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针对赫尔利五条的要害提出批评，双方再次进行了长达两天的讨论。9日，毛泽东和中共提出建议草案。毛泽东提出：国共两党必须通力合作，打败日本，复兴中国；建立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建立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联合政府应成为民治、民有、民享之政府，提倡进步，民主与自由；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应承认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公平合理分配军援装备；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
①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第640页。
赫尔利认为他需要一天的时间把协议措辞进行修改。
从9日晚上到次日凌晨，赫尔利对共产党的建议在措辞上再三进行修改。在9日下午第三次会谈中，赫尔利专门问了毛泽东：同民党是否还留在新的联合政府里？是不是还让蒋介石当领袖？当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表示满意和欣慰。①他认为，只要蒋介石还保持原来地位，把共产党军队控制起来就有绝对的把握。这个草案对蒋介石是有利的，它是“使共产党签订协议，将他们武装部队的控制权交给国民政府的唯一文件。”②..
双方经过反复讨论，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毛泽东与赫尔利的谈判是艰难的，但双方的态度都是友好的。赫尔利在谈判中将双方的分歧，电告罗斯福，得到了罗斯福的指示。经过反复讨论，双方共同达成如下五条：
一、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①..
毛泽东与赫尔利新达成的协议，其根本要点是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区别开来，把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其军队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处理问题。赫尔利主张毛泽东立即赴重庆和蒋介石会见。他将“以美国（的）国格来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不管毛主席、朱总司令或周副主席，无论哪一位到重庆去，都将成为我的上宾，由我们供给运输，并住在我的房子里。”接着他建议毛泽东在协议上签字，并表示他也要签字，题目定为《中共与中国政府的基本协议》。②..
当晚，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当天讨论的文件，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文件上签字。11月10日，秋高气爽、阳光和煦，毛泽东与赫尔利在王家坪对协议进行了草签，赫尔利签了字，然后毛泽东签上了个人名字，赫尔利将把草签协议带回重庆交蒋介石签字。
赫尔利在协议草案上签字，并非他个人的行动，是得到罗斯福同意的。
美国方面不是不懂得延安草案和重庆草案的原则区别，但认为暂时消弥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共的分歧，签署这个协议还是值得的。特别是赫尔利更是如此。
①转见马芷荪：《赫尔利的来华与一九四四年国共谈判》，《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期。②转见马芷荪：《赫尔利的来华与一九四四年国共谈判》，《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期。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第638页。
他相信蒋介石在未来不会吃亏，总会有办法迫使中共按美国的意志就范。正如马歇尔指出那样：“赫尔利对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但他相信，一旦共产党确知苏联不支持他们，而且两党都签字承认他坚持写进他大部分建议草案中的“民有、民治、民旱政府”原则，那么共产党是会屈服的。”①正是基于上述想法，赫尔利和毛泽东达成了协议。
毛泽东托赫尔利把协议转交罗斯福，并致信罗斯福，肯定赫尔利在延安的工作，指出协议的精神和方向，是中共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他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他感谢罗斯福总统“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中国成为可能”所作的巨大努力，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着历史传统深厚的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在重建世界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①
11月10日协议签订之后，赫尔利也致函毛泽东，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诚挚合作表示感谢。信中说：我感谢你的光辉合作与领导。这种合作与领导表现在你率领你的政党提出的协定上，这一协定你已授权于我带给蒋介石主席。我同样感谢你要我转交美国总统卓绝的信件。赫尔利接着写道：阁下，请信赖我对于你用以解决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智慧和热忱的品质，深感愉快。你的工作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贡献。这一光辉的合作精神，不仅将继续于战争的胜利中，而且将继续于建立持久和平与重建中国的民主时期中，这是我们的恳切愿望。
赫尔利满怀信心回到重庆。他得意地把五点协议草案交给宋子文。宋子文和蒋介石研究后，断然拒绝了草案的内容。赫尔利为了说服蒋介石接受协议，和蒋介石举行了三天会谈。他要蒋介石相信，协议虽然强调了中共与国民党将建立联合政府，但中共由此将交出军队，以“政治让步”来换取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这样的交换条件是值得的。而且在协议中作出一些“民主”之类的承诺，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蒋介石却不这样认为，他不能给中共任何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实。
