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表明了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和做法，有利于实际改善中美关系。最后，毛泽东决定让美国乒乓球队先来中国，也是给美国政府传递信息的有效方式，美国政府可以从这一举动，了解到中国政府对改善中美两国关系采取的积极主动的姿态。毛泽东的外交显示出稳健、沉着、从容不迫的气势。他是采用中国的表达方式，向尼克松政府表达中国政府的意愿。小球转动大球，中美两国的关系，在小球的推动下，迅速地转动起来。
4月7日，中国乒乓球队负责人宋中遇到美国乒乓球队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宋中向哈里森转达了对美国队访华的正式邀请。尼克松获悉了美国队接到访华邀请后，立即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基辛格在会上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作了概述，但是为了向国务院封锁消息，并没有介绍两国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真正谈判的情况，尼克松立即批准乒乓球队访华。美国国务院为此发表声明，认为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良好的发展”，并表示美国“将以欢迎的态度看待中国体育队进行任何对应性的访问。”
4月10日至16日，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北京，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周恩来在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谈话时说：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中国的乒乓球外交使尼克松受到鼓舞，激起了他迫不及待的访华的愿望。为此，尼克松进一步加快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步伐。
4月14日，尼克松发表一项声明，决定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如下五步骤：
——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
——将放宽货币方面的控制，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使用美元。
——将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或飞机的燃料的美国石油公司的限制。
——美国船只或飞机今后可在非中国的港口之间运中国货物，美国拥有的悬挂外国旗帜的运输工具可前往中国的港口。
——要求开出一个可按照一般执照的规定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非战略性项目的清单。在批准这个清单上的具体项目以后，还将许可从中国直接进口指定的项目。
4月16日，尼克松在同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成员谈话中说：“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的长远目标必须做两件事：一、使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二、使大陆中国与世界隔绝的状态结束。”他再次表达自己想到中国看看的愿望，并希望他的子女有机会能尽快地到中国“看看伟大的城市和人民及那里的一切。”
中美高级领导人直接会晤商谈中美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表示要去密西西比河河日去游泳，尼克松表示要到中国北京来看看伟大的人民和城市，中美两国最高层的沟通在双方的信号中已表明水到渠成。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向美国方面发出邀请，“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尼克松得到中国政府邀请后，极为高兴。4月29日，尼克松除口头表示接受邀请外，5月17日，又请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说：“为了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基辛格“将被授权讨论以下问题，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创造最有益的环境、会晤的议程、访问的时间，并开始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初步交换意见。”尼克松要求这一切都必须绝对保密。
中国政府原来主张基辛格公开来中国。毛泽东说：既然要来，就公开来嘛，何必藏头露尾呢！周恩来也认为，他们很难保住密，从美国原来与中共的谈判经验便可以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但美国回信坚持秘密来，我们只好说在中国境内可以保密，在中国境外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5月31日，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转告尼克松：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22日的口信，并向毛主席报告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6月15日到20日之间。周恩来表示，尼克松有可能会见毛泽东。并强调，不言而喻，中国和美国之间首先要具体地解决美国武装部队如何具体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这个关键问题。
中国方面的复信是6月2日到达华盛顿的。周恩来的复信使尼克松再次感到欢欣鼓舞。基辛格热烈地向尼克松祝贺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接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尼克松为能会见毛泽东而无比高兴，在盖洛普的民意测验中，他的声望将重新上升，无数选民将向他欢呼。他抑制不住兴奋，马上取来陈年白兰地，破例地在晚饭后同基辛格干杯祝贺。看来，毛泽东已鼓舞起尼克松的巨大的希望和热情。
6月4日，尼克松回信表示，他十分感谢中国邀请他访华，但由于时间仓促，并且需要为基辛格失踪找到借日，建议基辛格7月9日到达北京，11日离开。基辛格将从巴基斯坦秘密搭乘波音707飞机，由伊斯兰堡直飞北京。6月11日，周恩来回信表示同意。
6月底，白宫新闻秘书在新闻发布例会上宣布：基辛格奉尼克松总统命令，将前往亚洲进行一次“了解情况的访问”，这是他第一次以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身份进行这种旅行。基辛格的访问将从7月2日开始，预定在西贡、曼谷、新德里和伊斯兰堡等地停留。他将在巴基斯坦假装得了胃病，7月9日从那里飞往北京进行两天会谈，然后赶回来飞往巴黎参加与黎德寿的秘密会谈。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绕过国务卿罗杰斯。尼克松将把罗杰斯请到圣克莱门蒂去，等基辛格顺利上路后，才把此行的真实目的告诉他。
