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毛泽东建议将信发到中央和省两级，并展开讨论，“将1958年、1959年自己所作工作的长短大小，利益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他肯定自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批判错误，改正缺点的必要性，并且认为已迅速地见效和逐步的见效。紧接着毛泽东写道“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是得失相当论者”，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我们不怕右派的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当前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他认为，根据党的38年的历史，“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毛泽东的以上这些评论的意见，大体已在23日全体会议上讲过了。但毛泽东在评论的最后写道：“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门在革命时期的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毛泽东的这些话明确地表明，他把与彭德怀等同志的分歧、争论看成是一次党内两条路线的大争论，已将彭德怀认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者。不过，此时毛泽东还没将彭德怀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还继续认为“他们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还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问题。
26日，各小组传达了毛泽东以下的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这天上午，周恩来对刚从北京来的各部委负责同志讲了前一段会议的情形和对形势的分析。他说，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先我也无思想准备。四个星期会议的发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争。党内思想动态不能不反映党外思想动态。到了时机成熟时，主席才讲明这个问题。主席一开始就讲过得失论。周恩来说：去年绝非得不偿失、得失各半，而是得多失少。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
23日后，尤其是26日后，一些人在小组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尖锐。7月31日和8月1日，毛泽东主持常委会，批评彭德怀。两次会主要是毛泽东讲，也有彭德怀的自我批评与申辩，也有其他人的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在几次路线斗争中，彭德怀都是摇摆的，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三十年来，他与彭德怀的关系是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历来有野心，历来要用自己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这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反党，写信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群众，组织队伍。彭德怀有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即出在这里。彭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等等。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彭德怀想利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问题进行篡党。
对毛泽东的有些批评，彭德怀是接受的，如：承认14日的信有缺点；路线斗争中有动摇；个人英雄主义；经验主义等。有些则不承认，如不承认有野心，不承认自己是野心家、伪君子；不承认写信是为了争取群众；不承认这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的反党；不承认搞非组织活动；不承认与外国党有关系；不同意与毛泽东的关系是三七开，认为是对半开，等等。彭德怀虽然作了解释、申辩，但没有发生效用。
为了彻底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开展反右倾，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会上讲：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提款”没有了，浮夸没有了，实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进攻的大问题。毛泽东认为，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出来，缺点确实存在，但已经纠正。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脱离实际的。虽然有几个月的反“左”，但只是纠正一些具体工作中的极“左”东西，而并未触及指导思想上存在的“左”的东西。因此，正确的做法就应是继续反“左”、纠“左”，而不是反右。再者，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并没有完全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他们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提意见，总结经验教训，目的是为了工作做得更好，根本不是什么向党、向六亿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8月2日，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信，指责张闻天“陷入军事俱乐部”，与彭德怀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指责张闻天“旧病复发”，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结成反党集团。这一论断是毫无根据的。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斗争又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向“左”的方向发展了一大步。8月10日，他在一个批示中指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要“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他认为，“这个党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
