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选上的
“接班人”、“亲密战友”与“好学生”林彪，竟是一个真正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毛泽东一生中受过多次打击，可以说，最大的打击莫过于林彪要谋害他。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林彪事件后，他一下子老了许多。1972年1月突然休克，大病一场。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他已经不能像“八大”、“九大”那样健步走上主席台。大会闭幕时，他已无力独自行走，可他又不愿让人们见他需要人搀扶行走，只好等全体代表退场后才离去。
毛泽东老了，行动不便，但脑子清楚，继续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他为身后之事在担忧，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作最后的奋斗，开展一场又一场的运动。
一、邓小平的复出与江青组阁破灭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心情是痛苦的、矛盾的。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失败。当然毛泽东本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的。不过，林彪事件后他也作过一些自我批评，纠正了一些错误。1971年11月14日，他在一次讲话中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按：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1972年1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逝世。毛泽东在审阅悼词时将“有功有过”四字划去，肯定陈毅同志的功绩。10日举行追悼会，他临时决定要参加，连睡衣也顾不得脱，匆匆穿上外衣前往八宝山，使当时的工作人员措手不及。毛泽东对陈毅夫人张茜讲：“陈毅是个好同志。”也许是“文化大革命”挨批的缘故，张茜脱口而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话说：“不能这样说，也不能全怪他。他是好人。”
“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过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和朋友的追悼会。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不得不更加倚重周恩来。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新的转机。1972年5月，周恩来在例行的体验中发现早期癌症。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得知周恩来的病情后心情是异常沉重的。他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医疗组的工作。在今天，癌症还是不治之症，由谁来协助并接替周恩来的工作成了一大问题。正在这时，邓小平重新出现了。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生，四川省广安县人。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转苏联学习，1926年回国。1927年底到1929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底和1930年初，与张云逸等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后任129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与刘伯承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后任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任总前委书记，后又率部队挺进西南，解放西南各省。全国解放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国务院副总理。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5年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称邓小平“有才干”，“能办事”，“周到”，一公道”是“厚道人”。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被视为后备的接班人。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毛泽东还讲过：政治局就是设计院，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我的第一接班人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前一直任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由第二位下降至第八位，但邓小平并没有受到直接冲击，排名由原第七位升到第五位，不过实际上已不能主持书记处的工作。在十月的中央工作会上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受批判，刘邓并称，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毛泽东虽然批邓，但对邓小平有好感，将他与刘少奇区别开来。1967年5月1日，毛泽东讲：邓和刘有区别，反王明路线是我一派的。在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有人极力主张在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同时也将邓小平开除出党。毛泽东在全会开幕式上讲：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是打敌人的。他写了一份自传检讨，要求不开除党籍，最好做点工作。毛泽东认为，大的工作也难作，可以做点室内整理资料的工作。在全会闭幕式上，他又讲：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有点区别。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我们这些人举手还不容易？你们要开除，将来开除好了，我是有保留的。我这思想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总是讲几句好话。在“九大”，毛泽东也有类似的话，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总打了些仗，也做了好事。1969年10月，邓小平一家离开北京到江西南昌附近劳动，过普通人生活。1971年11月，邓小平听了中共中央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材料后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他写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但无回音。第二年1月10日，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时说：邓小平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听后十分高兴，暗示陈毅子女将此信息传出去。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再次写信，表示希望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些工作。此时毛泽东正在考虑由谁来协助并接任周恩来工作的问题。所以当他收到信后于8月14日作了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过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复出。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协助周恩来工作。从毛泽东批示到中共中央作出正式决定中间经过七个月时间，这表明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阻力很大。在中共“十大”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邓小平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这年12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任总参谋长。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建议，同时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有关政治局委员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中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也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送给邓小平两句话：“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代表时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再次申明，朱德是红司令。
