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恰逢抗日军政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和开学典礼。贝特兰接到正式邀请，并告知毛泽东将在典礼上讲话。当会议尚未开始时，贝特兰被带到前排坐到一个木板凳上。这时，在他的身旁，一个个子高高的、身体微微弯曲的人站起来，向他伸出了手。在褪了色的蓝军帽的帽沿下，他看到了一双眉头微微皱起而又敏锐的眼睛。
毛泽东给贝特兰的第一个印象是如此鲜明，在见面的瞬间，便把过去因受各种奇怪说法影响而造成的印象，从头脑中一扫而光。他写道：“过去，一些外国作家根据一些传闻，很不负责地把这位最出名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描写成一个头脑疯狂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狂热病人等等，也许是由于听信了有关毛泽东的一些传闻的缘故，同他给我的这个初次印象相比，使我颇觉意外。毛那丰润、没有皱纹的脸庞，依然年轻的体态，象书生似的微微驼着的背，尤其是他那孩子气的、顽皮而极富感染力的愉快心情，同我听到的有关他是‘铁的布尔什维克’和红军作战统帅等等传闻相去甚远。”①坐在这位英国记者旁边的毛泽东，既不是一个狂人、也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有个性、感情丰富的人。
①（英）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在后来和毛泽东的谈话中，这位友好的英国记者，决心以公正的笔触向全世界公众还以毛泽东的真实形象。他写道：“只要同这个人有最简短的接触，他丰富的人情味和幽默感，便足以推翻人们种种奇怪的猜想。毛泽东是中国头脑最冷静、最有条不紊的人。与他谈话，你马上会意识到他头脑灵活、思路清晰，意识到一种巨大的知识和力量。除了渊博的知识外，他处理任何问题都非常实际，而且对自己的同胞有深刻的了解。毛泽东的演说中并没有使用什么技巧，相反，他说话操着乡音，不断表现出农民那种生动的幽默，使用的是连12岁的“小鬼”都能听懂的直截了当的、实实在在的话语。他讲话中的“土话”和“习惯表达方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毛泽东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在生活中尽可能紧密地与人民打成一片，特别是与中国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对政治理论的掌握——无疑是要归功于大自然的恩赐———个有过良好训练的大脑和惊人的记忆。他博览群书、兴趣广泛。他那种敏锐性、灵活性，代表了中国人智慧的精华。主宰和控制这个头脑的是经过锻炼的、雄心勃勃的人的意志。
与海伦·斯诺的印象不同的是，贝兰特不认为毛泽东只是抓大的方面，而把细节留给其他人的人。他认为，毛泽东不同于一般的中国人（或者至少不同于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非常好地抓住细节，他是一个对细节并不放松的人。他既能集中从事眼前的工作，又不忘记最终的目标。这位英国记者肯定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列宁”，他是中国人中有着“无以伦比的冷静和稳定思想的人”。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具有巨大智慧力量和沿条理清晰的思路自由而准确运转的大脑。他由衷地赞美道：“中国革命没有列宁，但如果说有谁同中国民众之间的关系，就象列宁一生同欧洲工人的关系一样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毛泽东”。①10月25日，毛泽东对中国抗战的一系列问题和贝兰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个对抗战初期情况和抗战发展前景作精辟分析的谈话，很快被贝兰特传到世界人民之中，以后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
把毛泽东的游击战略运用到美军训练和实战中的美国军官——卡尔逊如果说贝兰特是第一个访问延安和毛泽东的非美记者，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便是美国军方第一个访问延安和毛泽东的现职人员。
埃文斯·卡尔逊是美国一个公理会教长的儿子，1912年加入美国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退伍，被授予上尉军衔。1922年他加入海军陆战队当志愿兵，从1927年到1929年，后来又从1933年到1935年，卡尔逊作为美国一名情报军官在中国供职。那时，他是一位对游击战争略有所知的职业军人。1937年6月15日，卡尔逊启程赴远东之前，应约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了一次长谈，罗斯福要求卡尔逊直接写信给他本人，向他通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总统提出，他们两人之间的通讯必须绝对保密。从1937年起，卡尔逊便定期向白宫报告他在中国的见闻。
早在1933年，卡尔逊与斯诺在上海期间就有很频繁的交往。1937年，他再次到中国后，就向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提出到延安考察的申请。斯诺为他来到上海八路军办事处，要求拍发一封电报给毛泽东，接着，卡尔逊便到达西安。在那里，卡尔逊以美军观察员的身份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的身份，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再次向毛泽东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
