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大跃进冒险错误的重要哲学根源之一是夸大了精神的作用，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认为，经过反右整风，经过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由此必然出现大跃进。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其中第二条说：“在运动中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即只看到现有的物质条件，看不到伟大的群众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人民日报》1958年6月21日《力争高速度》的社论说：高速度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总路线的灵魂。加快建设速度的条件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究竟想不想快，要不要快。“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有着非常伟大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开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的钥匙。”
在大跃进中，有的农民提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这一口号，作为群众的一种豪言壮语，是无可多加指责的。但这一口号，不符合唯物论，不能提倡，而应加以教育纠正。可《人民日报》却加以肯定和提倡，并大批所谓条件论。8月3日，《人民日报》在《年底算账派输定了》的社论中说：“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的不是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决定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是鼓足干劲，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事事①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杂志1958年第1期。
多快好省。群众说得好，‘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定了的。”“条件论者可以休矣”。8月13日，《人民日报》又在《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中说，早稻亩产36900斤和花生亩产10500斤的“卫星”，“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来。”8月27日，该报又以“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为标题，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省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报导。有的理论工作者发表文章，批评所谓的“条件论”，论证“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这句话不是“主观唯心论，而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见《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8日曙光的《立足现实，大胆想象——谈客观可能性与主观能动性》）。有的人还公开提出，客观规律可以人为地消灭和创造（见1958年《理论战线》第9期德麟的《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在大跃进时期，公开起来抵制、批评唯心论的理论工作者屈指可数。杨献珍在1958年11月19日的座谈中说：“大跃进中，一些人也冲昏了头脑，他们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杨献珍指出：“不讲条件就是唯心主①义论。”。第二年6月12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有的地方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胆量等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这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作唯物主义吧！”他指出，去年的浮夸风把我党多年培养起来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冲垮了，这比丢在地里的粮食损失还大得多。①
在民主革命时期，弱小的红军为了战胜强大的白军，弱小的人民革命力量为了战胜强大的国内外反动势力，毛泽东特别强调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从前面所引的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第二个序言中可看出，他在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1958年夏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对惠能和尚发表了一通评论。他说：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西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从毛泽东的这一番评论中多少可看出他当时的思想倾向。
据卫士李银桥回忆，1958年毛泽东与李达在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上发生过激烈争论。一次，毛泽东与李达在武汉会面，谈话中李达说，武汉大学的学生搞调查时看到一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观点，如：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毛泽东则以为：“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达则说，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两人争了起来。争论中，毛泽东举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精神力量的作用。红军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克服了按常理无法克服的困难，终于夺取了胜
①杨献珍：《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杨献珍论文集》第2卷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35页。①杨献珍：《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批唯心主义》，《杨献珍文集》第2卷 ，第184、185页。
利。他还举了各种发明创造，都是因为有了“敢想”。想飞就终于发明了飞机；想日行千里，就发明了汽车火车。李达坚持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这是错误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李达认为：“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胆子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烧，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41℃、42℃，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毛泽东则回答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了。还是我在成都会①议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从纯粹的理论讲，毛泽东不会反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限的”，李达也不会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但就对“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这一口号是肯定、还是否定来说，真理在李达一边，而不在毛泽东一边。从争论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倾向。
党的报刊登载的许多高产卫星，不少人是相信的，甚至有的科学家也受了骗。在有的报导中，不仅有省、地、县的干部参加“验收”，而且还有农业科学家参加“验收”。有一位不是搞农业的著名科学家受了高产卫星的迷惑，在《中国青年》发表短文论证高产的可能性。这位科学家认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能。若把每年射到每亩地上的太阳能百分之三十作为植物的利用部分，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转化为可吃的粮食，那稻麦的产量不仅是现在的亩产两——三千斤，而是二千多斤的二十倍。②这位科学家的这种理论推算虽然可以启发人们的思想，在遥远的未来，也许可以变为现实。但在1958年，在今天，以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只是一种科学幻想。但这位科学家的文章引起领导者们的注意。