这说明，受林彪事件的震动，毛泽东有一定的醒悟，有一定的自我批评。但他的醒悟和自我批评是有限度的。他对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并无认识。这突出表现在他不赞成批极左思潮。
如前所述，经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
“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大泛滥。在批林过程中，周恩来提出要批极左。1972年8月10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单位的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有的也会抬头。9月，又说：极左思潮不批透，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根据周恩来的讲话，《人民日报》在10月14日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和《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这是一篇有关巴枯宁的书评）。批极左思潮必然批到江青一伙头上。他们便利用《文汇报》反对《人民日报》批无政府主义，批极左，提出林彪路线的实质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在这一争论中，毛泽东支持了江青等人的意见。从此，只准批右，不准批“左”。周恩来纠“左”的工作被迫中断。
林彪事件后，接班人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毛泽东。刘少奇不行，林彪又不行，谁来接班好？这一次，他不想从原来的干部中选拔，而是想从“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造反派中选，结果选了王洪文。王洪文原不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部，进工厂前当过兵，“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任上海革命会副主任。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到这次大会有青年人参加时说到几个人，其中第一个就是王洪文。毛泽东说，“此人是王洪文，站起来看看，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上海市革委会委员，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中共“九大”时王洪文被选为中央委员。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调到北京，在第二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经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与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中央工作。在中共“十大”上，毛泽东让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九大”只选了一个副主席，“十大”选了五个副主席。王洪文排名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之前。毛泽东想把王洪文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为此，他让王洪文陪他参与会见外宾。当时王洪文仅39岁。无论是从资历看，还是从能力看，王洪文还只是个见习生，需要培训与考察。
林彪摔死后，企图取代林彪的是江青。
江青（1913～1991），山东省诸诚县人，原名李云鹤，1929年在济南入山东省实验剧院，第二年去青岛，1933年2月经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去上海，主演《娜拉》成名，取艺名蓝平。1937年10月到延安，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改名江青。结婚后，江青主要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不参与政事。江青对文艺仍然恋恋不舍，曾在《打渔杀家》中扮演肖桂英。全国解放后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1951年，在批电影《武训传》过程中，江青组织人员到山东对武训进行调查，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进城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几次提议给江青以较重的工作，但都被毛泽东否决了。直到1956年，经周恩来的提议，常委们的同意，将江青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一起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的秘书。从此，江青开始正式进入政治活动，主要帮助毛泽东收集整理国际新闻。据卫士讲：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并不美满，毛泽东曾说：江青成了“政治包袱”。毛泽东不让江青出头露面，“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的新闻媒介几乎很少提到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对此，江青大为不满。她在为自己拍的庐山汉阳峰照片配的诗中明显流露出这种恼怒的心情：“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江青涉足文艺界的斗争，1965年在毛泽东的同意下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真接介入“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改过去的方针，在政治上开始启用她。1966年2月，林彪为了讨好毛泽东，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搞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5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江青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这一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时，她在上海观察形势。7月20日回到北京后，到北京大学等单位鼓动学生造反，反工作组。从此，她由后台走到了前台，在“文化大革命”的大舞台上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江青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她好胜性强。她的个人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恶性膨胀。在中共“九大”，她想当中共中央副主席，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遭毛泽东批驳。有人给中央写信建议选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指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不过，江青在
