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林彪完全打错了算盘。此时的毛泽东已讨嫌称他为“天才”了。毛泽东从林彪的颂词和活动中进一步看穿了林彪的野心和阴谋。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全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23日讲话，收回华北组第6号简报，责令陈伯达和其他“语录”宣讲员检讨。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林彪一伙急于抢班夺权的野心。这次庐山会议，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次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政变。林彪一伙的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席，理论纲领是天才论。不过，这一次，毛泽东只抛出了一个文人骗子陈伯达，而对林彪采取保护态度。庐山会议后，党内开展批陈整风，并要求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出检讨。
毛泽东希望林彪改正，但林彪拒绝了毛泽东的好心。林彪感到：毛泽东对他极不放心，急不可待地要改变接班人，安排后事。林彪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来一个先发制人，在“和平接班”失败后，搞反革命武装政变。用他们自己的话讲是：“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1971年3月22日，林彪，叶群指使儿子林立果等人在上海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个计划分“可能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九个部分。
这个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攻击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攻击现行的社会主义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攻击现行的国家政权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这个反革命纲领对当时的形势是这样描写的：“9·2（按：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年多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缺吃少穿”，“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变成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工资被冻结，等于变相剥削，”
“人民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林彪一伙认为，这是他们搞反革命军事政变的有利条件。他们的策略还是者办法：
“打着B—52（按：B—52是美国在侵越战争中使用的远程轰炸机，林彪一伙称毛泽东为B—52）旗号打击B—52力量”。他们的具体做法：或“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先斩爪牙，既成事实，逼B—52就范”，或“利用特殊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按：一种武器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在国际上，他们准备同苏联、美国秘密谈判，在核保护伞下充当“儿皇帝”。林彪一伙攻击他人是封建法西斯，把自己说得好像是体恤平民的“恩主”。可实质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才是道道地地封建法西斯，甚至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571工程”纪要》本身也散发着浓烈的法西斯气息，打上法西斯的印记。“纪要”最后说：要“发扬”日本法西斯武士道的“江田岛精神”和遵守蒋介石一再提倡的“不成功便成仁”信条。林彪一伙“利令智昏”，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势。“文化大革命”虽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但毛泽东始终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领袖，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相信自己走的是社会主义主义道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不过是以卵击石。
这个《纪要》是“9·13”以后查获的。在此前，毛泽东并不知道。但毛泽东凭他一生政治斗争的经验感到林彪一伙在行动，搞阴谋。为了防范林彪的阴谋活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二，抛石头，写了一系列批示，提醒全党注意，同时要林彪的几员大将检讨；三，掺沙子，派人进被林彪一伙所控制的军委办事组。
1971年7月9日，中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飞抵北京，为打开中美关系铺路。下午，周恩来等同基辛格会谈，晚十时结束。结束后，毛泽东要周恩来去他书房汇报情况。并告之要总参的熊向晖参加。周恩来等到后即要汇报会谈情况，毛泽东却摆手说，“那个不忙”。他向熊向晖了解总参批陈（伯达）整风的情况和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检查。熊向晖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从中得知，黄永胜没有讲庐山上的事，在总参，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像熊向晖这样的干部（总参副部长）都不知道。毛泽东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这说明，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日程上，林彪问题是压倒一切的，即使在有重大的外事活动时也是这样。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在南方一些省巡视，沿途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下毛毛雨，唤起各地领导干部对林彪问题的注意，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在庐山会议上，林彪等人的突然袭击的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9月5日，林彪、叶群从他们党羽的密报中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十分恐慌，决定对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9月8日，林彪下了武装政变的手令。
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南昌同江西省革委主任程世清谈话时，感到情况不太对头。9月3日，毛泽东乘专列到杭州。9月8日夜，吃完夜餐，毛泽东突然叫过身边工作人员，要他立即将览桥机场附近的专列连夜转移。9月10日下午三时许，毛泽东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并交待不要陈励耘（7350部队政委，事后查明是林彪一伙杭州的党羽）送行。三个多小时后，毛泽东的专列驶进上海，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停下。林彪在上海的党羽王维国将毛泽东到上海的消息密报北京的林立果。林立果立即密谋，准备了几个谋杀毛泽东的方案：由王维国乘毛泽东接见时暗杀：炸在苏州附近硕放的铁路桥；用火焰喷射器打毛泽东的火车；派飞机炸专列：炸专列附近的油库，以便乘混乱之机杀害毛泽东，然后再以谋害的罪名加害他人。毛泽东到上海后未下专列，立即通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到上海。11日上午，许世友飞到上海，毛泽东接见了许世友，但没有让王维国登车。中午，毛泽东让许世友和其他同来谈话的人一起下车吃饭，并拉上王维国。下午，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上海，中间一站不停，直驰北京。为了安全起见，毛泽东的专列没有直进北京站，而是先停在丰台。毛泽东将北京军区和北京市负责人找到那里听汇报，谈了两个多小时，并作了一些部署。此时，他还说：要找林彪谈谈，作争取工作。黄昏时分，专列驶进北京站。