陶铸的《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就提到这一短文。毛泽东对这位科学家的文章也很感兴趣。1958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展览会时见到了这位科学家，并谈起短文。这位科学家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毛泽东笑着回答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了一声”，“你的看法在主要方法上是对的。”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李锐曾问毛泽东，为何轻信亩产万斤粮，毛泽东说：“×××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用了百分之点几，就可亩产万斤，因此①就相信了。当然，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决不是仅仅受了一位科学家文章的影响。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到，1958年大跃进的出现有很复杂的原因，有很深的社会根源，不能简单归之于毛泽东个人。
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大跃进起来后，浮夸风、高指标愈演愈烈。对虚报、浮夸，毛泽东持什么态度？1958年8月，毛泽东在视察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农村时，县社干部的说假话已十分严重。如有的社长说，每亩麦棉保证1千斤，争取2千斤。有的讲，试验田的玉米计划争取亩产2万5千斤，水稻取亩产4万斤，而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从报中看出，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感到粮食吃不了。那么毛泽东真的相信粮食亩产几万斤？那又不是。1958年8月13日，他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
①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238～240页。②《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①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78页。
说，亩产10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在湖北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王任重又说，这是省农村工作部长亲看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②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掺假才算数。”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批评徐水县把猪集中起来，让参观的人看的做法，提出要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浮夸。在同年12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他讲：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哪有真的。现在问题的严重不仅在下面作假，而且在我们相信。中央、省、地委的领导相信就危险了，要有清醒的头脑，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要打折扣，三七开，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以不可以，至少有一成假，有的是百分之百假。当时有人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是有9千亿斤，毛泽东讲，最多7千4百亿斤，把1千6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其实这也是大大夸了的，实际只有4千亿斤，可在1959年4月14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公报中却说：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7千5百亿斤，比上年增长了一倍）。他提出，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要把作假这个问题单写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
他感到许多干部头脑太热，订的指标太高。为此，在武昌会议上，他提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勿务虚名而获实祸。他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千9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铅、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很多人，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千万人。广西死了人，×××不是撤职了吗？死5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千万吨钢，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下面的干部，有些人听不进·139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他还指出：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有的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
在11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热衷于搞翻番的同志说：你们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通我才能通。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准备作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
②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238页。
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他指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一些人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他还指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细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他从哲学上、思想方法上讲了冷热结合的问题。他在12月1日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①慢热起来。”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在当时也起了一定的降温作用。但是，从总的看，毛泽东本人是爱热不爱冷，而且对冷热标准的看法也有很大的主观性。因此，武昌会议虽然唱了个低调，降低了北戴河会议订的1959年的指标，但会议并没有提出反对冒进，而是继续搞大跃进。
1959年钢产量为1800万吨，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棉花为1亿担。正因为这样，武昌会议后，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不仅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展。1959年2月2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成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又说，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比例。毛泽东自以为在作翻案文章，开始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中国有句俗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毛泽东作为旁观者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可作为当局者，他实际上不仅没有改正斯大林“讲得很多，但不照着去做”的毛病，而且在1958～1959年间犯的错误比斯大林更大、更严重。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两种主观能动性的观点。他说：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得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它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实际的。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毛泽东对主观能动性的这种区分是必要的，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主观主义而发的。
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命令风，毛泽东于4月29日向全国的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发了封信，就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农业机械化、讲真话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在信中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
①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8～809页。
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信的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①6月13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讨论经济问题。他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的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明年指标切记不可定高。会议把1959年的钢指标降为1千3百万吨。