“九大”还是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江青与林彪狼狈为奸，互相利用、互相吹捧。正当林彪一伙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毛泽东时，江青于1971年6月9日给林彪照了一张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彩色秃头像，以“孜孜不倦”为题，用整页的篇幅刊登在《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纪念“七一”的7～8期合刊上。1971年9月8日，正是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的日子，叶群为了掩饰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故意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江青回答：“请林副主席放心。”叶群还派人给江青送几个西瓜。9月12日，正是在林彪叛逃前几小时，江青带上林彪送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大家，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林彪折戟沉沙后，江青立即把自己打扮成反林彪的英雄，同时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中国当代女皇。
1972年8月，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维特克来我国访问，主要想了解我国妇女运动的情况。访问期间，维特克提出要会见江青。周恩来批示：“江青如愿见，谈上一个钟头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为了替自己树碑立传，扬名海外，置总理批示不顾，同维特克先后在北京、广州谈话七次，长达六十多小时。江青要维特克为她写传记。她对维说：
“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我谈的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纪》，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能走斯诺的道路。”江青在谈话中信口开河，随意编造历史，美化自己，贬低、攻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中还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维特克答应回国写一本江青传，江青答应将谈话记录稿整理后全部奉送。江青将整理好的十来本记录稿分送给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审阅。张春桥、姚文元一字不改，退回江青，周恩来虽日理万机，又在病中，但为负责起见，仍仔细审阅了几十万字的稿子。边看边改，还几次找翻译及陪同人员座谈，听取大家意见。大家感到问题太多，不宜外送。江青大发雷霆。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将所有记录稿封存。不过，维特克还是出版了《江青传》，造成很坏的影响。毛泽东就此事在朱德的信（1975年7月23日）上批写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30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批件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批了“暂缓执行。”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虽然重用江青，但他对江青的政治野心一直很注意。1973年11月，江青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借题发挥，恶毒攻击和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代替主席”。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尼泊尔国王。会见完毕后，他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等人的谈话中，针对江青的攻击和诬陷说：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是她（指江青）迫不及待。
中共“十大”后，江青为了篡党的需要，在政治局内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对此，毛泽东多次提出尖锐批评。1974年7月17
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铁钢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到“四人帮”。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处招摇撞骗，说她代表毛泽东来看大家了。针对这一点，毛泽东讲：“她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
“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说：“对她要一分为二，当然有好的方面，但是错误也是难改的。”
毛泽东发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搞“四人帮”后，对新选的接班人王洪文很快就感到失望。王洪文不行，毛泽东准备进一步重用复出后的邓小平。1974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并在大会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我国的外交政策。邓小平出席联大，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有的推测邓小平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以前，毛泽东会见外宾有周恩来、王洪文参加。从5月开始，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同时参加，但邓小平坐的位子是以前周恩来坐的，与毛泽东挨的近，中间只隔一个外宾。王洪文的位子离毛泽东的远了，中间隔着周恩来。6～8月，毛泽东未见外宾，到9月见外宾时，王洪文已不再参加。在周恩来住院时，只由邓小平陪同会见。看来，毛泽东要邓小平接替周恩来并支撑中国政局的想法是存在的。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当然会得到周恩来及党政军的大批老干部的支持。
如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想利用全国四届人大抢班夺权一样，江青反革命集团也想利用四届人大组阁夺权。但毛泽东不答应。1974年10月，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得知后大为不满，加紧密谋，商量对策。10月17日，江青发难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第二天，即10月18日，派王洪文秘密飞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王洪文造谣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味道”，他是“冒着险危险来的。”又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住在医院，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同时吹捧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去长沙的目的是想告周恩来和其他领导同志的状，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毛泽东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但王洪文没有听毛泽东的话，继续进行帮派活动。
10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唐闻生、王海蓉汇报后，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并提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1月12日，毛泽东又批示，告诫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不听毛泽东的告诫，11月19日写信给毛泽东，先作了几句骗人的检讨：“愧对主席的期望”、“缺乏自知之明”、“对自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然后又狡辩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针对江青继续伸手要权这一点，毛泽东再次批评：“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但江青野心不死，要求唐闻生、王海蓉给她带口信，去长沙时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听了唐闻生、王海蓉的转达后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江青受到毛泽东批评后，一股怒气一直郁闷在胸中。为了发泄她的怨恨，她将过去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的照片及所配的诗用化名在《中国摄影》上发表。她日夜梦想，有朝一日，争脱“烟雾”，“露出峥嵘”，实现她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行，政治思想强”，再次提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要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同时，他又指出：“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在长沙写了一个很不象样的检讨，但没有交。
