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问题的中心不在盟国供给不供给军火，而在供给的军火用在什么地方去。”他向美国记者白修德指出，中共并不反对美国向蒋介石的军队提供数量有限的军用物资，但是，假如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一二十个师的蒋军，那么蒋介石就会调动这些军队来对付中共。因此，要么美国对国共双方都不供应军需物资，如果美国一定要那样做，那么美国便应以双方对日作战的贡献的比例，把军需物资分配给两方。否则就是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毛泽东强调，在美援问题上存在着必然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美援问题上如果不表明自己的鲜明态度，便不能有力地揭露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内战阴谋，不利于争取和平民主的前途。因此，在美援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得到是一回事，要不要鲜明地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又是一回事。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中国的光明前途而奋斗，不能不警惕和揭露一切危害新中国的危险和阴谋。
再次，毛泽东高度清醒地意识到，争取美援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是中共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不允许中共进行单独的外交活动，它把这看做是危险的事情。中共必须通过一切可能的机会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和美国等盟国建立直接的关系，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外交往来和取得国际的直接援助。而且，外交工作对于中共尚是最不熟悉的工作，但又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通过争取美国援助的外交工作，有利于锻炼我们外交工作的能力，促使国际统一战线的成功。因此争取美援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最后，在美援问题上，中共提出共产党军队也应当得到援助的合理要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二版，第1041页。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年），第347页。
求，对于美国政策是一个巨大的检验。美国究竟希望将来中国的前途如何，可以从美援中看到它的立场和态度。美国最终拒绝了给中共抗日军队以援助，实际上帮助国民党进行了内战准备。由于日本战败已近在眼前，美援的反共、反中国人民和反对中国有一个光明前途的性质暴露无遗。毛泽东和中共党人从美国拒绝援助中共的行为中，看透了美国政策的本质，这更增强了中共自力更生，坚决依靠自己力量的信心。
三、美国应当赞助中国实现民主改革
美国在各种国际会议上，把民主政治宣传为战后政治的主流，声称要为战后民主繁荣的世界而奋斗。的确，中国必须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为了明天，它今天就需要民主。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一党专制的政府，是中国腐败、黑暗、倒退、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的根源。对于这个独裁政府，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以各抗日阶级的联合政府取代它，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有民主。既然美国是中国的盟国，它坚持一贯支持蒋介石的态度，它就应当影响蒋介石的政策，赞助中国实现民主改革。
毛泽东要求美国赞助中国的内部团结，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中国要战胜日本，必须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力量，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阶级、阶层、党派、集团和人士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此，要实行坚决而广泛的抗战，就必须实现内部团结。而要真正实现全国一致的内部团结，便必须改革政治，实行民主自由。为此，毛泽东向美国人士宣传中共的根本主张：“我们有三个不能改变的要求：抗日、民主和民族团结。”①
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向斯诺论及中国统一战线时便指出：我们的主张是实现“全中国各党派的团结抗日，对于这个纲领，人民群众的反应是赞同的。”①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②
实现国内的团结，实现政治的民主，归根到底必须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但是，在中美结成盟国，美国事实上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发生巨大影响的情况下，毛泽东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应当赞助中国的内部团结，运用它对国民党的影响，协助中国人民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促进中国政治的民主改革。这样做，于共同的反法西斯事业有利，于中国的未来有利，也于未来亚洲的稳定和和平有利。
毛泽东向一切美国人士宣传中共维护团结和主张实行民主制度的立场。
1936年，他最早向斯诺提出这个问题。1937年“7·7”事变之后，他在与海伦·斯诺讨论中国出路问题后，再次得出结论：“全民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组织起来采取行动——其中的一条办法就是讲‘民主’。”毛泽东向美国人民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和民主制度的主张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没有民主制度，便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日热情和要求，也就没有抗日的胜利。
他向贝兰特指出，中国的抗战，还不是“群众战”，这里有一个“团结”的问题，也有一个民主的问题，国民党必须开放党禁，给人民以民主权利。
只有这样抗战才可能变成群众性的。1938年，他向卡尔逊说，中国应当有“强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18页。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 、第二版、第256页。大的民主”。1939年，他再次向斯诺提起，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它前进的道路上，第一步就是清除封建主义的残余而实现社会的民主。1944年，他向中外记者团详细谈论抗战与民主的关系。他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才能走上正轨，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能前进一步。①
他希望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之后，他向访问延安的爱泼斯但具体指出，中共主张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召集国民大会，以成立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人士代表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在会见斯坦因时，他强调，目前中国需要民主，我们正在争取真正的民主。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中国需要内部的和平与民主。在与白修德谈话时，他再次谈到中国的民主问题。毛泽东主张，人民必须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他们应当有言论自由、权力自由和出版自由。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是反共、反民主的；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决心为民主制度而奋斗。
毛泽东向一切美国客人介绍中共关于民主的要求，这是因为他认为民主对于中国的抗战、对于中国未来的前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①没有民主、没有人民的权力，捆起他们的手足，人民便不可能真正动员起来进行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没有民主，便没有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各派的发言权，实行一党专政，政治黑暗，中国四分五裂，便不能形成真正的抗日力量；没有民主，便不能清除封建主义、专制主义，中国没有一个完满的民主制度，便不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没有民主，中国的未来将没有希望，即使抗战胜利，人民仍将陷于专制统治之中，中国便依然没有光明的前途。民主与专制是两个对立物，专制是黑暗之母、倒退之母、分裂之母、落后愚昧之母。在人类社会已进人民主时代的今天，中国仍然实行专制制度，这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是不独立的原因、任人宰割和蹂躏的原因。毛泽东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
