僵局有望打破，至于尚未解决的句子及措词，等总统访华时，还可以继续讨论，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
基宰格事后回忆这段话产生经过时说，我认为我所做过的和说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使用恩来印象更深刻的了。按照这个提法，我们双方在将近十年内都可以对付过去。说句公道话，这个提法我是摘自国务院为谈判所准备的一个文件，那次谈判在五十年代流产了。
这个提法是洛德先生寻找出来，提供给基辛格的。可以说，洛德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命运在周恩来和基辛格之间开了一个玩笑；基辛格在谈判桌上说这次中国进不了联合国的时候，联大已经通过恢复
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周恩来总理把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在他上车前对基辛格用英语说：“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这是周恩来第一次用英语对基辛格说话，这说明总理的心情十分愉快。
这一天，天还没全亮，只有四点多钟，中美双方又继续在钓鱼台里讨论公报，修饰文字了。这就是以后震惊世界的上海公报。在基辛格临离开钓鱼台之前，双方就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公报鲜明的、有些地方是十分尖锐对立的分歧更加突出了共同的立场：双方对反霸的关切，双方承诺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只有关于美国与台湾有防御关系的那一段还未作决定，但是双方的立场已经接近了，准备留待基辛格陪同尼克松再来的时候，进行讨论。
在由钓鱼合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里，乔冠华与基辛格在对话。当然，车内的对话已经不是严肃的会谈，而是轻松却有内容的聊天。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么？”乔冠华问，“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一笑，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笑声十分豪爽：“我看不见得吧？”
就在刚才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财候，周恩来瞅空低声告诉乔冠华，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赞成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表决结果是七十六票赞成，二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周总理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这次联大表决结果，也是出乎我国领导人意料之外。我们也估计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我们还没有一点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十月二十四日，基辛格在会谈中间及周恩来对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观点时，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中国人有的是耐心，还可以继续等待。”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就给基辛格送来电讯稿。基辛格一看，大为惊讶，将电讯稿递给助手们传看。
电讯稿上打着——
联大刚才已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基辛格双手捧着头，好一会才抬起头来，表情复杂地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基辛格说罢，苦笑了一下。
洛德望着舷窗外的云诲，慨叹着：“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霍尔德里奇对洛德说：“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就听人说，要是蒋介石得了周恩来，被赶到台湾岛上去的就不是蒋，家王朝。”
基辛格想不到他担心的事到来得怎么这么快！他的心茫然地往下坠着，显得格外沉重。刚才离开钓鱼台时的欣喜心情已消失殆尽。他的心情变得有点苦涩。阿尔巴尼亚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美国的双重代表权和把安理会席位给北京的提案，他的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制订和提倡，却根本没有得到表决的机会。美国从来没有这么惨重地失败过。这要怪谁呢？一批和美国友好的国家一方面不愿同美国对立，另一方面讨好强大的中国又对他们有利。当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他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受到惩罚。现在我们自己要跟中国和解，他们就不再怕美国的惩罚了。基辛格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在思索着。
电讯员又送来电讯稿，白宫要他在回国途中在阿拉斯加停留，以免在联合国表决的这一天回到华盛顿。基辛格立刻就品味出这份电讯的含义：实际上是说他的北京之行要对美国在联大的失败负责。他回想起上个月底即将公布第二次北京之行前夕，罗杰斯和他的争论。毫无疑问，他判断得出，这一定是罗杰斯施加了压力，白宫才叫他在阿拉斯加停留的。
停就停吧。秋末的阿拉斯加已经十分寒冷。基辛格及其助手们心情都十分颓丧。一个个都沉默着。
他们的总统尼克松今天更为颓丧、恼怒。联大表决的时候，尼克松坐在白宫书房的沙发上看电视。他神情专注地直盯着电视机，有个不知趣的工作人员要进来请示工作被他挥手示意赶了出去。电视机播出联合国宽敞的、蓝色和金黄色的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大厅里气氛紧张，十分安静。
当电动记数牌上的灯光表明美国的提案被击败，阿尔巴尼亚的提案获得通过时，大厅马上沸腾起来，有人大声发笑，有人唱歌，喊叫，拍桌子，还有人踏着节奏跳起舞来，那些黑人代表特别欢乐，坦桑尼亚的代表竟穿着毛式制服。中国被接纳进联合国是值得欢呼的，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击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也是值得欢呼的。美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丢脸。
