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提阶级斗争”
1960年6月24日26日。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中央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带头围攻中国共产党。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单方宣布要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停止供应一切设备，给中国的建设事业造成极大的困难。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苏联政府的这种背信弃议的行径无疑激怒了毛泽东，影响到他对苏共的看法。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主要研究国际问题。
这年冬天，河南信阳地区严重的非正常的人口死亡事件被揭露。1961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河南省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这个报告，夸大了敌情，混淆了两类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中央的指示肯定了信阳地委的这个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报告所讲的阶级斗争现象自然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在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开头就说：三类县、社、队，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他估计，全国县、社、队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属三类。
1月18日，他在八届九中全会的讲话中又说：近几年，调查研究少，情况不甚了解，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给他挂上这笔账，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帜，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不管人民死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
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把“我们应该联合那一些阶级？压迫那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单列为一个问题，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还指出，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洁。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在这次讲话中，他错误地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已被修正主义篡夺，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但总起来看，那时他还没有把阶级斗争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1962年8、9月，中共中央先后在北戴河、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在8月6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在以后的多次大小会上，他又讲了这方面的问题，并大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在9月24日的会上，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有阶级斗争。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因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会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
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如英国、法国等都曾以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过了几次复辟，经过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教育干部，教育群众，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一些人将毛泽东的话作了整理，归纳成：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线路。”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上述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中，上述一大段话写进了“九大”政治报告，基本精神还写进了党章和宪法。这一大段论述被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一再进行宣传与教育。
我认为：我国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党的基本路线是错误的，应当坚决否定。但这种否定，又不应当是形而上学的全盘否定，而应当是辩证的否定。毛泽东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把阶级斗争当作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这是错误的。但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思想大体是正确的、深刻或合理的。
毛泽东提出“基本路线”是他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升级”，导致这次“升级”的主要因素有：
第一，从客观上讲，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相对激化。国内经济困难，国际上的反华浪潮，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利用暂时困难叫嚣反攻大陆。这些国内外的因素使得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企图复辟变天。社会上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封建迷信等现象也有所增加。确实，在农村极个别的社队的领导权为坏人所篡夺，阶级斗争出现了相对激烈的情形。在这时，他提请全党注意阶级斗争问题是对的。但是，他把一定条件下暂时激烈的阶级斗争夸大了，并得出了普遍性的结论。
第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同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的斗争是正确的，正义的。赫鲁晓夫的某些理论也确实离开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权已被修正主义篡夺，则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反过来又影响到他对国内问题的看法。他在8月9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讲，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谈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都搞得干净？历史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又说：苏联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争的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他从苏联想到中国，故一再提出矛盾、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问题。关于防修反修的思想，从这一时期他所写的诗词中也明显流露出。1961年10月，郭沫若看了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写一首七律，其中有“千刀当刮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之句。毛泽东在同年11月17日写了一首七律和郭老。其中唱道：“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他担心将来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发生“妖雾重来”。
第三，对党内的矛盾、意见分歧作了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分析和判断。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党内对出现困难形势原因的看法上有分歧。有的同志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有的则认为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①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1962年1月27日，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又说：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具体分析。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②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一种委婉的表述。从后来的情形看，毛泽东对这种说法是有保留的。不过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对形势的看法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分歧。
七千人大会后，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发现当年预算有很大赤字。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时期”。5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会议认为，对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有充分的估计和认识。刘少奇在会上讲：现在经济形势总的来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针对当时有的干部害怕将困难估计过头而犯右倾错误的顾虑。刘少奇解释说：我看对困难形势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我们估计有那么多困难后发现好一点，困难没有那么多，这好，这危险不大。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困难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他这种看法，也符合毛泽东一贯的宁肯把困难设想多一点的领导方法。后来，他又说过：工业上要想退够，农业上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刘少奇的讲话，也许个别用语不一定恰当，但他对形势的估计总的来讲是实事求是的。