②因此，要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毛泽东向美国客人和官方记者及人士鲜明表示，我们所要求的民主，在现阶段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民主。中共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阶段论者。中共决不放弃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共认为现阶段既不能实行共产主义，也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只能实行民主主义。这是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要求。实行民主主义，首先是一个国家制度问题，就是要有一个体现民主制度的政府。
他向贝兰特指出，这个体现民主制度的政府，应具备如下特点：（1）它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小资产阶级在内。（2）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3）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①毛泽东解释说：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有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
①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 、第二版、第588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二版、第731页。
毛泽东强调，建立这样一个体现民主制度的政府，无疑就必须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民主的施政纲领，满足人民的民主要求。在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这个政府必须给人民群众以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②中国必须实行统一，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同时就是争统一的运动。这个政府必须拥有一支人民的军队，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这个政府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这个政府必须在争取独立的基础上发展工业，要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个政府必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立自己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这个政府必须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争取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与发展，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都应得到尊重。
这个政府必须实行独立和平等的外交政策，捍卫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发展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总之，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代表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保证中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向美国人士解释说，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制度；同时，也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制度。它是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和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是一致的。共产党人赞成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且愿意为之实现而奋斗。国民党口口声声声称他们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但却天天干着反对三民主义的事情，他们是民主的破坏者，是顽固分子。
因此，要实行民主政治，首先必须实行政治改革。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战，就必须支持中国实行政治改革。只有实行政治改革，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因此，美国应当运用它的政治影响，推动蒋介石放弃独裁、反共、内战政策，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提出了美国对中国民主问题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对中国内战的政策等等问题。”①他认为，如果在战争时期不能实行民主，内战将不可避免。毛泽东要求美国支持一个建议，就是通过召开一次中国所有主要政治集团参加的会议，建立起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府。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 、第二版、第382—383页。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二版、第1070页。
毛泽东认为，美国可以在民主政治方面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影响，因为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行事。毛泽东指出，事实上国民党政府所以还能维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支持。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这样腐败、这样专制和反人民的政府，早就被人民推翻了。美国也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虽然我们要求实行的民主并不是美国式的民主，但是，美国的民主毕竟曾经为我们所借鉴。“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的形式极其重要”。②蒋介石政府实行的独裁专制是封建性的，朝法西斯发展的，他连美国式的民主都不懂，因而用美国的民主对蒋介石进行启蒙，也具有起码的意义。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已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美国人的问题，它也是对民主的中国人民有最大利害关系的问题。美国在许多会议和许多国际性的决议中都声称，必须建立一个民主的、和平的国际社会，那么美国就必须认真地考虑：美国政府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关心民主在世界上的前途？举例说，它是否认为民主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是重要的？它是否想要使中国政府成为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它是否关心，它所承认的中国现政府没有以任何法律为依据的合法地位，因而，决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美国是否认识到目前国民党已经失掉了中国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一明显的事实？①毛泽东要求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上述问题，他真诚地希望美国站在真正民主的立场认识它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告诫和提醒美国政府，它们不是在支持民主，而是在支持独裁；美国不是在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发生积极促进作用，而是在阻碍中国的民主政治实现。如果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那么中国的内战将不可避免，中国的民主事业就可能断送。他希望美国不要口头说一套，行动上做一套，切实地赞助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
当然，毛泽东并不对美国于中国民主政治的赞助，抱多大的希望。他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民主改革的赞助必须拿出事实来。更何况民主不是写在协议上就算有了的东西，它必须实际地实行。而实际实行中的民主，不是靠协议规定的，它是靠斗争争取来的。“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②..
