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夕，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政策已经彻底明朗化，美国政府成为蒋介石政权在中国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支持者和后台。在中国走向新生和光明的关键时刻，美国帝国主义在历史上再一次扮演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角色。毛泽东针对美蒋合流反对中国人民的情况，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立场出发，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进到底，毅然选择了与美蒋进行坚决斗争和对抗的道路。他对美国政府何以坚决支持蒋介石政权发动内战的战略意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以大无畏的气概和辩证法大师的深邃眼光，说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必须打败和能够打败的道理；他号召全国人民丢掉幻想，在斗争中去赢得对美蒋反动派的胜利。在解放战争进入全面胜利、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升起时，他系统回溯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历史，对其作了规律性的说明。这既是他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又是他对美国的对华关系的系统回顾和总结。
一、毛泽东弥合中美关系的努力
毛泽东对杜鲁门政策的第一个反应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因脑溢血去世。罗斯福的去世在全世界引起巨大震动。毛泽东与朱德立即向罗斯福家属和美国新任总统社鲁门发去唁电：“举世均深痛此种损失。”①《解放日报》14日发表社论指出，罗斯福的去世，对于整个美国人民，对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无疑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社论肯定，罗斯福执政以来，中美两大民族的友好团结有了长足的进展，美国成为我国反法西斯的战友。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肯定，罗斯福执政以来，美英中三大国团结在反对日本侵略的事业上。
毛泽东高度评价罗斯福，是因为罗斯福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同的抗日战争，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奋斗。但是，毛泽东也看到罗斯福政策的另一面，就是坚持反苏反共。罗斯福对于中共所不同者，在于希望能用“和平统一”的形式，把中共纳入蒋介石的政权体系中去。他反对支持蒋介石用武力压倒中共的主张，这个主张对中共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希望罗斯福能从积极的立场出发处理中美关系。
3月初，毛泽东在与谢伟思谈话时指出：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它仍然不完全理解共产党人；虽然近来在中国显示出来的美国政策依旧是暧昧不明，但是他不能相信它是固定不可改变的。美国会终于认识到，只支持中央政府，并不是进行这场战争、加快中国民主进程或保证远东战后安定的最佳途径。毛泽东接着指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有了良好开端之后又会摇摆呢？②..
毛泽东分析，罗斯福这时在中国问题上，虽然对蒋介石政权采耽一边倒的政策，但态度还“暧昧不明”，对于中共表示了一些良好态度，因而即使他还“只支持中央政府”，但美国的政策还有争取的余地，还没有到绝对不可改变的程度。伊·卡恩写道：“3月13日，毛泽东邀谢伟恩作了一次长谈。
①《解放日报》1945年4月13日。②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21页。这位主席表示，美国政策的一贯举旗不定、出尔反尔，使他感到迷惑不解。他仍然希望面对面地同罗斯福讨论所有这一切。毛泽东不曾料到，当时是罗斯福在世的最后一个月了。”①..