毛泽东的突如其来的行动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谋害计划。此时在北戴河别墅的林彪成了惊弓之鸟，恐慌万状，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以图东山再起。为了掩盖南逃阴谋，林彪、叶群在12日晚为女儿林立衡安排订婚仪式。仪式进行中，林立衡发现情况异常，布置了服务员偷听林彪、淋立果的谈话。据服务员的报告，林立衡得知林彪要南逃，于是立即向警卫的8341部队报告，警卫部队十万火急打电话给周恩来。此时的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全国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晚11时22分，叶群故意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林副主席想动一动。”周恩来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空中动。”“你们那里是否有飞机？”“没有。”其实，在此之前，周恩来已了解到林彪早把256号三叉戟专机调到山海关机场。林彪一伙知道阴谋败露，末日来临，于是决定改“南逃”为“北叛”。9月13日零点32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仓皇出逃。
周恩来得知林彪飞机起飞后命令关闭全国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雷达监视天空。周恩来请调度人员向飞机喊话：希望你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终无回答。当飞机即将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时，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是否拦截。“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向后躺在靠背上，微微合上双眼，边挥着手边说。13日零晨二点三十分，三叉戟机油耗尽，又无法同蒙古机场联系（机上无通信人员），只好在温都尔汗的沙漠中迫降。降落时飞机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摔死、烧焦，暴尸异国他乡的荒漠之中。之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逮捕、受审。
1971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由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的汇报会上谈到林彪事件时幽默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毛泽东还念了唐朝诗人杜牧《赤壁》的诗：“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接着又说：“三叉戟飞机摔在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①
从后来查获和揭发的大量材料看，林彪是一个很阴险的野心家、两面派、伪君子。他施展中国古代的“韬晦”之计，伪装起来，一再提醒自己要“忍耐”，“不可为了一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叶群在《工作手册》上写道：“谁不说假话，谁就要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他们又写过：“古皆真话惹祸。”在待人处事上，实行“三不”“三要”的立场。“三不，一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已负责、免争领导之嫌（不建言））。二不批评三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他们说：“打起红旗造反，不易被人看穿。”为了把林彪装扮成对毛泽东最忠诚，叶群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选文件、打电话时都要提醒（林彪）言不离主席”，“首长参加外事活动时也要提醒”。这正如群众所说：林彪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大骗子，大阴谋家。以上林彪的黑话，反映了他是靠说假话、阿谀奉承起家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林彪和一切野心家、阴谋家一样，以自为很得意，自以为很聪明，其实是最蠢的。他以称“天才”起家，
①见《新观察》1986年第18期《毛泽东同熊向晖谈庐山会议》。
当上接班人，同时也以称“天才”而败露，自取灭亡。
三、由“逼上粱山”到批判天才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但当林彪趁机大搞个人崇拜时，毛泽东又有点不安。洞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对林彪的过分颂扬存有疑虑、戒心是很自然的。他对身后之事不放心。他的这种矛盾心态很难向旁人吐露。1966年7月8日，他借中共中央摧发林彪“5.18”讲话之机，给江青写了封两千字的长信。
毛泽东在信中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他引了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的话：“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毛泽东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值了。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旭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他又说：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冷水，帮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对林彪的“5·18”讲话，毛泽东并没有立即批发，他拖了两个月，直到9月22日，中共中央才以文件形式下发。
毛泽东的这封长信，涉及面很广，因此，研究者对它的理解与解释自然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认为，信的重点是毛泽东在自我解剖。有的则认为，毛泽东写信的目的旨在通过江青遥控“文化大革命”。我认为信的基本点是：为形势所迫，他只好上梁山，流露出他对林彪的不放心。这封信是毛泽东为选林彪做接班人而写的一个“备忘录”。事实上，这封信在①“9·13”事件后也确实起到“备忘录”的作用。在批林时，这封信在党内公布了，以证明毛泽东早有“预见”，看出林彪不是马列主义者。
毛泽东的信是在武汉写的。写完后由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修改。首先看到这信的是周恩来和王任重。周恩来看了信后提出去大连说
①对信的详细分析请见拙文：《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踌躇》
服林彪改正。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林彪表面上答应了。这月的25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又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主要报刊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不要说那些话的指示。8月4日，中共中央还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说以后不要再用“顶峰”、“最高最活”、
“一句顶一万句”等话。但当时新任的中宣部长陶铸认为：最高最活等语言，是完全合乎实际的，是全国全世界人民的心里要求，不宜全部停止使用。
事实上，林彪并没有听毛泽东的话，不仅继续大讲，而且越讲越厉害，提出毛泽东的话“一句超过一万句”，“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等。
在林彪一伙的鼓动下，毛泽东被大大地神化了，毛泽东著作的学习极端地庸俗化、形式化、简单化了。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宗教崇拜形式。大小集会开始必须手挥《毛主席语录》，集体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大小会前必须集体诵读有关毛主席语录。每天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每天上班后，头一件事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小时，这叫天天读，雷打不动。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流行一时。到处张贴毛主席的语录，书写颂扬毛主席的标语、口号，到处挂毛主席的画像，许多单位树立毛泽东的塑像（北京大学还树了两尊大的塑像），人人佩戴毛泽东的像章。在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中，无人敢提出异议，因为谁要提出异议，就是反毛主席，是反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有毛泽东本人及周恩来对宗教式的崇拜、极端庸俗的做法提出批评并加以制止。
