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漫长的生涯中，他和美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他不仅仅以其杰出的政治活动，影响和改变了中美之间的关系，而且以他的人格，他的多方面的思想，引起了美国官方和美国的研究者及美国人民的广泛注意。美国的研究者对毛泽东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和评论，讨论了他的思想和政策的多方面的影响。所有这些表明，毛泽东在美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美国人对毛泽东的评论，构成了毛泽东与美国相互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美国人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个性特征的评价
毛泽东作为历史的巨人，他还没有远逝在地乎线上1976年，毛泽东去世了。中国和世界都失去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在美国，人们对毛泽东褒贬不一。有的人断言“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有的人却断言，对于毛泽东这样重大的人物，历史还没有作出它的裁决，也还不可能作出它的裁决，毛泽东虽然已不象60年代那样在中国和世界以高大威严的形象耸立在人们眼前，但直到今天，他却还没有远逝在地平线上，因此要对毛泽东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还为时过早。①美国研究毛泽东和中国的著名学者S·施拉姆教授认为，毛泽东确实伟大，但又很复杂，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但他的后半生，特别是最后二十年左右，很复杂，这个问题现在不容易一下子谈清楚。施拉姆的看法，代表了美国慎重的学者们的意见。
施拉姆还认为，对于毛泽东的研究，现在的情况和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了：第一，中国现在大量地发表了关于毛泽东的原始材料，这使美国和西方学者能够系统地提出对毛的评价的资料基础大大地扩大了；第二，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分析和其思想的论述，其范围大大扩展，中国人发表的文章，对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领导下出现的事实和毛泽东所制定的政策进行再思考，这些再思考为美国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第三，西方学者包括美国学者，已不再把眼光仅仅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上了，他们有可能对毛一生的意义进行思考，而不是把某一段时期或某一个事件看做是毛的模式的范例或毛的经验总结了。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施拉姆认为，对于毛泽东，美国学者还不能轻率地下结论，对毛泽东的一生作出历史的公正的客观的评价，这一切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但是，不管怎样，无论是美国官方，还是美国学者和美国人民，他们都一致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人物”、一个“巨人”，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和对世界的影响不容忽视。
美国政府中的官方人物是肯定毛泽东的。如前所述，罗斯福对毛泽东很感兴趣，他从《红星照耀的中国》一书中，熟知毛泽东早期的历史，他重视毛泽东传奇的经历，重视他在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准备和他领导的共产党政府打交道。美国总统尼克松和福特，万里迢迢到中国来会见这位住在紫禁城中的中国老人。尼克松由衷地赞美毛泽东是勇气非凡和思想坚定的人，
①参见〔美〕S·施拉姆：《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日本学者视眼中的毛泽东思想》，1988年，第192—193页。他高瞻远瞩，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有深刻的了解，他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福特肯定毛泽东是现代史上中国的“一位巨人”，他深刻地影响了本国的发展，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诚如特里尔指出，事情是这样的奇怪，五、六十年代诋毁毛的政府越厉害的，1976年对他的颂辞也越多。