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担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最初几个星期的忙乱过去之后，立即明确了对蒋介石政策彻底实行一边倒的态度。杜鲁门对赫尔利作了明确指示：“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他指出：中国共产主义问题和其他地方的政治问题有很大区别。蒋介石所面临的不是一个分散在全国人民中的富于斗争性的政治上的少数派，而是面临着一个控制了一部分土地和大约四分之一人口的敌对政府。因此，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蒋介石。②但是，鉴于美国国内情况，为了击败共产党人，把日本从中国大陆驱逐出去，并用实力迫使俄国从东北撤退，采取将无限制的物资和大量的美国军队投入到中国去，“美国人民是永远不会赞成这样一种计划的”。因此，杜鲁门决定，首先用物质力量维持已处于摇摇欲坠的蒋介石政权，等日本被彻底打败后，再根据形势决定美国对华的行动方针。
根据杜鲁门政策的决定，赫尔利在重庆旗帜鲜明地支持国民党，竭力阻止帮助共产党。当时，美国在华的外交人员和陆军军官中同情中共的人，在赫尔利的请求下，都己由罗斯福调走，赫尔利唯一担心的是战略情报局的人员。5月，他在给战略情报局在华的昆廷·罗斯福少校和威利斯·伯德少校的电报中命令，美国特工人员只能支持蒋介石政权，他决不容忍任何与这一命令相抵触的言行。
6月5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以间谍罪罪名逮捕了谢伟思等六名同情中国抗战及和平民主事业的美国人士，这是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反动政权公开实行彻底的“一边倒”政策的一个信号。美国右翼势力一时甚嚣尘上。斯克里斯普——霍华德报系的首席共产主义问题专家沃尔特曼6月8日断言，谢伟思等人亲共产党人的间谍活动，使美国政策转向“亲蒋反毛”。右派的叫嚣反映杜鲁门反共政策的动向。
重庆的国民党报纸对谢伟思六人的被捕拍手称快。在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却无比愤怒。他们对杜鲁门政府的作法大为不满。
毛泽东回忆起4月13日他和谢伟思所作的最后一次长谈。在这次谈话中，他诚挚地向谢伟思表示中共对美国的友好合作态度。他指出，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但是不管美国的行动如何，无论他们是否得到那怕一门炮或一粒子弹，共产党人将用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方式，继续寻求和实行合作。他们能做的任何一件事——诸如提供情报、气象报告和营救航空兵——共产党人都把它当作一种义务和责任，因为它有助于盟军作战和更快打败日本。假如美军登上或进入共产党地域，他们将会看到一支彻底组织起来、渴求对敌人战斗的军队和人民。共产党人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了解，因为中国在战后时期需要它。自然，美国是合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只能由美国来决定。但是共产党人认为这只会对美国有好处——尽可能快地赢得战争，帮助中国的团结和民主事业，在解决土地问题上通过工业化，促进中国健康的经济发展，和赢得压倒多数的中国人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永恒友谊。
①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年，第146页。②《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 ，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5页。①此时，毛泽东较乐观地认为，有可能争取美国政府采取对中共明智的政策，从而使战后中国的发展走上健康的轨道。现在，杜鲁门政府以共产党问谍罪逮捕谢伟思等六人，直截了当地挑明了美国对中共的政策，美国与中共方面的合作可能似乎己变得微乎其微了。而美国单方面地支持蒋介石，便意味着蒋介石必然奉行消灭共产党的内战方针。因此，必须现实地看待美国政府的政策，强化其对反共政策的斗争。
毛泽东对美国政府逮捕谢伟思等六人的反共事件，作出了强烈的反应。6月11日，他在中共“七大”闭幕会上，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指出这个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他肯定，“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②他对于杜鲁门政府的作为，给予了个点名而猛烈的抨击。
6月17日，中共中央为对付美国和蒋介石政权企图发动内战的方针，给在重庆的王若飞发出指示：目前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扶蒋反共，这是确定的。要使美国改变现行错误政策，必须是中国人民及民主党派一致起来进行批评和斗争。我们的态度是坚决反对内战，但又不怕内战，以此压蒋之气焰，坚定同盟者之信心。①
6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时评：《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对美国政府制造的谢伟思等六人的共产党间谍罪事件表明公开态度。这篇评论措辞尖锐、态度强硬。美国有关研究者几乎一致认为，时评出自毛泽东的手笔。虽然这种看法并无直接根据，但是这样重大的时评，不经毛泽东过目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无论如何它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的声音。