1967年6月17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毛泽东在审阅氢弹爆炸公报时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字样勾掉，也把毛泽东思想之前的“光焰无际”几字删去。第二天，他又说：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的。他又说：世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所以勾掉了。（公报中）
“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
他反对到处建造他的塑像。1967年7月5日，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此类事情是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股浮夸风，碰头会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他还风趣地说过：你们让我白天黑夜、风雨无阻地为你们守大门，站岗（按：当时的塑像一般都站立在工厂、学校、机关的大门内），我不于。他对利用铝等金属做大量的像章也不满，批示：还我飞机。
林彪一伙鼓吹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对此，毛泽东也提出批评。1967年12月17日，他在一个文件上批写道：“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毛泽东的这些话无疑是对的。人为地树立权威是不行的，是十个有十个要垮台的。这里有一个十分令人有趣的现象：当一个人在公众中威信高的时候，他并不感到需要有意识地去树立自己的威信。当他感到需要人为地为自己树立威信时，恰恰是他还没有威信，或原来的威信发生动摇，正在逐渐下降中。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两次圈去“九大”党章草案中的“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语句中的三个副词。当时有人提出：这三个副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毛泽东的回答是：党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
毛泽东提出：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不要自吹自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将中国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绝对化，认为这一道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提出“井冈山道路通天下”的口号。日本共产党人安斋库治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6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一个材料上批示：“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国际上一些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也吹得很厉害。1968年3月29日，他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宣传，不要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1968年9月，他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时批道：“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他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典范”等统统删去。
应当说，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前，对造神运动中的许多极端做法提出过批评，但是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以“天才”问题发难，用“天才”问题打人，用“天才”论作为登上国家主席的宝座的垫脚石。毛泽东看穿了他们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专批天才论。他讲：在搞对他的个人崇拜上，他是“逼上梁山”的。我们同样可以说，他批“天才论”，批林彪、陈伯达，也是被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逼上梁山”的。
《我的一点意见》只有七百多字，不妨全文抄录如下：
这个材料（按：指陈伯达在林彪指使下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称天才的语录》及《林副主席的指示》）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话（按：指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德文版第三版的序中的“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到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只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又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
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把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把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原稿上还有一句：“陈伯达抓住林彪的八条如获至宝。”林彪请求毛泽东删去，毛泽东同意了。原稿上陈伯达后面没有“同志”二字，是因林彪的要求而加上去的。
《我的一点意见》言简意赅，不仅揭穿了林彪、陈伯达搞天才论的政治
目的，而且从历史观和认识论两方面批判了天才论。天才论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观，是谁创造了历史，是少数英雄、天才、伟人、帝王，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二是认识论问题，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这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根本的，第二个是从属的。但为了科学地解决第一个问题，必须很好地解决第二个问题。只有科学的回答了杰出人物、英雄的思想、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才能真正驳倒天才论。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陷入天才论、英雄史观的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懂得英雄、天才人物的思想来之于社会实践，来之于广大群众。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受骗上当，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对此，毛泽东深感忧虑。他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是：这几年党内不提倡读马列的书。这实际上也是在批林彪。因为如前所述，林彪提出“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读毛主席的书。”为了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纠正林彪的错误，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说：“现在不读马列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呀。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又说：“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还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因为上当，得到了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一系列批示、谈话中又强调学马列。10月15日，在叶群的检讨上毛泽东批写道：“一个共产党员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12月29日，他在姚文元的一个报告上批示：“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不同程度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提出对他的个人崇拜要降温。他说：“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按：指“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谦，总有一天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的。其他一概辞去。”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信那一套呢？毛泽东问斯诺，在北京的几位外国朋友是不是给你谈了这些情况？斯诺回答，他们说了一些，但是他们没有你这么坦率。毛泽东说：“他们还有一点恐惧，怕说错了话，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①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很快传达到群众。全国“降温”。但应当说，这种“降温”只是形式的，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仍然没有触动，因为就在这次谈论中，毛泽东坚持个人崇拜是必要的观点。他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嘛，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毛泽东又一次把个人威信、威望同个人崇拜混淆起来。