共产党人在民主问题上是言必行，行必果。毛泽东让美国人士和一切外国人士尽量在解放区了解中共实行民主制度的情况，欢迎他们提出批评和意见。几乎所有的美国人士一致认为，他们在延安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海伦·斯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46页。②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09页。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51—252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 、第二版、第725页。诺在延安强烈地感受到民族平等和男女平等，她骄傲地把妇女称之为“中国革命的半边天”。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西北边区时，边区的所见所闻，使他深感中共始终坚持一方面力争取民族解放而奋斗，另一方面坚持不懈地为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实现社会民主而奋斗。卡尔逊在解放区的亲自观察，使他坚信共产党确实在履行他们的主张：好一点的生活来自发展民主；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的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班威廉、克兰尔在亲自考察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民众代表大会之后，他们坚信“该大会是颇足以代表社会的各阶层的”，是“完全民主化的代表大会。”①哈里森·福尔曼为了观察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活动，亲自参加了一次边区政府与边区参政会常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上，李鼎铭先生主持会议。代表们讨论了形势、造林、计划、教育、帮助军人家属、推行卫生计划以及如何改进司法诉讼等问题。人们坦率诚恳，平等自由，畅所欲言。这使福尔曼感到，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已深深在各阶层中扎下了根。他对边区“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极为称道。
美联社记者白修德用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指出，在边区人民都有选举权，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种机构，都是由人民选举的。从选举直到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为止的整个制度，真正代表了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在这里，过去最没有地位、最受人瞧不起的人，也有权参与政治。“我们发现，替我们记者用本地的毛皮缝一些大衣和上衣的一个熟练裁缝，竟是参议会的议员”。延安抗日会主席过去是汉口的纺织工人。“他还可以请一个曾经被踢、被打、被欺负、而其父亲传给他过去受压迫记忆的农民来，然后，你拿他当人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去选举他当地的政府和治安机关，让他自己去表决减租，让他自己去选择军队和民军”！①..
连初到延安时对中共抱着很大怀疑的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武道从陕北归来后也肯定地写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种机构，都是由人民选举的。边区政府的主席和其他高级人员都是边区参议员，由参议会选举出来担任他们的职务。共产党员只占政府人员三分之一的原则，看来是严格遵守着的”②。
美国人士和外国记者广泛地参观延安和边区之后，他们一致表示：“他们相信延安作战的努力，延安实行民主与全国团结的愿望”。③的确，美国和其他外国人士看到了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雏型，他们对中共争取民主的愿望深信不疑。他们都希望美国和盟国政府能够帮助中国，促使蒋介石接受民主改革。
为争取中国政治的民主改革与美国政策的斗争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以铁的事实再次暴露了他反共、独裁、摧残民主和进步力量的面目，他一刻也没有放弃把中国死死地笼罩在黑暗政治统治中的企图。蒋介石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团体实现民主政治改革更强烈的要求。为着抗战的最后胜利，为着战后中国的光明前途，中国必须实行政治的民主改革，蒋介石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必须结束。为此，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地为争取中国政治的民主改革而斗争。
①班威廉、克兰尔：《新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73、171页。①白修德：《延安印象记》，1945年5月14日《新华日报》。②武道：《我从陕北回来》，1944年11月1日《新华日报》。③斯坦因：《毛泽东会见记》，1945年9月4日《新华日报》。
