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批评“反冒进”到“大跃进”
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一穷二白”。如何迅速改变这种“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一个牢固的物质基础，这是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在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出现后不久，毛泽东已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问题。
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两篇序之间的时间问隔虽短，但却反映出毛泽东思想上的重大变化。第一篇序言的中心是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反冒进”。他在第二篇序言中则认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已解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的速度也已解决。因①此，原来“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他说：现在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②在写第二篇序言之前一个月，即1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规定1967年粮食产量达1万亿斤（1990年我国粮食产量达8158亿斤）。
①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毛泽东远集》第5卷 ，第221、223页。②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毛泽东远集》第5卷，第221、223页。
随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农业发展的战略构想为动力，强调在各项工作中反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他指出：“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迎接“八大”，开好“八大”。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为党中央所赞同。第二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公布了这一设想。他在报告一开始就说：“党中央决定，把反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①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在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的重点不是知识分子问题，而是讲两种领导方法，是讲慢一些、差一些的领导方法，还是快一些、好一些的领导方法。他讲话的主要锋芒是批评右倾。但同时也指出：计划一定要建筑在有根据的基础上，不然又要搞成盲目性。现在有些同志头脑已经有些发热，不敢实事求是，怕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难听。
反右倾保守的结果，出现了急躁冒进。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较早觉察到经济建设中冒进的危险，接连提出防止冒进。他在1956年5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说：“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6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预算，议定了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和过大建设规模、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稳步前进的方针。10日，刘少奇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提出的方针。在6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针对有人不同意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周恩来再次作了说明，指出：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现在已经不是预防冒进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不满，不赞成反冒进。他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讲，社论送给他看，他批了“不看”二字。他说：“骂我的，为什么看”。尽管如此，经过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的努力，冒进的错误得到了纠正。中共“八大”坚持了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的注意力曾一度转到国际国内的政治问题方面。反右斗争高潮过后，他虽然错误地重新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他的注意力仍转回到经济建设上。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评反冒进。他说，过去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他想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搞大跃进。①
毛泽东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思想还受到赫鲁晓夫的启发。赫鲁晓夫在1957年5月声称在最近的将来（最迟不超过1961年）苏联要在牛肉、黄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上超过美国。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宣布：在以后的十五年中，苏联不仅能够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重要产品的产量。毛泽东受到鼓舞，找英国进
①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9页。①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在一些社论里使用“巨大的大跃”、“很大的跃进”等语言，见10月27日、11月13日、12月12日等社论。
行比赛。他在11月18日的莫斯科会议上讲，赫鲁晓夫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时公开宣布了这一设想。他说：在十五年内，苏联能够在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美国；在同样的时间内，我们应该在钢铁以及其他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者超②过英国。这表明，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明显受到赫鲁晓夫的影响。
毛泽东从1956年的反冒进中感到，他的大跃进、高速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外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甚赞成。为了排除阻力，毛泽东反复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他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讲：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是偶像崇拜也好，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1956年6月一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他又说：由于反冒进，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在三中全会上，我讲去年吹掉三条，没有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一个曲折，右派一攻（注：指1957年整风时有人提出，经济建设中主要危险不是右倾保守，而是冒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他提出，以后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他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是一个时期内的方针性的错误。他承认党内反冒进的人，心是好的，要搞社会主义，忧国忧民。但他又把反冒进的思想方法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批评反冒进的讲话，使南宁会议空气紧张。周恩来等同志不得不作检讨。
在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不止一次地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的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他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基本形成。