8月16日，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中又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正是依据这种看法，他认为，有些人“昨天还是功臣，今天成了祸首”。这里，毛泽东把党内斗争极端地简单化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共产党内会有反映，但这仅仅是党内斗争的一个方面。党内斗争大量的是由认识上的原因引起的，是认识上正确与错误，或比较正确与比较错误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之后，尤其是如此。从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不加分析地把党内不同的认识上纲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其结果导致更加严重、更加尖锐的党内斗争，最后发展成“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彭德怀的一封信会掀起一场这么大斗争，改变了庐山会议原来的宗旨呢？毛泽东关于庐山会议斗争有必然性的论述是错误的。但庐山这场斗争也不纯粹是偶然的。可以说，这是毛泽东1957年后以下错误发展的必然结果：（1）阶级斗争扩大化；（2）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冒进”；（3）骄傲自满，个人专断的作风，总以为自己总的来讲是正确；（4）思想上的经验主义。从更广的背景上看，错误批判彭德怀与党内（主要是高级干部）普遍存在“左”的情绪有关。可以说，若没有党内“左”的思想的推动，毛泽东不至于把彭德怀的信看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不至于把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反党集团。
彭德怀、张闻天的批评远没有毛泽东自己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对“左”倾错误的批评严厉（如前所说；他认为“共产风”是冒险主义，“左”的修正主义。不改正将会如同秦始皇、隋炀帝那样垮台了）。毛泽东在8月1日常委会上也说：“我们讲了九个月，批判了九个月，你们批判的那些，难道①超过了我们讲的？”彭德怀、张闻天的批评也没有李云仲的信尖锐。毛泽东虽不同意李云仲的意见，但不仅没有说李云仲是反党，反而称赞他“越衙上告”的精神。可是毛泽东却把彭德怀的信上纲为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并认为彭德怀反党篡党，里通外国。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这里有一些极为复杂的情况。
第一，毛泽东与彭德怀有历史旧账。如前所述，毛泽东赞扬过“彭大将军”，也委以重任，但对彭德怀历史上的问题（其实有些是误解，有些并不是像毛泽东所想象的那样严重）是一直记着的。在1956年彭德怀批评个人崇拜后毛泽东对彭德怀存有戒心。他认为，他与彭德怀有疙瘩，要解开。彭德怀在8月1日的会上也谈到：黄克诚批评我对主席有成见。贺龙在8月1日的会上说：彭德怀“对主席成见很深，信中有历史成见”。正因为两人互有成见，存有疙瘩，不爆发则已，一爆发即不可收拾，上纲上线。
第二，彭德怀在会上有些话说的不妥。1945年延安整风时，华北地方和军队同志座谈会对彭德怀在华北的工作进行了批评。这种批评，使他深受教育。但批评也有过火失实之处。在一些方面使他受了委屈，心中留下不快。①
①见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第241页。①如何评价这次座谈？薄一波认为：对彭德怀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显然过火，有失公正。无甚
道理的苛求和指责，看来也不乏其例。对彭德怀1943年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谈话的批评是对的，彭德怀这种委屈情绪在庐山会议上发泄出来了。他在会议初期的西北小组会上说：“华北座谈会骂我40天娘，现骂3天行不行？”这种说法引起与会者不满。
这种说法，肯定不会写入简报，毛泽东很可能是在批判后揭发时才知道。对此，毛泽东很警觉，勾起了历史旧账。毛泽东在8月1日的会上说：“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彭德怀“骂娘”的话给毛泽东很强烈的刺激，他在以后多次谈到。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骂我40天娘，我骂你20天娘还不行。
这一骂就被搞乱了，工作受影响。1964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七大前，开了斗争彭德怀的会议。他在庐山会议上说，你们骂了我40天娘，我也骂你20天。直到1965年12月21日，他在谈话中又说：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预计开半个月，15天还没到，彭德怀跳了出来，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40天娘，我骂你20天娘还不成？”这三次谈话足以说明彭德怀“骂娘”的话给毛泽东的印象是何等的深。
第三，彭德怀给毛泽东个人写信，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无可非议。这是必须肯定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从同志关系讲，在这特定的情况下以这种方式提意见，容易造成隔膜。彭德怀在党内是以直言闻名的。1951年1月，彭德怀从朝鲜回来，有紧急重大问题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他又火急地赶到外地。其时毛泽东正在休息。毛泽东的睡觉是一件大事，他睡着时中央领导人一般不去叫醒，总是等他醒后再办事。彭德怀这次不顾警卫人员劝阻径直闯进毛泽东的卧室，陈述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并没有责怪彭德怀，而且当即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并不无赞赏他说：“只①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在庐山会议上，有些话不好在小组会上讲，可以直接去找毛泽东当面谈，彭德怀有顾虑，有些意见不成熟，怕谈不好，容易引起误会。在7月12日下午，彭德怀到毛泽东住处，觉得写信不易，还是当面谈算了。可巧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于是决定写信。毛泽东接到信后在脑中起疑问是自然的。彭德怀郑重其事写封信，容易产生误解。黄克诚上庐山后对彭德怀说过：“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在7月31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怀疑彭德怀动机有问题。
在23日的会上，彭德怀剃了一个很光的头，没有像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照例坐到台下前排，而是坐到最后一排。毛泽东讲话后散会时，彭德怀先走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向下坡走（礼堂在山坡上），这时彭德怀又忽然回朝坡上走，与毛泽东走了个对面。毛泽东打招呼说：“彭总，我们谈谈吧？”彭德怀一边走一边甩手，声音很大地说：“有什么好谈的？没有什么好谈的！”毛泽东望着彭德怀，态度很客气地说：“没关系么，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么……？”“没有什么好谈的！”彭德怀甩手而去。当时许多中央接受了，作了检讨。座谈会批评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彭德怀对此批评有保留，彭德怀承认有错误，主要表现在事先未向中央请示，以及对日军进攻方向上有问题，但并非战略失误。关于对彭德怀“闹独立性”的批评，可以说是批评错了。彭德怀对毛泽东“不捧”、“不盲从”、“不迷信”，这是他的高明之处。详见《领袖·元帅·战友》第105～108页。①见黄克诚的《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悼念我党我国我军的杰出领导人彭德怀同志》，《解放军报》1979年1月2日。②