11月17日，蒋介石提出了三点反建议，这三点建议实质是：第一，取消中共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党指挥控制的军队。建议说：应“将中国共产党之武力，于改编后收为国军之一部分，此后该共产党在武力，在薪饷、津贴、军火及其他配备方面，即取得与其他部队之同样待遇。”第二，中共交出部队后，可以有少数人到国民党组成的军委会中去做官。建议说：中共将所有军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国共产党之高级军官中，遴员参加军事委员会。”第三，中共必须拥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建议说：“国民政府愿遵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并经中同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国政府。”这三条反建议，老调重弹，与延安协议草案针锋相对，表明了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溶共立场。赫尔利同意蒋介石的三点反建议。11月22日，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交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毛泽东在周恩来的电报上点穿了此案的要害：“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周恩来在彻底了解了国民党毫无诚意之后，决定返回延安。
①《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第6页。①1944年11月10日毛泽东主席致罗斯福总统函。
12月2日，周恩来将毛泽东来电的三点意见转告了赫尔利：第一，政府三项与延安五条距离太远，我们认为联合政府与联合军事委员会是解决目前时局问题的关键。这既不能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因此无法挽救危局。第二，国民党的态度至今不变，梁寒操三天前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中国目前所需只是军令统一，党派合法问题须留待战后一年再讲。第三，根据目前形势，我党中央必须召开会议，再行讨论，因此他将留在延安，不再来重庆。①..
12月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巴雷特同机返回。12月8日，周恩来给赫尔利一个电报，表示坚决反对三点建议，并指出，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态度，有必要公布五点协议的内容。
毛泽东对赫尔利的背信弃义表示愤怒。巴雷特向赫尔利报告说：毛泽东质问为什么美国人在五点建议中提出了希望真正联合的问题，然后又要求延安接受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来“捆住自己的手脚”？美国人是否把共产党人当作傻瓜？延安不是一只篮子，要靠别人发善心给予施舍。如果不可能实行联合，那么共产党人就要采取行动，另外建立一个中国政府。毛泽东并且对巴雷特说，如果美援到不了手，延安还可以向英国或俄国要嘛。
毛泽东的愤怒，是对赫尔利背信食言的行为的一个抗议。他决心使中共不受任何外来力量摆布，坚决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但是，中共和毛泽东具有远大的眼光，毛泽东并不因赫尔利背信食言的行为便把中美关系看死。他指出，不管同国民党人的政治决斗结果如何，共产党人和美国政府也许仍旧能够通过军事合作来挽救他们的关系。共产党人愿意在联合军事行动中进行合作，而且愿意与美军并肩战斗。①因此，毛泽东和中共并没有把国共谈判的大门关住。
11月21日，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王若飞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报告赫尔利和包瑞德对国共谈判的意见。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给王若飞一指示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谈判代表对于赫尔利的面子要给予应有的照顾，中共对谈判是有极大诚意的，但决不丧失原则立场和要求。
毛泽东说：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议草案赫尔利不愿发表，我们即可不发表，周致赫尔利信中提到准备发表五条即是征求他同意的意思。至于赫在五条上签字及赫毛交换信件，我们至始即无发表之意。我们所想发表者仅是我们向蒋建议之五条，因蒋态度强硬无理拒绝，无法实现中国人民一致要求的联合政府，故想公开于人民，让人民起来向蒋要求实现之，此点待包瑞德回来再和他商酌。毛泽东指出，中共对美国的调解抱诚挚合作的态度。但是，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买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①..
12月16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决定，复电赫尔利，表示中共为了照顾赫尔利的处境，可以同意不公布五点协议，但在适当时机还是应当公布的。就是说，中共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周恩来明确指出，谈判的基本困难
①转见金冲及：《周恩来传》第577页。①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97页。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年），第641页。
就是国民党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和接受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②..