7月1日基辛格离开华盛顿，经过西贡、曼谷、新德里，8日到达伊斯兰堡。8日晚上，在叶海亚·汗为他举行的宴会上，他按照预先安排的计划，装起肚子痛来。叶海亚·汗请他去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里休息，以摆脱记者的追逐。9日凌晨4时半，基辛格由中国外交部的章文晋等陪同，乘已基斯坦民航707飞机直飞北京。当天12时15分到达北京南苑机场，中国官方代表叶剑英、黄华、熊向晖、韩叙等在机场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
年以来，第一位来自美国的官方使者。基辛格在北京48个小时，先后与周恩来会谈17个多小时，毛泽东亲自
掌握会谈情况，显示了中国对会谈的高度重视。①
第一次会谈在钓鱼台5号楼进行。美方参加会谈的除基辛格外还有霍尔德里奇（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成员）、斯迈泽（主管印支事务官员）和洛德（基辛格的特别助理）等，中国方面参加者除周恩来总理外，还有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等。
基辛格说，他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访华进行预备性会谈。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宣布美国的基本立场是：（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2/3的驻台美军，并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五）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基辛格后来以崇敬的心情描述了他初次接触周恩来，周恩来潇洒自如、精明强干、无懈可击的外交风度给他留下令人难以忘怀的印象。他写道：
他脸容瘦削，但神采奕奕，两眼炯炯发光，让人感到他是精神贯注而又十分安详；既是小心翼翼而又泰然自若。他举止文雅庄重，他使举座侧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风度和钢铁般的自制力，宛如一根收紧着的弹簧。他表现出一种轻松随意的神情，然而细心观察，却又并非如此。他脸上常常露出笑容，还常常表现出明白语意的神情，从而清楚地表明，他不需要翻译就可以懂得英语；他思想敏锐，使人一见就能感觉到。这些特点说明，半个世纪来的风霜阅历，已将这种非常可贵的自制而沉着的品质，深刻地铭刻在他身上。
周恩来在会谈中强调，中美双方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我们两个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寻求阁下所说的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首先一个问题是平等，一切问题从对等出发。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而且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会友好的。我们邀请你们乒乓球队访华就是证明。他指出，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蒋条约必须废除。
当晚，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对几个重要问题作了指示。当周恩来谈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一点军队时，毛泽东诙谐地说：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汇报美国要从印度支那撤军时，毛泽东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
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泽东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①以下情况参见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和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第二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会谈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就世界性的大问题和中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根本态度。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周恩来指出，你们要争取中美之间的和平，争取远东的和平，世界的和平。现在和平根本谈不上，战争一直没有停，我们始终是积极防御，准备大乱，准备美国、苏联等国瓜分中国。准备苏联占领黄河以北，美国占领黄河以南，同时向我们进攻。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动员、教育下一代。我们进行人民战争，长期抗战，胜利以后可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基辛格感到周恩来的谈话有一股凛然正气，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不可侮的。他说：请你们放心，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决不会进行勾结针对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
当晚，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在向毛泽东汇报，当说到基辛格表示美国不会进攻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时，毛泽东说：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当汇报到双方商定以巴黎为联络渠道时，毛泽东说：你基辛格说不经过官僚机构，华沙是官僚机构，那我们驻巴黎使馆是不是官僚机构？你们不想派个常驻的，也不想派个临时的，就靠你基辛格。现在只好听他的，我们怎么能强迫人家呢？那就通过巴黎吧！
当周恩来中途赶来，向毛泽东汇报，须和基辛格发表一个公告，他谈到公报草案时，毛泽东表示，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告也不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经过中美双方讨论，中方提出一个公报稿，翌日毛泽东看了公报稿后很满意。他说：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样写好，不然好象我们只关心我们的问题。关于访华日期，毛泽东说，公告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不等5月就要来，早点来也好嘛。
