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斯诺自己所说，《西行漫记》所以在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并不是这本书采用了什么惊人的艺术手法，而是事实本身征服了读者。正是事实给美国人民塑造了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宣传的、中共的崭新形象。在美国人民面前，“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所能出现的最优秀的人物。在一块缺少代替物的土地上，他们正在跨越难以想象的障碍，为一个新的、更好的、现代的中国打下基础。”②..
斯诺的西北苏区之行，是毛泽东借助美国记者打破蒋介石新闻舆论封锁、洗刷反动宣传泼在中共、红军和苏区身上的污泥浊水的一次成功的战役。毛泽东通过斯诺使美国和全世界对中共和红军有了真实的了解。毛泽东和中共领袖的名字也进入千百万美国人民的脑海中，中共对美国人民的美好感情为美国人民接受。通过斯诺，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架上了友谊的桥梁。美国人民知道了中国的巨人和他们的事业。
①谢伟思；《斯诺是中美人民间活的桥梁》：《纪念埃德加·斯诺》第72页。②《斯诺在中国》第175页。①海伦·斯诺：《旅华岁月》第196页。②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35页。
三、蜂涌而至延安的美国各界人士
斯诺的西北苏区之行，轰动了中国和世界新闻界，许多外国记者、包括一批美国记者都想步斯诺的后尘，试图赶上或超过斯诺的成功，更想象斯诺一样，有幸采访毛泽东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自斯诺离开西北苏区之后，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扣留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人从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大局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之后，国共双方很快达成建立统一战线的协议，中国国内的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国民党并没有放松对西北苏区的封锁，蒋介石的中央军队再次封锁了从西安到延安的通道。外国记者要穿过这个通道必须冒很大的危险。不过，西北苏区如磁石一般吸引着他们，为了能看到这个全世界都感到神秘的地方，冒冒风险他们认为值得。这样，自斯诺之后，一批批勇敢的美国人，踏上了艰雄的去西北苏区之路。在苏区，他们耳闻目睹了那里的现实，其中大多数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在这些美国人眼中形成了各种印象。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印象，他们都共同地承认：毛泽东的智慧、力量、信念是中华民族的化身；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红军的理想、信念；看到了他们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思想源泉。这批美国记者用各种笔调把毛泽东介绍给美国人民，他们认为，美国人民将不仅仅认识的是毛泽东，而是重新认识中国和中国的希望。
第一个在延安见到毛泽东的美国记者继斯诺之后，第一个到延安的美国记者是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西安事变时，史沫特莱是在西安的唯一美国记者。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红军驻地距西安城北仅35英里，她抓住机会，于1937年1月12日，搭上一辆开往延安的军用卡车，到达了延安。她是在延安第一个见到毛泽东的美国记者。
在史沫特莱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便在他窑洞里会见了她。在史沫特莱的眼里，毛泽东穿着一件带补丁的大衣，个子很高，前额宽阔而突出，具有风流调悦的气质，总是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第一次会见之后，毛泽东便常到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住的窑洞中去，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每一次，他都向史沫特莱提出成堆的关于外国的问题。他们有时谈印度，有时谈文艺。有时，毛泽东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也低吟他自己所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杨开慧的悼亡诗，她是被国民党杀害的。史沫特莱发现，红军的领袖毛泽东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诗家的风格，但诗人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改革的一股清流气味。史沫特莱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审美大师和幽默大师。他的幽默总是讽刺挖苦和冷酷无情，象是从与世隔绝的无底洞里蹦跳出来的喜笑怒骂。史沫特莱对毛泽东有这么一些印象：他思想深沉，心灵深处有一道门，从来不对任何人开放。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由于语言单调，听来沉闷不大入耳。
史沫特莱根据她的观察指出，所有在延安的这些外国人，他们都喜欢毛泽东，都大谈大讲毛泽东的稀奇古怪的传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又瘦又长的英国爵士朋友，毛泽东狠狠地开这个英国瘦长个子的玩笑，甚至说他只要留在延安，就可以介绍一个中国姑娘和他结婚。这位英国爵士回到了汉口，他说他永世不忘毛泽东。①..