12月21日，赫尔利再次致电周恩来，邀请周恩来去重庆谈判。他说：他相信循着共产党建议的一般原则的成功机会，将“较以前任何时候光明，设若他再来重庆”。③赫尔利认为，他有可能说服中共和蒋介石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协议，例如，让中共在国民党政府中有充分的代表，实现军队统一等等。
但是，毛泽东头脑清醒地看到，中共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席位那怕增加几个，也不能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性质。联合政府不成立，一切统一军队的做法无异乎就是取消中共的军队，将其统编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因此，他对赫尔利的建议断然拒绝。12月24日，毛泽东致电赫尔利，指出：周恩来在从事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使他很难离开延安。毛泽东强调：国民政府并未表示充分诚意，以保证在五点协议的基础上继续谈判。为此，他提议在延安举行一次会议。
12月28日，周恩来也致电赫尔利指出，共产党不愿在接受他们提议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上继续进行抽象的讨论。因此，中共提出如下四条作为代替，以检验国民党“是否决心实行民主与团结”。这四点是：（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撤退包围边区及袭击新四军之国民党军队和华南反共纵队；（三）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之压迫性法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①..
赫尔利收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电报后，与蒋介石和宋子文等进行了磋商，蒋介石方面断然拒绝了中共新的建议。1945年1月7日，赫尔利函复毛泽东和周恩来，声称中共的四点建议，“与我们原来同意在一般原则上获致协议后才谈及特殊细目之程度”相左，②因此不应予以讨论。赫尔利企图利用程序问题来否定中共的四点建议，再次表明他的立场，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立场。赫尔利并建议，在得到蒋介石认可后，可以由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赴延安作一短期访问，当面讨论问题。如果在延安期间能达成原则上的协议，毛泽东、周恩来可以和上述代表团一起返回重庆。
1月11日，毛泽东致电赫尔利答复他的建议说：他对于在延安举行两党会议的提议深为重视。但他觉得在那里不能获得什么成就。为此，毛泽东提议，在重庆召集一个筹备会议，以筹备“国是会议”之召开。该筹备会议要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会议的议事录要公布；代表们要有平等的地位和行动的自由。毛泽东强调：设若国民政府认为这些建议可以接受，周恩来便可来重庆谈判。
l月20日，赫尔利在得到蒋介石认可的情况下，致函毛泽东，概述在国民政府计划中的某些变更。赫尔利说：此项办法和国民政府已经提出的其他办法，可能都不足以使中国共产党满意，但是我认为，设若对这样影响巨大的政府建议，不经适当考虑便予以拒绝，将为一大憾事。作为一个中国的朋友，我建议你派遣周恩来将军或任何其他你可以选择的代表，赴重庆作一短期访问，俾与政府商谈问题。商谈需时不长，设若他忙的话，两三天就已足够。l月23日，毛泽东致电赫尔利说：周恩来正被派往重庆谈判。
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4页。
③《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4页。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5页。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5页。l月24日，周恩来到达重庆后，与赫尔利和蒋介石政府谈判代表宋子文、
王世杰、张治中举行了一系列会谈。25日，赫尔利告诉周恩来：昨晚他和政府方面商谈，除去去年11月21日提出的三点建议外，准备再加上：“行政院之下，设立新机构，等于外国所说的战时内阁”；“成立由美国军官一人，国民党一人，共产党一人组织之整编委员会”；“为共产党军队设一美国军官作总司令，又设副总司令一人，由共产党员任之政府即应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周恩来对赫尔利的四点当即拒绝。
赫尔利和国民党的上述所谓“四项建议”，是在用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空头席位引诱中共放弃军队失败之后提出来的。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企图再用所谓“战时内阁”的席位，来引诱中共放弃军队。蒋介石和赫尔利懂得，抓住了中共的军队，就赢得了一切。
毛泽东和中共再次看透了所谓“四项建议”的用心。周恩来重申，当初在延安议定最初的五项协议时，他与毛泽东就已经向赫尔利表明了立场：虽然共产党准备在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废止，和政府已经改组为代表所有党派的联合政府机构时，将它的军队指挥权转交国民政府，但中共军队指挥权绝不能交给国民党。而且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改编军队，绝不能只改编中共军队，全中国的军事部队均应改编。因此，首先必须解决一党包办的问题。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答复表示满意。28日，他函电周恩来说：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我们不赞成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还不可能，对于国民党、赫尔利的错误主张和无理要求应进一步驳斥，并应将其意见转告民主党派以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同时指出：你拒绝了赫尔利的四个补充的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的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①..