①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第114东。
12月10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通知卡尔逊，毛泽东已批准他去山西的八路军前线部队，同时回电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欢迎卡尔逊到延安。卡尔逊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去山西的征途。卡尔逊在山西会见了彭德怀、朱德、任弼时、林彪、左权。接着又在前线会见了刘伯承、薄一波、徐向前、张浩、陈赓、陈锡联，在阜平会见了聂荣臻。最后，在会见了贺龙之后，他在山西临汾结束了这次印象深刻的旅行。其时间是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历时51天，行程1000英里。这次旅行会见了八路军几乎全部的高级将领，亲自领略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他对红军总司令的喜爱竟达到“敬之如父”①..的程度。这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几乎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表示他对这位红军总司令员的仰慕之情。卡尔逊认为，朱德具有罗伯特·E·李式的慈样，亚伯拉罕·林肯式的谦恭，U·S·格兰特式的坚韧。①..朱德和红军的游击战术，对他一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八路军和他们的战术怀着深深的敬佩之情。
1938年5月，卡尔逊再次到达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他会见了林伯渠。林伯渠对这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事观察家访问延安的计划给予热心支持，亲自为他给毛泽东和延安其他中共领导人写了介绍信。同时，国民党方面蒋鼎文也给他写了去榆林见邓宝珊、高双城，去内蒙古见马占山、傅作义、何柱国、门炳岳的介绍信。因此，可以说卡尔逊此行，既具有美国官方派遣的意义，又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
5月5日，卡尔逊到了延安。在延安逗留期间，卡尔逊和毛泽东进行了两次长谈。毛泽东和他的谈话，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向一个具有官方身份的美国人进行的谈话，而且这个人有定期向美国总统报告中国情况的任务。卡尔逊对毛泽东的印象，是美国官方人士对毛泽东形成的第一次直接的印象。
毛泽东与卡尔逊的第一次会见，是在一个晚上。毛泽东的工作室里点着一支蜡烛，卡尔逊一进屋，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他那狮子似的头主宰着很健美的体魄，又长又厚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随便地向后梳着，一双和蔼的眼睛望着卡尔逊。这是卡尔逊形成的第一印象。毛泽东和他紧紧地握手，脸上满是热情的笑容。毛泽东以柔和的低声调向他表示欢迎：“我听说你跟我们的部队一起活动了，我很高兴在这里欢迎你。”
卡尔逊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追忆当时的情景说：“黯淡的烛光，极简陋的陈设——一铺炕，一张木桌，几架书籍，也许最主要的，毛本人高深莫测的气氛，使我感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面前就是这位伟人，他提供了中国现代的自由思想的基础，他非凡的组织能力建立了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机构的基础。同朱德一起，他领导了艰苦的六千英里的长征、到达了比较安全的黄土高原。他的卓越的洞察力，使山西、河北的抗战方式如此有效地抵销了日本现代武器的优势。”①毛泽东和卡尔逊就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畅谈，内容涉及战争、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各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一个成功的世界组织的成员们等等。毛泽东向卡尔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抗战的战略战术，以及未来的中国应当奉行的外交政策。卡尔逊惊奇地看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具有很扎实的面向实际的一面。他把建立一个廉洁的、民主的政府作为中共近期的奋斗目标：“我们训练干部要生活简朴、秉公执政，诚心实意地帮助老百姓解除困难。我们相信好一点的生活来自发展民主，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我们认为，经济生活应以合作社为基础。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的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的。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然后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卡尔逊在毛泽东坚定的理想中看到了毛泽东脚踏实地、从容不迫的奋斗精神。
①迈克尔·布兰克福特：《受欢迎的美国佬：海军陆战队近战兵卡尔逊生平》，波击顿1947年版，第199页。①罗伯特·E·李：美国南北战争时南军总司令；U·S·格兰特：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北军总司令。①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第150页。