时评尖锐地指出，逮捕谢伟思等人的案件，和美国对华政策有密切关系，它表明美国反动势力——绥靖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赫尔利之流“坚决主张采取支持中国反动势力的方针”，他们助长了中国的内战危机，妨碍了对日抗战的共同事业。时评正告美国的反动分子，如果他们一定要和中国的独夫民贼面目完全一致，要在中国人民身上喝取鲜血，如果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不趁早缩手，敢于向中国人民头上动一个指头，那他们就将从中国获得其应有的教训。这篇评论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强硬的态度和对美国反共政策的高度警惕及原则立场。中共虽然一贯追求和美国的友好合作，但是它对美国的任何反共政策利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决不会退让半步；中共虽然相对弱小，但它绝不会为貌似庞然大物的美国帝国主义炫耀实力的政策所吓倒。
时评显示了毛泽东和中共高超的斗争策略，这就是必须始终实行有区别的政策。评论明确地把“富有民主传统的美国广大人民，美国朝野具有远见的民主人士”和“美国的反动势力——绥靖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赫尔利之流”区别开来，把斗争矛头指向美国政府中少数决定政策的反动分子。
美国的研究者们把谢伟思事件称之为“美中关系的分水岭”，把时评的调子说成是“尖刻的、几乎是咄咄逼人”的。这个说法虽然有相当的道理，但他们对毛泽东的耐心还缺乏足够的理解，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还是愿意作最后的努力。他愿意通过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和适当斗争的政策，即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27页。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2版，第1102、1103页。①《南方局党史资料》（一）第285页。
使是只有微小的希望，也要争取美国改弦更张，奉行明智的对华政策。
7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纪念抗战八周年》的社论，明确指出这些区别是：“第一个，美英政府与美英广大人民的区别，其政府对华政策包含着很错误的部分，这部分政策的实质是帝国主义性的，但其最大的人民是不负这个责任的。第二个，美英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与其他广人工作人员的区别，前者包含有帝国主义成分，后者很多是同情中国人民的。第三个，今天的政策与可能改变的明天的政策之间的区别。例如最近半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假如有一天它改变了这个政策，我们并不要反对到底。”毛泽东和中共采取这种实事求是有区别的政策，保证了对美方针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中美关系中保持了主动地位。
从区别政策出发，毛泽东和中共的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杜鲁门为代表的整个美国政府，而是集中于揭露赫尔利等反动分子。7月1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的评论，指出“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不变，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钩重负和无穷祸害。他要求美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要被赫尔利之流重新拖人不义战争之中。
7月29日，毛泽东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福斯特发去贺电，热烈祝贺美国共产党对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胜利。白劳德站在美国政府反动政策的立场上，他要求中国共产党接受美国的调停，把中共纳入美国规定的轨道中。他美化美国政府的政策，竟然说：“美国官方政策，不管它有怎样暂时动摇的表现，却正在促进中国的统一和民主。”毛泽东强调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就是投降主义的路线，实行阶级投降，葬送美国无产阶级的利益。美国反动资本集团从白劳德投降主义中尝到了甜头，他们现在也正在力图扩大其影响于中国，赞助中国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反民族反人民的错误政策，使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危害中美两大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肯定美共反白劳德投降主义的胜利，将有利于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制度的斗争。他通过给福斯特的电报，再次向美国当局表明了中共坚决斗争的立场和决心。8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美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训》，坚定地表明了中共决不会在美国高压政策下屈服的态度。这就是毛泽东对杜鲁门政策的第一个反映。
赫尔利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抗日战争临近胜利，杜兽门政府的反共扶蒋政策既定。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认为，只有国民党的力量才能保证建立一个统一的非共产党的中国。为了支持蒋介石，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保证蒋介石在未来的内战中占据优势。首先必须保证在中国的200万日军和100万伪军，向蒋介石军队交出武器和阵地；同时必须千方百计遏制中共，使中共处于不利地位。
7月下旬，美军驻华司令官魏德曼向延安建议，让美军观察组附属共产党部队，以检核他们的行为。叶剑英断然拒绝了这个居心叵测的无理要求。接着魏德曼与宋子文达成协议：美军将帮助蒋介石军队占领华北的重要港口和城市，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将扼守战略要地，直到蒋介石的正规部队能够加以控制为止。“当魏德曼问委员长，他希望空运多少部队时，蒋介石冷冷地回答说，大约三百万人。这个数字是蒋介石在纸面上全部部队的四分之三。”①..