赫尔利在中共拒绝了所谓“三点措施”之后，继续与蒋介石商量诱使中共就范的办法，蒋介石则恼羞成怒，大肆攻击中共。在一次蒋介石、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参加的会议上，蒋介石攻击共产党事实上不是一个民主政党，而它之所以自称民主，仅在于获取国民政府之行政权。赫尔利向蒋介石献策说，蒋介石应当用一点“政治让步”，来“获得共产党军队的控制权”，这是中心的目标，为此必须继续谈判，不要“丧失宝贵的时间”。蒋介石接受了赫尔利的劝告，指示王世杰与周恩来草拟一项“能够行得通”的建议。②..2月2日，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一个关于党派会议的协议草案交给王世杰，草案提出：党派会议应包含国、共和民盟三方代表；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党治，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的地位和来往自由等。王世杰也提出他所草拟的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竭力回避改组国民党政府的问题。双方再次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2月13日，周恩来由赫尔利陪同会见蒋介石，蒋介石竟然明目张胆攻击中共主张的联合政府说：“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这就彻底否定了中共的合理建议。赫尔利也明确表示美国坚决支持蒋介石的立场。2月15日，赫尔利在重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命令支持中央政府，并且我将尽我最大的可能这样做。”至此，赫尔利撕下了调停国共谈
①转见金冲及：《周恩来传》第582页。②《中美关系文件汇编》（一），第147页。
判中间人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暴露了他支持蒋介石反共和反中国人民的立场。毛泽东肯定赫尔利已经走到尽头。他指出：断然拒绝赫尔利，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坚持八条，并先做四条，否则将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鉴于此，2月16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2月中旬，赫尔利就他调解国共关系的过程，向美国政府作了总结性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诬蔑中共“与其说在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不如说要推翻国民党之统治，获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一党统治。”他美化国民党是一个极重视民主的党，“国民党亟欲产生一部制订的民主宪法，还政于民”。他认为，美国坚持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是完全正确的。“我深信我们的政府，在决定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方面是对的。我没有同意过或支持过我认为将削弱国民党政府或蒋介石的领袖地位的任何原则或任何办法。”①
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共掀起了一场舆论攻击。他向记者宣称，中共从未要求军事援助和政治承认。他暗示，国民党拒绝中共参加联合政府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他接着把中国共产党人和各色各样的分裂主义运动以及颓废的军阀派系混为一谈。
毛泽东对赫尔利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对中共的造谣中伤感到无比愤怒。他在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中指出：“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除了抹杀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国主义的滥调而外，还极力替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如此，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①“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并且他率直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当然这不只是赫尔利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中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②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对赫尔利的卑鄙行径进行了尖锐指责。他说：赫尔利四日宣告不承认我们，他说共产党向他要武器，这个帐要清算，看谁讲的。他要送，我还不一定要哩！毛泽东回顾赫尔利在国共和谈中的种种表演，指出赫尔利始终以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者的派头在中国颐指气使，给蒋介石撑腰打气，企图做中共的太上皇。在他的支持下，“在蒋介石三月一日的演说里，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公意而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则拒之千里之外。对于组织一个所谓的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则吹得得意忘形。蒋介石竟敢说：中共必须先将军队交给他，然后他才赏赐中共以‘合法地位’。所有这一切，赫尔利老爷的撑腰起了决定的作用。”①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一贯处心积虑企图消灭中共军队。1944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在最近一次谈判中，在赫尔利的支持下，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毛泽东驳斥蒋介石和赫尔利说：你们叫共产党交出军队，就给共产党以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民主党派也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蒋介石和赫尔利说“军队是国家的”。但是，是什么样的国家呢？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就将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毛泽东强调，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空发议论。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一），第148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 ，第2版，第1111页、第1115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1111页、第1115页。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11O—1111页。
赫尔利在重庆时，曾向周恩来表示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周恩来回到延安后，2月18日，致电赫尔利表明中共的严正立场。他指出：“当我在重庆时，你曾告诉我，派赴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中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我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主席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作了更进一步的考虑，认为国民党的代表应限于代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代表团的人数中其余三分之二应由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选派。只有这样才能公正地代表中国人民的公意；不然该代表团便个能处于代表中国的地位，解决任何问题。”①
赫尔利在这个问题上再次背义食言。在离开重庆后的第二天，2月20日，他电复周恩来，声称只有蒋介石才被承认为中国在国际会议上的合法代表，中国代表团的其他人员，只能由蒋介石选定。他并且以轻蔑的教训的口吻要中共认识到：“在旧金山举行的会议是一个国际间的会议，而不是各个国家国内的政党间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并非一个国家，并且如我所知，没有国家承认它是一个国家。”“会议上承认国民政府以外的中国武装政党将毁坏中国统一的可能。”②赫尔利在中国共产党参加联合国会议问题上横蛮干涉的态度，反映了美国政府决心扶持蒋介石到底的立场。
