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强调，中美在经济上的合作，将有利于中国完成民主革命的根本目标，实现彻底的土地革命。毛泽东说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扫除封建剥削制度，实现彻底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的完成，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指出，“耕者有其田”，就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转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不仅如此，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是防止法西斯主义的根本措施。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就是“因为它寻求在封建社会基础上的工业化，所以它被迫奉行帝国主义和侵略政策。它没有从解决国内农业问题入手”。国民党也根本不愿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还企图“全力贯注于建立‘国防工业’”。结果“今天就有了这个奇特的封建法西斯联合体——国民党。这是国民党无力摆脱的背景和特征。”①..
毛泽东注意到，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曾公开表示，中国应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的助手曾当面建议蒋介石进行土改。②毛泽东为此向谢伟思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将来的基本问题，因为解决土地问题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得到土地的农民将为工业化的产品提供真正市场。华莱士以及其他政治家和作家（例如《纽约时报》的艾金森——最近发表的《论中国农民》的文章），表明清楚了解中国这一基本事实。因此，在土地问题上，中共和美国有可能取得某种合作。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只是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可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任何可以反对的东西，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
毛泽东认为在社会变革中，如果能实现和平过渡，那当然是十分理想的。在民主革命阶段，许多改革，都要争取和平转变。1938年他在致范长江的信中说：我在去年五月延安会议所作报告的结论中（此文先生谅已看过），对于遥远中国的前途——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都曾指出共产党应该争取和平转变，而避免流血，何况在战胜外敌与建设民中国的阶段之内？1944年，他在会见斯坦因时，曾设想采用和平过渡的方法来实现土地革命。他说，在民主制度下，会有办法去考虑所有制的和平、逐步转变的。譬如说，地主也许能够把资金转移到发展工业上去。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设想出种种对双方都有利的办法。当然，没收土地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它取决于国内和平。毛泽东认为，如果蒋介石发动内战，那么，伴随内战而来的，便是群众自己起来彻底没收土地。因此，实现国内和平，乃是有可能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和平过渡的前提。毛泽东实际上认为，美国从经济合作和远东局势稳定发展的角度考虑，应当和能够支持中国国内和平以及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这对于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会是有益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设想，完全不受苏联经验的限制，也不受现成理论的限制。但是，又坚定不移地贯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方向，充分表明了他在理论上的创造性、灵活性和坚定性。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28页。②伊·卡恩：《中国通》第140页。
毛泽东发挥1936年他在与斯诺谈话中表明的中共对外经济政策，突出强调中美在战后的经济合作，将会为两国的合作开辟美好的前景，中国将把利用外资作为发展经济、扩大生产的一条正确道路；中美在经济上的取长补短将会给各自带来巨大的利益，它对于远东的安全与稳定，世界的和平和发展都有好处。毛泽东向谢伟思表示中共与美国真诚合作的立场说：不管美国的行动如何，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并且将来仍然是扩大合作的政策。它必须是这种政策，这是因为，共产党做的任何援助美国军队的事情，都将有助于赢得战争；战后中国需要美国的援助。当然，美国是否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只能由美国来决定。但是共产党人认为这会对美国有好处——尽可能快地赢得战争，帮助中国团结和民主事业，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工业化，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和赢得压倒多数的中国人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友谊。①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战后中国与美国实行密切的经济合作的设想，虽然很快因美国采取完全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而丧失了实现的可能，但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设想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
首先，它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考虑未来新中国如何处理对外国家关系，包括和美国的关系时，已经有了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坚持独立自主的根本前提下，必须而且应该超越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和其他一切国家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包括和美国那样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这既是对近百年来中国人民蒙受外来侵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国家实现独立富强的实际要求的概括总结。中国绝不会承认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但是中国也决不能再走闭关自守的老路。国家制度的不同，只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依然有许多可以合作的方面。实行国家间的友好合作，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发展。
其次，中国要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但是它同时要实行高度开放的经济政策。自由贸易和外国资本投资都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措施。毛泽东关于中美的经济合作将给双方带来利益的预言，已被今天的实践证明。事实证明，毛泽东在经济上绝不是一个奉行闭关自守狭隘政策的人。他早在40年代所作的中美经济合作的设想，虽然在那个时代不能实现，但在今天却变成了现实。这证明了他的思想的成熟性，博大和深远的特征。
最后，毛泽东选择美国作为战后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并不是如西方有的学者分析那样，他具有“亲美”的性质，而是完全从实际出发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损失最小的国家，战争在远离它的本土进行。相反欧洲和亚洲几乎所有国家都遭到战争的严重蹂躏，在战后都有一个重建家园的问题。美国在战争中大大地发展了它的工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使它在战后成为最有资格在世界各地大量投资的唯一国家。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毛泽东才提出战后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的设想。这种现实的考虑，根本不存在“亲美”的问题。正如博古补充毛泽东的意见指出那样：即使俄国有能力（它不会有能力）帮助中国，美国也会是承担最大份额的、理所当然的国家。美国资源是巨大的。资源在战时有大量的输出。美国将会有不再需要的工业工厂，可以整个输出。她将拥有投资资金和必需的技术人员。另外它和中国的海上交通远比欧洲的俄国方便。美国面向太平洋。西伯利亚仍处于不发达状态。其他欧洲国家都从事于重建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没有资金来投资。对英国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样的，它在中国大规模地参与无论如何不会象美国那样受欢迎。①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37页。
事实说明，毛泽东和中共并非“亲美”或倒向美国，而是奉行一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谢伟思认为，毛泽东和中央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是具有坚定原则性的。“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哲学观点和他们的辩证方法，都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他们主要地对待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这是一种着眼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长远观点，一切着眼于眼前利益或时机不成熟的权力短期考虑，都要无情地从属于它。”
①谢伟思在谈到他对毛泽东的设想的感受时说，中共强调战后和美国的经济合作，除了认为美国将会是太平洋地区最强大的强国，并且美国是最有能力给予中国以经济援助的国家，这些可以被称之为实际考虑的东西之外，这也是基于共产党人的强烈信念：中国再也不能处于分裂状态。②毫无疑问，毛泽东提出的战后与美国在超越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实行密切的经济合作的设想，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的政策，更不是一种所谓的“亲密”政策，它是一种远大的战略考虑。这种战略考虑，他一直没有放弃过，一直到26年后，他终于实现了和美国在平等基础上的沟通。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8—269页。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21页。②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