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一般意义上所讲的“文化革命”主要是指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知识。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刀，虽然名之曰“文化大革命”，而实质则是一场政治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个阶段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但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①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文化大革命”虽说是一场“内乱”，但它是有领导的在明确理论指导下的一种特殊的“内乱”。“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指导这场“大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的“无产阶段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此，客观地了解、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最好办法是从了解、评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入手。
在迄今公布的毛泽东的著作、语录中，我们没有发现毛泽东本人明确使用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类术语。首先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专门术语的是1967年11月6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写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文章把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归结为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运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这篇文章是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并经过他们反复修改而成的。他们在送给毛泽东审阅的信中说：“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经充分引了。”“大家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修改。”毛泽东在信封上批道：“内件已阅，修改得很好。可用。”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术语虽非毛泽东提出，但却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陈、姚所归结的六条，基本上表达了毛泽东的思想。在此以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反复宣传，写进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被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重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的集中概括，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虽说有六条，但最根本的核心是两条：一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二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是运用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发党的黑暗面，把被走资派所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正是这两条，使得“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二、对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估计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来源于他对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由前一章可看出，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毛泽东以及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对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脱离实际，陷入了严重的主观主义。毛泽东在反对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的同时，越来越担心中国党内的“修正主义”。他把党内思想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上纲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越来越把与自己相左的意见视为“修正主义”。
1963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党内有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些，对反动派和气一些，对修正主义和气一些，对亚非拉人民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①
1964年2月，他在谈话中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②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间，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把这些东西抖搂了出来。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到了1965年，毛泽东不仅认为工厂、农村的基层政权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省委、部委有烂掉的，而且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内形成了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5年10月，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明显地为他以后的大行动造舆论，下毛毛雨。
同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一伙对罗瑞卿（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搞突然袭击。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篡军反党”。
①1962年春，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向中央建议：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紧建设，有必要争取对外关系的相对缓和，在同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些建议总的精神是正确的，将它概括为“三和一少”是明显不符合原意的，视之为修正主义更是错误的。②1962年，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根据合作化以来的经验和1960年至1962年在全国一些地方的调查向中央建议：在农村中实行联产责任制，以克服平均主义：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肉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等等。当时，我国部分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这些关于农村工作的正确主张和政策被概括为“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并受到批判。
12月底，毛泽东在一次会上问几个大军区司令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们得学蔡锷，要造反哪！他又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政、军，这是最危险的。
毛泽东对中央内部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心里也越来越不安。还是在12月，他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出来破坏。”在此之前，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的主任职务。
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江青先在北京找人搞，找了三次，没有人愿干，只好到上海去搞。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陆续转载，北京各报纸在18天内未刊登。毛泽东对这些自然很不满，感到他的意见在北京行不通，北京市、中宣部的事他管不了。1966年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泽东在同康生等人的三次谈话中说：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他认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又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指责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按：指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对整个学术界、教育界的估计更是漆黑一团。1966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不知道。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搞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他对中宣部很不满，说：“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按：中央农村工作部1962被解散）。到了5月7日，他在给林彪的信中进一步认为，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提出这种现象再也不不能继续下去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决定“文化大革命”从学校、知识分子开刀。1970年12月18日，他同斯诺谈话时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错误批判了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罗瑞卿、陆定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决定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简称“5·16”通知）。这个通知是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先后八次易稿，最后经毛泽东补充、修改、审定而成，4月2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过了草稿，并决定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通知
