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要在政治上搞倒刘少奇，更换接班人，但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矛盾处理，在组织上刘少奇仍为中央常委，不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毛泽东在闭幕会（8月12日）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有。”
在十月召开有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作了检讨。刘少奇不仅对五十天作了检讨，不仅对毛泽东大字报中提到的两个问题作了检讨，而且还对1946年以来的工作作了检讨。刘少奇的态度是诚恳的。今天看来，他所检讨的问题有的并不是问题。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是满意的。毛泽东在刘少奇检讨的稿子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在社会上传抄，有的人就贴刘少奇的大字报，但被制止了）。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改正嘛！他提出让红卫兵看《阿Q正传》，意在告诉红卫兵不要不准革命，不准改正错误。他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准许刘少奇邓小平革命，允许改正。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毛泽东还讲：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犯错误也有原因。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他还说：对刘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处于受批判的境地，而且批判调子越来越高。应刘少奇的要求，毛泽东在1967年1月13日派车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刘少奇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共和国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对刘少奇的要求，毛泽东没有表态，只是建议刘少奇好好学习，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毛泽东劝刘少奇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家后，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在对刘少奇的态度上，周恩来是紧跟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批刘少奇。这是从当时周恩来的许多讲话中可以看得出来的。也许是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过如何对待刘少奇后，周恩来在1月16日深夜12点以后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①
后来，刘少奇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但刘少奇没有起来抗争。他只是在“检讨”中作些辩护，说明事情的真相。1967年8月8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严正表明：“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这是刘少奇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此后未见到他写过任何申辩材料。这也许反映了刘少奇忍辱负重的性格。不过他坚信：“中国人民是最可爱的人民”，“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为了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思想上搞臭，1967年2月，毛泽东提出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此书在延安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列为整风文
①见刘平平、刘源、刘亭亭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日～8日。该文在收入《缅怀刘少奇》（1988年出）时删去了周恩来给王光美打电话的情节。
献，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必读的书。该书不仅在党内外很有影响，而且还译成多种外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一定影响。该书在1962年经过增删重新出版。可此时，毛泽东认为：这本书是唯心论的，是欺人之谈，这本书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毛泽东的批评显然不符合实际。《论共产党员修养》是一本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在今天也仍然有其价值。这里顺便指出：1962年刘少奇的《修养》再版时，陈伯达参与了修订工作，可在1967年时，陈伯达竟然成了批《修养》的先锋。此事，直到1970年陈伯达垮台时才公诸于世。
毛泽东对刘少奇批归批，但在组织上还是主张以宽大为怀。直到1967年3月，毛泽东还讲：将来召开九大时，我还要提出让刘少奇当中央委员。看来他是用对待王明、彭德怀的办法来对待刘少奇。
但林彪、江青一伙不这样想，毛泽东不赞成刘少奇的大字报上街，张春桥却在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单独接见清华大学学生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要蒯大富带头起来“打倒刘少奇”。1967年7月，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煽动学生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要揪刘少奇出中南海进行批斗。7月18日，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开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进行人身迫害，并进行抄家。更为恶劣的是林彪、江青一伙使用逼、供手段，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内奸。对专案组提供的伪证，开始时毛泽东表示怀疑，不相信刘少奇是叛徒，下令调阅全部材料。但江青等人送的全是伪证，至于证明刘少奇历史没有问题的材料一件也不送。在“证据”（确切说“伪证”）面前，毛泽东由不信到信。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根据江青等人的假材料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在对刘少奇进行政治迫害的同时还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人身摧残。1967年9月13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被诬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而逮捕入狱，子女被驱赶出中南海。刘少奇本人则处于囚禁之中，身体日益虚弱，走路、穿衣、吃饭都成问题，有病得不到治疗。在批斗时，他的双腿被打伤，行走十分艰难。从住处到食堂只有三十米，他走一趟要用五十分钟。最后走不动，只能由工作人员打饭。工作人员常被骂作保皇兵，弄得他们也不愿每餐打饭。这样常常是打一次饭，吃好几顿，剩饭剩菜常变质。1969年10月17日，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抬上飞机，送到开封，囚禁于一个特别监狱。11月12日去世，秘密火化。火化单上填写的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这样含冤惨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王光美进行同样的迫害。中共“九大”以后，林彪一伙下令判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刀下留人”，王光美得以幸存。
刘少奇案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重新肯定刘少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历史功绩。