尼克松气得脑门筋都鼓了起来，下颏扭得更歪。他粗暴地敲了一下沙发扶手，跳起来，跑过去，将电视机关了。刚才被赶出去的那人走了进来。尼克松十分恼火地对他吼道：“太不象话！太失礼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在一个国际讲坛上的表现如此恶劣，它可能非常严重地损害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
基辛格一行从阿拉斯加飞回华盛顿，降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天低云暗，机场上冷冷清清，没有记者，没有摄影师，只有个别工作人员来迎接。跟三个多月之前，基辛格第一次赴北京归来相比，那次总统亲自热烈地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机场迎接；这次就显得太冷落了。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抵达以后，这一行人本来还怀有几分英雄载誉归来的情绪，一下飞机，就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冷风刮走了。基辛格还联想到，“七·一五”公告以后，自己名声大震，声望日高，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总统对此显示出不安，有一家报纸还瞎凑热闹，说基辛格的名望已经超过了总统，这无异于给本来已经不安与恼火的总统火上加油。
走下舷梯后，扑面的冷风使洛德伸手把外衣的领口紧了紧。霍尔德里奇则脸色阴沉地对基辛格说：“看来，他们将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的失败归罪于我们去北京的访问。”
基辛格嘴角泛出一丝苦涩的笑。他继而又想，北京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这到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决定，只不过比预料来得早一些罢了。中国的哲学中就说过有所得必有所失的哲理，打开了神秘的中国之门已经是难能可贵的成功了。他想，尽管尼克松可能脾气乖戾、气量狭小，他也不致于拿即将到手的胜利或者他的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来冒风险的。
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马上组团去纽约，让“乔老爷”作团长，这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
十月二十六日上午，我方人员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将基辛格一行送到机场。在机场，我方人员都已经得悉我国已经恢复联大席位的喜讯，人们眉宇、神态都露出了异样的喜悦。只是客人们心不细，没有感觉到异常，只是以为中国人今天特别高兴是因为公报文本的构架已经基本上定了下来，大约中国人因为公报基本上采用了中国提出的方案才显得特别高兴吧！
基辛格的飞机启动了，驶向跑道时，叶剑英抑制不住兴奋说开了：“基辛格上飞机得知了联大的消息，不知道他作何感想？！”
我方的人员尽管已经连续工作了多日，没有得到正常的休息，可是一点儿也不显出疲倦。大家为联大传来的喜讯兴奋不已，在从机场回城的路上议论不止。议论的核心是：既然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经恢复了，我们去不去？参加不参加？本来，周思来总理已经通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总理办公的地方讨论联大问题。大家已经忍不住或者议论，或者思考。每个人都心潮翻滚。
周恩来总理因为要在当日基辛格于凌晨四点起床之前拿出经过我方再次修改的公报文本，也没有睡觉。两方在基辛格上机之前又对文本进行讨论。将近九点钟的时候，秘书已经将刚刚得到的联大通过接纳中国的消息，马上通知了周恩来。周思来的脸上充盈着笑，这时，他特别高兴，还抑制不住第一次用英语跟基辛格道别。自从“文化革命”开展以来，已经好几年没有看见周思来总理这么高兴过。
周恩来稍事休息以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二十六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三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
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云还笼罩在中国土地上。那时，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我们也很高兴，并说早就应该恢复我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但是，中国决定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总理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当时，我国没有估计到进入联合国来得那么快，没有估计到第三世界的力量与美国的失控；对出席联大，当时确实没有一点准备。那时，外交部国际司由最冷清的司于一夜之间变得特别重要了。
“乔老爷”就是乔冠华。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还经毛主席同意，委派高梁同志带领一支由五人组成的先遣队赶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象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就，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特别感到扬眉吐气，为之振奋。他在一九五一年，曾经跟伍修权一块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那是当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事隔二十年，乔冠华又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分去对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
乔冠华离京前夕，当时还在患病的陈毅设家宴为他饯行，驻法国大使黄镇也来作陪、祝贺。陈老总为乔冠华饯行，表示他对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的热烈祝贺和由衷的高兴。陈老总和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尤其是“文化革命”这几年患难与共，使他俩感情笃深。