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是一次大跃进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的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做的创造精神。他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批评不赞同冒进的所谓“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思想，他指出：整风反右的胜利，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跃进。他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的过程和条件。他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概括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计会主义的总
②见《人民日报》1957年12月3日。
路线。”抽象地看，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并不错，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总路线基本点所包含的一系列并举的方针也是正确的。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总路线忽视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八大二次会议提出：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大跃进并不是毛泽东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奇想，而是当时全党全国普遍存在的急于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思想的产物。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热气腾腾，出现了跃进的大好形势。7月5日，刘少奇在视察石景山发电厂时对工人说：你们谈的很好，我听了很高兴。这样做下去，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穷，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2年3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15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15年，7、8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数算，有这股劲，我看7、8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在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后，周恩来再也不提反冒进。1957年6月，他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1956年的经济建设“采取了跃进的步骤”，“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这是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首次使用“跃进”一词。在1958年，他积极支持大跃进。他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可以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跃进？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大跃进。据薄一波回忆：“有一次毛主席见到我们，问我们大跃进是谁发明的？还很风趣地说，要颁奖章。总理笑了笑，没有说话。同志们讲是周总理在一个报告中提出的。毛主席很赞赏。”①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一次毛主席在颐年堂接待客人，客人走后，毛泽东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毛泽东边走边谈，议论着形势和工作。这位负责同志说：“主席，现在×××他们提出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噢，大、跃、进？”毛泽东琢磨着。“《人民日报》上登了。”“嗯，这个题目很好。拿来我看看。”这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请毛泽东看。毛泽②东认真看了一扁，认为“这个提法很好”。总之，大跃进是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情绪的反映。邓小平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就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③
八大二次会议后，急于求成的冒险主义迅速发展。6月21日，冶金部根据各协作区对钢铁工业“大跃进”的设想向中央报告，1959年的钢产量可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达8000至9000万吨。毛泽东批转了这一报告。6月22日，毛泽东在薄一波的《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3年，两年是能的。这主要的是钢”。
①《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1958年5月23日）。①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第71页。②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公司1989年版，第222～223页。
①正是依据这些设想，毛泽东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比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达1070万吨。
在农业生产方面，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6月初召开的华东地区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今明两年华东地区的粮食产量要达到平均每人每年1000斤到1500斤（1957年全国平均每人粮食为406斤），并认为在今后三年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2000斤是完全可能的。这种高指标是同浮夸风、说假话相联系的。一般人认为，粮食增产不可能很快，充其量每年只能增产10％。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1958年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5期上表了《驳“粮食增产有限论”》。文章说：过去广东粮食每年平均增产不过6％，大丰收的1956年增产也不过10％，可在今年仅春夏的粮食产量的增产就达60％。文章认为，广东今年全省实现亩产粮食1000斤的指标是完全可能的；广东一年三造，水稻亩产达1万斤也是可能的。1958年夏天，报纸上不断刊登“高产卫星”的消息。《人民日报》于1958年8月1日报导河北省长风社早稻亩产15000斤；8月9日报导福建省花生亩产4200多斤；8月10日报导安徽省高丰社早稻亩产16000多斤；8月12日报导福建省花生亩产8275斤；8月13日，以通栏套红大字报导湖北省“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多斤”，同时又报导福建花生亩产10500斤。“卫星”比着放，谎活比着说，反正我要比你高。8月14日《人民日报》报导福建花生亩产12271斤；8月17日报导，还是福建出现了花生亩产13241斤；8月22日报导安徽中稻亩产43075斤9两；8月30日报导湖北中稻亩产43869斤4两；9月5日报导广东省中稻亩产60437斤，并刊有新华社记者摄的“13个人站在水稻上压也压不倒”的照片；9月18日报导广西中稻亩产130434斤10两4钱。读者如有兴趣可查看《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9号上刊登的《今年农产品高产纪录统计表（1958年10月10日）》。这些报导在今天看来是多么荒唐可笑。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在党报上大量报导这些假的“卫星”，败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而且还在于党中央的许多领导竟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高产记录。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中说：今年夏粮增长达69％，夏季丰收证明，我国粮食增产速度不仅可以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几十，而且可以成倍地增长。1958年确实是个丰收年，但粮食的产量却是被大大地夸大了。面对丰收的景象，面对虚假的产量数字，毛泽东在1958年8月视察河北、山东农村时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也写道：“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①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1958年的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1070万吨，号召全民炼钢铁；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这次会议后，一个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力主要标志的“左”倾冒险的试验在全国城乡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第278页。①《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8年8月29日）。