史沫特莱告诉美国人民，毛泽东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和常人一样，他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永世难忘的隐秘。他喜欢开玩笑，但是，他又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比得上毛泽东。毛泽东虽然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他没有到外国旅游过，也没有到国外留学过，但他却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相类似。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也引经据典，但他很少这样做，他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养料。毛泽东则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把历史的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时刻为着他的人民而奋斗。史沫特莱以崇敬之情向美国人民介绍，毛泽东是当代中国的新人的领袖，她以能有幸见到他而感到自豪。
1937年9月，史沫特菜离开延安。她还是平时那样，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和一条宽肥的裤子。不过在进入西安时，她换上了一身红军的军装，她完全知道这样做会引起轰动。她所以要穿这身红军的军装，目的是要鲜明地表明，她是站在毛泽东和红军一边的。她要人们注意，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受到了美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史沫特莱作为美国人民普通的一员，表达了她对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一贯支持。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抗日战争期间，她凭借自己锐利有力的文章和亲自参加救护伤员的机会，帮助中共和军队从国外获得各种医疗用品。她的信件随毛泽东的信件一起寄到美国，使白求恩和其他几位西方医生来到中国。通过她个人和朱德向尼赫鲁的呼吁，使印度派来了五位医生并提供了医疗用品，她还为建立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工作。她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在她去世之前不久，她在给朱德的信中说：“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①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地尊敬她、感谢她。1950年5月6日，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在伦敦与世长辞，中国报纸以显要的版面刊登了丁玲、茅盾等纪念她的文章。遵照艾格尼斯的遗言，她的遗骨于1951年在北京安葬。墓碑上刻着朱德的亲笔题字：“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在史沫特莱鼓动下来到延安的美国人毛泽东每一次在史沫特莱的窑洞中谈话时，在座的总是还有另一位外国女士，她就是中共党人王炳南的妻子、德国妇女王安娜。她是和美国有名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者厄尔·利夫于1937年春夏进入延安的。在这之前，还有一名受艾格利斯·史沫特莱鼓励的美国《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多·基恩，于1937年春天悄悄溜过西安的边界哨卡，前往延安，在延安逗留了十天。基恩对共产党教育方面的纲领感到惊异。同时吃惊地发现，这个红色首都竟看不到一个乞丐。他在会见毛泽东后，认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伏尔泰，是一位思想深邃、才智逸群的卓越人物。如同列宁斯大林一样，他能够写出熟练而笔锋犀利的政治宣言和中国文言文。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为共产主义理想的献身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①以上参见史沫特莱的回忆录《中国的战歌》。①史沫特莱：《革命时期的中国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第2页。
现在，在史沫特莱的鼓动下，厄尔·利夫和王安娜又来到了延安。仅在延安逗留一天就改变了厄尔·利夫过去得到的中国共产党人可能是土匪的认识。这位美国摄影师发现，共产党人令人愉快地不拘礼节，他们奉行的是完全平等的原则。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许多知识要学，不允许懒汉的存在，但也有足够的机会去玩。毛泽东“奇异的个性”，迷住了厄尔·利夫。他被毛文雅的举止，会笑的眼睛、丰富的幽默、直率的谈吐及民主的作风深深吸引。他认为：“毛泽东决非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徒。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至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①
王安娜一行到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她和史沫特莱住在一起，非常渴望见到毛泽东。很快，她便在剧场中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艾格尼丝向她指着一个坐在观众席上的男子说：“喂，你看见那个宽额、长头发的男人了吗？那个，就是那个坐在农民堆里的人。他就是毛泽东，他经常在剧场看戏。”王安娜看见，那个男子前额很宽，颧骨并不显露，嘴唇就象一弯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脸部表情丰富，不住变化。看着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间又若有所思，很严肃地不知在说着什么。他那柔和、几乎没有皱纹的脸孔，象孩子一样的笑声，以及那和蔼可亲的样子，使王安娜立即感到，一般把他形容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或“冷酷的匪首”，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王安娜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见，是她到延安后不久的一天。毛泽东带着一名“小鬼”，慢慢悠悠地踱到她和艾格尼丝住的院子。他们坐在一张破旧摇晃的桌子旁边。王安娜再次感到，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的“伟人”样子，然而，面对着，却不能不为他的才智焕发而深感钦佩。这穿着满是皱折、不拘款式的衣服的瘦瘦的男子，由于他的毫不动摇的信念，使中共和红军都确信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和王安娜谈起陕西的社会状态，德国农民的状况，中国现代文学，苏联的情况，以辣椒粉做调味的菜的特色，各种话题都谈到了。