从行文的形式上看，是对中共中央在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二月提纲》对当时学术批判的性质作了这样的论述：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引起的学术界的大辩论，其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
“左”的倾向加以适当限制，指出：在学术辩论中要实行毛泽东提出的“放”的方针，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实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
“不准革命”等等。这个提纲，今天看来，不是右了，而是“左”了，是“左”的气候下的产物。提纲提出的一些限制，并不能改变“左”的性质。但在毛泽东看来。提纲是右了，是修正主义纲领，要批判。毛泽东认为，这个提纲的要害是模糊了当前这场大斗争的目的，即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代表人物）的批判。”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加了不少话。若删除毛泽东在修改时加的话，那“5·16”通知的最初稿子主要讲的仍是学术方面的批判，讲的是对学术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他的修改则明显是着眼于批判中央和中央机关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党中央的“修正主义”。他认为，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毛泽东提出：当前的文化革命，不只是限于“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且“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毛泽东感到这样写还不足以引起全党的注意，不足以表达这场文化革命的目标，于是在这个通知的最后，又写上重重的一笔：“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可以说，此时他所考虑的已不只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也不只是夺回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问题，而是要清洗党、政、军里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揪出赫鲁晓夫式的接班人问题。在他的头脑中已形成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概念。
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还表现在，他以为北京有发生推翻他的反革命政变的危险。1965年12月，他在上海会议期间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假如北京发生政变，你怎么办？”关于发生政变之事，他同林彪谈过。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
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又说：“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毛泽东虽不赞成林彪大讲政变，但他没有否认他为防止反革命政变所做的调兵遣将。1967年2月3日，他同阿尔巴尼亚外宾的谈话也印证了上述调兵遣将的事。他说，去年5月，谢胡来时究竟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可能呢？这样看问题，可以不轻视敌人。又说：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时，我们增加了二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
正是根据对形势的这种主观主义估计，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认为，这样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毛泽东为什么会作出严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估计呢？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对修正主义概念的误解。1957年，毛泽东提出修正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先是反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之后又发展到反国内的修正主义，并逐渐把反修防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1965年8月3日，他在接见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时说：中国有两个前途，一种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他认为，国内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反对修正主义。
反对修正主义，抽象他讲也没有错。问题在于什么是修正主义？看来，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理解是有问题的。1969年4月，他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所说的一段话，最能反映出他对修正主义的误解。他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都是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显然，他所批判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并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有些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有些是符合我国现阶段所实施的一些政策，也有一些是属于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或实际工作的缺点错误。这种理论上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政治上犯错误，最后发展到混淆敌我界限，把与他一道反对修正主义的刘少奇、彭真等中央领导人也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第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得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长期得不到纠正，支配了全党。在崇拜者眼里，毛泽东是真理的化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凡与毛泽东不同的议论即是异端邪说，是修正主义，都应批判、打倒。在这种气氛下，即使是在高层领导中，也无人敢对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异议。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没有出席，是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上中央核心领导中没有人对错误批判和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诸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也没有人对
“5·16”通知发表不同看法。可以说，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时，党中央其他领导人是赞同毛泽东对形势的估量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
第三，毛泽东主观武断，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前就轻易给人定罪。对吴晗、翦伯赞等人是如此，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也是如此。这一情况，反映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遭严重的破坏。
第四，特殊的国际环境。从1960年起，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正义的，捍卫了中国的独立尊严，反映了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无畏气概。但他错误认为苏共变修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了，苏联政权是资产阶级专政、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专政。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与判断，毛泽东加紧进行反修防修，清洗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清洗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第五，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一些阴谋家、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左”的错误，诬陷好人，把一大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人打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分子，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
上述复杂的因素，使得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完全脱离了实际，于是便决计发动“文化大革命”。
三、刘少奇的悲剧
从“5·16”通知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目标是要解决所谓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从1945年中共“七大”起就被毛泽东定为自己的副手、接班人，而现在却成了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者。这是怎么一回事？