美国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口头上持赞助的态度。但这种赞助是从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要求出发的。1943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在欧洲消灭希特勒法西斯只是朝夕问题，在中国和亚洲，日本法西斯的灭亡已无可挽回。在这个转折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美国认为必须积极主动地按它的全球战略安排战后的世界政治。罗斯福预测，战后美英与苏联的对峙无可避免。在亚洲，日本战败之后，中国如果倒向社会主义的苏联，那将是最危险的事情。但如果中国成为美国可靠而顺从的盟友，那么，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美国便将以极大的优势压倒苏联，从而确保美国在全世界的霸权地位。因此，罗斯福主张，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策的紧密合作为基础。罗斯福坚信不疑，只有蒋介石才能充当战后中国的领袖，只有蒋介石政府才能在战后追随美国的政策，成为美国在亚洲可靠的支柱和合作者。因此，援助和扶持蒋介石是罗斯福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
但是，罗斯福对蒋介石政府也有种种不满的地方。蒋介石军队在中国大陆对日作战中节节败退，不能为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行动减轻压力；蒋介石的军队忙于包围和消灭共产党军队，政治上黑暗腐败，遭到了全中国各党派和民众的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很担心蒋介石的统治摇摇欲坠，不能继续下去，使美国的战略计划落空。罗斯福从美国眼前的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积极抗战；从战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政府实行改组，使之具有一些“民主”的色彩，以便在战后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
基于军事和政治的原因，罗斯福要求蒋介石与中共谈判，并作出一定的政治改革。毛泽东密切注视美国对国共关系的态度。1942年7月31日，他在与刘少奇的信中，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作了如下分析：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美国表示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邱吉尔“7·7”致蒋贺电中有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国民党近日态度好转，这是一原因。此种好转还会发展，我正极力争取。但国共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英、美、苏均不会公开出面调解，只会暗中劝告及在公开舆论上表示希望中国团结。毛泽东的估计完全正确，美、英的态度对蒋介石形成了一定压力。
蒋介石深知他和他的政府不能没有美国的支持。美国的要求与他所代表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本质一致，即使有些差异，也只是策略上的差异。因此，如果需要，在策略上也可以和美国保持一致。基于这种考虑，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表示要在抗战一年后实行“宪政”。蒋介石在演说中宣称：中共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对于蒋介石的“宪政”许诺，中共虽然不抱任何幻想，但是中共坚持争取民主的任何机会都不应当放弃。10月5日，毛泽东撰文指出：蒋介石其实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的诚意，至少现时他们绝无此种诚意。但是，中共却是有诚意的。“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谈判。”①他强调，要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那就必须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毛泽东向全党说明，尽管蒋介石方面所谓民主改革，所谓宪政很大程度上只是骗局，只是口头说得好听，但是哪怕其中有一点点可以用于争取人民真正民主的地方，我们便要抓住它，为民主的实现不懈努力下去。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2版、第926页。
林伯渠等到达重庆后，与王世杰、张治中等进行了多次谈判，均无进展。6月5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毛泽东，报告蒋介石绝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今天只是作出谈判姿态给中外看。苏美英人士同我们的看法一致。同时并报告与美国武官详谈两次的情形，指出美国武官目前最关心的是华北、华中敌军的行动。②
6月30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董必武，要求将我方谈判中提出的十二条及国府“提示案”，经美国友人密送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华于6月20日抵重庆访问），以求其了解中共立场。
7月4日，林伯渠、董必武再次致电毛泽东，报告在目前时局下，谈判绝无解决希望。蒋介石要谈判，不敢公开和我破裂，是故作姿态欺骗舆论，即令谈判破裂，好把责任尽量推在我方。因此对谈判仍不抱任何幻想，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向各方宣传和推进大后方争取民主运动及调查研究上。毛泽东同意此意见。