王安娜在与毛泽东谈话时，发现毛泽东这个有着严肃的理想的中共领袖，也会有孩子般的好胜心，在这种好胜心中蕴藏着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当艾格尼丝谈到王安娜的儿子时，毛泽东马上很认真地问：“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象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色的呢？”当王安娜稍有一点吃惊地告诉他，她的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时，毛泽东又余兴未尽地问：“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他再次得知她的小孩的皮肤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时，毛泽东很得意地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象比你们强呢！”这一番谈话，使王安娜感到，这个被德国人李德瞧不起的毛泽东，反击起李德来，会使李德无招架之功。
王安娜去看毛泽东时，证实了毛泽东是一个博览群书，特别爱好研究哲学的人。毛泽东让她看他读的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他对这些书有时会连续三、四个晚上不停地看，直到深夜两、三点都还不睡。他向王安娜谈红军内战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内战中发展起来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各项行之有效的战略原则。他引用许多京剧里演过的、尽人皆知的故事，来说明这些战略战术。他几乎不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而常常引用诗歌和群众中流行的俗语来说明问题。外国人要很好地理解他的话是不大容易的。但从中国听众的角度来说，毛泽东的话比起许多党的理论家那些罗列许多抽象词句的、难以理解的演说通俗易懂得多。
①《华北之星》1937年6月5日，第1卷 ，第8期。
毛泽东的谈话给这位德国妇女的印象是：他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他的讲话充满了魅力，他一次也没有到过外国，也不象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很有兴趣。他很富于幽默感，很爱说恢谐话。他谈起趣闻话时，能使人笑出泪来。他喜欢长时间的谈话，遇上有趣的谈话对手时，他谈得连时间也忘记了。他讲话说得很慢，倒不是拙于言辞，而是为了让思路井井有条，说得流利顺畅。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即使是细微的事情，他也记得一清二楚，掌握得很准确。他有这样的习惯，在延安城内溜达时，不管碰到谁，小商贩、赶车人、农民、羊倌..都是详细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王安娜对毛泽东最深的感受是：这个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穿着满是皱折制服的人，他具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①..
她看到了发表“阿波罗神谕”的“崇高形象”继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穿过重重封锁线到达延安的，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她1907年出生于美国犹他州，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对历史学有浓厚的兴趣。1931年，她在犹他州大学毕业，通过了文职人员的考试，随后来到中国，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担任总领事埃德温·S·坎宁的私人秘书。1932年，海伦与埃德加·斯诺结婚。1933年和斯诺一起迁居北平。1934—1935年，海伦在燕京大学攻读哲学。她对黑格尔哲学有浓厚兴趣，并取得了优异成绩。斯诺夫人有一个宏愿，就是要写出一本关于中国很有见地的著作。她认为，她是一个愿意作出真正努力，去探索一个新问题的典型的美国青年。
埃德加·斯诺滞留保安期间，斯诺夫人于9月到达西安，企图去保安与丈夫会合。驻西安红军联络员鉴于局势动荡不定，建议她最好等斯诺先生离开苏区后再说，于是她返回北平。1937年4月，斯诺夫人听说5月将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人将在延安聚会，她认为这是一个访问红军将领的最好机会。于是她由北平进步青年、东北学生王福时等陪同，化名尼姆·韦尔斯由北平出发到陕北。
在西安，尼姆要去陕北简直困难重重。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扣，杨虎城被迫出国。西安特务横行，中央军控制、封锁了所有去陕北的通道。由于斯诺的成功报道，使西安的外国记者受到严密监视，任何外国人没有1937年的护照签证，只能在西安停留24小时。官方恨透了报道边区的美国记者斯诺，姓斯诺的外国人，在西安是最不受欢迎的人，尼姆在西安受到西安警察局的警告和跟踪，要她立即返回北平。西安红军办事处因国共之间正处在谈判之中，所以在帮助尼姆这个对方认为是有越轨行为的人的问题上，持小心谨慎的态度。办事处向延安发报请示：有一位美国记者夫人要赴延安访问，同意与否，请示。毛泽东得知电报后，立即想到是斯诺夫人，他回电询问是哪一位记者夫人，当得知是斯诺夫人后，同意让其到延安。
这样，斯诺夫人就积极策划如何通过封锁线。她幸运地遇到一位愿意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骑士般的美国青年肯普顿·菲奇，他在西安为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工作。经他介绍，尼姆结识了一位斯堪的那维亚冒险家埃弗雷姆·希尔。他们设计了一个大胆的行动方案，几经周折，在一天半夜里从西安宾馆逃走，神奇般地驱车三个小时，终于逃离了国民党统治区，驶到了三原红军驻地。尼姆成功地来到了陕北，但这段冒险生活却拖跨了她的身体。
尼姆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和朱德便到她的窑洞里去拜访她。