他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一席谈话，毛泽东给这位美国军方观察家留下了这样难忘的印象：“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①毛泽东坚韧不拔，理想高远、脚踏实地、乐观自信以及艰苦朴素的品质感动了他。他看到这位红军战士拥戴的领袖，象农民一样，在他的旧烟斗里装上长长的、多筋的中国黄烟叶，以致心中为之难受。他默默记在心中，要送他一个新烟斗和一些美国烟草。
1938年8月7日，卡尔逊重返汉口时，他简直不能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缄默不语了。”他不顾自己的外交官身份，欣然与麇集汉口的美国及欧洲记者们进行广泛的交谈，他盛赞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机构和制度。他精神抖擞地把他在游击区所见所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激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美国和欧洲记者。“他毫不怀疑地相信，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可以建设成功。他不惜以最美好的言辞来赞扬他亲眼见到的共产党地区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对那些兴致勃勃地倾听他的发言的记者们满怀热情地说明情况。”②使记者们感到惊讶的是，他有问必答，并且毫不介意他们在电讯稿中提到他的名字。
卡尔逊的看法与美国海军部的看法大相径庭。特别是卡尔逊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对于美国来说具有危险性，这使华盛顿方面颇不满意。他把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当作典范来加以宣扬，在华盛顿方面看来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卡尔逊接到不准在公开场合下发表谈话的命令。1938年9月17日，卡尔逊的上级通报说，要严厉追究他对这些活动的责任。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人劝他谨慎从事，但是卡尔逊却坚持他看到的都是事实，他讲的也是事实，没有讳言的必要。接着卡尔逊采取了激烈的行动，他辞去了军职。他解释说：“我希望能够根据我自己的意愿自由他讲话和写作。”1938年12月末，卡尔逊回到美国，他被良心驱使着“象一个着了魔似的人”那样去说、去写。
卡尔逊不仅向公众发表演说，还为好几家杂志撰稿，并且出版了《中国军队》和《中国的双星》两本书，他的后一本书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由于他是当时目睹共产党军队以及游击战线的第一个美国军人和官方人土；他两次巡游北方，在延安和华北敌后，亲自和毛泽东以及一大批八路军高级
①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第153页。②〔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219页。
将领进行过深入访谈；他的脚迹遍布五个省、行程不下三、四千公里，因而他的《中国的双星》成为少数几本着重介绍八路军和敌后游击队著作中的一本。这本书出自一个具有军事眼光的美国军人之手，应时在美国出版，使抗战中的毛泽东、共产党、八路军为美国人民所了解，产生了重大影响。卡尔逊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表达的深厚的友谊，也使美国人民深受感动。他对霍尔东·汉森介绍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他所遇到过的“最无私的人”，“一位走在时代前面五十年的天才”。他介绍延安说：“这里的同志友爱同八路军一样。到处是和蔼可亲、无拘无束，其诚实和坦率很吸引人，使人耳目一新。每一个人都对你直视，不妄自尊大，也不胆小怯懦。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大家平等，人们很快乐满意。”①在以后的三年中，他在美国不断地就他在华北敌后的经历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即使是讥笑、批评和攻击都不能使他屈服，要他停止发表他所相信的东西是办不到的。卡尔逊的行动代表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以后，他又参加了美国的进步民间组织“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并担任它的第一任主席。这个组织旨在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争取美中人民的友谊发展。
在卡尔逊受美国海军部攻击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却对他的言论极感兴趣。罗斯福阅读他从中国战区转来的一切报告，虽然这些报告并没有对罗斯福的政策发生什么重大影响，但罗斯福对卡尔逊是抱信任态度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支持卡尔逊提出的计划，建立海军陆战队突击队这样一种类似八路军游击队的一种特种部队。罗斯福的儿子詹姆斯，曾是卡尔逊特种部队的主任参谋。他后来成为第二突击营营长。卡尔逊把斯巴达式的体育锻炼，同八路军中的官兵一致的战友关系结合在一起进行训练，取得很大的成功，罗斯福将他提升为准将。之后，他灵活运用从八路军那里学来的经验，袭击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岛屿，取得了出色战绩，以卓越战功三次获得海军十字勋章，使他成为太平洋海战中的传奇英雄。