魏德曼要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他，把一切可能的后勤支援提供给国民党重新占领地盘的努力。他请求蒋介石务必要占领华北和满州的关键性据点，以阻止共产党军队的行动。魏德曼和他的参谋人员拟定了一项计划，争取日本一旦投降和“租借法案”条款失效时，仍有源源不断的军援流入中国。8月1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魏德曼：必须全面援助国民党部队，以努力取得所有被解放的地区和装备；拒绝共产党参加接受日军的投降并防止他们占领日军撤出的地区；大力帮助蒋介石把军队向北运送到蒋和中共军队发生冲突的地区。魏德曼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制定了一项接受日军投降的计划。在150天内，美国海空军将把国民党部队运往战略地区。与此同时，在这一年冬天，美国舰只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由南方沿海运送到美军驻守的中国北方港口。以上全部海空运输费用由美国纳税人负担，其数字保密，可能高达几亿美元。
8月15日，杜鲁门发布第一号通令，这道命令指定蒋介石是中国战区唯一享有受降权力的人。这样，美国政府便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把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钦定给了蒋介石，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的中共及其军队排斥在享受胜利果实之外。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从峨眉山上下来抢夺胜利果实了。
美国政府的这种片面的“扶蒋反共”政策，并没有吓倒毛泽东。就在杜鲁门发出第一号通令的前两天，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眉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这个讲演是一个对美国反动政策的应战书，它有力地回答了美国政府向中共和中国人民发起的挑战。毛泽东极清醒而透辟地分析了美国政府对华方针的反动实质，以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预示了中国人民必然战胜美蒋反动派的胜利前途。他关于如何认识美国政策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
第一，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人民面临的斗争，将表现为美国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及我们反对他们篡夺抗战果实的斗争。他指出，八年抗战，我们在敌后，蒋介石在山上，现在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了。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泽东嘲笑而轻蔑地指出，蒋介石勾结美国帝国主义，要想抢夺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是根本办不到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第二，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共反华立场不能抱什么幻想。他指出，在许多善良的人们中间，特别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以为他们是不会独享胜利果实的，是不会打内战的。毛泽东大声疾呼，要求这部分群众迅速清醒。他告诫说：蒋介石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国帝国主义作靠山，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这个方针是老早就定了的。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一切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不仅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是有害的。从来的反动派绝不会让人民自动获得权利，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战胜中外一切反动派。
①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42页。
第三，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不仅不应存在任何幻想，而且还要看透它的虚弱本质。毛泽东以辩证法大师的无畏精神和若干历史经验为据指出，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于美国帝国主义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帝国主义者的恐吓，无非是要从精神上解除我们的武装，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老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就是怕吓。他们也以为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吃那一套的，这些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看穿了他们外强中干的反动本质，就敢于信心十足地和他们斗争下去。
第四，不仅美帝国主义不可怕，美国手中的原子弹也不可怕。毛泽东针对美国政府把原于弹吹得神乎其神，一些同志和群众心中也存在恐惧心理的情况，对美国的宣传一针见血地予以揭露。他说：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很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是想要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么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毛泽东批评革命队伍中那些把原子弹看得很了不起的人，指出他们的看法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做蒙巴顿，他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毛泽东批评这些同志，归根到底是受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用唯武器论的观点和单纯军事观点看问题。