尼姆对毛泽东的印象，如同她丈夫斯诺一样。她是这样描写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的：“毛泽东把他的椅子拉离桌旁，摘下他柔软的红军帽，让他那浓密得令人吃惊的黑发滑落到耳旁。他交叉着那美丽的、出奇的、强有力的、高贵的双手，好奇地看着我，甚至带着善意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力量，它一点也不象知识分子的普通的手，也不象工人阶级的手。毛很魁梧，而且就一个中国人而言，体格很健壮，他的手和他的体格很相称。”①尼姆很快和毛泽东建立了友谊。她对毛泽东说：“我丈夫一回到北京，我就尽快把你的传记打出来了。”“这是一个杰作，会给每一个读者以深刻的影响。于是我决定不惜任何代价访问你们的地区，我丈夫希望我从你这儿得到最后一章的材料”毛泽东亲切地点头。如同斯诺一样，尼姆给了毛泽东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毛泽东对她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其中有许多是要求解释看来似乎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呵呵地笑着说：“你知道，中国有些事是很奇怪的。”在谈话中，毛泽东有时征询式地问尼姆：“你的意见怎样？”虽然使尼姆有些紧张，但她后来弄明白，这是毛泽东诚恳地想知道一个美国人的想法。
尼姆是第一个和毛泽东谈论哲学的美国人和外国人。毛泽东知道尼姆在燕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并对黑格尔哲学深有兴趣时，便和她讨论哲学问题。毛泽东尽量通俗地向尼姆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一般的道理，并且同意和她合著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
7月4日美国独立节那一天，毛泽东和尼姆进行了“中国革命性质”的谈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一个美国人系统阐述中国革命性质的谈话。毛泽东实际上通过尼姆，向全世界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系统主张。这次谈话的内容，是毛泽东自1926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来，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所作的又一次系统分析。它表明了毛泽东的思想的连续性和发展的基本轨迹。如果说，毛泽东向斯诺着重介绍的是红军的历史，中共的奋斗目标等等，那么他与尼姆的谈话则转向了更深层次的主题，触及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认识和根本主张。毛泽东是要力图通过与斯诺和他的夫人的谈话，让美国和全世界真正地、全面地了解中共党人。
尼姆·韦尔斯在她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内幕》中，记下了毛泽东与她进行“中国社会性质”谈话的珍贵内容。这份谈话不仅使美国人和全世界人了解了毛泽东对中国性质的基本观点，而且也成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史料。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分析，较之1939年他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中，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要早两年多的时间，证明了他的思想的一贯性。
毛泽东向尼姆指出，就中国的性质而言，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社会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而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以农村经济为主要基础的小商业经济。这种小商业经济，也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比资本主义落后，但比最落后的自给自足经济略有一些进步。不过，中国也进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门槛。否认中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不明智的。中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以下三种成份构成：
①海伦·斯诺回忆录：《旅华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
1.民族资本；2.国营资本；3.外国资本。这三种成份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在中国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是与封建经济相冲突的新的经济形式。它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交通、工业、矿山等方面。不过，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在中国经济中取得主导地位。因为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国营资本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实际上，外国资本在许多生产部门中都超过了中国资本，甚至铁路等国营企业的资本也属于帝国主义所有。不仅如此，中国的关税也处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从总体上说是受制于帝国主义的。同时，封建经济的存在，也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全面看，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经济。而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占统治地位的是殖民地经济。这种殖民地经济决定了中国与帝国主义、私人资本的政治关系的性质。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毛泽东以深刻的理论分析，说明中国社会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毛泽东接着向尼姆指出，只要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不难回答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但是，托派不同意以上分析。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托派认为，关税独立证明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阶段业已过去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业已完成。后来他们进一步宣称，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封建主义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最近我看到托派的杂志。