国外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整刘少奇是出于个人权力之争，是个人恩怨。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从历史上看，毛泽东与刘少奇配合是好的，毛泽东信任刘少奇，刘少奇推崇毛泽东。中国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首先是由刘少奇搞起来的，林彪不过是在1960年以后把这种崇拜推到了极端。刘少奇本人无争权之心的，他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著作反映了他的处世为人。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证明是错了的人。但毛泽东又是原则性很强的人，在原则问题上从来不留情面。据卫士长李银桥讲，毛泽东多次写过讲过这样的话：“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①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相让的”。毛泽东的这番话是他处理党内矛盾的原则。这反映了他的个性。他对王明、李立三是这样，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也是这样。在八届十一届中全会中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实际也是这样，对刘少奇实行一批二保。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保过很多人，认为犯路线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犯走资派错误的改正了仍可继续工作。但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持了各种“专案”，搞假材料、伪证，把一些老同志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等，使毛泽东无法再保。客观他讲：刘少奇的悲剧，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者，而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内也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条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刘少奇被诬陷“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并迫害致死，那是林彪、江青等人反革命阴谋的结果。
四、“大民主”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如前所提到的，毛泽东在修改“5·16”通知时已下定决心，要清洗刘少奇及其在各部门各地区的“代理人”，但以什么方式来清洗还没有定。是用历来的自上而下的罢官方式呢，还是采取别的方式？这也许是毛泽东正在考虑之中的一个问题。从1965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以来，他感到文化革命阻力很大，绝大多数党委对这场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认为，党、政、军里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若采用以往那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恐怕很难彻底解决问题。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从去年11月批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说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他继续说：去年八月以来，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5月16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想的事，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1967年2月，他又说：“过去我们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决计选择另外的方式。
在革命形式的选择上，毛泽东自然会想到1957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在那时，他认为，“四大”是一个创造，是适合革命新内容的新形式，“四大”是大民主，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四大”是揭露矛盾、对付官僚主义的好办法。而下层的群
①此话出自毛泽东1921年1月28日致彭璜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9页。
众，自然也会想到运用“四大”来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5月25日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以前，有的学校机关就已有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康生妻子曹轶欧策动下写出的。这张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是“向上攻的”。这张大字报正合毛泽东的心意。毛泽东决定用它来“点火”。后来他称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公社的宣言”，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1日晚8时广播后，成千上万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把北大的校系领导冲垮了，学校的正常秩序彻底打乱了。其他学校、机关、以至工厂、农村的人络绎不绝地到北大声援、取经，开大串连之先河。其他学校也效法北大，停课闹革命，揭批“黑帮”、“修正主义分子”。工作组力图使运动有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但毛泽东视之为镇压群众，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主张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这实际取消了党的领导，形成了一种自发的群众运动。
在极左的热潮鼓动下，中小学生也卷进了“文化大革命”大潮。6月2
日清华大学附中贴出署名为“红卫兵”的大字报，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又以“红卫兵”的名义写出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6月24日的大字报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大字报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一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一开头就引了毛泽东在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说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大字报进一步论说“造反之必要”，同时又说：“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青年学子，血气方刚，意气奋发，大字报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的激情。大字报很合毛泽东的口味。他在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同时，又希望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这封信被列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信很快传到社会上，于是红卫兵运动很快就席卷北京、席卷全国。整个中国上空响着“造反有理”的吼声。
为了把北京“文化大革命”之火烧向全国，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支持大串连。他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1千3百万人。一时间，乘车不花钱，一些胆子大的大中学生跑遍全国。有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有的只是为了看看祖国大好河山，到处玩玩。
“文化大革命”起于学校、机关，但很快波及整个社会，生产受到影响。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防止出现全国性的大乱，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说：“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7月2日，毛泽东复信表示同意。于是中央发出通知，指示这些单位的运动要“按照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指出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串连。1966年12月，林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工交战线的文化革命。林彪提出：