不难看出，只要超越意识形态，尊重历史和现实，美国政府的官方代表，也能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公允的看法和评价。历史毕竟是事实。毛泽东这位新中国之父，在中国悠悠数千年历史中，在中国最困难、危机最深重的时期，能够领导一场伟大的革命，结束一个贫穷落后、满目疮痍、受人蹂躏的旧中国，缔造了一个统一的、在世界上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的新中国，这样的事实，谁又能否定得了呢？！这样的人物，又怎能说他不伟大呢！
在美国的历史上，华盛顿、林肯是美国人民公认的伟人。没有华盛顿、没有林肯，就没有今天的美国。华盛顿和林肯是开创基业的伟人，美国人把他们看作“美国之父”。奇怪的是，美国许多作家、记者、访问者，他们在接触毛泽东之后发现这位中国的革命领袖，竟与华盛顿、林肯一样，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相同的思想、相同的气质，甚至相同的行为、外貌。许多美国人肯定毛泽东就象华盛顿和林肯。斯诺如是说，索尔伯兹如是说，海伦刎是说，卡尔逊如是说，白修德如是说，他们似乎在中国看到了华盛顿和林肯。事实，毛泽东并不是华盛顿，也不是林肯。他们的时代相去甚远，他们的思想也相去甚远。但是，他确实和华盛顿和林肯有相似之处。正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谈到的那样，他们也和华盛顿、林肯一样，都是从事伟大而正义的事业。所不同的是，华盛顿把美国人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把亿万中国人民从西方殖民主义者和残暴的地主政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正是这种相同之处，使他们显示出他们具有的共同之处：目光远大、宏伟的气魄和恢宏的气度。难怪美国人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华盛顿和林肯的形象。
在许多美国学者看来，对于世界历史发生持久的、深刻的影响的人物，不是以武力实现统治的人物，而是用思想和真理改变人民头脑的人物。在这种意义上，思想的作用比武力的作用强大，武力是征服不了思想的。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就是如此。在美国人看来，蒋介石的政权是没有思想动力的，它甚至“与任何乌托邦思想体系从未有过什么联系”、“甚至也从未与任何严肃的社会变革纲领有过什么联系”，①他只凭借武力和专制，因而注定了他的失败。1946年，史迪威回顾他在中国的历史时说，蒋介石这个人想要用武力同一种思想斗争，他不懂得那种思想，他也不懂得武力，他用武力与思想作斗争，难道能成功吗？史对蒋抱着极大的轻蔑，他认为，如果及时地把蒋介石从中国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对中国、对美国和全世界都要有益得多
①。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的理论，看作二十世纪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另一些学者把毛泽东作为用思想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人物，列入了他们推选的世界人类
①〔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恩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2页。
①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53页。历史100位名人之中。美国数学家麦克·哈克在和各类专家们广泛交流意见的基础上，参阅了权威性资料，列出人类历史上100位名人，他把毛泽东排在第20位的名次上。看看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有趣的。他概述了毛泽东的历史，特别对毛泽东后半生的历史功过作了概述。他写道：
“毛泽东接管政府时，历经36年之久的内战的中国，满目疮痍，贫困落后，大多数国民是文盲。当时毛泽东已56岁，担心在克服内战留下的困难中遭到失败，但他以非凡的耐力和决心，努力发展国家工业，极度重视教育事业，改善人民健康状况，终于成功地战胜了那些困难。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这些变化自然是不够的，共产党政府所进行的第二项工作就是从经济上把国家由资本主义制度转化为社会主义制度。政治方面，毛泽东建立了严格的专政制度。毛泽东发动了社会革命，力求将个人对家庭的效忠转向为国家效力；这个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人以忠于家庭而闻名。此外，他还掀起大规模的批判孔子学说的运动。这个运动取得了可观的成功。
1949年—1976年，毛泽东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1958年的“大跃进”是他的计划之一，许多观察家认为，那次旨在强化农村生产手段的计划是失败的（无论如何己被废除了）。他的第二项计划是‘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那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官僚主义的一场内战。
有趣的是毛泽东搞‘大跃进’时年已半百开外，进行“文化大革命”时他已年逾古稀，而他与美国开始接近时，年已八旬。”①..