尽管他们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已经改变观点，承认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但就中国经济的性质而论，他们仍然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既承认中国社会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又一口咬定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这真是矛盾百出的逻辑。托派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估计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决不赞成这种观点。毛泽东深刻说明，托派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分析，实际上是要取消民主革命的战斗任务，而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民主革命为基础和前提的，否定了民主革命，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托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说法只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向尼姆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他强调，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又有妥协动摇的可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为什么不由资产阶级而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呢？中国革命与过去历史上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区别呢？原因在于，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状况之中，因此无产阶级的力量大于资产阶级。操纵中国大工业的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大工业的工人加上中国国营工业和私营工业的工人，其力量之大足以领导力量薄弱的资产阶级。全国工人约二百万，与全国人口相比较这是一个极小的数目，但与资产阶级相比较却是一股较大的力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共同压迫下，中国无产阶级形成了最为坚定的革命性。同时，由于国际革命力量的影响，特别是由于苏联无产阶级革
命的胜利，极大地激励了中国的无产阶级。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并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创立起来了。我们可以说，尽管数量不大，但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结合，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最强大的势力。
毛泽东分析说，在革命中，中国的无产阶级有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盟友，也就是中国的农民。中国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占80％以上，因为深受中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下，中国的农民不得不缴纳占收成50％至80％的地租，和30％至100％的高利贷利息。获得自己所耕着的土地所有权，铲除帝国主义的剥削，也就是农民所面临的问题。资产阶级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中才有可能。中国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强有力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同盟军。中国革命的第三个动力是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包括广大的学生群众、文化知识分子、小生产者、小商人和各种自由职业者。这几种力量的大多数都是站在反帝反封建革命一方的。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着重分析其两面性。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地位。他们既是革命的对象，又是革命的动力。他们有时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有时又动摇不定，甚至站在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方面。有时他们还站在地主方面，或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之所以如此，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兼有买办和封建的特性。当然，我们不能将买办包括在民族资产阶级之中。一般来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有自己的资本，不过其资本与外国资本或地主土地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至于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是完全依赖于外国资本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依赖于封建地主的。地主、买办与帝国主义相依为命，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在某个帝国主义直接占领中国并直接危害地主、买办之利益的情况下，地主和买办均有可能不反对甚至拥护针对这一帝国主义的斗争。因而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全民族的，除卖国贼以外的全体人民。这就是民族战线与人民战线不同的特点。统一战线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发动、发展起来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它才可能完善自身的组织并完成自己的任务。无产阶级是中国唯一觉醒的坚强有力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则不能承担领导统一战线的重任。由于中国政治与经济条件的特殊性，当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取得一定胜利、达到一定阶段后，必有可能转化成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共产党人是坚信这种可能性的。①..