“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对干部的批判运动。”“文化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间去，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由此，工厂、农村的造反运动、批判干部运动也兴起了。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制造“一月风暴”，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毛泽东肯定了上海的做法，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一场大革命。上海的夺权斗争影响到全国。什么样的权可以夺？当时的报纸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不能夺。毛泽东在1月21日说：现在看来不能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或者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判定。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从上到下的夺权运动。当时中央除极个别部之外，绝大部分的部均被夺权、接管。对此，毛泽东说：“接管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这个政府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多数留用人员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来的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保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群众出现了分裂，最初是在对待工作组上群众分两派，是保工作组，还是反工作组；之后是在对待干部问题上，一些群众保这一些干部，反另一些干部，另一部分群众则持相反的态度。你保的干部，我反，你反的干部，我保；最后集中到夺权斗争上，谁来掌权。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一个地区、一个部、一个单位，以至有的家庭都分成两派。各群众组织都标榜自己是最革命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对方组织是不革命的，是老保，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派为了争夺权力，先是文斗，后是武斗。像堂堂北大、清华这样的全国最高学府，直到1968年春夏还是武斗不止，两派分别割据一些地方。至于外地，互相开枪、开炮者绝不是少数。真是天下大乱，全面内战。
对天下大乱，全面内战，毛泽东怎么看？
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讲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要毁坏旧宇宙，创立新宇宙。他以辩证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的治与乱。他在读《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批写道：“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一乱，吾人恒厌乱则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之所喜也。”①
这一段话十分精彩。把乱看成是绝对的坏，把平和看成绝对的好，是一种庸人的肤浅的观点。在历史上所谓乱，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契机。上述话也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性格与气质。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毛泽东依然保持着这种性质与气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学生造反，学校大乱，许多人怕乱。他则认为，不用怕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且七八年后又要来一次。到了1967年后，全国大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内战不止。在旁观者看来，在事后看来，这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表征。他却不这样看。他在视察时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有些地方前一段时间很乱。其实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样看来，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当然，他并不是认为越乱越好，并不主张无限止乱下去。1967年初，为了稳定、控制局势，他决定派解放军介入文化革命。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但军队内部也分成两派，因此内战并没有停止。
“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毛泽东烧起来的。大火烧起来后，他对一些极左的东西，如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武斗等提出过批评。这一点与1958年相类似。在夺权过程中，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他批评说：解放后十七年，正确的东西占统治地位，因此“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针对社会上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说：怀疑一切，怀疑不怀疑自己，打倒一切，打倒不打倒自己。他还讲：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他提出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左是对的。可是当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等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做法表示不满，同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诬陷、迫害老干部进行激烈斗争时，毛泽东又严厉批评者同志，斥之为“二月逆流”，致使运动进一步沿着“打倒一切”的极左方向滑去。
社会运动有它自己的规律。“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但运动起来后，他本人也难以控制。在1966年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认为：运动可能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按照他的这种设想，周恩来在10月28日讲，对文化大革命是否可以设想一个时间表，如大区、省、市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步设想在春节前告一段落。中央各部的运动也在春节前告一段落。周恩来又说：“主席说春节前告一段落是设想，不要以此为限。”实际情况是春节前不仅没有告一段落而且进行了夺权斗争，大乱进一步升级。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在听取各地汇报时，他对文化革命作了许多指示。从他的讲话的总的精神看，他力图扭转大乱的局势，希望大乱走向大治。他号召各地群众组织要实行大联合，要正确对待干部。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只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己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要一犯错误就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5～186页。
打倒。根据当时情况，他提出文化革命搞三年，一年发动，一年胜利，一年收尾。后来，毛泽东一再号召大联合，中央一再发布制止武斗布告，但收效不大。中央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帮助解决问题，成立革命委员会。直到1968年9月，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才成立。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以外）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中间经过了整整二十个月。