基辛格对公报稿感到满意，认为这一稿设身处地地考虑了美方的意见。他要求在接受邀请前加上“愉快地”一词。
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公布了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公告的发表，正如毛泽东预言，震憾了世界。
1972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中，毛泽东对尼克松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们谈哲学问题7月15日，尼克松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宣读了基辛格访华时达成的公报。尼克松以庄重和颇为自得的口气说：“正如我在过去三年多次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七亿五千万人民的参加，是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好几个方面采取主动行动，为两国之间的比较正常的关系敞开门户。”他满怀自信地说：“我将进行一次我深深希望成为谋求和平的旅行——不仅谋求我们这一代的和平，而且谋求我们在其中共同生活的这个地球上的将来世世代代的和平。”
7月30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赞扬美国总统由于决定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从而在促进美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和平方面采取的主动行动。
尼克松以急切的心情等待着访华日子的到来。8月4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他即将访华的意义时说：“这是从来没有任何联系的对抗时代走向进行讨论和谈判的时代。这并不是说，我们双方中任何一方在举行这些会谈时对我们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分歧存有任何幻想，我们的利益是大不相同的。”他又说：“当我们看着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和下一世纪的世界和平问题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除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联系，并进行某种谈判，否则是不可能有全世界人民能够依靠、同他们有重大利益关系的世界和平的。”尼克松再一次承认了一个不容抹煞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今世界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他要抓住机会、创造历史，在中国问题上走一步活棋。
中美双方为尼克松的访华作出积极准备。根据双方的议定，有关事项的协商，通过“巴黎秘密渠道”进行。由美国驻法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为美方代表，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为中方代表，渠道往来的口信都将绕过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直通白宫。双方通过巴黎秘密渠道进行了频繁接触，到1972年3月，共接触45次。基辛格1971年来黄大使官邸三次，1972年来过一次，陪同基辛格来的有温斯顿·洛德，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将军。
基辛格第一次来访，他向黄镇表示，美国决定将中美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黄镇大使赞赏这种态度，他指出中国政府同样有着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因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
关于基辛格中期访华问题，黄镇向美国传递中国的口信：同意基辛格1971年10月下半月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并进行有关政治会谈；周总理将亲自同基辛格会谈。双方商定自10月20日起访问四天。关于基辛格访华预报，美方提出9月22日、23日或10月5日发表预告。美方倾向于前者。中国获悉，9月联合国开会时美国将提出一项所谓“双重代表权”的提案，为避免不利于我国的舆论，中国主张10月5日发表预告。同时中方认为，尼克松访华应主要集中于重大问题，枝节问题留在以后再谈。
10月22日，基辛格到达中国。尼克松授权基辛格代表他来谈判他访华的公报。基辛格带来的公报是经尼克松批准的。公报用空洞的陈词滥调掩盖两国的分歧，用模糊不清的词语强调了两国的共同点，表面上搞得很热烈，实际不能解决问题。10月24日，周恩来向基辛格指出，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周恩来指出，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否则，措词就会具有一种“不真实的外貌”。
周恩来向美方提出中方的公报草案，它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准确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和中美分歧，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寸步不让。基辛格和他的助手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这是世界外交史上闻所未闻的。但是冷静思索之后，基辛格不得不承认，公开表明分歧，表明了双方的真诚，公报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双方的盟国和朋友也能放心。它们的利益得到了维护。如果双方能形成一些共同的立场，那么，这些立场将显得双方坚持原则的领导人真正的信念。这是解决中美难题的妙法，是中方方案的高超之处。基辛格不能不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坚定原则性和不可企及的外交艺术水平所
折服。他发现，中国在原则立场上从来坚定不移，不存在讨价还价，但在非原则非根本问题上，中国乐意照顾对方，对于对方合理建议，中方总是高兴接受。基辛格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巨人的胸怀和宏大的眼光。
就在基辛格即将离华前夕，传来联合国对恢复中国席位问题进行表决的结果，赞成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联合国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所属机构中驱逐出去。周恩来耽心基辛格知道了这个消息心里难受，在他离华前一直没有告诉他。