尼姆记录的毛泽东上述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谈话的珍贵史料，成为中美人民相互了解的友谊见证。
紧接着，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哲学讲演，这是他在读了尼姆长长的问题清单后，并同意对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解释后发表的。毛泽东给尼姆的答复是：不能用形式逻辑来理解中国革命，而只能用矛盾的观点。尼姆认为毛泽东是实际运用辩证法的大师。她写道：“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如果他是的话，那中国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他是灵活的，愿意改革和研究的，最重要的是——忍耐——直到转折点。他等待最低点，然后在既不早也不晚的时刻，采取行动，扭转车轮，引导历史随之前进。”①..
①参见尼姆·威尔斯：《红色中国的内幕》，华文出版社，1991年，第199—207页。
8月，党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尼姆再次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把一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交给了她。尼姆表示离开延安后准备到前线去进行采访。毛泽东当即给她写了一封信给任弼时和邓小平，信中写道：“弼时、小平同志：斯诺夫人随军赴战地担任向外国通讯的工作，请你们给她以帮助，生活费等问题请为解决。”②时间是1937年8月19日。这封信斯诺夫人后来并没有用上。她离开延安后，本来想作为战地记者到前线去旅行一次，但在西安却碰上了她的丈夫埃德加·斯诺。他们坐快车到了青岛，这封信便一直没有用上。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作为贵宾出席华盛顿市为庆祝“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举行的正式招待会，海伦在42年后把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了他，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短信，是中美人民深厚友谊的最好见证。
尼姆·韦尔斯把她从4月30日到10月17日在延安采访的所见所闻，写成另一本轰动美国和西方的著作——《续西行漫记》。这是美国人第一本描写延安的书，也是由美国人记述的第一本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活动的书。她把这座“镶嵌在城墙上的珠宝和戴在群山上的王冠”古城，以及活跃在这一片古老大地上的最年青、最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人介绍给了美国人民。一个年轻的美国妇女成了延安故事的一部分。
尼姆的《续西行漫记》，第一次记述了朱德的自传和一大批红军将领的自传，在数量方面，超过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美国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斯诺夫人的热情也胜过她丈夫。”有时，她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描写达到了抒情的程度，她把红军描绘成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青年队伍，....最适的生存者，中国所曾产生的人物中最佳的典范”。“埃德加·斯诺基本上对中国共产党未加任何评论，而海伦·斯诺却尽情赞美她的共产党主人们。”①尼姆·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成为受美国和西方人民欢迎的又一本披露红军、苏区和毛泽东真相的畅销书，成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
几十年后，海伦·斯诺步入晚年，回忆起毛泽东在延安给她的深刻印象时，依然激动不已。她写道：毛泽东是一个有辩证头脑的复杂人物，他和他的事业是不能以西方的范畴来加以描述的，否则就不但不能说清，反而会搞得更加含糊不清，他是他同时代人中最乐观的人，但是他愤世嫉俗，不信任无能之辈。对于外界的影响，他比他同龄的中国人都更加开放——他以惊人的敏捷从谷物中挑出稗子，而又本能地识别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是巨形化的普通人，是中国的缩影，他是占他的国家人口80％的农民的化身，其余20％害怕他，但最后还是承认了他的权威，而且在毛泽东在世时也带着或多或少的崇拜心情跟随着。毛更象亚伯拉罕·林肯而不象其他西方人，甚至连他的高大、魁梧、自然的纯朴而高贵都相似。他也同样孜孜不倦、渴望学习，甚至1970年他还学习英语，为人民树立了榜样。毛泽东的特点是大——在各方面都如此，他总是确定某项政策和某种理论的大轮廓，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作为个人，他决不是微不足道的，也决不是自私平庸的，更不是有报复心理的，他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他是一个胜利者，并把胜利的进程作为享受，他的大部分胜利是思想上战胜别人而取得的。尼姆以激动人心的笔触回忆她在延安时，每次与毛泽东谈话后的心情时说：“我仿佛接受了阿波罗神谕”。①..