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彻底，究竟什么叫到底呢？我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从他在这次全会上的讲话看，他在肯定文化革命的前提下强调注意政策，提出在清理阶级阶级队伍时要做到稳、准、狠，重点是一个准，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不要轻信口供。他批评了一些极左的做法，提出对像冯友兰、翦伯赞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一批二保，一批二养，一批二用，给予出路。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毛泽东想把“九大”开成如延安“七大”那样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了表示团结、落实政策，“九大”吸收了一部分“文化大革命”中挨整、靠边站的老干部参加。毛泽东赞同周恩来提出让徐海东参加“九大”主席团的建议。此时徐海东已患重病，但还是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上了主席台。在“九大”，毛泽东强调要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他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事情都上纲上线很高。北京有个工厂，有八个专案组，说他们的厂长是狗特务，经过群众审查，这个厂长是好的。有些专案组我就不大相信，”他批评进驻北京大学的六十三军宣传队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抓人太多（按：北大一万多人，抓了五百多人）。他认为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都放回去。他结合党的历史讲一个时期有一个主要倾向，同时又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他提醒中央委员：“要小心谨慎，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他深感党内矛盾的尖锐复杂，林彪、江青等一伙极左派与“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的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他本想让多一些老同志进政治局，提出了一个大名单，但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反对，不得不让步，搞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名单。“九大”没有宣布“文化革命”结束。他说：文化革命在全国，我看还要一年左右，搞得好二十年大庆就差不多了。他对党潜藏的危机表示忧虑，呼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共“九大”之后，他一次一次呼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安定团结”。但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存在，也由于根本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全党团结不起来，全国安定不下来。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以为“文化大革命”只需几个月就可以结束。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有能力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无法在有生之年结束“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只能说“文化大革命”的好，不能说“文化大革命”的坏。即使工厂停产，机关瘫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林彪仍然讲，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谁要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现行反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被谱成曲，当歌唱。倒是毛泽东自己首先起来讲“文化大革命”的缺点在于“打倒一切”，
“全面内战”。1970年12月18日，他在同斯诺谈话时一开始就说：你早找到我，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CiviIWar，我也学会了这句话。到处打，分成两派，每一个工厂分成两派，每一个学校分成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成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又说：武斗，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那时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到了1975年底，1976年初，他承认“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不足。不过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不应否定，是“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作为文化革命发动者、领导者的毛泽东，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所造成的灾难性的恶果估计不足。
总之，毛泽东想用“四大”，通过“大民主”，公开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全面揭发党内黑暗面，清洗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纯洁党的组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但事与愿违，实际的结果是导致“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四大”、“大民主”成了林彪、江青的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工具，成为各地各单位大大小小有政治野心的人、投机分子窃取权力的工具。“四大”在形式上充分发扬了民主，但实际上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群众发生严重分裂，由于坏人的利用与挑动，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摧残，形成一部分群众向另一部分群众专政的局面。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诬陷的有38人，其他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受诬陷的有382人，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有70多万人，被迫害致死的达3.4万多人。总的估计，全国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诛连的达1亿人以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经济损失了5000亿元①人民币的国民收入。“文化大革命”表明：“大民主”不可取，应予以否定。五、“文化大革命”原因论析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它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多种的。
我们先来看看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是以“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文化大革命”的。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直到1976年，他还讲：文化大革命是搞什么的，是搞阶级斗争嘛！他认为：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依照这种观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正是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毛泽东认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1、396页。
毛泽东的上述见解是始终一贯的，从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讲，能自圆其说。不过，他的说明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因为中国共产党内并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但应当看到，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而形成的。可以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没有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也不会有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而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旦形成后，又反过来使毛泽东的严重错误进一步发展，成了“文化大革命”无法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我国社会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那么它的发生是偶然的吗？当然也不是。从本书前几章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他1957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过去十几年“左”的阶级斗争实践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与实践同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两者相辅相成，发展到了极端，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确实又不是偶然的，是毛泽东以往“左”的错误的必然产物。“物极必反”。所以“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了纠正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先导。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很可能至今仍不能认识1957年以来毛泽东和我们党所犯的“左”的错误，并加以改正。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的错误自然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这是不待而言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分析了这个直接原因后还进一步指出了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决议认为有两大方面的因素：