在1962年8、9月时，农业形势开始好转，工业生产还继续下降。毛泽东在这时提出形势问题，认为党内一部分人对形势估计过于悲观。他在8月6日会上讲，有些同志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们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他认为还是回到1959
①刘少奇：《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页。②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0页。
年庐山会议上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8月9日，在中心小组会上他又说：“要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了，或者大部分黑暗。”在会上，有的同志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后有压力。对此，毛泽东说：“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再联系到1966年8月他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指责刘少奇在1962年犯有右倾，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在那时心里有怨气。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他与其他领导人实际上有分歧，但在严重困难面前又不好说。毛泽东一生喜欢挑战，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所以阶级敌人也好，自然灾害也好，在他看来算不了什么，都是可以战胜的。在产重困难面前，他虽然心情沉重，但对前途充满信心。但应当说，刘少奇对形势的估计并不是悲观的，也不是“一片黑暗论”。当时面对国际的反华浪潮，国内的严重困难，党内会不会有人悲观、失望呢？肯定是有的。毛泽东的批评如果是指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对形势错误看法，这是对的。确实在困难面前，不应悲观，泄气，而应挺起腰杆，奋发图强去战胜困难。可惜，毛泽东指的不仅是一般的干部。另外，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如刘少奇所说：主要的倾向不是对困难估计过分，而是估计不足。
如前所述，1961年以来，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责任制，在各地呈现发展之势。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后，毛泽东批发了一些材料给大家参阅。其中有陶铸、王任重在广西龙胜县座谈会的记录《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安徽省太湖县宣传干部钱让能写的《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河北省副省长胡开明写的《关于推广“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钱让能自1952年起亲自办过互助组和农业社。1957年冬下乡当过八个月生产队长，1960年又到太湖县农村当过七个月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写的报告十分生动，真切，很有水平，有力他说明责任田是农民的一种创造，是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种好形式，责任田制度不是单于，不是资本主义。这个同志是在安徽省委已作出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定以后向毛泽东推荐的，是很有点勇气的。但这没有打动毛泽东的心。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反复批判“单干风”、“包产到户”。他说：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认为一片黑暗，任务的提法就不同；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全部或者大部单干。他指出：有些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代表富裕农民，包产到户这股风越到上层就越大。他认为，包产到户实际上是解散集体经济，搞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富裕、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军、工、烈、干属）户、五保户。他认为：农村中的问题还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走哪条路。他批评邓子恢，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他进而说：党内有些人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他严厉指责：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言下之意，你们比赫鲁晓夫走的还远。
毛泽东在批评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的同时，还批评所谓的“翻案风”。七千人大会后，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发出了《关于加速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中央通知指导下，各地对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在6月1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申诉自己没有“组织反党小集团”，“没有里通外国”。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案不能翻。毛泽东对当时大规模的平反有看法。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的不能平反，不能一律平反。抽象他讲，一律平反，是不对的。但问题是1959年反右倾是错误的，当时恐怕还是平反不彻底。毛泽东对平反的态度，反映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的错误缺乏根本的认识。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归结于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他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有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由此开始，他由反对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进到反对国内的“修正主义”。
当时，全党全国人民面临最紧急的第一任务是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是恢复国民经济问题。所以，他接受刘少奇等人的意见，指出：要吸取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阶级斗争不要影响我们的经济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
八届十中全会是毛泽东晚年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重要转折点，毛泽东虽然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规定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背离了“八大”的决议，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依然把经济建设当作党的中心任务，他自己也亲自抓，搞大跃进。十中全会后，从全党来看，经济建设仍是中心工作。但从毛泽东本人来看，他的主要精力则重新转向阶级斗争。他的这种转向势必最终导致全党的中心工作发生转向。
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整“走资派”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一些地区进行了整社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河北省的同志在保定地区发现，人民公社存在着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根据群众的要求，他们进行了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和清理工分的工作（简称“四清”，为了与后来的“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的大四清相区别，又称“小四清”）。在清查中发现一部分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不参加劳动等问题，群众对此意见很大。1963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进行“四清”的经验。他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次会议决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在城市进行“五反运动”
（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同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由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专门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前，毛泽东收到关于农村阶级斗争情况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报告材料二十件。依据这些报告和材料，毛泽东对我国农村及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脱离实际的估计。他认为，当前农村中出现了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严重形势，可许多干部、党员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甚至熟视无睹。他引用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话，并说：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正在进行；有些地方民主革命尚未成功，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还有一些地方，地主根本没有打倒，要重新革命，他指出，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本主义的根子，修正主义的根子。他批评许多党员、干部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右倾。他在一个批语中是这样描绘当时形势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又一次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他说：要抓重点，以前有本《香山记》开头就说：“不唱天来不唱地，单唱一本《香山记》”。天和地都不唱，单唱《香山记》，就是抓阶级斗争。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决定在全国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依据各地试点的经验和情况，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这时，从中央至地方的大批干部到农村、工厂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于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扶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搞了一个展开“夺权斗争”的“桃园经验”。