首长都在场，都看到这场面。事实是不欢而散。因为许多中央首长在场，我认为，卫士长的这一回忆是可信的。彭德怀的这种态度无疑会引起毛泽东的怀疑。
第四，彭德怀写信的时机问题。毛泽东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讲，抗战时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抗美援朝也没有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抓到一个机会，打着无产阶级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纷，乘此机会，你是个投机分子。在8月16日的会上，毛泽东又讲：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意见，更不在北戴河会议上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北京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二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三月底、四月初的上海会议上提出意见。这些同志为什么不在那时候提，而在这时候提呢？因为他们那一套，那时还提不出来。他们等到中央把问题解决了或者大部分解决了才提，认为这时不提就不好提了。再等几个月以后，形势更好转，时机过了，就更不好提了，故急于发动。类似的话，毛泽东在后来又讲过多次。如，1959年9月11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上和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关于这一点。彭德怀在自述中有所申辩，认为自己没有隐瞒观点，在1959年曾向中央打电报，说明粮食不能征购1200亿斤，只能征购900亿斤。有的文章根据彭德怀的申辩认为，毛泽东的批评不符合事实。我认为，客观地讲，彭德怀的申辩是无力的。因为彭德怀虽然发现了大跃进中的问题，也向一些同志谈过，打过电报，但他毕竟没有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直言自己的观点，疾呼纠正“左”的错误，也没有通过写信或个别谈话，向毛泽东或中央领导直陈自己的意见。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毛泽东花了很大的气力来纠“左”。这种情况，自然会使毛泽东产生这样的想法：我大力纠“左”，你们不吭气，不助一臂之力，现在“左”已基本上解决了（如前所述，这种估计是错误的），你们发言了，你们安的什么心？是不是想利用困难、错误发难？
第五，7月21日张闻天的三小时发言引人注目，系统而有理论深度，切中要害。而事又凑巧，这年4月，张闻天作为外交部副部长去波兰华沙出席华沙条约缔约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彭德怀则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各国。为了节省费用，张闻天与彭德怀同乘一机飞往华沙。在庐山会议上，他们两人的住处又是斜对面，中间只隔一条石级，相距五六十米远，一出门就相见，早晚散步时常交谈，两人思想一致。彭德怀把给毛泽东的信送出后，又让秘书将提纲送给张闻天看。这就引起毛泽东的怀疑，把张闻天说成陷入军事俱乐部，是文武合璧，是旧病复发。
第六，赫鲁晓夫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还想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企图控制中国。彭德怀访苏时，赫鲁晓夫又故意抬高他，说他是国际英雄。庐山会议正是彭德怀访苏归来后开的。毛泽东由此疑心彭德怀的万言书与赫鲁晓夫有关。在8月1日会上，毛泽东说：彭德怀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彭德怀解释说：出国实在不想去。毛泽东插话：“闻了人家
②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250～251页。
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进而无根据地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
前面已说过，从苏共二十大以后，尤其是反冒进以后，毛泽东就感到党内不太平，有分裂的可能，对彭德怀存有戒心。他怀疑党内有“鬼”。他在8月2日会上讲：去年八大二次会议上我就说过，危险无非是二，一世界大战，二党的分裂。当时还没有显著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庐山会议上种种情况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所引起的疑问，很容易把彭德怀当作“鬼”。可当时的彭德怀也好，张闻天也好，都不了解毛泽东的心态。以为毛泽东还像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那样虚心听取意见。所以，他们对毛泽东对他们的态度是没有想到的。
总之，庐山会议的发生是复杂的，是诸种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使没有彭德怀7月14日的信，类似的会议在以后迟早会发生。因为在党内和中国社会里存在着产生这类斗争的“左”的思想基础。把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等同志的责任仅仅归结为毛泽东个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庐山会议错误地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为反党集团，罢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的官，撤了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张闻的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之职，但还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罢官后，彭德怀向毛泽东作了三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罢官后，彭德怀先在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读书、学习，继续思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后来，又回故乡作了些社会调查。到了1961年，无情的现实证明：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把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是错误的。但毛泽东和中央仍然坚持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是对的。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讲：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刘少奇认为，彭德怀同志阴谋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刘少奇这些话当然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他的辩解是无力的。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无疑是由彭德怀7月14日的信引起的，当时把信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刘少奇的辩白等于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没有错误，批他是因为他想篡党。而所谓篡党，同样也是捕风捉影的事。
