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肯定否定”更能正确地表述这一规律的基本内容。通常所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辩证的否定观，事物发展的每一环节既是否定，又是肯定，否定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二是事物的运动过程不是简单的循环，也不是直线，更不是后退，而是波浪式的前进，或螺旋式的上升运动。这两方面中，前者是基本的，后者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肯定否定”的表述概括了“肯定、否定、肯定……”发展的全过程，而“否定之否定”的表述只表达了发展的第三个环节。“肯定否定”比“否定之否定”更能反映事物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重复性。“肯定、否定、肯定”的表述正是“商品——货币——商品”、“货币——商品——货币”、“实践——认识——实践”、“特殊——普遍——特殊”等等具体公式的概括与抽象。第二，“肯定否定”的表述，可以同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的表述在形式上取得一致。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都是以成对的矛盾概念的形式来表述的。如对立与统一，量变与质变、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等等，“否定之否定”则是唯一的例外。而“肯定否定”的表述就没有这一问题。
第三，“肯定否定”的表述消除了这一规律在表述方式上的黑格尔主义的遗迹，剥夺了辩证法敌人对它歪曲和攻击的口实。德国的杜林、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中国三十年代的张东荪都把辩证法歪曲为三段式，然后加以攻击。“肯定、否定”的表述消除了这一规律的神秘外衣，也使攻击者失去了口实。
有人不赞同毛泽东的表述，主要的理由之一：三段式或“两次否定三个阶段”具有普遍性。三段式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我认为不具有。这一点连黑格尔也是这样认为的。黑格尔说：“如果那第一个否定已经是第二项，那末，被数为第三的，也可数作第四；抽象的形式也将不用三分法而被当作是一个四分法。”黑格尔也认为，三段式并不是本质的东西，它“只是认识方式完①全表面的、外在的方面。”他强烈批评当时许多的人并不懂得辩证法，而只是形式主义的占取三分法，用它来构造各种体系。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充分肯定了黑格尔对三分法的分析和对形式主义的批评。马克思、思格斯、列宁并不反对三段式，可他们从来不拘泥于三段式，反对将辩证法与三段式混
①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44页。
为一谈。在自然界和社会里，有的发展过程不一定表现为三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全部地质学是一个被否定了的否定系列，是旧岩层不断毁坏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①
总之，我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他只是否定“三段式”的普遍性，把发展看成是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无限过程。他将“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为“肯定否定”规律更好地揭示了这一规律的内容，是辩证法史上的一种进步。我以为我们的教科书不宜再沿用“否定之否定”的表述，而应采用“肯定否定”的表述。
八十年代以来，有人根据毛泽东关于“波浪式”发展的大量论述提出：“波浪式发展”规律是辩证法的一条基本规律，它与“肯定否定”规律是两条规律。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发展是不同的。我认为，这种见解值得商榷。至少在毛泽东那里，波浪式与螺旋式是一个意思，都是表达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曲折的前进运动。硬说在毛泽东那里“波浪式”与“螺旋式”有区别是不符合毛泽东的原意的。我认为波浪式发展是一个规律。但它并不是与“肯定否定”规律不同的辩证法的另一条基本规律，它不过是“肯定否定”规律的一部分、一方面。
五、关于分析与综合
分析与综合是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毛泽东在1964年8月的北戴河哲学谈话和1965年12月杭州的哲学谈话中都讲到这一对范畴。
在北戴河的谈话中，他说：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有讲几句话。我曾找艾恩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综合、分析，不讲客观实际上综合分析。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与农民？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分析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的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但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
他接着讲：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他为什么打延安……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你的军队，我一口一口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军长，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个俘虏了。全军覆灭。这就是综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兵士也都综合了。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
他的结论是，一个吃一个，大鱼吃小，就是综合。从来书本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过。因为有人提出合二而一，谈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关于分析与综合的关系，他说：“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分析。为什么不吃砂子？米里有砂就不好吃。为什
①恩格斯：《反杜林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176页。
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尝百草，医药药方，经过了多少年分析出来，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蚂蚁、蛇、乌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
在杭州谈话中他说：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以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在这次谈话中，他对综合的看法说得更明确：“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食，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后来说就是扬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的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确实，像毛泽东这样讲分析综合是前所未有的。分析与综合是思维把握现实的方法，分析是把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从而认识其中的每一部分；综合是思维在分析的基础上把事物的各个部分加以整体的考察从而形成对事物完整的认识。唯物辩证法的分析与综合与唯心论不同，唯心论的分析不是从现实事物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是对概念的逻辑分析与综合。这种分析综合不接触现实，不受实践检验。唯物辩证法的分析与综合则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在分析与综合过程中不断接触现实，最后由实践来检验。毛泽东（以及艾思奇）认为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的看法是不符合实情的。毛泽东所讲的客观实际的综合分析，过去确实没有人讲过。不过，这已不是什么思维方法问题，而是实践方法问题。毛泽东的说明只能表明：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法是有着客观的实践基础的，分析与综合的结果还要受到实践的检验。毛泽东讲综合就是吃掉。这种说法很新奇，但未必有普遍意义。在实践上，有些综合可能是吃掉，如毛泽东所举的例子。但有些却不是如此，建筑师、技术员、工人盖大楼，可以说是最生动形象的综合。把一件件建筑材料按图纸建造成漂亮的大楼，这是综合。但这不是吃掉，而是把许多部分合起来创造成一个新的东西。
总之，毛泽东关于分析与综合的谈话是新颖的，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思索，不过，并不完全正确。
我认为，我们的教科书在分析与综合问题上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对这一对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它在辩证思维中的核心地位无认识。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实际上是把分析与综合的方法看成是认识的根本方法。马克思、列宁同样十分强调这一方法。从理论上讲，分析与综合是辩证法的规律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一种综合性的运用。从实际的认识活动中看：它是认识方法中最基础的、最基本的方法。概念的形成，判断、推理的进行，假设的提出与验证，以至归纳与演绎、从抽象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的一致等方法，无不是在分析与综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可现在的教科书只是将它和别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并列。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论最突出的表现是对认识的对象不作认真的、科学的、细密的分析与综合，而往往凭经验、凭直观作出判断。一个人认识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分析与综合的运用的熟练程度。
毛泽东关于改造哲学体系的意见未必完全精当，但他提出改造哲学哲体的任务本身就具有开创性。苏联东欧的剧变，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大潮，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这一切更迫切要求我们改造现行的哲学体系，创造出适合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