刘少奇（1893～1969），湖南省宁乡县人。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回国，回国后一直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1927年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期从事白区秘密工作。在工作中同当时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作过斗争。1932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长征。1936年赴华北，先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同书记。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央原局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和华中局书记。1943年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1945年的中央七大上，作修改党章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七大”后正式成为毛泽东的助手，党内第二号人物。
毛泽东对刘少奇是赞赏的。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提出报告，刘少奇的报告对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指出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犯了”左”倾路线错误。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对刘少奇的报告不满，很多人也不赞成刘少奇对白区工作的估价。刘少奇的报告面临着否定的危险。6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并给刘少奇很高的评价：“少奇同志对于群众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他在实际工作中，
在党内生活中，在华北工作中，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一生的工作，很少失败。今天我们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中①的辩证法。”刘少奇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刘少奇对毛泽东也很崇敬。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虽然是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不足，对毛泽东个人作了过分的颂扬。
在中共“七大”以后，刘少奇一直紧跟着毛泽东。刘少奇在工作中自然也有缺点，在一些问题上，也有与毛泽东不同的认识，但这并没影响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1953年，高岗进行宗派活动，企图搞倒刘少奇，取而代之。毛泽东发现后揪出了高岗，维护了刘少奇的地位。1959年，毛泽东提议由刘少奇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时问毛泽东：主席先生，中国的继承人是不是解决了呢？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确定是刘少奇。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以后是谁呢？
毛泽东说：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将和马克思在一起了。我相信，他们是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有意通过蒙哥马利向全世界公布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直至“文化大革命”，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中共领导核心是团结的，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那么，毛泽东头脑中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中看，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原则分歧始于1962年前后。
1956年，刘少奇参与“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等方面，刘少奇是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并无分歧。但到了1961～1962年，在对困难形势的严重性的估计上和产生困难形势原因的分析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了分歧。刘少奇认为：“困难是十分严重的，现在的问题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不能总是套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出现困难形势的原因，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的，但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毛泽东实际上不赞成刘少奇的看法，但他没有讲，把气憋在心里。到了1962年8、9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感到形势开始好转，便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把憋在心里的话放了出来。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右倾，其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开始对刘少奇有了看法。
八届十中全会后，刘少奇紧跟毛泽东抓阶级斗争，为了便于指导运动，他让夫人王光美下去蹲点，搞四清。这件事得到毛泽东的赞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无疑也反映了刘少奇的看法）得到毛泽东的批准。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同陈伯达等人谈话中讲到知识分子下去时说：王光美作了报告，她去搞一个大队，那里没有暖气，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两次感冒，春节回来的时候，见了她，我问她，还去不去，她说还去。此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上也是一致的，没有分歧。毛泽东讲：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讲：恐怕有些地方不止三分之一。
如上章所述，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四清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一点上看不出有什么分歧，在运动的性质上，有不同认识，但很快刘少奇服从了毛泽东，并未发生争论。毛泽东对运动中极左的一些做法不满，但他也没有归罪于刘少奇。不过，在这次会议
①转引自孙惠娟、田铸的《读〈毛泽东群众工作〉一文扎记》，《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9期。
上，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一些做法表示了很不满。有一次讨论，邓小平主持会议。正值毛泽东身体不适，邓小平以为是一般的会，劝毛泽东不要参加。毛泽东说，不行，非要参加不可。在会上，毛泽东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刘少奇插话：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插话很不满。在下次会议上，他带上了宪法和党章。在讲话时，他一手拿着宪法，一手拿着党章说：这有两本书，这本是宪法，我是公民，有公民权。这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发言。毛泽东发了脾气。会后，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提意见，说对主席尊重不够。后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不满意，认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的问题。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指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分歧尖锐化了。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行，对刘少奇失去了信心。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1970年12月18日，斯诺问毛泽东：
“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时，刘少奇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斯诺在《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一文中说：
“1965年1月25日，而不是在此之前，毛泽东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至少是一个高级负责人对我谈了这点。”1月25日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谜。说刘少奇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走资派，这一条还需有材料来证明。要是刘少奇真的提出反对整走资派，那说明刘少奇是对的，但除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所说的以外，至今也没有人依据可靠材料来证明刘少奇反对整走资派。但不管怎样，从这次会议后，毛泽东是想从政治上搞倒刘少奇了。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还表现在对苏共态度上。紧接着《二十三条》事件后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1965年2～3月，日共总书记官本显治率代表团来访。当时苏共支持日共内的反对派，所以日共对苏共采取批判的态度，与中共的关系较好。但宫本显治不赞成在中日两党联合公报中点名批苏共，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表示同意。刘少奇不能最后决定，向在广州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中央同意的，我可以不同意。这样政治局的意见被否决了。另一件是：是否派代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1965年2月24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来邀请信。参加不参加，毛泽东未置可否，要在京常委讨论。在京常委讨论的意见是：应邀进行斗争。刘少奇说：此事还要请示毛主席。毛泽东不同意参加。这件事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也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在同期诺的谈话中说：“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就建议派代表参加。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的修正主义不行。当然后来那个建议被我们打掉了。”现在看来，刘少奇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做法比较正确。其实，刘少奇的主张也并不是要同“修正主义”搞妥协。无论刘少奇，还是彭真，也都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并无原则分歧。