“经验”讲了运动的全过程。“经验”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比土改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而且是更尖锐、更复杂、更深刻的一场大革命”；现在阶级斗争的焦点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搞和平演变，篡夺领导权。毛泽东赞扬王光美，批示要推扩“桃园经验”。中共中央于9月1日，批转了这个“经验”，要全国所有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人都学习这一经验。这个“经验”在当时起了“典型”示范的作用，绝大多数工作队都模仿“桃园经验”的做法。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再次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根据各地反映上来的片面的、表面的、夸大了的情况，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极端错误的估计：全国基层政权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会议提出，要彻底发动群众，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这实际上已把运动的重心放到整党内干部上。
9月，刘少奇主持修订了“后十条”，修订中吸取了“桃园经验”。毛泽东审阅批准了修订稿。修订后的“后十条”，变得更加“左”。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指导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越来越“左”。由于把农村阶级斗争看得十分严重，结果一个大队集中十几人以至数十人工作队队员，搞人海战术，搞神秘化的扎根串联，不仅干部因怕挨整而恐慌，就是一般社员也感到紧张。毛泽东觉察到了这个问题。这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后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1965年1月14日发布）。这次会议纠正了运动中某些“左”的过火的做法，提出：对干部要一分为二，要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改变了以往把所有干部都看成被整的对象和仅由工作队领导的错误做法；运动中不搞人海战术，不搞神秘化；运动中要始终注意抓生产。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写进了正式文件。
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中简称为“走资派”）的概念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如前所说，1964年5月，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就认为：农村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要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这年12月5日，他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上批示：
“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查清楚，才知道。”毛泽东认为，这种
“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来源”是上边。12月12日，他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上批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批语中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批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这可以说：“走资派”的概念已基本形成，不过语言还不十分规范化。
在12月召开的全国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地富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你不搞清干部，贫下中农通不过，迫切的是干部。这次运动的中心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你不从当权派入手，不行。他引了杜甫《前出塞》的“挽弓当挽强，射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诗句，指出，要抓住当权派。当时，他认为，省委、部委也有烂掉的。有的部长、省委书记被擒下了马。
毛泽东指出重点整“走资派”还有一层意思，是要把大多数干部解放出来。在“后十条”、“桃园经验”的指导下，所有干部一开始都靠边站，成了挨整的对象。他认为，这样整，面太宽，伤人太多，要发生“左”的潮流。他提请大家注意，不要没有虱子，一定要捉虱子。四不清干部，贪污四五十元的、一百元的是多数，要先解放一批，退赔要合情合理，挤牙膏挤不干净，留一点也可以，宽大处理，要给出路。他举历史上陈平为例。他说：陈平宰肉甚均，他作宰相时贪污。周勃等人告发他，说给钱多的做大官，给钱少的做小官。刘邦找他谈话，说人家告你贪污。陈说：我养的人多，那是我没有钱呀！刘邦说，给你四万两黄金，搞统一战线，有了四万两黄金就不贪污了。在运动中，发现干部多吃多占现象比较普遍。毛泽东讲，多吃多占复杂得很哪！主要是我们这些人。我只有430元，有汽车、房子，有暖气，司机、秘书雇不起。他认为目前正在火头上，一、不可打击面太宽；二、不可泼冷水。他的意见：对一般干部的多吃多占和少量的贪污，不要揪住不放，要解放他们。
从12月20日会议上看：关于运动重点整走资派这一点，毛泽东与刘少奇及其他领导人并无分歧。关于运动的性质，讨论中有不同意见。有三种提法：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前两种提法是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提出的。毛泽东主张第三种提法。在12月28日的会上，他讲：“常委谈过，又跟几位地方同志谈过，认为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运动的名称即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矛盾交错的教育运动。”又说：“政治局常委觉得，大家讨论了也觉得，第三种提法较妥，较为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毛泽东的话表明，虽然讨论中有不同的提法，但并没有发生重大争论。“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认为，在这次会议上，在运动的性质和运动的重点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重大争执。这种看法，有待于确凿的材料来证明。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二十三条”，对当时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极左的政策、做法有一定的纠正，中止了运动继续向极左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二十三条”又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转移到党内，“左”的根本指导思想不仅没有纠正，反而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左”的实践，而“左”的实践反过来又促进“左”的理论的发展。这就形成了“左”的理论与“左”的实践的恶性循环，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但是应当指出：（一）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农村只占三分之一左右，城市的工厂只有少数单位进行试点。（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仅包括阶级斗争，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运动中注意抓生产。
因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虽然错整了部分干部，也伤了部分群众的积极性，但对解决干部作风、制止贪污盗窃、改进经营管理方面有积极作用。
三、意识形态领域里“左”的政治批判
毛泽东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有所谓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为高岗翻案，向党进攻。在9月24日在会上，根据会议提供的材料，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个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的，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他在注意农村阶级斗争、党内思想斗争的同时也密切注视着意识形态里的斗争，文艺界的动向。
对文艺界的情况，毛泽东很大程度上是听信了江青的意见。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多次讲：有几年我害病多，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她又说：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组织的。
八届十中全会后，文艺界根据全会的精神检查工作。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5月，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把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内有鬼魂出现）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从此开始了报刊上的一系列的公开点名批判。同年9月27日，毛泽东指出：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方面，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尽是些帝王将相。这样搞下去，三十年后就没有人看了。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正，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同年12月12日，他在柯庆施的报告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又对文艺界的整风报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要求文艺界反映社会主义生活，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新事这是对的，但他对文艺界的估计和批评则不符合实际，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文艺界的成绩。在批示的指导下，文艺界再次进行整风，并在全国报刊上对一批文艺作品进行批判。
1964年，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过火的政治批判从文艺界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冯定，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史学界批判翦伯赞、吴晗。