麦克·哈克不仅肯定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肯定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肯定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致力于变革孔子的儒家价值观，力求将过去中国人对于家庭的效忠转向为国家的效力。他要求人民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超脱个人的立场和视野，把个人融于国家、人类的发展过程之中。因此，即使到了晚年，他还是致力于一系列巨大的事业，这些事业有得有失、有对有错，但留下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这位美国的数学家对毛泽东的变革精神、进取精神和巨大的魄力赞叹不已。在中国现代伟人中，哈克的排名甚至没有考虑孙中山，而把由古代中国的秦始皇到现代的毛泽东突兀巍然地立于中国历史之上。
美国《大百科全书》第18卷 ，由唐纳德·W·克雷思撰写的《毛泽东》的词条，详细地叙述和评价了毛泽东一生。词条在概括毛泽东一生时写道：
“毛泽东（1893—1976年）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27年的领袖。他并列于斯大林、罗斯福、列宁、希特勒和邱吉尔，成为二十世纪政治巨人之一。他使中国成为不再被否认的强国，1971年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受尊重的中国，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标志。在亚洲，毛是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焦点从都市的无产者身上转移到了农民身上，原因是这些农民决定着亚洲的社会及其政治。这一事实有助于说明，在以农业为主的第三世界他赢得敬佩的原因。在外交事务上，毛从靠近苏联的军事联盟转向提倡‘民族解放战争’，而且最终转向同美国建立邦交。”
W·克雷思高度肯定毛泽东在二十世纪的地位，承认他是影响20世纪的“政治巨人”之一，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强国，
①〔美〕麦克·哈特：《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65—66页。
一个为联合国尊重的中国。W·克雷思力图从毛泽东的战略上去描述毛泽东的影响，他创造了中国革命道路；他坚持独立地决定国家事务，摆脱对苏联的依靠；他支持民族解放战争；他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霸权政策；他超越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和美国建立了正常的国家关系。所有这些，奠定了毛泽东作为20世纪有影响的“政治巨人”的地位，塑造了他历久不衰的形象。
W·克雷思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不可抹煞的。他由衷地写道：“确信毛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在于他是作为革命运动缔造者的角度。他论述游击战的著作在第三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任何一个把他当成一位国家领袖的评价，他得首先从他在1949年接管一个贫穷、瘫痪、战乱的民族这一事实开始。在随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他把中国塑造成一个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之一。尽管人平均主要收入没有巨大的提高，但是同过去相比，这也是一个可观的贡献。”
美国是目睹近代中国沦落的国家，也是亲自参加制造使中国沦落的历史过程的国家之一。在历史上，美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们在谈到中国时，他们使用的那种轻蔑的、贱视的、不屑一顾的语言比比皆是。他们把中国看做是“东亚病夫”，看做是一个下贱民族的国家。曾几何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努力，以扭转乾坤的力量改变了中国。这使公正、客观的美国人对中国重新刮目相看，W·克雷思的这段简单的文字，表示了历史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W·克雷思肯定，毛泽东是“古典伟大首领式的大思想家和实践家”，他最大的成就表现在他改变了中国几亿人在近代形成的屈辱自贱的心理，重新赋予了中国人巨大的自信心和创造力，他也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认识，这不能不使世界注目。W·克雷思指出：“毛最伟大的成就可能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他改变了中国市民所抱有的对他们自己的想象和对他们国家的想象：中国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相类似地他把可怜的、轻视等这些外国人常常对中国的感觉转变为尊敬的、畏惧的，或二者皆有之的看法。”
W·克雷思认为，毛泽东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耐心”，对经济、技术的管理不在行，他“显然没有清楚地理解管理事务”。但是，“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周恩来，一位高水平的管理者，”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毛得力于当代最伟大的外交总理之一——周恩来的帮助。”
W·克雷思对毛泽东的评价虽然具有明显的西方看问题的贯常观点，但作为百科全书的词条，它保持了一定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如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业绩和他的过失，其影响是不小的。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纳森·斯潘塞强调：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既是高度开放的，又是高度独立自主的。旧中国的不独立和四分五裂造成的巨大灾害，深深地刺痛了毛泽东的心灵，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他的奋斗目标。对于任何外来力量涉及中国独立和统一的任何意图，毛泽东都高度警惕、坚决抵制和反对。“毛泽东为建立强大的、统一的中国，奋战了20余年。现在，国家终于实现了统一，他不愿意看到这个国家，在苏联的影响下再度缓慢倾斜。他不愿意让共产党在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初期，费尽千辛万苦所激发起来的革命热情，被丢弃。”①..