毛泽东对赫尔利和美国政府扶蒋反共，企图由它们来决定中同的前途和命运的帝国主义政策，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尖锐指出：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抗战还没有最后胜利，但中国的政治形势已被赫尔利——蒋介石推到了内战的边缘。赫尔利——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如不被制止，中国便要陷入内战的深渊。为此，他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他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①他警告美国政府中那些决定政策的人们，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再次进行激烈批评。他说：“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②..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600—601页。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600—601页。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2版，第1085页。
7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当时访问延安的美国民主联盟的两位代表时，他再次表示了同赫尔利代表的反动政策作斗争的决心。他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③..毛泽东庄严地声明：“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赫尔利的所作所为，“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了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告诫全党，在美国问题上要奉行有区别的政策。“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①他要求全党看到，即使是美国政府明显地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美国人民仍然是要求和中国人民友好的，美国一部分舆论界，对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是感到焦急的，他们要求改变这个政策。
赫尔利使华，始终肩负着确保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的地位的使命，他的全部活动围绕这个中心展开。无论他作何种表现，始终反映了美国政府的基本立场，他总是坚持把美国政府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头上。这就不能不激起毛泽东对美国这一政策的坚决抵制，对赫尔利出尔反尔的行动进行坚决揭露和批判。
毛泽东在与美国政府的这一斗争中，不仅捍卫了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也发展了由他和中共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他更加坚定地相信，中国人民只要有愚公移山的决心，那就不怕中外反动派的阻挠，一定能够最终搬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
“七大”之后，过了三个月，毛泽东再次总结和赫尔利谈判的斗争经验。他指出，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会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的！”毛泽东对赫尔利和美国人土的威胁表示极大的蔑视，肯定中国人民不但不怕这种威胁，而且必须把这种威胁坚决顶回去。
毛泽东提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战后与美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墓础上发展经济合作的设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2版，第1102页。③〔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200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2版，第1103页。战争的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已迫在眉睫，国共两党都在考虑未来怎么办的问题。蒋介石从各方面策划着内战的准备，企图在抗战胜利之后，把内战的灾难重新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不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决不罢休。毛泽东和中共却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大业着想，力争在战后能与国民党合作，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着眼于未来中国的建设，提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战后与美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合作的设想。
战后中国的建设问题，是经常萦绕在毛泽东头脑里的大问题。近代中国在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下，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蹂躏下，破败不堪，国家极其落后，国力极其衰竭。落后就要挨打，国家的落后现状，又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陷入社会沉沦的恶性循环之中。它要强大起来，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外，还必须从根本上实现经济振兴。只有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才能保证政治上的自强自立。正如毛泽东所说：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基于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必须结束几十年的战争动乱，迅速走上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和美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毛泽东向美国人士阐明中共对战后中国的看法，指出战后中国必须在民主政府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走工业化的道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根本目标，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行建设，这是中国民众盼望已久的事情。这就是说，中国一切进步的政党、团体都必须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在这个伟大事业中，中国共产党将从根本上代表民众的利益说话办事，将致力于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人寻求中国迅速发展工业化，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经济水平。”①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工业化问题上也有两条路线。国民党也主张实现工业化，但是它所说的工业化，完全以建立国防工业为主要目标，目的在于用枪杆子巩固它的反动政权。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业化，一个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一个代表了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个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一个要发展反动势力的力量，进一步把中国引向黑暗。中国人民必须争取前一种工业化，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
搞工业化建设，也必须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去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包括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工业化，又包括坚持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并不盲从苏联的或美国的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希望谢伟思向美国政府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清醒的党，决不会盲从行事。他说：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指针。我们接受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它的思想方法，它为我们提供结论和奋斗目标。但因此而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要把马克思对他所在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1—262页。的那个社会（19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全部解析，和他认为人民为摆脱那种状况而有必要采取的步骤，全部移置于中国，这不仅是滑稽可笑的，而且也违背我们现实的客观主义和回避说教式的教条主义的基本原则。①中国共产党将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努力使自己的思维和纲领成为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立场，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既不同于苏联的道路，又将不同于美国的道路。