以上事实表明：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毛泽东发热了的头脑变得稍为冷静了一些。与党内多数人相比，他唱的是低调，是总的高调中的低调。他头脑中的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在打架。他在纠“左”时发表了一些很有见解的思想。
四、大跃进与好大喜功②
“成绩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虽然能认识到成绩具有两重性，但他本人并没有因此而避免成绩带来的消极作用。由于一连串的伟大胜利而滋长起来的骄傲自满，是他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要思想原因。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面对国内外强大的敌人，一直小心谨慎，戒骄戒躁。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强调了不要因为胜利而骄傲，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在进入北京时，他又提醒自己和全党，防止胜利冲昏头脑，“决不当李自成”。建国之初，由于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他小心谨慎，强调向苏联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出来后征求苏联的意见。苏联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经过专门班子研究后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认为工业每年增长20％、农业每年增长7％的速度过高，过快。建议工业每年增长14～15％为宜，提出要注意发展农业，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注意克服冒进情绪、局部观点和依赖思想。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但毛泽东不满足，决心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产生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著作，希望比苏联搞得好一些，快一些。
毛泽东在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曾指出：在胜利面前，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犯了错误。但毛泽东未能吸取斯大林的这一教训。他过于自信了，不谨慎了，总以为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是可以实现的。他本人自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骄傲情绪在滋长，但党内外一些感觉敏锐的人已在1956～1957年时就有所觉察。
中共“八大”，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之时召开的。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为毛泽东代拟的中共“八大”开幕词中说：“即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
①毛泽东：《党内通讯》，《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12、813页。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315页。
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在“八大”的讲坛上发出的这一番话应当说是很及时的，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鼓掌。但也许正是因为开幕词是请人代劳的，所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一真理虽然在一般的党员和群众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似乎没有留下多少印记。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真理在取得伟大胜利之时的意义。
1957年整风时，党外人士曾尖锐批评共产党有骄傲自满情绪。张奚若指出：这种骄傲自满情绪主要表现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陈铭枢也批评说：共产党“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罗隆基则说：1956年以来经济建设中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冒进。对这些逆耳之言，毛泽东不仅没有认为是“忠言”、“良药”，以此引起自己的警惕、自戒，反而视为右派言论，在党内外的会议上多次批驳。1958年1月30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好大喜功”，看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在成都会议（3月22日）上又说：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突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这些话，抽象地讲，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毛泽东的好大喜功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
在成都会议上，他广征博引，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其中也说到，我们不要怕马克思。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要有势如破竹的风格。在八大二次大会上，他又说：马克思写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所以在实际方面是超过了。他那时有那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出道理来。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在毛泽东的启发下，1958年夏，王任重写了一篇《学习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王任重在文章的末尾讲：本想用“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个题目。但有的同志不同意（按：李达就不赞成），才改成现在的题目。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争论。1959年，王任重就这个问题请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站在发展论的立场上讲上述话的，学生超过先生，后来者居上，这是
①毛泽东一般不请别人代为自己写讲稿，偶尔代劳一下，也要说明，从不埋没别人劳动。在致完开幕词后，
在休息室，许多人称赞开幕词写得好。毛泽东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的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见逢先知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倾向看，自信、大胆有余，谦虚、谨慎不足。他赞赏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有势如破竹的态度，但也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有些破烂了”。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本人过于自信，也有破烂了的。他为一系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为假象所迷惑。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今年一年好事多得很，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此时的毛泽东有点飘飘然，他想创造奇迹，实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跃进，尽快实现共产主义，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斯大林的悲剧是想做好事，结果做了坏事。而他在说这话的时候，也正在重演斯大林的悲剧。可他丝毫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表现。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吃过急性病的亏。希望中国革命早一点胜利，快一点胜利，抽象讲，这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这种主观愿望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毛泽东同这种“左”的急性病进行了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急性病又一再发作。日子稍好过一点，就头脑发胀，经济形势稍一好转，就犯急性病。这一顽症，毛泽东临终时似乎有所觉悟。他给华国锋的三条指示之一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确实，无论在经济建设上、社会制度的改革上，都不能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牢记的真理。这样讲，并不是说越慢越好，而是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