由于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的批评反冒进（据有人不完全的统计，1958年达13次之多），使得中央领导核心中没有人能像在1956年那样起来抵制他的非常明显的冒进。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说过：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了脚，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也会站住脚的。恰巧是那次批恩来他们那一部分的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在1955年以前，毛泽东“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主义的主观①主义”他甚至还说过，“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②机会主义。”但1955年以后，则一个劲地批评反冒进，一个劲地反右倾保守，再也不提反对冒进的主观主义，再也不提防“左”，结果出现了“大跃进”、大冒进。在北戴河会议上曾设想1959年的钢产量要比计划中的1958年的1070万吨翻一番还多，达3000万吨，粮食产量要达8000亿斤至1万亿斤。1960年的钢产量为5000万吨，粮食为1.3万亿斤。到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产量要达8000万吨至1亿吨，粮食达1.5万亿斤。工业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2.9～57％，农业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30.7％（《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修改稿）》）。毛泽东在9月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迷信，就不要信那些。十五年赶上英国，现在可以二年基本赶上（指总产量，而不是按人口平均）。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①
这里有一个问题，1958年的打破常规的高指标是怎样提出的？是根据对现有经济状况作出科学的分析基础上提出的，还是光凭主观的意志、愿望、直觉、老经验提出的？看来是后者。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完全是凭虚报的产量而提出的。工业上的高指标完全是凭个人感觉、意志提出的。这里不妨以钢产量的指标变动为例加以说明。1957年我国钢产量为535万吨，1958年的成都会议通过的1958年的计划指标是，第一本账（即公布的必须完成的）为625万吨，第二本账（即不公布的争取完成的）为700万吨。这已是够大跃进了。但有些人还不满足。这年5月，华东地区提出，1958年华东的钢产量达600万吨。根据各地汇报，冶金部推算1959年的钢产量可达3000万吨。6月的一天，冶金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汇报，说今年钢产量可达900万吨。毛泽东说：干脆一点，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他问王鹤寿，翻一番行不行？王鹤寿认为，行，上得去。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王鹤寿说，当时我以为搞小土群能上去，“我确实认为行，并不是认为不行，故意说行。主席对这事很慎重，曾经几次问我。”于是8月的北戴河会议正式作出翻一番的决定。不过，毛泽东当时心中也无把握，不踏实。他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1958年的时间已过了大半，截止到八月底，只生产450万吨钢。他感到翻一番的目标很可能完不成。这次会议决定1959年的指标为2700万
①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94页。②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5页。①王任重：《毛主席在湖北》，《七一》杂志，1958年第5期。
吨，争取达3000万吨。到了同年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感到1959年钢的指标太高了，改第一本账为1800万吨，第二本账为2200万吨。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仍然感到指标过高，降为1650万吨。到8月的庐山会议最后定为1200万吨。钢的指标的确定不是建立在对国民经济和钢铁工业现状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而是凭主观的需要，当感觉到指标太高，无法完成，只好一降再降。应当承认，1958年冬至1959年夏，工业上过高的指标有一定的压缩。但庐山会议错误反右倾，结果“左”的思想又再度滋长，1960年的指标仍打得很高。计划1960年工业总值生产比1959年增长29％，钢产量为1840万吨，比1959年增长38％，煤产量为4.25亿吨，比1959年增长22％，粮食产量为5940亿斤，比1959年增长10％，棉花产量为5300万担，比1959年增长10％。到6月，发现指标过高，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作十年总结，指出：一些同志的思想方法有点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指标高了，完不成，要下决心改。他说：奉劝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们，在各省公布数字的时候，总是要少一点。要做的多一点，说的少一点。直到1960年冬，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无法搞“大跃进”。大跃进的冒险试验不得不被迫中止，转入调整时期。
大跃进搞得轰轰烈烈，除去浮夸部分，工业（主要是地方工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钢铁、机械、交通等基础工业的建设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但总的来看，大跃进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如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应量等）严重失调，使人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大跃进”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后果是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不得不作出大幅度的调整。1958年大力批判“马鞍形”［即所谓的跃进（1956）——保守（1957）大跃进（1958）］，而结果不得不来一个更为严重的马鞍形。粮食产量1957年为3900亿斤，1958年为4000亿斤，1959年为3400亿斤，1960年又降至2800亿斤，直到1964年才达到3880亿斤，接近1957年的水平。钢产量1958年为1070万吨（合格的好钢为800万吨），1959年为1387万吨，1962年降至667万吨。社会总产值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平均每年增长11.3％；第二个五年计扒（1958～1962）则为—0.4％。年人均粮食1957年为406斤，1962年为329斤，1965年为365斤，还没有达到1952年的395斤的水平。人祸加上天灾，农业生产严重破坏，人民吃、穿、用非常困难。人的体质普遍下降，不少人患浮肿病，有些地方发生非正常死亡。据1988年《全国统计年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1956年为20.50‰，1957年为23.23‰，1958年为17.24‰，1959年为10.19‰，1960年为—4.57‰，1961年为3.78‰，1962年全国经济状况好转，上升为①26.99‰。河南省人口波动更大。河南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1956年为21.85
①《全国统计年鉴》1960年的全国总人口为66207万人，比1959年67207万人减少1000万。1961年为65859万人，比1960年减少348万。这两年的全国总人口数与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矛盾。依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1960年全国总人口变为66900万人，比1959年减少307万人，1961年全国总人口应为66457‰，1957年为21.90‰，1958年为20.46‰，1959年为13.95‰，1960年为②—25.59‰，1961年为5.13‰，1962年为29.47‰。这一全国性的人口波动并非其他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波动引起的。
面对严重的局面，毛泽东的心情是很痛苦的，为了渡过难关，他在1960年提出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卫士们回忆，有时他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他上大学的女儿李纳与其他人一样饿饭。他本人也两腿浮肿。他7个月没有吃一口肉。周恩来劝毛泽东为了党的利益吃一口肉，毛泽东回答说：“你不是也不吃肉吗？大家都不吃。”党中央领导同志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大跃进的主观动机是美好的、善良的，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违反了客观规律，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加快建设速度，反而严重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灾难。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看来近乎荒唐可笑的“大跃进”呢？这是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探讨的。