毛泽东向美国人士介绍了中国工业化的设想。中国的工业化，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特色。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它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政治经济独立。中国在独立之后，其经济基础是很薄弱的，因而它不可能马上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我们自己必须首先摆脱半封建主义。然后我们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民主政治阶段和自由企业来提高我们的经济水平。”①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搞一段资本主义经济，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发展，有利于建设国家较牢固的经济基础，既符合人民利益要求，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②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说：我们将恰当地对待资本。恰当地对待资本是一件互利的事情。这不但适用中国资本，而且也适用于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我们需要发展工业，我们要用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原则，去取代日本使中国殖民化的原则。我们应该用发展现代工业，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的政策，去代替限制工业发展、恶化农民生活条件，以致导致他们对生产失掉兴趣的政策。我们预期，取得土地以后的农民，对提高生产会更加关心。毛泽东说明，正因为中国的经济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因而中国不会也不可能照搬苏联的模式，苏联那种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在当前是不适合中国的。
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又必然不同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也能获得发展的便利，这是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但和美国和西方那种垄断资本主义操纵国计民生的模式，又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说：“我们不会愚蠢地只想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它窒息国家的经济发展，只使当官的发财。”①因此，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又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决定我们不但需要自力更生，而且需要外援和对外的经济交流。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是十分必要的，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也是互利的，它将有助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
毛泽东分析，战后在和平民主与发展经济的前提下，中国将大规模地争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4页。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5页。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2版，第1060页。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0页、第327页。取外援，发展与外资的合作，促使中国工业化的到来。他认为在所有这些合作中，中国与美国的合作将占首要的地位。“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仅有的国家。”②这是由于：
第一，中国虽然和苏联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是在战后苏联要在经济上大规模援助中国却很困难。这是因为：首先，苏联不论参加远东战争或者中国战后建设，都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情况。俄国人在战争期间损失惨重，战后会全力忙于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能得到俄国的援助。其次，国民党由于其反共顽症，是反对俄国人的。因此，国民党——苏联合作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即使国民党要求，苏联的援助也是不大可能的。而对于共产党来说，寻求苏联的援助，只会使中国的局势更糟。③更会激起国民党的反共情绪。因此，中国在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不会把眼光主要地集注在苏联上。
第二，中国和美国却能够在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大规模的经济合作。这是因为：首先，这种合作既有利于美国，又有利于中国，是一件互利的大事。中国的统一和发展，将对远东的稳定起作用，不仅对中国人，而且对所有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将发生重大影响，中国问题将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问题，这对美国有重大的关系。①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同情、理解和互相关切的纽带。两国人民都热爱和平，这是合作的强大基础。其次，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它缺乏独自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压低来提供所需的资本。因此，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因其特殊性，在发展经济中必须大量引进外资。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和相似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因此，美国无须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②再次，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合作，不会造成剧烈的竞争。美国不必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对它造成威胁。相反，美国和中国将在经济上造成彼此互为补充。这是因为中国不具备大规模重工业所需要的东西。它不可能期待与有高度专业化制造业的美国相竞争。美国的重工业和这些专业化的制造业，需要有一个出口市场，它也需要为它的资本投资寻找出路，在这方面中国能够满足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建设的重点还不在重工业而在轻工业。中共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首先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中国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供应市场。中国首先应该大大发展轻工业，消费品工业和交通通讯系统。再渐进地、慢慢地建立起一个重工业基础。按照这样的计划，它将能够向其他远东国家供应这类货物。它可以用原料和农产品帮助偿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贸和投资。①美国将在这种经济合作中得到好处。最后，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不会伤害别的国家，例如不会引起苏联的不满。中国同苏联保持亲密友好关系是必需的，但这种关系不牵涉美苏利害关系问题。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也不是针对苏联。苏联欢迎看到有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出现。基于以上理由，毛泽东认为，战后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实行亲密合作将是完全必要的。
②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0页、第327页。③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59页。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50页。②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0页。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