美联社记者汉森说，毛泽东是一位完全无私的人值得一提的是，与卡尔逊同时深入山西前线的另一位美联社的年轻记者霍尔多·汉森。1937年7月，他骑自行车从北平来到河北农村，在共产党的游击区考察了两个月之后，返回北平。1938年夏，他又受美联社委派，对山西、陕西进行了两个半月的访问。在延安，他以美联社记者的身份采访了毛泽东，这是第一个美联社记者与毛泽东发生的直接接触。汉森和卡尔逊的看法一样，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谦逊的、“完全无私的人”；毛泽东是继斯大林之后“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袖。”①毛泽东告诉他：“我们要创造历史，而不是重复历史。”②这种宏伟气魄使他惊叹不已，他从中认识到中共的长远目标和中共的奋斗精神。汉森撰写的《人道主义的努力》和卡尔逊所著《中国的双星》一样齐名。1939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书评，称这两本书为描写战火中的中国和敌后的中国的两本互相补充的新书。
美国教派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ICG）记者会见毛泽东1939年共有9位外国人到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春，由一位曾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年轻的美国教授安德鲁·T·罗伊和罗伯特·布朗博士，以及从教派
①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第147页。①转见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6O—161页。②转见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6O—161页。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ICG）新闻记者身份来到中国的乔伊·霍默小姐访问了延安。霍默小姐在重庆时曾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盛大欢迎，国民党铺开红地毯隆重地欢迎这位美国客人。佳肴之丰盛，使她“总是消化不良”。她在与共产党接触之前是亲国民党的，她对中国的政治态度与设想也是明确的、反共的。她满以为在延安会看到凶恶的俄国代理人和冷酷的中国布尔什维克。但是，当他们这个三人小组经过长途跋涉到延安时，竟然大失所望。他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给她的印象，与她头脑中的印象一点也不同。她描述说，这位共产党主席相当幽默，有着“一副男孩子般的相貌”。这位中国的列宁的头脑，却“象钢铁一样具有锐性和韧性”。①乔伊·霍默的结论是：毛泽东和中国的红军是“大量流传的谬论的受害者”，他们是年青的、有热情的、有能力的、爱国的，甚至是“可爱的”。她最后的评价是：他们确实是“好人”。①..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访问毛泽东1939年夏，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一位在中国居留了30多年的美国人访问了延安，他就是乔治·A·菲奇，这位长老会牧师陕甘宁之行所抱的特殊目的，就是要用事实驳斥那种说中国红军对总司令（指蒋介石——引者。）不忠的“洪水般的恶意宣传”。经过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之后，菲奇毫无疑问地坚信，中共和红军具有“绝对的爱国主义”精神。
斯诺再次访问毛泽东1939年9月，正当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再次实施严密封锁的时候，斯诺以一名得到政府承认的组织——中国工业合作社的代表的身份到西北旅行。他的官方任务是视察工业合作社在延安的仓库。他顺利地通过西安的关卡到达延安。
在延安，他看到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共产党的军队扩大了三、四倍，现在防守着几千英里的新地区。共产党在延安有了整块不大的根据地，在这里除了轰炸打扰以外，可以安稳地培训成千名新的军政干部，建立起自己的机构。物质条件改善了，农业生产也有了发展，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新的机构设在窑洞里或隐蔽在山沟里的新建楼房里。毛泽东问斯诺：“延安比保安好，是不是？从1936年你访问我们以来，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给我们一点时间，如果我们按目前的速度不断进步，到1945年我们就可给你看一点成绩了。”①在斯诺眼里，整个延安都是新的，他在听了《黄河大合唱》演出后，与毛泽东一齐走出剧场。毛问他：“你觉得怎样？”“好极了，在燕京大学听唱《弥赛亚》以后，这是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大合唱了。”毛泽东坚定地回答他：“是的，这跟我们在保安的演出大不相同了。”
9月23日和26日，斯诺对毛泽东进行了两次访问。毛泽东给斯诺的印象是，这位中共领袖，在日寇占领中国半壁河山，蒋介石重新祭起反共法宝所造成的种种困难面前，没有一丝惊慌失措的表现。相反，他表现出不寻常的安详，好象什么事情也不会使他烦恼。他日见宽宏大量，与蒋介石的日益暴躁，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他发现毛仍然住在窑洞里，不过陈设较保安时稍有改进。他住的是三间：一间书房，一间寝室、一间客房。墙上抹了白灰，