二、大试验与群众路线
从认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明显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主观主义的产物，可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大讲哲学，大讲群众路线，大讲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而且有些讲法颇为深刻，发前人之未发。毛泽东的哲学理论与实践发生了明显的矛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值得研究。
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写道：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他要求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老年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他要求干部以真正平等的态度深入群众，深入实际。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我们要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我们的思想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形成的。现在的多快好省概念是积累许多经验才形成的。苏联的经验，建国以来的经验，还有根据地的经验。他又说：尊重唯物论就是要先跟人民，比较正确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思想感情、人民的要求，然后制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和路线。离开了客观实践就不可能制造成理论体系。这次大会所制定的总路线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从实践中来的，决不是某个人突然想出来的。两年后，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说：“我们这些人的头脑是一个加工厂，无非
万人，比1960年增加250万人。笔者对《全国统计年鉴》和许多著作、文章中所说的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锐减1000万和1961年又减少348万表示怀疑。②《中国人口》，河南省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是把全国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作成如成都会议决议、北戴河会议决议那样一些产品，在全国加以推广。”确实如此，像“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首先是由河南省提出的，当时指的是农村。毛泽东赞赏这一口号，得到推广，但仍然是指改变农村面貌，后来又推而广之，指改变全国面貌，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是毛泽东在六月提出的，他问冶金部长能不能做到，回答说可以，又问了许多人，也都说可以，于是他也就相信了。这种形式上的群众路线，使得毛泽东搞的大试验显得是“有根据的”，是“反映了群众的要求的”。
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尊重唯物论辩证法，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将唯物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人脑是个加工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能来之于群众，要完整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这也是正确的。毛泽东注重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原料，但他忽视了“加工”这一点。同样的原料，由于“加工制作”的不同，可以制成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产品”。因此，我们不仅要注意认识原料的来源问题，更要研究对原料的“加工制作”，这是认识论问题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这就是要注重认识主体的研究。一个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情绪、意志、知识水平和结构等等都直接影响到对原料的“加工制作”。群众的意见是形形色色的，有正确的，有比较正确的，有错误的。共产党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群众的要求、愿望、情绪，但又不能仅仅依据群众的要求、愿望、情绪来制定自己的政策。群众也会犯错误。因此党必须对群众的要求、愿望、情绪作出严格的、冷静的科学分析。否则就要犯尾巴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不过是反映了人民群众中一时的过急的情绪，或者叫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脱离了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他自以为大跃进、人民公社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其实，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才是真正地脱离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误用不仅表现在将群众路线变为尾巴主义，而且还表现在把群众运动绝对化，试图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现代化的经济建设。①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所作的经典式的至理名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需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需妄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需要贯彻群众路线，这是毫无疑议的。毛泽东提出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也是正确的。它有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以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成都会议发出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1958年3月23日）。问题出在毛泽东没有注意到，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与搞政治革命有不同的特点。他是凭过去的经验，企图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实现大跃进。为了实现钢产量翻一番，开展一个全民炼钢铁运动。结果9千万人上阵，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到处都砌起了土高炉。毛泽东讲：“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1031页。
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他一再批评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错误。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的社论说：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党领导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要完成1070万吨钢的任务，关键在于形成一个真正全民办钢铁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和党中央指望通过大搞群众运动实现大跃进的奇迹。在生产手段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在有些工程建设上（如农田水利建设）可以采用类似群众运动的方式、大会战的方式进行。但总的来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是很难奏效的。