斯潘塞认为，即使是来自盟友苏联方面的任何造成中国对他人依赖的企图，毛泽东都会强烈地反对，甚至不惜与之决裂。毛泽东保持了中国文化的一贯传统，他吸取一切外国的先进技术，但是，他巧妙地拒绝了它们企图要强加给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乔纳森·斯潘塞写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在过去奉行的孤立政策，并影响这个国家的接受能力。西方顾问所带人的每一项技术，最终都为所吸收。日心说、历年说、外科学、经济计划学、工程学、现代大学、长距离通讯、机械化战争说、核物理说，无一不被中国消化。西方人将技术援助，作为意识形态输入的外包装，企图迫使中国一口吞下。中国拒绝的正是这一点，就在它的国力最衰微的时候，中国人也意识到，以外国的条件接受外国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一种屈服。”②..
斯潘塞强调，中国文化的这种二重性特征，在毛泽东身上最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是中国能够改变和中国不能改变的原因。中国接受和消化了世界文明中的一切普遍成就，使它和世界先进文明看齐，它又拒绝了一切外来强加的意识形态，保持了它的民族性的特征，避免了文化同化。斯潘塞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毛泽东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1958年，他对赫鲁晓夫断然指出，中国不会放弃独立，也不可能被任何强加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同化。他说：“英国、日本人、还有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的人最后还是都站不住。”①在美国学者看来，毛泽东的伟大正在于他改变了中国，但他又有效地防止了西方侵略者改变中国。
美国哈佛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施拉姆教授，高度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同时对他的历史功过做了严肃的分析。
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不朽的造反者”，“毛泽东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中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毛泽东将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旨在将中国人民的力量解放出来。②毛泽东虽然去世了，“但事实上，他的思想和他的领导能力的影响仍是如此深刻和广泛，以致有充足的理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毛泽东的中国’。”毛泽东改变了中国，他赋予了民众“由他这一代人来掌握中国命运的使命感”，“毛泽东极其坚定地相信自己与中国及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以终生的奋斗，“恢复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毛在1949年9月说，‘我们站起来了’。这句话是不会被人忘却的。”施拉姆肯定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之父，他和其他美国学者一样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把他毕生的精力和一切献给了中国，他怀着一个崇高的使命在奋斗。施拉姆写道：“毋庸置疑，其中最有决定性的一点是他一心一意要使中国繁荣昌盛，要在世界上恢复她的地位。从一个意义上来说，毛在世时民族革命已经完成，最后的一幕是美国总统在紫禁城里访问中国的统治者。中国与其他大国真正平等，还有一段漫
①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第286页。②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第292页。①见《赫鲁晓夫1958年秘密访问北京情况》。②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6年，第2页。长的路程。但是毛认为中国应该做到这一点，并且应以中国自己的方式做到这点的决心，仍然受到大家的尊重。”①
施拉姆肯定，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持久、最普遍、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理解毛泽东思想是理解毛泽东的关键。“毛泽东的思想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反过来，这个观点又意味着，如果不概括一生，你就不可能概括他的思想。”毛泽东的思想，贯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是不断变化的，但又具有持续性。他的思想来源于历史，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现代中国历史离开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
施拉姆把毛泽东的思想分为六个阶段来描述。
1917—1927年是第一阶段，施拉姆把这一阶段称之为毛的“革命的学徒时期”，后来改称为“性格形成时期”。这个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是由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到列宁主义，并从城市中心论转到农村中心论，这种思想在1925年至1927年，他在农民协会工作期间达到了高潮。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这一阶段，主要是自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在20年代没有“革命大师”可供毛泽东拜师搞革命。从孙中山到李大钊、陈独秀，同毛泽东的年龄经历相比，他们都是年长资深的革命领导人，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怎样才能使革命在中国这个国家取得成功，而斯大林也不是一个可信赖的领导人，因此许多重要方面只能由毛泽东自学而得到。很显然，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养成了独立思考、力求探索、不断提出独立见解的品质。施拉姆认为，到了这个时期的晚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事变中，虽然还不是主角，但却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了。