毛泽东的讲演，集中反映了他对帝国主义的一贯立场，极大地鼓舞了党内外同志对与美国帝国主义及蒋介石斗争的信心。他是一个面对帝国主义的强暴敢于硬碰硬的人，是一个敢于戳穿一切反动的庞然大物并与之斗争的人，是一个不怕反动派恐吓、威胁而威武不屈的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当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上升到它的辉煌顶点时，敢于直面其本质并嘲笑其虚弱的人。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美国的原子弹能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多大影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作出最清醒的判断和敢于渺视它的人。历史证明，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敢不敢于斗争，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核威慑、核讹诈是否敢于斗争，这是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稍有模糊或后退，便必然导致投降，历史的教训已经证明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延安沉着地迎接新的考验时，于8月15日夜传来了抗战彻底胜利的消息。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使整个延安顿时沸腾起来，古城延安沉浸在狂欢之中。诗人肖三在狂欢中抽身回到窑洞，用诗歌记下群众狂欢的场面：“人似潮水流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延安今夜谁还会睡觉？/宝塔山，清凉山都笑了。/快乐的歌声唱遍了通霄。/朴素的鼓点也不显得单调了，/今天全中国的每个角落都歌唱了，都笑了。/全世界的山河木石都歌唱了，都笑了。”①
的确，延安和全国人民都在欢笑，这是用二千万中国人民的生命和鲜血
①肖三：《延安狂欢夜》，《解放日报》1945年8月15日。换来的悲壮的笑，是正义之声气贯山河的笑，是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大声嘲笑。当人民沉浸在欢笑、兴奋之中时，毛泽东思绪万千。他想得很深、很远、很沉。他的心里也充满了欢畅，但更感到担子沉重。他看到，美国伸出了帝国主义的手正在把新的黑色幕布罩在中国人民头上；蒋介石正在磨刀霍霍，又要屠杀中国人民了。在人民欢庆和平的笑声后面，隆隆的炮声犹如远方的闷雷正在滚滚而来。毛泽东顶天立地地站起来，历史的千钩重担再次落在他和他的党的身上。他感受到了重大的历史责任，又具有无比的信心。
在重庆方面，内战的准备正如毛泽东预料那样发展。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以蒋介石政权为基础统一中国，规定苏联不得援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的军队。这使蒋介石和赫尔利都认为，他们利用条约束缚共产党人的手脚，使其屈服的大好时机又到了。赫尔利幻想：“如果苏联指示中共屈服，并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中共就会照办；如果中共不接受蒋的条件，只要我们支持蒋并给予援助，那就能轻而易举地用军事手段击败共产党人。”①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认为，蒋介石要立即发动内战，还具有极大的困难。当前最急迫的是他需要准备内战的时间。杜鲁门写道：“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事情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①基于种种考虑，美国政府认为，在中国需要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这样，赫尔利便以“盟国”调停者的身分，再次向中共提出“和谈”的建议。蒋介石也认为，“和谈”是一箭双雕的好计策。他可以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如果毛泽东不来，便可以把破坏和平的罪名加在毛泽东和中共身上；如果毛泽东同意来谈，便可以向他施加压力，诱骗、逼迫中共交出解放区和军队；而且还可以利用和谈拖住毛泽东，以便加紧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军队，为内战作好准备。在赫尔利和蒋介石的策划下，8月14日、22日和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他们认定，无论毛泽东来与不来，都对他们极为有利，对中共极为不利。
但是，赫尔利和蒋介石都打错了算盘。毛泽东对于争取国内和平、避免内战。抱着真诚努力的愿望，但对局势又有极其清醒的头脑和充分的估计。
8月13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战略区的电报中，对中共的对美国政策作出了原则的指示：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缓和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不应存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他指示，对美国被困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准备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②..
①《美国对大陆中国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译从》1979年2月。①《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70—71页。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的情况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美苏英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蒋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①..