①乔伊·霍默：《中国的曙光》，波士顿、l941年，第253页。①转见肯尼恩·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61页。①埃德加·斯诺：《一九三九年重访陕甘宁边区印象》，《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第100—101页。铺了砖，略有一点装饰。但除此之外，还是很俭朴。毛仍然只有两套制服和一件棉大衣。除此之外，他真是身无长物，他象以前那样深信他的共产党最终将在中国取胜，而且照常通夜为这个目的工作。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了解着世界大事，分析着政治形势，他在晚上处理工作之前，总要读完附近军用无线电台抄收的一大叠新闻，从山西前线来的，从全国来的，和从外国来的消息。
9月23日，毛泽东就各种问题同斯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意见交换。罗斯福的外交政策，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分歧，中国的工业合作社，统一战线中的新问题，苏联对欧洲的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当天报纸上的新闻等等，都是他们谈话的内容。
在和斯诺深入探讨美国的国际政策时，毛泽东认为罗斯福将使美国参加这场“纯粹帝国主义战争”。他指出，在苏联未参战的情况下，在张伯伦把英国拖入战争之前，这场战争或许还是“进步的”，现在它是纯粹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美国的共产党人过去支持罗斯福，但是如果他决定美国参战，共产党人就不会支持他了。
毛泽东认真地探讨了美国两党对待战争的态度。他很奇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执政的民主党的参战主张得到了共和党的支持，而这次战争又是民主党执政，罗斯福正在呼吁改变美同的中立政策，希望率领美国参战。但是共和党人却始终强烈地支持孤立主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共和党不是代表大金融资本吗？他们不是能从战争中发横财吗？斯诺回答毛泽东：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中，各类资本的势力都可以找到，“大金融集团”的魔手伸进了两党内部。公众舆论的变化（包括劳工界的意见），能够导致共和党改变原来的立场。例如，在废除美日通商条约时，舆论便对共和党人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接着指出美国政策的矛盾，他指出，尽管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美国商人仍然继续把原料卖给日本，而且数量比以前更多。斯诺则认为，苏联在这方面也毫不例外，毛泽东笑着回答他：斯大林是从罗斯福那里学到这一些的。
斯诺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即“工合”）的原委，从上海的发初时期，经国际委员会确认，直到海外的基金筹备委员会，并强调了“工会”对游击区的价值。毛泽东声明，他非常支持美国友人及其他国际友人在中国搞“工合”运动，并发表了支持“工合”的声明，同意斯诺将他的声明在美国和海外华侨中广泛传播。之后，毛泽东和斯诺对美国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了天南海北的闲谈。
斯诺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毛泽东谈话的特征。在谈话时，毛泽东善于把复杂的问题讲得连没文化的人也听得懂。他惯用俗语和家常作比喻；他从不向听者说大话，而总是以平等的口气和人谈话。他和人民是交心的；他和群众的思想从来都是通的。毛说话一长，总要说些家常的俏皮话，或者简练的警句。他似乎是靠在所有辩论中取胜，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的。他有广博的学识，在辩论中熟练地运用辩证法。他的策略很有意思。他极少从正面攻击对手。他这里攻一下，那里攻一下，迂回包抄对方的立论，一个一个地驳倒对方的辩护词，直到把对方完全困住，最后用一句妙语或者有力的逻辑把对方打跨。他喜爱和人们接触，使人们欢笑，同各色各样的人在一起都很自在。
9月26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和他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主要是对统一战线问题、国际问题作了回答，毛泽东允许斯诺将他的谈话内容向全世界公布。1940年1月13日和20日，斯诺将毛泽东这个具有科学预见性的谈话，全文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斯诺这次访问延安大约10天功夫，9月28日，延安各界召开了欢迎斯诺等人的大会，毛泽东以“欢迎久以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先生”开始他的演说。他指出：“民国廿五年斯诺先生第一个首先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通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①毛泽东通过对斯诺的欢迎和期望，表达了发展中美人民亲密友谊的愿望。
1941年斯诺在美国出版《为亚洲而战》一书，详细报道了他1939年重返西北抗日根据地和会见毛泽东的见闻。在这本书中，他把“大部分的篇幅和同情都献给了中国共产党人”，而对国民党独裁的、半封建专制的统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酸洗”。这本书再次在美国人民中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T·A·比森称此书的部分章节为“必读之物”。《基督教世纪》周刊总编辑保尔·哈钦森认为，任何一个美国人，只有在读过斯诺这本杰作之后，才有权谈论美国的远东政策。①..