1965年，在毛泽东的同意下，江青秘密在上海与张春桥、姚文元合伙，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同1961年的所谓“翻案风”、“单干风”联系起来。文章出来后，毛泽东表示赞同。并认为，文章没有击中要害。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艾思奇、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时认为，毛泽东的上述话不过是顺便提到（这次谈话的中心是哲学问题），也不符合事实，因而和其他附带提到的话都不必记入谈话纪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关锋告了密，田家英被诬陷为篡改毛主席的谈话。这件事成了田家英的一大“罪状”。
毛泽东把《海瑞罢官》与彭德怀联系起来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海瑞是中国历史上以刚正不阿、铁面无私而出名的“清官”。海瑞的故事、戏曲在民间广为流传。如何评价海瑞这个历史人物，是个学术问题，完全可以有不同意见，百家争鸣。毛泽东在1959年时并不否定海瑞，而且还提倡过学习海瑞。他本人也喜欢看海瑞的戏。在这年4月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针对当时干部队伍中不敢讲真话、实话的不良倾向，向大家推荐《海瑞传》，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他还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这年6月，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庐山会议前夕，胡乔木约请吴晗再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当时吴晗还答应写一个以海瑞为主人公的戏。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吴晗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论海瑞》的末尾写上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1959年下半年，在一次政协会上，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要求吴晗为他们写一出关于海瑞的戏。1960年底，戏写成，原名《海瑞》。后接受别人的意见，为区别其他的海瑞戏，改成《海瑞罢官》。1961年1月在北京首次演出。1962年，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不同意，后来被说服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和彭①德怀是“海瑞”的思想是受了康生的影响。从上所说。将《海瑞罢官》与彭德怀联系起来完全是一种主观的、随意的联想，并无事实依据。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过火政治批判，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理论的产物，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过火政治批判、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则又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四、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考
如前所述，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重新转移到阶级斗争方面，把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作头等大事。他对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状况的估计是脱离实际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也有主观、片面之处。这是毋庸讳言的。但从战略上看，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形成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对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思考也有一个过程。
由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只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这样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势必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局面。尽管社会主义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但帝国主义却总想千方百计地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手段归结起来无非是两手；一手是硬的，实行孤立、封锁、禁运以至武装侵略；一手是软的，通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等途径进行和平瓦解。帝国主义同时使用这两手，但侧重点则随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有时以硬的一手为主，软的一手为辅；有时则以软的一手为主，硬的一手为辅。一般说来帝国主义首先侧重于硬的一手，企图通过孤立、封锁、禁运、武装干涉等手段，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如1918年～1920年14个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60年代美国发动侵越战争。当这一手失败后，它便在实力政策的基础上转向侧着于软的一手，搞和平演变。总的来说，在20至40年代，帝国主义对苏联主要采用硬的一手。
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形成千50年代后期。
①1966年2月8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在1966年4月和5月的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讲：‘六四年的时候，我曾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以后他又多次讲过类似的话。详见仲侃
《康生评传》，红旗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176页。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妄图用反革命战争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以便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无奈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无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反击下，节节败退，最后无可挽回地失败了。1949年7月30日，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致信总统杜鲁门，承认国民党的失败已成一种定局。但他不甘心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把今后在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受过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艾奇逊说：“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他建议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都应得到我们的鼓励”。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开端。8月，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致社鲁门的信。毛泽东及时抓住这一反面教材，亲自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玩弄的种种阴谋，教育中国人民，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存在某些幻想的知识分子（即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丢掉幻想，准备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作长期的斗争。毛泽东对“白皮书”的评论，揭开了同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斗争的序幕。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帝国主义者竭力利用“秘密报告”，把它作为摧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武器。1956年5月15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较大的自由主义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经说的，在十年或者一代人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
匈牙利事件后，杜勒斯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是件可能的事。于是，他更加起劲地鼓吹和演变战略。1957年7月2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几乎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认为，这种和平演变不是一、二代人所能实现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有记者问：
“赫鲁晓夫的孙子是否将有自由了？”杜勒斯回答：“我并没有对这件事定过日期，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帝国主义者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出处。
1958年10月24日，杜勒斯从台湾回到美国立即发表声明：扬言要用“和平方法”改变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
同年12月4日，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中提出：美国应“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使其越来越谋求它们自己境内的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利用这些人民来征服世界。”他认为，应“全力以付地执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
1959年1月28日，杜勒斯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提供的证词中说：“基本上，我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自由的威胁，只管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和野心。”
过了三天，即1月31日，他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中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