当国共谈判处于僵局的时候，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向国民党转告了美国总统罗斯福，愿意充当国共谈判的调解人的意向。华莱士向蒋介石说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兴趣，美国的兴趣是进行战争。但是基于中国的经济状况，国民党和共产党必须达成最低限度的谅解，哪怕国共两党之间的协议“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很差，将很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源。共产党今天所以有权有势，就是他们利用了今天的经济原因。“如果要躲开共产主义，统一必须通过全国人民的福利来表现。”①华莱士指出：基于此，美国政府认为，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腾出手来整顿经济，对于美国和蒋介石都有战略意义。同时，华莱士强调，在目前，如果国共两党即使实现“较低水平”的谅解，也有利于北方的力量发挥充分用途。
蒋介石向华莱士表示，他完全领会罗斯福的政策的深远意图，深信罗斯福总统的立场对于中国并且对于推进战争都是有利的，他要求罗斯福知道他也是希望这一问题获得政治解决的。但是，他担心罗斯福听信了中共的“宣传”。他说：中国共产党人“确实在企图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人比俄国共产党人还更加共产主义化”；“罗斯福总统应该记住，共产党人是不能公开使用苏联来为自己撑腰的，他们能够而且的确做了的是利用美国（的意见）来强迫国民党答应他们的要求。”②如果美国政府能对中共保持这样的警惕，他便答应罗斯福在国共之间扮演一个调解人的角色。
从内心说，蒋介石是欢迎美国进行调解的。他深知美国在反共问题上与他完全一致，不会出卖他。他可以借此捞取一笔政治资本，把美国调解的一切不利后果统统推到中共身上。为此，蒋介石请华莱士向罗斯福口头转告他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中国共产党问题是国内政治问题，不过他还是愿意取得总统的帮助。他不会认为总统的协助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但是，他事先警告说，谈判总是由共产党人来破坏的，这样总统会由于共产党不遵守委托而受到责备，总统的威信会受到极大的损失。①蒋介石欲盖弥彰地表明了他不会使调停成功的企图。
①转见《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66页。②《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30页。①《华莱士副总统与蒋介石主席谈话记录摘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578—579页。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76—578页。
9月14日，罗斯福电复蒋介石，再次强调中国政府与中共之间预先取得协议，具体布置如何在华北有效地对日作战，这将是他希望看到的。②8月10日，罗斯福写信给蒋介石，提出派赫尔利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到蒋介石处，以调整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派纳尔逊偕赫尔利到中国，以处理租借物资与其他经济事务。
赫尔利、纳尔逊来华途中绕道莫斯科。赫尔利在那里拜访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得到了苏联决定支持蒋介石的保证。9月6日，赫尔利、纳尔逊在史迪威陪同下，由印度飞往重庆。
赫尔利此行要实现罗斯福的战略，他要使中国共产党由于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和看到美国的友好表示，不得不与国民党实行妥协。他一开始便形成了两个看法：一是蒋介石比实际更有力量，二是由于俄国共产党站在蒋介石一边，中共迟早要向他磕头。③赫尔利在一份电报中概括他的来华使命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①很显然，赫尔利的这五项使命，体现了罗斯福政策的基本要点：将中国统一于蒋介石政府，在这个基本前提下解决国共关系问题。
毛泽东对赫尔利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来华调解国共谈判的用意，有透彻的了解。他在一年以后曾指出：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②毛泽东看到，美国的利益仍然需要中国暂时保持国内和平，这对减轻美国的压力将会很有益处。但是毛泽东仍然欢迎美国的调停。他希望美国在制止国民党内战企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希望美国在促使国民党进行政治改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客观上促进中国的和平与民主。因此他对赫尔利使华的基本态度是：
第一，欢迎赫尔利对国共谈判进行调停。他把赫尔利作为反法西斯盟国的使节来欢迎的。虽然对于赫尔利其人的情况毛泽东并不了解，但是他希望赫尔利能在促进蒋介石政权进行改革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鉴于此，9月10日，赫尔利刚到达重庆，朱德便写了一封信给赫尔利，邀请他到延安访问。这封信由迪克西使团团长巴雷特带回重庆。③这个邀请，显然包含了毛泽东的最后决策。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决定和赫尔利谈判的。9月12日，毛泽东指示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与赫尔利、纳尔逊进行面谈，并提出中共的要求。①10月17日，林伯渠、董必武按毛泽东的指示，与赫尔利就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举行了首次会谈，到23日已举行了三次会谈。上述事实表明，毛泽东欢迎赫尔利在国共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82页。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83页。③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年，第149页。①《抗战后期国共谈判资料（上）——赫尔利使华报告选译》，《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第4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2版，第1114页。③参见《解放日报》1945年6月25日时评：《从六人被捕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