第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缺乏经验，犯错误就难免。这一方面又包括：（1）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2）由于我党的历史特点，容易把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阶级斗争，并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处理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从而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3）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如：“资产阶级权利”、“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等。（4）苏联领导人挑起了中苏论战，反对苏联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斗争。
第二，毛泽东本人的骄傲，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产生这些缺点除了毛泽东的个人原因外，还有复杂的历史原因：（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是很容易肃清的；又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
决议的上述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不过，还应看到，像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事件，除了如上主观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其深刻的客观的社会根源。十年“文化大革命”不是两个阶级斗争的产物，中国社会也不存在毛泽东所说的那种产生“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但站在宏观的历史的立场上看，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无疑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和表征，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第一，建国以来，特别是1957年反右以来积存起来的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中的矛盾、斗争、冲突，集中表现为群众对领导者的揭发、批判、斗争。毛泽东在1967年夏说过：“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起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所说的第一个原因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的工作组确实整过一小部分群众，引起了被整群众的不满，起来造工作组的反。至于他所说的第二个原因确实是存在的。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大学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左”的，运动中将党委书记、校长陆平的性质搞错了。不过，也应承认，当时北大有些单位的干群矛盾很尖锐。1961年哲学系党总支改选，争论激烈，改选进行一年多。这种情况导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哲学系的部分党员教师成了整陆平的积极分子。1965年“二十三条”下达后，在中央书记处、北京市委的干预下，纠正了对陆平的错误批判，但又反过来，开会整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要积极分子作检讨。康生、曹轶欧正是利用这种情况，策动聂元梓等人写了所谓的“第一张大字报”。从全国来讲，“文化大革命”前党内确实存在阴暗面，有的干部作风不民主、官僚主义，有的搞特权、蜕化变质，群众对此十分不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凡是这方面问题多的干部，受群众的冲击就厉害。毛泽东的错误是片面夸大了党内的黑暗面。事实上，从全国讲，干群关系总的来讲是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运动一开始，大多数群众起来保干部，反对将本单位的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要打倒的原因。从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看，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方面的一个基本的最重要的矛盾。这个矛盾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政权能否巩固、社会能否安定、经济能否繁荣发展。若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发生罢工、罢课、闹事、以至发生骚乱、动乱。
第二，中国原来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原有的小生产者成了集体所有制的劳动者，有的进了工厂，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但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是不可能一下子消失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极左思潮的泛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毛泽东本人的“左”的错误，有林彪、江青一伙的鼓吹，但也不可否认，这同中国原来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有密切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破坏性极大。派性也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表现。所以毛泽东在1967年提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我们这样国家，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派性是很容易泛滥的，要遏止它，消除它却很难。
此外，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是小生产者；毛泽东的某些平均主义思想也来之于农民小生产者。因此，毛泽东的思想很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是
“文化大革命”能持续达十年之久的重要社会原因。
第三，社会上存着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党内外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私欲膨胀，野心发作，想在造反中大捞一把，在中央则形成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地方和部门则产生了许多造反起家的人，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正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和各地各门部的造反起家的人，使得“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不止。
总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是直接原因；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文化大革命”发展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重要原因；长期积累起来的干群矛盾、中国原是一个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