1927年—1936年是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有了巨大变化。由于军事斗争始终是革命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逐渐形成，同群众路线相一致的观点和方法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施拉姆把毛泽东的这个阶段，称之为“锻造武器”的时期。
1936—1947年，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完成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总结了中国革命经验；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使他一步登上了国际舞台；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加以贯彻和实现；在“七大”上他的思想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南；之后，在马歇尔的调解失败后，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彻底推进国内战争和土地改革的新高潮。施拉姆把毛泽东的这一阶段，称之为“确定和实行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的时期。
1947—1957年，是第四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在指挥国内战争最后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要求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和重工业上；他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他的《论十大关系》第一次阐述了不同于苏联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并且宣布阶段斗争在中国“基本上”结束；在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之一的时刻，这个相对多样化的阶段却为“左”倾主义的新高潮所取代。施拉姆把这一阶段称之为“从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的时期。这一个时期，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收拢起推翻国民党的胜利成果，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建设社会主义
①以上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前言部分和结束语部分。社会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新任务。到了1957年初，中国和外国的许多人都看出这个计划确实很有希望成功。
1957—1966年，是第五阶段。这个阶段中，反“右”斗争导致了毛泽东第一次非常激进的创造；1958—1960年的“大跃进”导致了经济混乱和群众饥饿；紧接着他制定了紧缩和调整的政策；1962年他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从那时起他就准备反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党内“走资派”的那些人。施拉姆把这一阶段称之为“不可思议的‘大跃进’”时期，他进行了三次宣战，1958年他动员群众向自然宣战；60年代初他向党内那些对他的政策积极性不高的人宣战；60年代中期，他向人性本身宣战。
1966—1976年，是第六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以到处泛滥的、猛然的暴力行动对付他在党内的对手，和所有那些他认为在思想上到退、在行为上官僚化的人。在毛泽东最后的岁月里，困惑与挫折与日俱增，因此，毛泽东越来越渴望解决中国的问题。尽管这时他仍处在统帅地位，却越来越没有力量做这件事。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几乎不能思考，更谈不上说话，甚至象他在1966年所抱怨的那样，成了他自己葬礼上或种种愿望之坟墓中的一个失去生命力的偶象。施拉姆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他认为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在“斗私批修”的口号下，试图铲除利己主义，他达到了继续清除那些反对他的人，这个目标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就改变人性这个目标来说，根据毛泽东逝世后几年发展情况看，人们所相信的显著改变完全是一种错觉。
在作六个阶段的概括之前，施拉姆将毛泽东对自己思想的态度进行了一个分期概括，这就是：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关心的主要是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并力图使别人相信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中年时期，在继续探求知识的同时，他十分注重创立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对他的追随者将是有约束力的。在晚年，随着这种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他创立的学说变成了教条，甚至成了宗教仪式的化身。然而，一直到死，他仍试图用过去的知识为未来指出一条道路。
看得出，施拉姆认为毛泽东一生就是在为自己、为中国创立思想模式，这种模式既规范了中国人的行动，又限制中国人的行动。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毛泽东不是在先知式地提出什么，而总是面对现实实际问题去解决它们，他的思想便是在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中形成的。