第二，毛泽东决不因为美国出面调停国共关系，或利用苏联施加压力便放弃原则立场。他提请赫尔利看到，中共对于谈判是有诚意的，但绝不是无原则的、可以利用的。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废止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这个要求是无法抗拒的。②10月23日，谢伟思向赫尔利报告他在延安了解到的情形：共产党人正在变得很强硬和坚决，并且对他们认为是本质的东西不会作出让步。谢伟思如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准备在和赫尔利谈判中的原则立场。这种原则立场坚定而不可动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毛泽东都会坚持到底。
毛泽东对赫尔利的调停的态度便是如此。但赫尔利从实用主义和帝国主义者对他人颐指气使的贯例出发，认为只要给毛泽东一点甜头，例如答应给中共军队以美援，毛泽东便会采纳他的条件。他很自信地向谢伟思说：“不用发愁，我会把双方撮合到一起。他们（共产党人）将会得到美国武器。那正是我在这里所致力的。..我对这种事情是有经验的。我知道事情会变得棘手，但是我过去做过这种事情。”③
赫尔利在调停国共和谈时，一开始便打错了算盘，他不了解毛泽东，甚至轻视毛泽东。他把毛泽东看作一个无原则的人，一个能够屈从于邪恶意志的人，一个贪图小便宜的人。说到毛泽东时，他把他读为“摩斯东”。他的狂妄和轻率，使在重庆的美国人送了他一个“纸老虎”的绰号。
赫尔利信心十足地要在中国创造一个奇迹，完成罗斯福给他的重托，使中共屈从于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也因为赫尔利对他的全力支持，赞扬赫尔利是调解国共关系最合适的人选。他电告罗斯福，要求给赫尔利较长时期的使命和更广泛的权力。罗斯福出于对赫尔利的信任，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11月27日，罗斯福向参议院提请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12月15日，国书还未到达，赫尔利便在重庆宣布执行大使职务。他急不可耐地要在国共调停中露一手。“他的想法是：如果双方举行一次会谈，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既能阐明他自己的观点，又能创造一种使与会双方互相让步的友好气氛。①..
此时，美国正在大选，赫尔利访问延安的计划一直不能执行。但他派助手麦克纳利去了延安做准备工作，在重庆他也做了协议起草的准备工作。他告诉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他已为中国解决了中美邦交中很困难的问题，现正试图解决国共关系。他还说，21日蒋介石送给了他一个方案，他考虑中共不能接受，已当场退回，蒋现在正起草新方案，待他看后带去延安。②..他竭力要使毛泽东和中共相信，他赫尔利是公正的、不偏不倚的。
10月28日，赫尔利和蒋介石完成了协议草案。11月7日，美国大选结果揭晓，罗斯福连任总统。赫尔利去延安的国内顾忌已经消除，加之赫尔利得知苏驻重庆代办已同蒋经国接触，谈及斯大林有可能同蒋介石会谈。赫尔利认为，这似乎表明苏联将不会支持延安。在这样的压力下，他访问延安将会使形势非常有利。在取得罗斯福同意后，赫尔利带着由他起草的协议草案，
①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第178—179页。②《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49—250页。偕同林伯渠飞往延安。
赫尔利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此行他并未事先通知延安。客机到达延安机场时，照例由周恩来和美军迪克西使团的包瑞德上校前来迎接。当赫尔利身着考究的军服，胸前挂着缀满勋章的缎带出现在舱门口时，周恩来问这个人是谁？包瑞德回答：这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少将。这个意外，使周恩来急忙向城里赶去。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袖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集合起来坐进毛泽东惯用的那辆为战争毁伤了的救护车，在乱石路上向机场急驰而去。在机场跑道上，中共领袖热情诚挚地欢迎了这位美国的大使。
毛泽东和赫尔利的生活经历似乎有相同的地方。当他们的救扩车在滚滚泥尘中颠簸前进时，他们遇到一个牧童赶着一群牛羊路过。赫尔利说，他少年时也是一个牧童，懂得牲畜的习性。毛泽东回答说，他年轻时也放过羊。他们的车经过浅浅的延河，河水浅得可以涉水而过。毛泽东说，这条河夏天水涨，冬天水涸。赫尔利便回忆起俄克拉马州及其干涸的小河来。他说，在夏天河流是那样的干枯，简直可以根据河里激起的飞扬的泥尘就能判断鱼群什么时候在向上游动，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轰笑。