毛泽东十分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他批评反冒进、不允许反冒进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反冒进是向群众泼冷水，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往往采取原谅、迁就的态度。他在1959年说：去年放的“卫星”有的有好处，有的未放起来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去年不去更正呢？一更正就会给群众泄气。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庐山会议上听到彭德怀等同志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时就坐不住了，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否定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7月31日的常委会上说：1958年大跃进很有必要，但同时也必定带来各种不协调。不用反冒进就好了。……刮共产风，比例失调，是在群众运动中发生的。群众兴高采烈，叫下马，血淋淋的，群众想不通。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①以。他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材料写了一个语气极其激烈、尖锐的批语。他想用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列宁对待俄国1905年革命的态度来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辩护。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般不宜搞群众运动，但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不贯彻群众路线，可以不依靠群众。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群众的事业。如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并以适当的形式去组织和实现这种积极性，这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三、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
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大跃进是主观主义的产物。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在理论上主张主观决定客观、意志决定一切。相反，如前面提到的，他在理论上是主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是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正确认识这一矛盾对把握毛泽东晚年的认识论思想至关重要。
毛泽东在1955年12月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说：“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①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这里
①见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页。①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224页。
毛泽东把右倾保守当作主要倾向加以批判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反映了他的急躁情绪。但从纯粹的哲学理论上讲，毛泽东讲的是全面的，既反对脱离客观条件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唯心论，又反对忽视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毛泽东敢想、敢说，富有浪漫的气质。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按语中曾说：“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②此。”从发展看，在未来要使农作物产量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于现在，这不是不可能的。但就现实而言，要使农作物产量在短时间内实现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则是脱离实际的一种幻想。1958年的许多高产“卫星”，就是依据这一幻想制造出来的。而这种“卫星”的出现，似乎又反过来证明毛泽东在1955年预言的“正确、伟大”。
1957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提倡多快好省，但同时也指出：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好省”。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许多唯物论的言论。他在3月25日的讲话中说：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的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完成。他又说：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所谓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他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说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他说：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初期完成。在成都会议上，他一方面鼓动大跃进，但同时也感觉到党内有虚报、浮夸的问题。因此，他也说：建设速度是个客观存在，凡是主观客观能办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去办，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他又说：我很担心，我们的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他提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计划指标要切实可靠，要留有余地。他告诫大家：“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既然已有虚报、浮夸的台风，为什么又不去挡呢？因为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若公开去挡，就会给群众泼冷水。
1958年4月，他在武汉会议上讲，今后《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传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地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这怎么行。除“四害”不要轻易宣布“四无”，将来变成“四有”城怎么办？做事要留有余地，宣传要留有余地，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的不可能，要打折扣。他提出宣传工作要务实：一要深入，二要细致，三要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
②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252页。
这反映毛泽东虽然头脑已经很热，但还是有冷的一面。
在五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升温。毛泽东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倡敢想，敢说，敢干，要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爆发出来。抽象地讲，这也没有什么不对。但他在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时忽视了科学态度，在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时忽视了实是求是的精神。结果破除了科学，破除了起码的常识，陷于浪漫的幻想和盲目的蛮干。他说，过去的不少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化不容易啊”，总之对搞工业化有很大的迷信。我是不迷信工业高不可攀。原来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但到了1958年5月，他认为，只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我国七年就能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在大跃进中，人民群众中创造了许多“豪言壮语”。其中有一则说：“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毛泽东认为这两句话很好。他说，高山嘛，我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要你让路，你还不让路！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确实，这两句话富有诗意，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河山的气概，毛泽东的说明也富于浪漫的色彩。但要真正到“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则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可以让河流改道，可以移山填海，移山造地，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是难于做到的。毛泽东在1956年就指出，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他在1958年进一步解释说：“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①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一穷二白。这是很对的。但他在克服一种片面性（把“穷”“白”单纯看成是坏事）的同时，却走向另一种片面性，片面强调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面，忽视了“穷”与“白”带来的困难，忽视了改变一穷二白面貌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