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先遣组，即使经过压缩以后，人数还是庞大得可以。基辛格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中国过去虽多次受到野蛮部族入侵而没有被征服，但却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先遣组。在基辛格看来，甚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他们也没有遇到过一个总统的先遣组，特别是由尼克松的白宫政府中疯狂地热衷于公共关系的人员训练出来的先遣组。情况确实如此，但是，犹如对待入侵者中国自有办法一样，对待尼克松的先遣组，周恩来也自有他的办法。
1972年1月3日，由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领的18人的先遣组到达北京。他们前来安排尼克松总统有关礼宾、安全、接待、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具体问题。
关于安全，保安小组的头头出了一个洋相，他们要求中方为可能访问的地方，开出一分捣乱分子的名单，基辛格为他们的洋相大为恼火。他写道，这个要求引起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中国，保守的共和党人毫无疑问会被中国人列为捣乱分子，而如果我们问中国有多少共产党的同情者，我们会得到令人不安的答复：八亿。
关于卫星转播，周总理指示，请美方帮助租用一个卫星，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以同意，并向使用者收取费用；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美国方面对周恩来处理问题的巧妙方式感到无比惊讶，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他表现了高度的警觉性和高超的艺术水平。
当黑格一行完成打前站的任务返回美国时，毛泽东亲自指示给美国客人每人送一盒十斤重的水果糖，表达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谊。先遣组成员一人抱着一个大糖盒笑咪咪走上飞机，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对待第一个来中国的总统先遣组的绝妙办法。
尼克松访华的日期越来越近，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急迫。他阅读了有关中国的大量资料，并约见了曾会见过毛泽东的法国大作家马尔罗，听他谈对毛泽东的印象。他力图准备好一些，以便把去中国的心理负担尽量减轻一些。
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在白宫草坪举行了访华的简短仪式。他说：“这将是一项谋求和平的旅行。当然我们并不幻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二十年的敌对情绪将会由于我们将到那里进行的一周会谈而完全消除。”“当我们瞻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办法使我们能够有分歧而不致成为战争中的敌人。”
接着，尼克松乘上直升飞机到安德鲁机场，换乘总统座机，开始了他盼望已久的中国之行。尼克松及其夫人率领15名正式随员和300多名美国人的大队人马，飞跨太平洋，于21日上午9点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在上海机场
逗留一小时，继续起飞，于上午11时30分在北京降落。
当尼克松和夫人下到舷梯的一半时，站在舷梯下的周恩来开始鼓掌，尼克松也按中国习惯鼓掌相报。尼克松心情激动，他认为应当主动弥补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规定美国人不许与中国人握手的过失，当他走完舷梯最后一级时，他远远地、主动地将手伸向周恩来。尼克松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我被介绍给所有的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尼克松下榻二个小时后，毛泽东立即和尼克松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去中国，最为耽心的是毛泽东的会见。因为事先并未说定毛泽东一定要会见他。尼克松记叙道：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地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们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们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
当基辛格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尼克松，说周恩来在楼下，毛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到尼克松时，尼克松的顾虑打消了，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
尼克松、基辛格乘车去毛泽东的住所。他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毛泽东的坐椅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毛泽东站起来，他以特有的斜视的眼光向尼克松表示欢迎，并和尼克松握手，他们两手相握大约一分钟左右。世界上长期隔绝的两个大国领导人终于走到一起来了。尼克松为这动人的时刻大为激动。
毛泽东虽然有病，谈话吃力，但他给美国客人留下了深刻而非凡的印象。基辛格写道：
就一个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的身材算得上是高大魁梧的。他凝视着客人，脸上露出一副洞悉一切而又带点嘲讽意味的微笑，神态之间似乎发出警告，他是熟谙人性弱点和奸诈的行家，如想欺骗他，那未免是徒劳了。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那样散发出粗犷的而凝聚的意志力，可能夏尔·戴高乐是个例外。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有一位女服务员在旁搀扶着他。他主宰着整个房间的场面——大多数国家都是用富丽堂皇的排场使领导人增添一定的威严，但他不是这样，而是靠他那身上散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来胜过对方。
尼克松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与基辛格有所不同。如果基辛格从学者的角度，突出地感到毛泽东超凡的智慧、钢铁般的意志，作为精神领袖身上散发出的是压倒一切的巨大的精神力量的话，尼克松突出的感受到的则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伟大人物的战略眼光。高瞻远瞩、宏大的气魄和控制历史进程的不可置疑的自信力。尼克松是这样描写他和毛泽东的历史性会见的：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他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象腊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象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了我们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看表，因