毛泽东给了赫尔利很高的礼遇，当天晚上延安举行盛大的宴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赫尔利成为宴会的上宾。但是，他情绪激动，张牙舞爪，不时发出“耶呼”的印第安人的吼叫声，这个不合时宜的吼叫，使毛泽东对他产生了轻蔑之意。
11月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开始与赫尔利进行会谈，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赫尔利一开始就提出了他和蒋介石事先共同拟定的五点方案。赫尔利对毛泽东说：他作为总统的个人代表到延安来，是要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他声称：蒋介石同意派一个美国调解代表团来促进民主，并“通过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来加速打败日本的步伐。他宣布，他带来了蒋介石的建议，就是给予中共合法政党的地位，共享由租借法案而得来的美国物资，并在最高国防委员会里占有一席；条件是中共将其军队及其全部地区交由蒋介石指挥和支配。
毛泽东问赫尔利，这五条代表了什么人的思想？赫尔利说：这些观点是他自己的思想，不过是我们大家制订出来的。包瑞德告诉他：毛主席是想知道委员长本人是否同意所提出的观点，赫尔利说，已经同意了。毛泽东声明，蒋介石的主意便是要中共把军队和人民交给蒋介石这样腐败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中共将是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分食的客人。毛泽东便对国民党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和指责。
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正是国民党顽固地拒绝与中共妥协，因此阻挠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为了实现民主与团结，中国必须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政党的联合政府，为此目的，现政府必须改组。毛泽东强调，蒋介石决意拖延政府改组，直至击败日本之后，如果情形如此，结果会造成政府崩溃。毛泽东进而指出，国军已经失去战斗力。在195万大军之中，77万9千人用来监视共产党。而在最近所有对敌战役中，士兵都溃不成军。赫尔利为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作辩护，并对毛泽东进行指责。毛泽东有力地回击说：“将军，我所说的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话，罗斯福总统、邱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和孙中山夫人都说过的。你认为这些人士是中国的敌人吗？”赫尔利转换话题，宣称蒋委员长愿意在中国军队的最高管制机构——国民军事委员会中让中共占有一个席位，这是他有意与中共达成协议的明证。
毛泽东指出，全国军事委员会很少开会，只不过是一个由失意军阀和各省将领组成的、用以装点门面的机构。中共绝不会为了在该委员会中取得一个席位，而解散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和撤销最有效率的政府。赫尔利说，这个协议将使你在大门里有一个立脚之地。毛说，假如你被反绑着双手，即使走进了大门，又有什么用处呢？毛泽东的话使赫尔利不禁大怒，他说毛氏是在重复中国的敌人的宣传。毛泽东毫不让步地指出，他能说的只是大多数有见识的中国之友所早已知道了的。赫尔利则竭力为蒋介石辩护。
在会议中，赫尔利灵机一动，提出一项解决难题的建议，他说他乐于考虑共产党认为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条件，欢迎中共提出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草案。第一天讨论便这样毫无结果，宣告结束。
在当天的会谈中，赫尔利拿出的在重庆拟就好的协议草案，其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守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官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①
赫尔利带来的这个协议草案，侈谈什么“民有、民治、民享”，中共军队将得到“平等待遇”，中国共产党将得到“合法地位”，中国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等等，但它的要害却是中共和中共军队将完全置于蒋介石的控制之下。
首先，赫尔利把国民党等同于中国政府，把国民党与中共的合作，等同于政府与中共的合作，这就在实际上肯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合法性，取消了中共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其次，由于赫尔利把国民党等同于中央政府，他提出中共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便变成了遵守和执行国民党的命令。这样便把中共军队置于蒋介石国民党控制之下，这便是他强调的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的实质。这是蒋介石用武力一直办不到的事情，赫尔利企图用一纸协议办到它。最后，协议草案宣称“中国政府”将承认中共和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而这个“中国政府”就是国民党政府。这句话实质就是说，中共和其他政党承认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国民党便承认中共和其他政党合法。赫尔利和蒋介石绕了几个大弯子，说出了他们想要说出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