①海伦·斯诺回忆录：《旅华岁月》第285页。②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第9期，1984年。①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64页。
在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海伦·斯诺深深感到，毛泽东对美国人民抱着美好的感情，如同每个红军战士也对美国人民抱着美好感情一样。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美同人民的友谊，信任他们，喜欢他们，这是悠久持续的中美友好关系的一部分，这样深的友谊从未在其他任何一些民族中存在过。②海伦·斯诺对毛泽东个人的总括性评价，当然是她个人观察后带有个人观感的色彩，完全准确与否另当别论。但是毛泽东通过海伦·斯诺这些美国朋友建立的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是生动而又感人的。诚如海伦·斯诺所说，这不是个人的友谊，而是两国人民的友谊的最好证明。由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美人民的友谊，一定会世世代代继续下去。
美国《亚洲》杂志的编辑们眼中的延安和毛泽东1937年夏，海伦·斯诺在延安期间，还有几个美国人到达延安。他们中的A·比森、菲利普、J·贾菲和欧文·拉铁摩尔，是美国《亚洲》杂志编辑部成员；其他两个是《亚洲》杂志总编辑的妻了艾格尼丝·贾菲夫人和那位帮助海伦·斯诺逃出西安的西尔。西尔受雇把这些美国人送到延安。他们乘坐一辆破旧的老式雪佛兰汽车。贾菲先生扮成身患肾病到山区求医的美国富人，会讲汉语的拉铁摩尔给他当翻译，比森的身份则是搭车出去逛一圈的朋友。他们骗过了西安边卡的中央军军官，在崎岖的山路上和泛滥的河水中苦熬了四天，于6月21日神奇般地到达了延安。
《亚洲》杂志的几位美国编辑，在延安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用了很多时间和他们交谈。他们采访了许多红军的重要领袖。共产党的领导人，给美国客人留下了持久不忘的印象。差不多每一个较有声望的共产党官员，都成为这位或那位记者好奇心的对象，但朱德和毛泽东却是众目所视的中心。T·A·比森写道，毛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而朱给人的印象“几乎同样深刻”。毛举止随和，谈吐老练，肯花时间和外国人交往，很讨记者们喜欢。这位一支接一支吸烟的湖南人，把记者的会见安排在乡土气息浓厚的黄土窑里。从晚间开始进行，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昏昏欲睡的记者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这位精神抖擞的主人。《亚洲》杂志的编辑们，满怀激情，对延安拍了一系列照片，经过三天旋风式的活动，6月24日，这几个美国人怀着对延安的美好印象踏上了归途。
这一次访问，是美国人士对中共、苏区和红军了解的又一次巨大成功。
延安的精神感染了《亚洲》杂志总编辑贾菲，他认为延安是中国最生气勃勃的地方，特别使他感动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的陕北，推动文化和教育事业的进步。比森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上，这位对外政策协会的远东问题权威人士从延安返回后，确信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者，他们正在全力以赴弥合南京与他们的裂痕。欧文·拉铁摩尔根据事实认定，生气勃勃的共产党人既不是“掠夺社会的土匪”，也不是“为了夺权而夺权的军事冒险家”，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富于吸引力的革命者。这次成功的访问加深了美国人士对中共的了解，毛泽东稳步地推进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把中国人民正义而美好的事业不断展现给美国和世界人民，唤起了他们深刻的同情和支持。
①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277页。②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284页。
“7·7”事变之后，国共合作成立，抗战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为促进国际世界加深对中国抗战主张的了解，毛泽东和中共敞开延安的大门，欢迎美国和世界各国友人到延安访问，这便使更多的美国人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到毛泽东。
毛泽东给休斯留下的印象是一瞬间见到了永恒武汉保卫战期间，在延安首先见到毛泽东的是美国一个宗教团体的人士。1938年2月，由美国驻汉口圣公会主教鲁茨的女儿弗朗西斯·鲁茨、女执事朱迪·克拉克，另外两位美国传教士约翰·福特斯和查尔斯·希金斯，瑞士作家伊洛娜·拉尔夫·休斯组成的西北游击队后援会友好代表团，从汉口出发，前往山西八路军总部。他们在那里受到了八路军空前热烈的欢迎。之后，希金斯和休斯小姐到达延安，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地会见了她们，这给客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休斯在见到毛泽东时，感到自己“一瞬间见到了永恒”，她觉得毛泽东近乎神秘而难于理解，并写道：这位曾经是农民、哲学家、诗人、政治家和革命者的人，是“中华民族的化身”。此外，她还狂热地写道：毛泽东有一副“我所见过的最奇妙的面孔”。