毛泽东从1965年起讲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实际上是为搞倒刘少奇下毛毛雨，作舆论准备。但在日常的领导工作中一切照旧，刘少奇依然主持党中央工作。1966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如前所述：“5.16”通知是在刘少奇主持下通过的。不仅刘少奇没有想到通知中所讲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是指他自己，就是参与起草“5·16”通知、惯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张春桥也没有能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康生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中不仅大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而且还恶狠狠地攻击朱德，诬蔑朱德是“空头总司令”，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党外人士，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可康生在发言中却恭维刘少奇，检讨自己在1931年批评刘少奇犯了错误，“没有认识到刘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路线的”。在后来，他又讲过，在那时，他只想到彭真有问题，没有想到、也不敢想到接班人（刘少奇）有问题。参与起草“5·16”通知的张春桥在1967年5月19日上海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运动开始时，对“5·16”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没完全想到刘少奇。
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只是批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至于下一步“文化大革命”怎么搞，并没有讨论。“5·16”通知只是提出“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未涉及如何清洗。怎么搞？在五月时不仅刘少奇不清楚，恐怕连毛泽东本人也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搞起来后，他在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有料到，弄得各省、市，鸣呼哀哉。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攻击北京市委、北大党委破坏文化大革命，想把革命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就在前一天，即5月24日，北大党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的五点指示，强调“内外有别”。25日深夜十二时许，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派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到北大重申了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的指示，并传达了周恩来的四点补充指示，进一步强调“内外有别”。当时刘少奇周恩来并不根本反对搞文化革命，也不反对贴大字报，只是希望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有秩序、有计划、有步骤地搞，不要造成天下大乱。毛泽东却另有想法。6月1日，当他在杭州看到康生送来的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后，不同其他中央常委商量，就立即下令中央电台广播，决心以“四大”的形式来搞文化革命。
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广播后，大学生、中学生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学校出现了混乱，一些学校领导受冲击而瘫痪。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依照惯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工作组。此时的刘少奇还是按照四清运动的老办法，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具体经验指导文化革命。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极左思潮的鼓动下，学校出现乱揪、乱斗干部的过火行动。1966年6月18日，北大部分群众（主要是学生），在学生宿舍楼区自发地设置“斗鬼台”、“斩妖台”，随意揪斗干部。批斗时出现了戴高帽子、脸上抹黑、挂牌子、罚跪、揪头发、拳打脚踢等极端不文明的野蛮行为，个别品质不良的人乘机对妇女耍流氓。北大工作组及时制止了乱斗现象，认为这是校内外敌人勾结起来破坏运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它暴露了坏人。工作组提出警惕坏人破坏文化革命，加强了政策教育，整了一些积极参与事件人的材料。北大工作组在当日将处理“6·18”乱斗现象的过程和办法写成简报，报送中央。中央于6月20日批转了北大简报，肯定“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样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当时陈伯达、康生等人也是赞成北大的办法的。陈伯达认为，北大“6·18”事件不简单，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康生则提出要揪出这一事件的后台。既然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是反革命事件，既然要揪后台，当然就要整人，抓反革命，抓坏人。有材料讲，在二十多天的时间，北京二十四所高等学校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有数千名教职工被打成反革命。这一数字显然是大大地夸大了的。但工作组确实整了一些人，要在群众中抓破坏运动的“右派”、“反革命”、“坏人”。为了防止坏人破坏，各校之间停止了串连，各校关门搞运动，以往热热闹闹的场面没有了。工作组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少数学生的不满，出现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群众中出现了工作组是革命的、不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争论。当时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工作组是革命的，包括红得发紫的“左派”后又成为反工作组“英雄”的聂元梓在最初也认为工作组是革命的。工作组制止乱斗现象，强调政策，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正确的。但工作组（以及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受传统的“左”的思想支配，把运动中群众受极左思想而产主自发的乱斗行动当作了阶级敌人阴谋破坏活动，则是错误的。当时的工作组可以说是两手抓：一手是抓整“走资派”，这是主要的；一手是排干扰，抓群众中破坏运动的“右派”、反革命。今天看来，这两手都有问题。
6月初，毛泽东在杭州。6月18日离开杭州到韶山，住滴水洞。6月28日到武汉。从毛泽东在7月8日给江青的信看，毛泽东对运动是满意的。他在信中写道：“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他对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他认为，这次文化革命是一次“全国性”的“认真演习”。
7月18日，毛泽东由武汉回到北京。20日，江青由上海回到北京。毛泽东回京后听取了有关文化革命的汇报。江青、陈伯达、康生谎报情况，给工作组加了种种罪名。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不满，派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到大学了解情况。毛泽东对当时文革形势的看法已与7月8日信中的看法迥然不同。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他提出改派工作组，认为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工作组阻碍了运动，要依靠学校的师生自己闹革命。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批评显然是不符实际的。事实上，大多数工作组主要目标还是在斗“走资派”，而不是在整群众中的“坏人”。工作组整少数群众的材料不对，但也并不是在镇压学生运动。
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讨。此时，刘少奇还未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他在大会上讲：“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是刘少奇的真心话。在文化革命上，刘少奇是支持毛泽东的，没有反对之意。不过，他只是按照过去的老办法来搞。按刘少奇的办法（亦是过去的办法）搞，损失可能少一些，不会天下大乱，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也还是“左”的，把一部分干部打成“走资派”，也有可能重犯1957年反右斗争时将一部分群众打成右派的错误。
8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文化大革命”。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号召与会者及全党揭刘少奇的问题，炮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会后，在8月2、3、4日，刘少奇还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参加辩论会，对同学、工作组发表讲话。直到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他才明白毛泽东要与他算账。
这里有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了亲自写大字报的方式来揭刘少奇的问题？这次全会进行的具体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党内许多干部并不认为工作组是镇压了“文化大革命”，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不会认识到刘少奇犯了路线错误。那时党内的绝大多数干部的思想与其说同毛泽东一致，不如说同刘少奇一致。毛泽东感到“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退一步讲，即使有人在会上批评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但由于刘少奇是毛泽东自己自一手提拔上来的接班人，也由于刘少奇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故与会者也不会揭刘少奇的“其他问题”，更不会想到要更换接班人。也许正是会议上的这种形势，逼得毛泽东只好在会议进行到第五天时亲自写大字报，并在大字报中不仅严厉谴责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上的错误，而且联系到四清中的错误与1962年的所谓右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