开始“文革”动乱的时候，造反派高喊“打倒陈、姬、乔”。到一九七一年的时候，姬鹏飞、乔冠华已经恢复了工作。陈毅受到林彪的迫害，处境还十分艰难。但是陈老总尽管身处逆境，仍然关注国际形势的新动向与中国的外交工作。林彪曾经一度剥夺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及新华社《参考资料》(即“大内参”)的权利，也阻挡不住陈老总对党、国家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一九六九年在老帅讨论国际形势的座谈会上，陈老总顶着“左”的压力，不顾个人安危，向中央．提出过打开中美关系的提议。在一九七一年四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毛泽东听说有人还不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指示要让陈老总看文件。当时，外交部大楼里盛传陈老总即将重新恢复外交部长的工作，这反映大家的心情：盼望陈老总能在我们外交有新起步的时候回来主持工作。
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思肠癌的陈毅与思肺结核的乔冠华都住在301医院治疗。他俩在医院里推心置腹，不仅畅谈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也谈论了许多关于林彪的话；那时，林彪还在台上。九月初，乔冠华病愈出院。“九·一三”那天，周思来将乔冠华与《人民日报》社崔奇找去准备写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声明。乔冠华首先想到了为林彪迫害得最苦的陈毅，他特地到301医院，面露喜色地俏声告诉陈毅：“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末到’么？我今天特地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明说。先让你高兴高兴！”
陈毅盯着乔冠华。从乔冠华脸上流露出的从来未有过的喜悦神态，陈老总猜出了五、六成，惊喜地问：“真的么？”
乔冠华只是笑说：“我只能让你高兴，我还不能回答。”
陈毅受到乔冠华情绪的感染，也笑得很开心。
过了几天，中央将“九·一三”事件正式通知了陈毅。乔冠华又特地赶到医院，将那首改唐人诗的新“塞上曲“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吟给陈老总听。陈老总听罢，连声叹绝，两人相对放声大笑。以致使不知内幕的值班护士感到惑然。
在陈毅的家宴上，张茜为即将飞赴纽约的乔冠华开了茅台，当时已道癌细胞深深地侵蚀肌体的陈毅遵医嘱不能饮酒，为了庆贺进入联大与林彪倒台两大胜利，陈毅还是和乔冠华频频干杯。
基辛格说，中国在两干多年来曾经多次受到夷狄
入侵，但是从来没有碰到过总统的先遣人员——
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时候，基辛格曾经幽默地对周恩来谈起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先遣人员。他说，中国在两千多年来曾经多次受到夷狄入侵，但是从来没有碰到过总统的先遣人员。中国方面对于美国总统访华的访问团人数、先遣人员、技术人员及随团记者的人数，按经过压缩的“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方案”，也觉得多得使人几乎不可理解。基辛格只好无可奈何地自嘲：“尽管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发明了官僚制度，但是看来还得了解这些前所未闻的官僚主义做法。”
为了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行政事务与后勤工作等问题，美国派了一个以黑格为首的先遣队先期来华打前站，于一九七二年元月三日到达北京。黑格叫亚历山大·黑格，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带来了十八个先遣人员，先分口进行会谈，分别谈判解决总统来访的有关礼宾、安全、接待、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具体安排。
最有意思的是关于保卫工作的谈判。美国方面负责保卫工作的头头大出洋相，他竟然要求把总统访问的地方；都开出一份捣乱分子的名单。按美国的保卫规定，所谓捣乱分子就是指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如果要问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及其同情者，那会得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不会少于八亿人。中国方面还安排尼克松总统在中国国内访问坐中国飞机及红旗轿车，这些都不符合美国总统访问的安全规定，两方争执不休。最后由尼克松答应同意中国的安排。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需要中国政府给予方便。关于此事的谈判由熊向晖与随黑格来华的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进行。熊向晖按周恩来总理指示，请美方帮助租用一个卫星。齐格勒估计租金可能需一百万美元，他建议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只要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国承担。熊向晖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总理说：不要一听一百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总理叫熊向晖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一时至二月二十八日二十四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做冤大头。
齐格勒听后很惊讶：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租用费一定很合理。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齐格勒完全同意基辛格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元月六日的晚上，周恩来与黑格举行正式会谈。在此之前，元月四日，周恩来接见黑格一行的时候，黑格在讲话中流露出一种帝国主义观念，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与关注。黑格跟周恩来讲，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所以我们双方有共同点，可以共同对付苏联。周恩来六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与黑格会谈，重点就是要解决他这个思想，总理觉得黑格这种思想在美国有典型性，总理具有针对性地使尼克松来之前就不能抱有美国是来保护中国的思想，等于通过解决黑格的观点，给美国方面一个重要信息，中美谈判是要建立在乎等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让你来保护我。为此，周恩来事前找了几个英文翻译，要他们将这个“生存能力”(viability)的确切含义告诉他；然后，他自己也查了有关的外文资料。在六日晚上的谈判中，周恩来说：“今天，我要请教一下黑格先生，你为什么在前天的讲话中使用象Viability这样的字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