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一篇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文章上批示：“我党多年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这一批示更明显地是为批评、纠正林彪的错误而发的。林彪一伙对被指斥为“骗子”，肯定感到恼怒和恐慌，于是从3月21日到3月31日加紧炮制《“571”工程纪要》。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党掀起了学习马列著作的热潮。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普遍都学习《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国家与革命》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报刊、杂志上发表不少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文章。1971年8～9月，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又多次从理论上批判天才论。
他说：“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对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了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又说：“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毛泽东对天才的这种解释是新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他又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的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了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
①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中把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谈话过程中说的话，写成在谈话结束后送斯诺到
门口时说，并把毛泽东的话误解为‘打着一把破伞的独行僧。’后来一些外国学者据此把毛泽东说成是“孤僧”。中国人自己编辑的《世纪行》电视片，又把毛泽东的话移到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对斯诺说的。这就更加离开原意。
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号召唱《国际歌》（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说：国际歌的歌词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历史，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多字的文件，就是提出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
能说毛泽东对天才论的批判不对吗？不深刻吗？我想不能。
那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能说毛泽东已认识到个人崇拜不对吗？能说中国社会中已不存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吗？同样不能。
我们不能因为前者，而否认后者，否认毛泽东晚年在历史观上实际上陷入唯心论。我们也不能因为后者而否认前者，否认毛泽东在理论上仍然有正确的一面。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一矛盾。
四“人民万岁”与“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是同唯物史观对立的。但这两者有时又可共存于一个人身上。斯大林一方面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依然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有的讲得相当不错。毛泽东在修改《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写道：斯大林“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建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在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现象在毛泽东自己身上得到了重演，而且更加严重。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毛泽东的根本思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些是为广大干部、群众所熟知的毛泽东的名言。在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狂热的造神运动的时代，他抛弃了上述思想了吗？在言论上，没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在批评工作组时反复指出：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他指责：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其要害是镇压群众。他认为，他的革命路线与刘少奇的“反动路线”的对立主要在于对群众的态度上。毛泽东主张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四大”的形式，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发党内的阴暗面。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把广大人民群众前所未有地发动起来了。他始终站在群众一边说话。他提出：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他又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群众给的。“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直到1975～1976年，他还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都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离脱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他告诫“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的老同志：受了冲击，心里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他同情受压迫者、小人物。他说，“一百年以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以后要不要革命？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面对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他挥手高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同样以“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来回报群众对他的崇拜和欢呼。