26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到重庆去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在会上说：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自然，去谈判就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中，向全党通告了毛泽东将赴重庆谈判的决定和我们谈判的方针。毛泽东决定去重庆谈判，立即轰动了国内外。8月27日，赫尔利和张治中到延安迎接毛泽东。赫尔利离渝赴延时发表声明说：“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并在渝与蒋主席以及国民政府作直接商谈。余现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断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至夥，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信赖，此实为吾人感觉愉快之来源。”②他满怀信心，希望在国共最高级的谈判中再次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调解人的角色。
28日，赫尔利陪同毛泽东一行飞往重庆。国共之间开始了新的一次谈判。在重庆机场上，毛泽东同赫尔利一同照了相，并由赫尔利陪同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送至曾家岩张治中公馆小慈之后，回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休息。关于毛泽东下榻的地方，毛泽东一下飞机，重庆警备区司令周至柔便对毛泽东说：已经为你准备了接待美国人的招待所，地方好，设备全。毛泽东笑笑说：“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张治中便将他在上清寺桂园的官邪让给毛泽东居住。那里离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很近，毛泽东以桂园作为会客、工作、休息之所，晚上回红岩睡觉。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除了和蒋介石会谈及频繁会见各方面的要人、朋友等外，还和赫尔利等美国有关人士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会见。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后，当晚蒋介石在山洞林园为毛泽东举行欢迎宴会，宴会上毛泽东会见了出席作陪的赫尔利和魏德曼。30日，毛泽东、周恩来往访美国大使赫尔利。9月2日，赫尔利、魏德曼往访毛泽东，不遇。4日中午，赫尔利在美国大使馆宴请毛泽东，美国国会访华代表团团长史奈德等在座。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举行茶话会，招待在渝各国援华救济团体人士，其中有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敷、公谊救济会、美国红十字会等。席间，毛泽东致辞，感谢各方人士八年来对边区及解放区的诸多援助，并希望能继续这种帮助。美联合援华会艾德敷等人致答辞，表示过去救济多为战时救济，今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建设方面仍将继续予以帮助，12日，毛泽东收到美国纽约华侨领袖李国钦的电报，电报对国共谈判表示关切，热望中国实现和平团结，建设真正的民主国家。13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红岩嘴住地接见了在美国驻华十四航空队总部服役的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等美国三名士兵，并设宴招待了他们。17日，蒋介石在林园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转引自《周恩来传》第591页。②《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42页。官邸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和赫尔利。宴后，毛泽东和蒋介石、赫尔利三人就军事问题进行了会谈。19日，毛泽东设宴招待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22日，美国大使赫尔利返美述职，毛泽东亲到机场送行话别，赫尔利向毛泽东建议，既然实质的问题谈不通，最好再从民主政治的原则商谈。30日，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在塘沽登陆，并率领和掩护国民党军队侵占冀东解放区的秦皇岛、北戴河、留守营、海镇、得海镇等地，进驻北平、天津、唐山、开平、静海等地区，为国民党固守内战战略据点，运输兵员、物资。10月9日，毛泽东回答了英国记者甘贝尔所提12个问题，指出，中共将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为目标，“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们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①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在与蒋、美会谈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共一贯的原则，作了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在关系人民根本利益问题上则寸步不让。毛泽东和中共的立场，使赫尔利和魏德曼感到十分恼火。在争论中共军队杀死一名美国军官以及扣押几名作为间谍的美军军官问题时，魏德曼的横蛮和盛气凌人，使毛泽东怒不可遏。魏德曼不接受毛泽东的任何解释，他狂妄地警告毛泽东，中共军队不得再袭击美方工作人员。①赫尔利和魏德曼希望看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在所谓强大压力下被迫就范的情形，根本没有出现。他们也根本不理解毛泽东的原则的坚定性和捍卫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不可动摇的信心和意志。他们按照帝国主义的逻辑荒谬地断言，延安一定与莫斯科签订了秘密协定，莫斯科一定私下里向中共允诺了什么，不然中共是不可能强硬起来的。“魏德曼告诫马歇尔说，欧洲的‘共产党胜利’几乎已经完全实现，俄国人现在一定在企图通过延安把中国纳入他们的轨道。”而赫尔利则认为，“发生在亚洲的斗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自由经营与垄断企业’之间的一场会战。法英帝国主义分子象苏联帝国主义分子一样，希望通过怂恿内战来破坏亲美民族主义。”②他们一方面把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名推在别人头上，另一方面对毛泽东和中共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和不信邪、不怕威胁恐吓的斗争精神而气急败坏。赫尔利报告美国国务院：“他和魏德曼必须返回华盛顿，向别人大声疾呼地陈述这种危险，为他们努力拯救中国的壮举赢得支持。”③
很显然，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再次挫败了赫尔利的帝国主义政策，坚定不移地坚持了独立自主的立场。马歇尔认为，赫尔利的失败，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这种失败根深蒂固地存在中国的现实和美国政策的矛盾性质之中。”④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许涤新回忆说：谈判进行三周之后，当蒋介石陷入被动的时候，赫尔利拉下“居中调停”的面具，指责中共提出“具体问题太多”，把谈判进展不前的责任，完全推给中共。赫尔利要
①《对英记者甘贝尔十二项问题之答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0册 。①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69页。②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70页。③许涤新：《谈笑凯歌旋》，《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④《马歇尔使华》第7页。求毛泽东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作官，当几个部长、省主席，把中共的武装交出来。他还放出要“回国”’的空气，给中共施加压力，给蒋介石撑腰。对于赫尔利的恫吓，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来办！①..