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尼克松眼里，毛有一种谈吐随便而深奥的风度，这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他是一个胸中同时盘算着各种思想的人。他提出他的观点，声调安详平板。他是直爽的、质朴的、有棱角的，洋溢着一种天生的吸引力。
显然，他有着一种天生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讨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仍然象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正在进行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尼克松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主席叫他什么？”
当尼克松提出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泽东和周恩来说到蒋介石时，如此轻松、幽默，略有一点嘲讽的味道。他们把和蒋介石的斗争不当一回事，显示了他们应对裕如、思虑广阔高远、视野远远超过这类在外国人看来应当是最重大的问题之外的更远的地方，这使尼克松不能不感到毛泽东气魄宏大、眼光深邃。
但是，毛泽东的特有幽默和无所不知，又使客人感到轻松。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象一个特工人员。”尼克松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在巴黎吗？”毛装着不相信的样子。
“凡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尼克松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罗？”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尼克松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客人们哈哈大笑。
谈到美国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说，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们懂得。”尼克松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想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尼克松补充了一句。
毛马上接着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尼克松说。
毛说他投了尼克松一票，他说他喜欢右派，其实有深刻的寓意，显示了毛泽东看问题的辩证观点。资产阶级的右派当权，往往直截了当地、毫无掩饰地在他们的政策中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对外政策的反共色彩鲜明。毛泽东认为右派当权，更能暴露资产阶级政府的实质，比所谓左派羞羞答答来得直截了当，容易使人看得穿，更能教育人、提高人。他们的功利主义来得更加鲜明，只要于他们有利，他们就能去实行。正如尼克松所说，“美国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这样，他们反而能在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采取行动。毛泽东欣赏这种做法，共产主义者也是如此，共产主义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放弃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全力以赴地努力。大家都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声称他喜欢右派。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转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你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和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象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当谈到具体的同际问题时，毛泽东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毛泽东略带嘲讽地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以后，毛泽东真的谈起哲学，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国际问题讨论时，毛泽东客气而又坚定地说，“那些不是应该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他们会谈中触及了最高领导议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但都是从哲学的角度谈的。
尼克松要和毛泽东讨论哲学，他在毛泽东这个世界性的大哲学家面前，应该说是他选择了一个艰难的题目。毛泽东对东西哲学的精通程度，即使是大政治家也不是每一个都可以与之匹敌的。毛泽东对美国杜威、詹姆士的哲学如此熟悉，并作过深入研究，甚至亲耳聆听过杜威、罗素这些大哲学家的讲演，因此，即使和尼克松讨论美国的国家哲学实用主义，也绝不会败在尼克松手下。至于说到欧洲哲学和中国哲学，尼克松便很难与毛泽东匹敌了。好在他们的会见只有一个小时，否则如果真正进行一场哲学讨论，其结果如何，便可想而知！
在会谈结束时，尼克松说：“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尼克松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象放空炮！”周哈哈大笑，尼克松觉得自己免不了又要听一番贬低自己的空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象我这种人”，尼克松说，“还有匪帮。”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身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客人告辞的时候，毛对尼克松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一个小时的会见结束了。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身体很差，正在病中。但他清晰地记得尼克松已抵达北京，他躺在病榻上不时地问尼克松专机抵达时间以及到京后的情况，工作人员把了解的新情况及时报告了他。毛泽东在尼克松到达北京后4个小时内，便由卫作人员搀扶着病弱的身体，在他的住所会见了尼克松。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把毛泽东1944年想和周恩来一起去华盛顿会见罗斯福的愿望来了一个颠倒。28年后，美国总统亲自到中国来会见了他和周恩来。历史从它的起点出发，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不过已经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中美关系终于实现了闭路沟通。