施拉姆对毛泽东的六个阶段的分析，是三个时期划分的深入。他认为毛泽东在其生涯中，有伟大的贡献，也有历史的局限性。施拉姆指出，从毛泽东最后20年的情况看，他发自内心地相信他制定了一条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的道路。今天中国的领导人在承认他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承认了毛的贡献的历史局限性。引人注目的是，施拉姆和西方的一些著作家不同的是，他并不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他的思想逻辑发展的结果，相反，正是他违背了自己思想的结果。施拉姆认为，他晚年的错误也不是他年老体弱，脱离实际的结果，而是“他暴烈和容易冲动的性情，他好走极端的习惯，以及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想方设法对党内批评他的人进行报复的动机等等，都促使他走到了这一步。”①对于施拉姆的这个分析，我们有不同看法，但毛泽东后期在个人性格上的变化，也的确可以考虑为一个原因。毛泽东虽然去世了，他的功与过作为巨大的历史遗产留给了我们，它需要我们很长时间才能分辨和消化，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是正常的。
①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259页。
毛泽东的美国传记作者R·特里尔对毛泽东也作出了详细的评价。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曾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特里尔承认，毛泽东使中国来了一个彻底改变，他赋予了中国人民巨大的革命热情。“他活着。他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毛生于1893年，逝于1976年。这一时期，中国的一切事情几乎都翻了个过儿。封建王朝被推翻。战争象有轨电车一样去而复来，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密友翻脸。斗争的火炬传给新一代，而他们并未感到象毛在燃烧时的那种热度。”①
特里尔指出，毛泽东从欧洲借来的不是机器、宗教或自由制度的蓝本，而是共产主义，他借助于技术和灵活性，对症下药，使一位病人膏肓的病人——中国起死回生。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这一战争摧毁了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古老帝国，毛泽东英勇奋战，同时也使他家中四分之三的人以身殉国，而他却毫毛未伤。在毛泽东个人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对他怎样评价？农民造反者？军事统帅家？诗人？帝王？特里尔认为，各样形象兼而有之。
但是，特里尔认为，不管怎样，毛是二十世纪魅力超群的政治家，他使中国有了一个新的开端。虽然没有毛，中国也同样会产生强有力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如果毛不在30年代成其为领袖，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就不可能掌权。一场没有毛的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逊色不少，它将失去其应有的、区别于其他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色。
特里尔肯定，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毛都占有重要地位。毛领导了一场摧毁旧中国的革命，与其他任何主要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相比，他推动中国进入改革的运动可能更加剧烈。他为世界上这一最古老又最庞大的国家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地位。作为主宰人物。在二十世纪全世界最引人注目、人口最多的社会中，毛本身就是一位巨人。在有记载的中国三千年的全部历史中，他可以列入六位最主要的统治者之中。作为一种学说的创始人，毛超过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执政者。也许，堪与他并列的是建构了中国人生活模式的孔子及其圣哲。在某些方面，毛又超过他们，因为他生前就声名远扬，而中国大多数圣贤则是死后留芳。
特里尔认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他写道：以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毛之所以如此伟大，是由于他的影响在现代中国历经接连不断的种种动荡仍经久不衰。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五十多年前，毛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列强瓜分了的封建中国的诸种弊端，他成为中国的列宁，是因为他领导了走农村包围城市以夺取政权的造反道路。1949年他又戴上了中国的斯大林这顶帽子，因为他要用泥刀和砖头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①
如同许多美国和西方学者的共同看法一样，特里尔也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统一了中国。毛领导的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一点
①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页。中国人看得相当重，它恢复了中国人的高大形象。“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的独立，使中国人感到骄傲，中国在发展中的每一重大成就，都使中国人感到骄傲，因为中国人在世界上有了自尊。
特里尔高度赞扬毛泽东给中国带来的这个巨大变化。他指出，毛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分之一世纪并不只是乌托邦理论的一段插曲。他的统治改变了中国社会，而且这种社会变迁将持续到未来。毛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按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等教育，成为大多数人的享受，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了。中国向社会现代化——现代化的最有效形式迈出了一大步，中国已向繁荣迈出了几步。
正因为毛泽东有如此巨大的贡献和如此深刻的影响，因此，特里尔认为，毛泽东这个大地的儿子，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却以本世纪世界政治巨人之一而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特里尔以充满激情的笔触写道：“我认为，他曾有过的全球影响看，只有罗斯福、列宁或者邱吉尔才能与之相提并论。”①..