努力架设中美人民友谊的桥梁毛泽东在谈判期间，不仅与美国官方人士进行会谈，而且注意利用一切机会，和普通美国人士进行接触，以增进中美人民的了解、信任和友谊，他努力架设与美国人民直接交流的桥梁。
9月16日，毛泽东在红岩村13号，会见了美国士兵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曼，这是一次体现中美人民之间深厚友谊的会见。
霍华德·海曼等三位美国士兵，从1944年到1945年在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总部工作。他们先后到过上海、昆明，对于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亲眼所见、深有感触。对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只是从他们结交的中国朋友那里有所耳闻。他们了解到，北方还有一个中国，也在打法西斯。他们向往亲见延安的窑洞；亲听著名的长征、毛泽东和他的传奇。他们深信共产党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新中国，中共渴望为改善国家状况而奋斗。他们确信，中国掌握在这样的人手中，一定会成为一个十分美好的国家和一个十分美好的生活之地。
抗战胜利前夕，三位美国士兵奉命调重庆工作，他们很想到重庆的“小解放区”红岩村13号和曾家岩50号看看。通过他们认识的中共地下党朋友的介绍，他们访问了曾家岩，受到了南方局做外事工作的龚澎同志的热情接待，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三位美国朋友为能够看到“北方的”那“另一个中国”的缩影，能够见到它的一些人，并同他们交谈而感到特别兴奋。
此时，毛泽东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三位美国士兵从每周一次前往延安为美军设在那里的小气象站运送供应品的空军机组人员那里听说，毛泽东吸烟吸得很多，甚至听说他在延安还自己种烟草。他们便从自己的配给中拿出六、七包装成一盒的美国香烟，再次访问曾家岩，并在香烟盒里放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祝毛先生好！”“祝国共会谈圆满成功！”“希望中国人民有一个和平繁荣的前途！”等祝词，送给毛泽东。在曾家岩，他们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会见。几天后，龚澎同志转告三位美国士兵：毛主席很愿意会见他们，约定9月16日请他们在红岩村13号吃晚饭。
9月16日，三位美国士兵假借过犹太人的信仰节，请假外出。为了安全起见，先搭上美军交通车到达市郊白市驿，然后步行五十余华里，于下午三点过抵达曾家岩。等候他们的中共同志，立即用汽车将他们送到红岩村13号八路军驻渝办事处。
毛泽东正等候着三位美国士兵的到来。他身着白色衬衫，外罩灰色中山服，笑容满面健步地来到三位客人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毛泽东见客人汗流满面，立即把手中的扇子递给他们。看见他们胸前挂着照相机，便诙谐地说：“你们是不是要照相？利用太阳未下山以前，赶快拍照！”三位美国士兵喜出望外，立即和毛泽东及办事处的钱之光、乔冠华、龚澎、舒先彩等同志来到院子中一丛香蕉树前，摄下了一个个珍贵的镜头。
照相之后，毛泽东在办事处底楼会客室，同三位美国士兵进行了亲切交谈，由龚澎作翻译。毛泽东对三位美国士兵表现出莫大兴趣，专心致志地倾
①许涤新；《谈笑凯歌旋》、《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听他们所说的一切。
他问到客人们在美国的生活情况，问到了他们的家属情况以及对战后生活的愿望。毛泽东通过龚澎的翻译，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和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他十分乐观地谈起几位美国年轻朋友的前途，所有青年的前途。他相信，青年在改造世界方面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接着，毛泽东坦率而诚挚地向他们阐明了中共在当前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继回答美国客人提出的问题之后，毛泽东向三位美国朋友询问了美国国内的许多情况，关于美国的许多根深入的情况。三位年青的美国朋友有的竟答不上来。他们为毛泽东对美国了解的深入细致而感动，他们把一些旧日的剪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认真地不时翻阅，并说，世界正在变化，而且发展很快。
毛泽东回忆起他和许多美国朋友的友谊，高度赞扬了许多为中国人民熟知的美国朋友。他对斯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等美国进步作家表示问候，祝贺他们取得的成就。毛泽东特别赞扬史沫特莱坚定不移的高贵品质，指出：“具有这种品质很重要，很宝贵，我们就是以此战胜敌人的。”