22日的美国《纽约时报》，以《出乎意外的会见和周总理的方案》为题及时报道了这次历史性会见：如果说尼克松还因为北京机场没有出现盛大的欢迎场面而感到有些惆怅和不快的话，那么当主人改变了日程，让尼克松总统享受在开始的时候就去毛主席的寓所进行会见这种殊荣，他原先无论怎么不高兴，这种情绪很快就过去了。事后宣布说，这次会见从下午3：00——4：00，持续了一个小时。照共产党人的说法，宾主进行了“认真和坦率的讨论”，这意味着他们不只礼节性的交谈，而且还表明会谈中不时出现不一致的见解。白宫除了重复主人的说法之外，拒绝对会谈的气氛作更多的解释，也不说毛先生的寓所在什么地方。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使尼克松对中国为期一周的访问很快进入了高潮，在周恩来为客人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毛和尼克松会见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记者们纷纷猜测，尽量打听，总想了解到更多情况。
在宾主吃过一道三鲜鱼翅的菜之后，周恩来总理站起来致欢迎词。他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宣布，他“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美国客人们表示欢迎。”他热情地“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他称赞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
的人民”，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中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接触、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周恩来的讲话，简捷凝炼地概括了历史经验，高度肯定了尼克松访华的历史意义。的确，尼克松访华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历史上他是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美国总统；而且，他也是第一位为谋求中美平等关系而来，而不是为了谋求殖民利益而来的美国最高领导人。这本身就表明世界处在天翻地覆之中，昨天的中国已经不能与今天的中国同日而语了。
吃过油闷大虾之后，尼克松致答词，他称赞受到的款待无可比拟，赞美这次盛大的晚宴以及人民解放军乐队演奏的美国音乐，说是在外国听到奏得最为动听的美国音乐。
尼克松声称，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能改变世界。他说，我们正在设法搭起一座桥，以便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他肯定中美两国过去曾经敌对，今天还有分歧、但此时的“共同利益”是超过一切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统治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尼克松引用毛泽东的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请求：“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在一起迈步，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向同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和正义的世界结构，在这个世界结构中，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一起享有同等的尊严；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有权决定它自己的政府形式，而不受外来的干涉或统治。”尼克松的答词受到热烈欢迎。
就在尼克松总统启程前往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前两天，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中美人民的友谊的使者埃德加·斯诺在日内瓦湖畔寓所去世。毛泽东、周恩来对他们的美国朋友表示了深深的哀悼之情，毛泽东在唁电中指出：“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周恩来盛赞斯诺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见证。他第一个冲破重重障碍，热情地把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介绍给美国和各国人民，在我国解放后，他又多次来访，报道了毛主席领导下新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进程，他在病重期间，仍然念念不忘为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而工作。周恩来深情地说：“对这样一位老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尼克松访华顺利结束了，中美公报发表了，中美关系长期冻结的坚冰打破了。中美两国人民为谱写的中美关系新的友好篇章而盛情赞美。美国报纸对尼克松访华中的种种插曲，充满了美好的感情。当周恩来在钓鱼台回访尼克松时，尼克松满面笑容，主动伸手为周恩来脱掉呢大衣，美国电视观众为尼克松的热情友好举动表示赞赏，好些报纸刊登了这幅脱大衣的照片。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从争取选民的角度来说，一幅电视画面顶得上一万个字。”
当尼克松从亚洲腹地访问英勇归来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机场热烈欢迎他，他成为一个凯旋而归的英雄。尼克松自己也认为，对中国的访问，实在不虚此行，其收获是多方面的、巨大的。他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形成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写道：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吹牛皮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这样来看待自己，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