①延安的短暂日子也使她难忘。休斯小姐在谈到她对这个共产党首都的最初印象时说：“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里看不到一个乞丐。”②..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1938年3月，还有一位受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抗战的著名国际友人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他率领由加拿大和美国人组成的一个医疗队，经由武汉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欢迎了白求恩，在他离开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去时，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还风趣地对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毛泽东对白求恩的谈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白求恩到达晋察冀后，对聂荣臻谈起毛泽东的话，很认真地对聂荣臻说，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寺庙。②白求恩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毛泽东对内战中的西班牙保守党政治、军事领袖的渊博知识，令他惊讶无比。得知白求恩打算建立一个流动医院，毛泽东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白求恩觉得他坚信人民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无论打多久，他们都会最终取得胜利。“他是一位伟人”，会见后白求恩写道：“他是当代英豪”。白求恩为在延安和晋察冀看见的一切无比激动，惊喜若狂。他发现共产党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形成鲜明对照。“在汉口，我只看见困惑、犹豫等表现衙门气和无能的现象。而延安行政界则充满了信心，显得很有目的。在大城市，我一路上只看见半封建社会的景观——凋敝污陋的住宅、肮脏的街道、衣着褴褛的行人。在延安，整洁的街道分割古旧的建筑，行人似乎都清楚自己去向何方。”①..
这位加拿大共产党员，以不知疲倦和无私无畏的精神，战斗在山西、河
①伊洛娜·拉尔夫·休斯：《鲨鱼翅与小米饭》（波土顿1944）第283—284页。
②伊洛娜·拉尔夫·休斯：《鲨鱼翅与小米饭》（波土顿1944）第283—284页。
②《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487页。
①〔美〕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第217—218页。
北地区。他担任晋察冀边区的医疗顾问和八路军的战地医生，在最简陋的条件下大量抢救中国同志的生命，自己却在1939年11月12日，因抢救伤员而被感染中毒逝世。毛泽东为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逝世深感悲痛，他挥毫撰写了传之后世，并使广大革命群众深受教育的《纪念白求恩》一文。毛泽东高度称赞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白求恩以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拓展了加拿大人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毛泽东号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学习他。
一个把毛泽东介绍给美国人民的新英格兰人“7·7”事变之后，有一个新英格兰人詹姆斯·贝特兰在延安会见了毛泽东。这个人虽然不是美国人，却有两方面的理由值得提到他。1937年夏，当欧文·拉铁摩尔在延安时，毛泽东曾经向他表示，欢迎所有国家的人士前来考察中共的政策。詹姆斯·贝特兰便是籍着这个机会，第一个前来延安的非美籍记者。而他访问解放区和毛泽东之后，所写的一部著作《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1939年首先在美国纽约出版，这本书在美国人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年美国旧金山的一位先生，为了表示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从万里重洋之外，寄送了一册给当时的燕京大学孑民图书馆。詹姆斯·贝特兰虽然不是美国人，但是他在促进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他用客观公允的笔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的声音，把中国人民英勇而艰苦的抗战情形，真实地介绍给了美国、英国和世界人民。
詹姆斯·贝特兰到达延安，也有一段有趣的经历。1937年9月初，他同埃德加·斯诺和邓颖超一道，离开了日本人占领的北平。贝特兰和斯诺将邓颖超以保姆的名义偷偷带过日本人的封锁线，便向西安进发。9月中旬，他们在西安会合。贝特兰为了躲过西安当局的检查，藏在八路军卡车后面的大米袋下离开了西安。十天后，他兴奋地到达了延安。
詹姆斯·贝特兰对毛泽东的印象又有一番不同。在他的笔下，一个栩栩如生、极具个性的毛泽东活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