在谈话中，霍德华·海曼发现，毛泽东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他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他与他自己手下人员的相互关系也深深地印入了海曼的脑海里。毛同工作人员、领导人、厨师、招待员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友爱和热情的关系。美国客人没有发现丝毫自负、讲究礼仪、神气十足或其它任何做作行为的迹象。
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请三位美国朋友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举杯祝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发展，请他们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告诉美国人民。毛泽东指出，美、中两国人民有许多共同之处，在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一定会建立起真正的友谊。
三位美国朋友将他门积存的115美元赠送给毛泽东，表达美国人民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支援。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深表感谢。毛泽东回赠了他们一套（12幅）版画，作为留念。三位美国朋友在与毛泽东告别时，他们问：“我们对中国应如何帮助？”毛泽东简洁地回答：“你们将自己在中国所见到的、听到的一切，回去告诉美国人民。”
毛泽东和三位美国士兵的亲切会见，再次沟通了中美两国人民，极大地加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他的热情、质朴、智慧、坚毅、乐观和奋斗精神，给美国朋友留下了深刻和难忘的印象。30多年后，当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两位美国朋友，率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退役军人及家属代表团，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参观时，他们看见了30多年前他们与毛泽东主席及办事处部分同志的合影照片高挂在墙上，这个情景使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毛泽东、周恩来没有忘记几位朴实的美国士兵，他们始终珍惜中美人民的友谊。望着照片，由毛泽东缔造的这一段中美友好的珍贵历史，清晰地再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仿佛又看见毛泽东快步向他们走来，微笑着说：“欢迎您们！”①
毛泽东与普通美国士兵建立的这种朴实无华的友谊，直接沟通了中美两国人民，促进了相互交流和信任。当然，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和美国士兵建立这样亲密的友谊。7月间时，他在延安还和另一名美国士兵威廉·泰勒有过亲密的友谊。这个故事谈起来还具有一点传奇性。1945年7月，美国士兵泰勒经八路军的救援，奇迹般地到达了延安。泰勒原是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的士兵。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16天，他成了日军的俘虏，被日军辗转送到上海关押。1945年5月，日军将1000名俘虏运到北方、泰勒在津浦线上跳火车逃走。以后他在华北敌占区到处流浪，多次遭到日军和伪军的追捕。后来，他侥幸遇到八路军的部队，受到了最友好的接待，和八路军同甘共苦，从山东经河北，到达河南，最后来到太行山区。同年7月，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得到八路军的通报，派飞机将他接到了延安。
①以上材料见：定■《毛主席会见三位美国士兵》，〔美〕霍华德·海曼《一等兵海曼会见毛主席》，〔美〕爱德华·贝尔《一张表现友谊的照片》。三篇文章均见《重庆谈判记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
威廉·泰勒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和朱总司令等的热情欢迎。毛泽东对这位具传奇经历的美国士兵表示了深切的慰问和难忘的友谊。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举行了欢迎宴会，毛泽东和他干了杯。毛泽东说，他是战争中唯一从华北逃出的美国战俘，真是难得！并赠送了他美丽的中国挂毯。泰勒对毛泽东的友谊感动至深。由于美国五角大楼急于要从他那里了解美国战俘的情况，他只在延安逗留了几天，便于7月下旬启程回国。毛泽东、朱德等去机场为他送行，并一起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