斯诺对毛泽东的访问，大概是至1944年前最后一位美国人对毛泽东和延安的访问。国民党对陕北边区的严密封锁，使延安几乎又回到1936年前的铁桶合围状态。与1936年不同的是，共产党人可以通过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向外发布一些消息。
1937年至1939年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和中共大大拓展了与美国各界人士的关系，太平洋两岸中美人民的友谊日益密切，并通过共同的反法西斯事业而不断加深，美国各界人十对毛泽东和中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把对他们的印象传遍全世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及红军的勇士们，以传奇英雄的形象被美国人民所广泛接受，美国官方也不得不注意到毛泽东和红军的存在及影响。这一时期，毛泽东和美国的交往虽然总的还处在民间交往的阶段，但是它已为实现官方间的接触准备了条件。
①《新中华报》1939年9月29日。①转见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02页。
四、1944年：毛泽东与美国官方记者和人员初步接触
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
1939年以来，国民党对西北边区的新闻封锁达到了新的顶峰。它不顾外同新闻记者和舆论的强烈抗议，再度把边区用厚重的黑幕围起来，连一丝光线都不准漏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重新打破封锁而斗争，他们热烈欢迎美国和欧洲记者到边区访问。这场打破新闻封锁的斗争，再次以中共的辉煌胜利载入史册。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再次拓展了他和美国人士的交往，推进了中美友谊的发展，和美国官方记者和人员建立了初步的接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为最后战胜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特别是为了最后打败日本，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力量。他们不得不重视中共、八路军和敌后根据地的强大力量。但是，他们很少能得到中共的真实情况。据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回忆说，个别穿越国民党封锁线的外国旅游者，“被视为从火星上来的人”；他们被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包围，问这问那，往往弄得精疲力尽。美国和英国官方出于自己的利益和需要，1944年3月，向中共提出要求，拟派美国、英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抗日根据地了解八路军力量，及敌后根据地的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这一要求引起毛泽东和中共高度重视，情况表明，中共与美、英官方建立直接接触关系的可能性已经到来，这有利于促进中国抗战的胜利。3月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常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请其转告外国记者团，电文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致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①同时，周恩来井请董老通知当时驻渝的《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延。
赴延记者团的成行受到国民党刁难，他们怕外国记者看到事实，揭穿他们对中共、八路军和边区的种种造谣诬篾。但是，这一要求不仅出自美、英记者，而且得到各国外交使节的支持，具有官方的性质，这就使国民党不敢公然拒绝。在英美记者们的一再追逼下，国民党只得表示同意。
这次赴延安的主要是英美记者。他们是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箴言报》的记者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日报》、《同盟劳工新闻》和《悉尼先驱晨报》的记者爱泼斯坦，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伦敦《泰晤士报》和合众国际社的记者福尔曼，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多伦多明星日报》的记者莫里斯·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和《中国通讯》的夏南汗神甫，以及苏联塔斯社记者普金科。记者团于1944年5月17日离开重庆到达西安，国民党在那里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洗脑工作。他们满耳灌入的是红军如何种植鸦片，如何打击、反对国民党并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又如何避免与日本作战，以及使用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等暴虐的极权主义手段统治人民等等。他们竭力使这些外国记者相信，他们将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阴森恐怖的地狱。