①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第237、239页。
1962年6月，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的长信，一面从严检讨，一面澄清历史真相，批驳不符事实的指责。表明“不是什么‘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蓄谋已久的篡党分子’”，并无所谓“反党小集团”，也无“里通外国”。他希望中央在“平反甄别”错案时解决他的问题。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的信被当做“翻案书”打了回来。毛泽东讲：彭德怀的案不能翻。
后来，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庐山会议的斗争的认识有变化。刘少奇在1964年7月2日和7月9日两次讲话中说：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那个时候应该继续反“左”，不应该反右，结果反了右，中央要负责。1965年9月11日。中央派彭真同彭德怀谈话，说明中央准备派他去西南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没有立即答应，9月24日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收到信后，“高兴得睡不着觉”。第二天，9月25日，就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周恩来因外事活动没有参加）一起约见彭德怀。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对庐山的争论，毛泽东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又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一分为二”。毛泽东列举了彭德怀在历史上的主要功绩，说：“为什么一个人①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谈话进行了五个小时，并共进午餐。彭德怀接受了任命，在三线积极工作。他有自知之明，不出头露面。1966年4月，在成昆铁路通车典礼上，当时的三线总指挥李井泉和另一位副总指挥程子华坐在主席台上，而这位老彭却坐在群众之中。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德怀横遭迫害，骇人听闻，最后含冤屈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11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彻底平反，洗清了多年的沉冤，恢复了他应有的荣誉。
庐山会议给彭德怀造成了悲剧，也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了不幸。庐山会议的后果：一是“左”倾错误不仅没有纠正，反而愈加严重，二是全党中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把相当一部分（约三百几十万）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党员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民主遭严重破坏；三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进一步升级，将阶级斗争由党外开始转到党内；四是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进一步发展。
四、“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为《哲学小辞典》所起的书名。他为这小辞典写了前言，其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着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
①《彭德怀自述》附录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8～289页。
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毛泽东这里所讲的经验主义指谁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建议读哲学，批经验主义的目的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为了打败所谓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作为革命家、军事家的毛泽东，十分重视哲学，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对错误路线、错误倾向，他不满足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批判，还注意从思想上、哲学上的批判。他对王明路线的批判就是如此，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认为同彭德怀的斗争也是一次路线斗争。所以对彭德怀的批判也应如此。
在8月1日常委会上，毛泽东认为：彭德怀事务繁琐，事务太多，读书少，世界观是经验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彭德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毛泽东讲彭德怀是经验主义，看来主要是认为彭德怀读书少，缺少理论。他对彭德怀说：“你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彭德怀也承认：“经验主义肯定有，靠自己几十年经验办事。”这里所说的经验主义，明显是指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