对于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还有许多美国学者发表了各式各样的见解。但是，不管这些学者在分析和评价毛泽东时，存在着多大的差异和多少的不同，他们肯定毛泽东在变革中国历史，使中国走向独立，走向统一，走向现代化，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道路等方面的作用，是大体相同的。这毕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1976年，当毛泽东去世时，纽约联合国大厦降半旗志哀。这一小小的事实所蕴含的意义是如此巨大，应当说它反映的是100多年来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这个变化是与毛泽东分不开的。试想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在西方人眼中哪有“东亚病夫”的什么地位呢！毛泽东虽然离去，但是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和没有毛泽东的世界，并不因此而失去了毛泽东的影响，他贡献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仅是他造成的社会事实，而且是他经久不衰的思想，美国学者估计到的正是这一点，他的伟大和深远影响也正在于此。
毛泽东的性格一半是虎，一半是猴，美国人对毛泽东的个牲发表了无数评论，但是毛泽东还是毛泽东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在研究毛泽东时，由于存在着文化背景的不同，影响了两国研究者看待问题的视角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应当是合理的，对对象的多视角的审视，会给我们提供可资比较的不同结论，会使我们在比较中更接近真理。
美国学者在研究毛泽东时，他们相信毛泽东的个性特征，对历史进程发生了巨大影响。而个性特征（思想、性格、作风等），又和文化背景密切地联系着。从文化背景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对毛泽东社会化的巨大影响。
关于毛泽东的思想、个性性格形成的文化背景，就我们所见材料，美国学者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承认西方文化对毛泽东的思想、性格、作风形成的影响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肯定，毛泽东终究还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特里尔突出地强调这一点说；“不能撇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来解释毛的品格。刚果能产生毛这样的人物吗？新西兰能吗？我们不能仅仅从其个体
①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527页。心理特质来说明毛的成功。旧中国产生了坚定的、反叛的、神奇的毛，正象毛缔造了新中国一样真实而合乎逻辑。”①
特里尔肯定毛泽东的思想、性格、作风等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他举出一系列证据说：当北京的知识分子在北京展开了一场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运动——改变传统、抵制日本对中国的干涉时，北京对毛泽东却没有吸引力，它没有什么可以使毛在北京呆上半年的时间，“就在北京学生砸烂孔家庙的时候，他去拜谒了山东省的孔子墓。”②而到了1925年，他已经从他所受的西方教育中“苏醒过来”，回到韶山，使他对十几年所受的城市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矫正了自己对‘洋学’的态度。”“他现在喜欢旧式的中国学校胜过洋学堂，他不再反对他的父亲，他开始从更广阔的视野上看问题，他悄悄地向排外思想转变。”③而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的新策略，就是按照中国传统行事。“他要象《水浒》里的农民反抗者那样，把队伍带进山里去。”④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能够占据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地位，既不是单纯凭借他的组织才能，不是莫斯科的恩赐，也不是因为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崛起是因为他有持之以恒的目标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因为他把一些简单的心理和社会真理付诸了行动。总之，特里尔的基本看法便是，毛泽东固守了中国传统文化，光大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成了具有鲜明中国个性的领袖。
当然，特里尔的看法也并非少数美国学者的看法，还有一些学者支持这样的观点。美国学者R·A·斯卡拉皮诺也这样看问题，他说：“与本民族文化的这种认同，不仅影响了毛泽东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还影响到他的人格关系的信仰结构，不论毛泽东的叛逆思想有多么深，这些中国传统的因素终究在这个极为复杂的人的头脑里占了领先的地位。”①
特里尔、斯卡拉皮诺等美国学者关于毛泽东的思想和他的个人性格，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观点，当然是不能令人同意的。他们对毛泽东这样的人物缺乏时代的历史理解，对于他肩负的历史使命也缺乏真实的理解。毛泽东是时代塑造的人物，他肩负着中国走向独立、自强和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而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已经不能把这样的历史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塑造出来，他必须借助于当今世界时代思想的精华，才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历史转换。因此，把毛泽东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作用的结果，显然是不足取的。
第二种意见，与特里尔的看法完全相反，这一部分美国学者不否认毛泽东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认为塑造毛泽东以致形成他的思想的是西方的文化，毛泽东是一个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无论是洪秀全的思想，还是毛泽东的思想“他们的思想体系都不是出自太平盛世的中国传统，而是以近代西方理性为源泉的。”“洪秀全和毛泽东都不是作为中国的圣人而出现在中国的圣人传统中的，相反，他们二人都是作为反传统者、新的社会理想的负载者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先知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这种社会制度是以从西方的理性与政治传统中推演出的普遍真理为基础的。”①..