其实，国民党的洗脑工作做得越彻底，就越暴露出他们的虚弱无能。而回答他们的事实，将给他们以响亮的耳光。外国记者一踏上延安的土地，他们立即感到过去蒙受了国民党的谎言和欺骗。记者们首先在南泥湾看到了生机勃勃，一派动人的大生产景象。然后他们又在延安交际处的“足食园”商店，看到了摆满货架、琳琅满目的牛奶糖、梨脯、饼干、核桃酥、鸡蛋糕、月饼、葡萄酒、梨子酒等商品，简直不胜惊讶。到哪里去找国民党所说的民不潦生、饿殍遍野？早餐时，英美记者见到的是一面盆的牛奶和稀粥，一盘盘的鸡蛋、面包、慢头、酥油（土制奶油）和小菜。如此丰盛，使他们兴致勃勃，狼吞虎咽。国民党的种种捏造，不揭自穿。原来英美记者在重庆时，早餐也只是稀饭馒头，对牛奶已经“久违”了，偶尔有时能买到一个鸡蛋就心满意足了。
①《中外人士访延纪实》，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页。
1944年，已到了抗日战争的关键年头。蒋介石积极准备抗战胜利之后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力量，把中国推向更加专制和黑暗。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和中国的光明前途，强烈要求建设民主政治和联合政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借美国记者和中外记者访问延安之机，重申中共的一贯主张，鲜明地阐述中共的观点，以便争取国际舆论和友好力量的支持，同时唤起民众，共同制止国民党的阴谋。
6月12日下午5时，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后面的会客厅接见中外记者。
毛泽东出现在记者们眼前。在记者们眼中，他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旧没有扣的，一如他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象在注意听取对方的姓名。他依然一口湖南口音，态度儒雅，词令安排恰当而有条理。从头到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演说。①..他热烈祝贺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战场的开辟，同时着重申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一贯态度和建设民主政治的要求。
毛泽东说：“关于中国国内的情况，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早已见于中共中央屡次文告及报纸，今乘诸位先生来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①..
毛泽东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他肯定抗战胜利必须依赖于国共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团结，而要实现真正的团结，就必须给予人民群众以民主的权利，不仅现在团结抗战需要民主，“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建设一个新国家。所谓民主，就是人民作主，人民享受国家各种权利，做国家的主人。而人民应当包括广大工农、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拥护新国家的人们。我们要实现政治的民主，就是人民要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自由，实现军事的民主，就是要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建立民主关系；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不要妨害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成其发展。党务民主，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以民主建国，才能真正建设一个人民拥护、前途光明、独立富强的新国家。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
①赵超构：《延安一月》，重庆南宁新民报社，1944年11月。①《毛泽东谈中共的希望与工作》，《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才能战胜敌人。将来才能建设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
毛泽东关于民主抗战和民主建国的根本主张，符合民心，符合中国实际，符合社会进步；反映中国共产党为着全体人民而奋斗的坚定信念。使美英记者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他们强烈地感到，被蒋介石诬蔑为“专制”、”分裂”的中共党人，才是中国民主势力的真正代表，才是和世界民主势力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爱泼斯坦会见了一位伟大的历史性人物12日毛泽东的会见，使英美记者兴奋不已。他们酝酿单独采访毛泽东，这个愿望得到中共中央允许。
一天，毛泽东决定个别接见美联社记者斯坦因。适逢那天组织记者团集体参观，国民党方面记者团的领队邓友德发现斯坦因不在，大发脾气质问中共接待人员。接待人员回答：斯坦因去不去只好听他自便，我们解放区有新闻采访自由，你们团有你们的纪律，你是队长，可以执行你的职权，请你亲自去请斯坦因来上车就是了。邓友德自知去请斯坦因，必然碰一鼻子灰，悻悻地只好作罢。斯坦因摆脱了国民党对外国记者的控制，单独见到毛泽东，使其他英美记者受到了鼓舞。所有英美记者都纷纷要求单独见毛泽东、周恩来和朱总司令，他们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毛泽东和美国这批官方记者会见，再次证实了斯诺、卡尔逊的报告的真实性。他们会见的不是一个尚未执掌政权的共产党的领袖，而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巨人。美国记者们急不可待地在自己的通讯稿和著作中，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传达他们对毛泽东的良好印象。