在8月11日的会上，毛泽东又说：“讲讲世界观、人生观。人生观这个词，在外国书上看得很少。中国人喜欢说人生观，其实世界观、人生观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在一部分同志中，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没有解决，自己也不愿意解决，就是说，他们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还有个方法论，它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有些同志讲话只讲方法论，不讲世界观。这就是讲历来犯错误的同志，据我观察，以及中央常委和他们交换意见的结果，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而是主观唯心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从外国流派来说，是列宁所批判的马赫主义。”“历来犯路线错误的人，都是部分的、大部的或者是全部的主观唯心论。所以难以改造，要改变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为什么从这谈起，因为历来一讲到政治问题都不讲世界观。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宇宙观，不谈不行。一切要从这里开始。”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也说：“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
这里所讲的彭德怀等人犯的经验主义，已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但毛泽东没有做具体的分析，指出它的表现之所在。彭德怀在工作中存在有经验主义（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这是彭德怀本人也承认的。但这并不能说，毛泽东批彭德怀的经验主义批对了。毛泽东批彭德怀的经验主义批错了，这是肯定的。可我认为，毛泽东提出的“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判断却是正确的。延安整风，虽然也批经验主义，但重点是批教条主义。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教条主义被战胜以①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但中共“七大”后，并没有批判经验主义。1948年5月，毛泽东在《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必须反对经验主义的方法”。但当时忙于
①《毛译东选集》第3卷 ，第990页。
战争、土改，无暇顾及批判经验主义。所以毛泽东讲“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这是符合历史的。由于没有批判经验主义，所以党内经验主义在滋长，成了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不过，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在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上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不是彭德怀，而正是他本人。
毛泽东在大试验中，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夸大了精神、上层建筑的作用，夸大了生产关系的作用和阶级斗争的作用，这些都是唯心主义性质的。他对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也是严重脱离实际的。这也是无可置疑的。从认识论根源上，我认为大试验的错误与他思想上的经验主义有密切关系。
综本章所述，毛泽东的经验主义主要表现为：
（1）不了解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特殊性，企图用解决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的速度在较短的时间里来解决经济问题。
（2）企图用搞革命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来搞现代化经济建设，将革命时期的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绝对化。
（3）企图用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理由是：过去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都取得了胜利，为什么现在不能用？
（4）对下面干部和群众提出的口号、指标，不作科学分析便加以肯定、推广，实际上当了下级和群众的尾巴。
（5）把群众中一时的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如吃饭不要钱）误认为共产主义的萌芽，把假象、现象当成了本质。
（6）习惯于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党内矛盾，把党内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认识，不加分析地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视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7）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绝对化，不能实事求是看待工作中的成绩与错误。
（8）片面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忽视现代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研究，以至闹出钢产量一年之内翻一番和共产主义即在眼前等大笑话。
（9）光凭个人经验、直觉来决策，对提出的任务和目标不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和作可行性论证。
（10）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除了经验不足之外，另一很重要的原因是全党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不足。毛泽东往往带着自己的经验去理解社会主义。
总之，毛泽东一方面将自己的经验绝对化，用旧经验来解决新问题，另一方面，在贯彻群众路线过程中对群众的意见、要求、情绪缺乏全面地科学地加工制作，往往为表面的现象、甚至假象所迷惑。毛泽东的经验主义、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经验主义，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正因为毛泽东思想上有经验主义，导致他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犯有主观主义；也正因为他犯有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所以他自以为是坚持了群众路线，坚持了唯物论，自以为代表了群众。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1958年一边讲尊重唯物论，尊重群众，而实际上却脱离了辩证唯物论，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但实际上没有批经验主义，更不会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真正的经验主义。在此以后，党内的经验主义继续发展。经验主义依然是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重要认识论根源。时至今日，纠正和克服领导工作中的经验主义仍然是思想战线上一个紧迫的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