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是出于内心的，毛泽东喊“人民万岁”同样也是真诚的。这两者是一致的。人民虔诚地崇拜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感到需要有一点个人崇拜。这两者也是一致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主要的缔造者。正因为这样，人民把毛泽东看成我们党、国家、民族的化身和代表。因此，谁反对毛泽东就是反对党、反对国家，就是反革命。毛泽东成了当代最大的“圣人”。“非圣即违法”。人民把毛泽东置于“至尊”的地位。毛泽东本人也认为，他代表了党、人民、国家和民族，对他的个人崇拜是党和国家的需要，整个民族的需要，是必要的，正确的。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毛泽东及其无数的崇拜者并不认为“个人崇拜”与唯物观史之间有什么矛盾。其实，个人崇拜是典型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个人崇拜过分夸大了个人在创造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把党、阶级和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取的每一个成就都归功于领袖个人，把领袖人物看成是历史命运的决定者，贬低以至于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个人崇拜把领袖人物宣传成真理的化身，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洞察一切、不犯错误的神人。在个人崇拜盛行时，领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人民群众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个人崇拜使得广大亿万群众崇拜个人，迷信英雄，失去了自己独立自主的人格而堕于奴隶服从的地位。个人崇拜压抑以至窒息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主动性、极积性和创造性。个人崇拜把领袖同集体、阶级、人民群众割裂开了，导致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个人专断、一言堂、家长制作风的滋长和盛行。李大钊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英雄崇拜论时指出：崇拜英雄使崇拜者“失去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迷信英雄乃“酝酿专制之因，戕贼民性之本”，“英雄主①义乃专制之原。”李大钊说这些话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不过，李大钊对崇拜英雄的批判是深刻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形成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
从客观上讲，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毛泽东，而毛泽东确实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如邓小平所说：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①时间。”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人民热爱他，信赖他，歌颂他，但这种热爱、信赖、歌颂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成为对他的个人崇拜，就把他神化了。
①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第167、168、169页。①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03页～304页。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中国原来是一个小生产者的国家有关。小生产者由于其生产方面的分散、孤立等特点，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力量，往往希望一个大人物来解救他们出苦海。李大钊在论述农民运动的文章中指出：农民不知道自己起来革命可以自救，希望有一个“真主”来解除他们的痛苦，这是农民运动的一个缺点。因此革命党人应该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一歌声，经常吹入②他们的耳鼓。中国革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中国人民很自然地把他看成是“大救星”。“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确实唱出了中国人民对自己领袖的真挚的爱戴的心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朴素思想感情。我认为，对《东方红》这首民歌加以指责是极不公正的。但确实也应看到“大救星”的歌词夹杂着人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心理。小生产者个人崇拜的心理是不容易一下子消失的，而这种心理很容易使对领袖的热爱转化为对领袖的崇拜。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毛泽东刚放下铲土的铁锨，一名解放军战士立刻就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锨包了起来，并激动地说：“看到这张铁锨，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毛泽东的卫士长说：“这件事是很有代表性的。”对毛泽东的崇拜不仅在普通的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存在，就是在党外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存在着。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前面讲到1957年黄炎培、陈叔通不同意毛泽东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意见就反映了这一点。总之，在中国存在着对毛泽东崇拜的广泛社会基础。没有这一点，任何个人都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搞起如此规模的造神运动。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有历史方面的原因。1956年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在分析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原因时首先考虑的一个因素“乃是传统因①素，那就是在俄国历史上没有过民主”。福斯特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毛泽东。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具有无限的、绝对的权力。在意识形态里，孔子被捧为“圣人”、“非圣即违法”。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激烈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批判了孔子，否定了孔子的绝对权威。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些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为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军队里，在革命根据地内实现了革命民主主义，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从整个社会讲，中国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民主意识，而封建专制政治的遗毒又不是一下子可以肃清的。因此，广大人民群众是很容易用封建社会臣民对待皇帝的一套来对待自己的领袖。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斯诺说：“要人们去克服三千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事”。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有关。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讨嫌对他们的歌功颂德，反对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的言论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谁要稍有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