爱泼斯坦在《毛泽东印象》①一书中，肯定了他在延安会见的是一位世界历史性的伟大人物。他写道：我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我并不觉得这话说错了。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场上完全反对他的人在内，都有同样的印象。毛泽东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以及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逊。他和读者相处是独特的。他从不给你一次半小时或一小时的访问，他要就干脆不见你，要就抽出半天功夫。他答复问题非常详尽，并刺激你和他辩论，然后再加解释，直至他确实知道你不但明白他的论点，而且明白他引以为立论根据的实事和见解为止。
他的主要特征是深思熟虑。他的声音、风度是沉静的。而有一个事实比一大堆言辞更有力。在1924—1927年，当中共其他的人正在辩论抽象的理论和作出错误的决定，而且这些错误使国民党把他们的运动浸在血泊里的时候，毛花了很多功夫，很有耐性地调查华中农村情况，并且在农民的直接痛苦之上组织农民。
他自己是农家子弟，他永远不忘记中国人民之中有80％是住在城市以外的人，今天他在农民和土兵身上所花的时间，依然比花在较高级的人身上的时间多。在他的柔和然而尖刻的讥讽之中，有很大部分是对付“我们的书蠹，”他们知道罗马、希腊、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历史、社会问题以及文化，但对五里以外发生着的事情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怎么办。
在预测中国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一直永远是正确的。在1935年，他预言了未来的中日战争和过程和战略发展，而他的关于游击技术的著作，曾经激发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逊和英国的温格特将军等人的兴趣。
斯坦因向美国人民展示了一个与中国人民有血肉联系的伟人，斯坦因也毫不置疑地相信毛泽东是今日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在《毛泽东会见记》中①，更详细地记下了他对毛泽东的各方面的印象。他写道：在中国西北的一个小城——延安，几个涂刷着白粉的窑洞的一间古朴“住宅”中，住着一个人，他，我相信，是今日世界上最伟大、最受爱戴的政治领袖之一。
①参见爱泼斯坦：《毛泽东印象》，以沛等译，南通新华书店出版社，1949年5月。
100万党员，以一种我所从未见过的无比热情，以及对于任何中国人来说都少有纪律，遵从着毛先生的理论教导与实际政策。这主要是自动做的，因为党员们每天都看到毛泽东如何寻求并利用他们的意见，以制定政策。
其余在共产党管理下绝大多数人民也随从着他，因为他们明白，他自己和他的党的基本原则，是从一切爱国人民的群众观点出发，来计划并实行一切政策，这是他在同非党人民的日益增进着的民主合作中，所发展了的制定的实质。
毛泽东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和党的创立者，过去是一个教师，现在仍然还是，这就是他实行领导的情形。这就是所以能够从刻板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所以常有时间同各方面的领导者们，同人民，同纯朴的农民以及同任何向他寻意见或关切的人们的谈话的原因。
但是，当我在几次与他长谈的时候，他所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变为政策交还给他们。”
斯坦因详细描述了他和毛泽东谈话时的情形，他以细腻的笔触写道：毛泽东给我一段充分的提问题时间。我从来未遇见过我的访问对象像他这样耐心。
我们的会面从下午3点到夜里3点。我们在郊外他的四个窑洞“房间”的接待室里谈话。这是一个小的高度拱形的窑洞，四壁被粉过，布置简单，往外可看到一个农民的老果树园。毛泽东坐在一把旧椅子上，接连不断地吸着香烟，吸吮着烟气的时候，象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所特有的一样，发出一种奇异的响声。我坐在一张钉有强力弹簧的沙发上，我的笔记本放在一张摇动的小桌上，象美国训练的《自由日报》的助编一样，将他所说的话全部记下。毛泽东不时地在窑洞内来回走动，有时高而巨大的身躯站在我的面前一会，他的眼睛有几分钟地盯视着我，以一种安静的态度，缓慢地有条不紊地谈着。
在一棵老苹果树下略进餐食以后，我们在室内续谈。有两支蜡烛放在我们中间，毛泽东巨大的影子被映到窑洞拱形的顶上。他看到我在摇摆的桌子上写字不方便，跑到果园里，捡了一块平的石块回来，将桌子的一条腿垫平。
我们不时地喝着葡萄酒，在我们谈话期间，一盒盒的土造香烟都给吸完了。
一人夜晚，我几次提议告别（虽然我是急于要问他许多问题的），但他都不听。他将给我更多的访问次数。他说，为什么不在今夜继续下去，尽可能多谈一些呢？直到早上3点钟，我最后决定要走。我已神色困倦，四肢发痛，眼睛发红，而他却是清醒活泼，吐谈不乱，一如昨日下午一样。
①《新华日报》，1945年9月4日。
毛泽东不躲闪我的任何一个问题。他的信念是忠诚的，就感动了我。他辩论的逻辑，强烈地对照着我在边区5个月来天天见到的，社会的与政治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