①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523页。②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46页。③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88页。④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110页。①《年青的革命者——毛泽东的成长》。《亚洲研究杂志》1982年，第42卷 ，第1期。
迈斯纳认为，借助于西方的思想体系为中国革命的目的服务，它反映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一方面，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儒家传统，使革命成为可能并在实际上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它还为反对中国旧传统与旧制度的近代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观念和思想体系，中国的革命者运用西方的工具和观念不仅砸碎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而且也摆脱了中国传统的束缚。迈斯纳写道：中国太平天国激进的基督教平均主义纲领宣布，它将摈弃中国文化——历史的过去，这就奏响了反传统的和弦，其声响依然回荡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②..
迈斯纳分析，近代中国革命是以一种反传统的方式开始的，而且在总体上一直保持着这种特征。太平天国开创了一个强烈的反传统的运动，它为后来历次革命运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所继承，而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行列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迈斯纳认为他们都倾向于采用那些被认为是西方提供的最激进的观念和思想，并从这些观念和思想中推演出要求与传统方式实行完全彻底的、决裂的、激进的未来蓝图。
迈斯纳的这种观点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它代表了西方一部分学者的观点。早在他之前便有一些美国学者持这样的观点。
比如，美国记者白修德便认为，延安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很有一些西方化的味道。在延安存在着一种熟悉的美国文化。1939年，他在山西的山里听到共产党的士兵在行军途中用中文高唱《前进、基督战士》这支美国歌曲。在1944年的延安，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人，随着《扬基歌》和《佐治亚进行曲》这两支美国乐曲跳舞。28年后（即1972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举行的招待会，革命胜利后有造诣的乐队为尼克松演奏了《美丽的亚美利加》这样高难度的美国歌曲。而最真实的美国民乐，是在1944年一个星期六的夜晚的舞会上响起的咚咚的鼓声的时候。那里穿着厚毛料棉衣的男男女女，头戴便帽在锤平了的泥土地上翩翩起舞——我们大家都在友好的节奏中一直跳到深夜。①..
在白修德看来，毛泽东的风格与其象中国人，不如说更象美国人。他记叙1944年10月30日在延安听毛泽东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报告时的情景时写道：这位主席那天下午走进了礼堂，周旋于当地官员和应邀参加的人士之间，就象一位美国政治家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会见医务和公共卫生工作者那样。他边走边同人握手。他身穿淡褐色毛呢衣服，扣着衣领上的钮扣。不久他登上讲台，开始讲话。我记得他讲话时那种异常平易近人和富于表情的特点，在我聆听过的美国政治演说家当中，只有休伯特·汉弗莱堪与毛泽东媲美。②白修德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们对美国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政治局的13名委员，他们都有鲜明的性格，都渴望得到美国人的欢迎，都乐意于开诚布公地提供情况。白修德断定，毛泽东与中共的领袖们不是中国传①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页。②同上。①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62页。②同上。统式的，而是西方化的。白修德作为一名记者如是看，麦克·哈克作为一名数学家也如是看。他肯定毛泽东致力于变革孔子的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基辛格也持同样的看法，他断定毛泽东一生都在“致力于推翻传统中国的社会准则、结构制度以及形态风貌”①。他们都把毛泽东看作是反传统主义者，把他的思想看作是西方的思想在中国的延续，把他的性格看作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为西方文化所塑造的产物。
此外，贾菲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比其他中国人更加不拘礼节和“西方化”。斯诺从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非中国人”的特点，这使他在和毛泽东与中共要人接触时感到，“我身边都是美国人一样”。卡尔逊也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比中国社会中任何集团更象美国人——他们“直瞪瞪地逼视你的眼睛。”②..
很显然，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西方化了的知识分子或革命领袖，是另一种极端的看法，也是不恰当的。毛泽东并没有割断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他立足于中国大地之上，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他没有抛弃传统或全盘否定传统，他做的工作只是根据新时代的要求改造传统，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就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形成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