1975年1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相继召开。邓小平正式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江青组阁夺权的阴谋未能得逞。会后，周恩来病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代总理主持国务会议。
江青组阁失败，十分恼火。在四届人大后，她把唐闻生、王海蓉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几乎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唐闻生、王海蓉把她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唐闻生、王海蓉的报告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唐闻生、王海蓉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毛泽东的这话说得很透底。他深知江青的为人，深知江青积怨甚多，不得人心，党内老同志只是看在他面上，投鼠忌器，敷衍她就是了。可江青缺乏自知之明，想做女皇。毛泽东料到：在他死后，江青要闹事，但不会有她好结果。
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复出并委以重任，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这都是正确的，说明毛泽东有清醒的一面。但就在同一时间，毛泽东发动了一个新的运动——批林批孔。这样一来又使得中国政治复杂化了。中国上空依然存在着政治阴云。
二、“批林批孔”与“评论《水浒》”
经过毛泽东的批准，中共中央于1974年1月18日转发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紧接着，江青一伙在1月24、25日擅自召开在京部队单位、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大会前后，江青等人又以个人名义给外交部、中共中央联络部、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及连队、人民公社送材料、写信。由此，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批林批孔”。从白发苍苍的教授、学者到普通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以至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都齐声声讨孔子。
“批林批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批林批孔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这个运动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文化大革命”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按照“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最初设想和意图：“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者。五四以来孔子成了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的代名词。所以批孔是“文化大革命”题中应有之义。有的红卫兵在极左思潮的鼓动下，在破“四旧”时曾想要砸孔庙、毁孔府。
1966年12月，毛泽东在同一位波兰外宾谈话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针对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发愁吧！要抓住整个阶级斗争和还未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的影响在大学文科，如哲学、历史、美术、法律等方面存在着。他们灌输帝王将相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要在教育战线进行革命。但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斗“走资派”，“夺权”，无暇顾及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先生。在以后，虽然也有文章提到批孔，但未成气候。
1969年5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谈到批孔。几天后，《人民
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五四运动五十周年》中写进了批孔内容，其中说：“多年以来，打倒孔家店还是保护孔家店的问题，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社论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诬蔑为“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为孔家店招魂”。但此后也没有发表有份量的批孔文章。
1973年5月的一天，江青看望毛泽东，见毛泽东那里放着大字本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他还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念给江青听：“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研究先秦诸子的论文集。郭沫若在书中表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推崇孔子，认为孔子是“一位注重实际的主张人文主义的人”。孔子的基本立场是“顺应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
“站在代表人民利益方面的”，“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他承认，他“有点袒护孔子”。他在崇孔的同时抑墨，认为墨子在公家腐败、私家前进的时代，“同情公室而反对私门。”郭沫若的书出来后，在学术界引起争论。他的好友杜国库，好墨学，担心郭沫若这样做“会替旧势力张目”。郭沫若却另有看法，认为不会的，他是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写的。针对当时有人“歌颂赢政，有意阿世”这一点，他在书中对秦始皇进行多方面的批判，对“焚书坑儒”进行了抨击。故有人认为郭沫若对秦王的批评是针对蒋介石而发的。
柳宗元（773～819），唐朝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政治上主张革新，哲学上是唯物主义，诗文清新、精细、富有哲理。毛泽东很爱柳文。他曾逐字逐句阅读了章士钊撰写的《柳文指要》的书稿，提出修改意见
（该书“文化大革命”前完成初稿，1971年在毛泽东支持下出版）。柳宗元的《封建论》，肯定秦始皇废除分封，设置郡、县，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功绩，肯定唐承秦制的政治制度，反对割据，反对分裂，反对倒退。
毛泽东的四句诗，批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肯定柳宗元的《封建论》。毛泽东为什么想起看《十批判书》，而且还把郭沫若与柳宗元的《封建论》联系起来？这是一个谜。
1973年5月20日到31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为召开中共“十大”作准备。在会上，毛泽东讲：我们的同志不要光抓生产，要注意路线，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据江青在批孔运动时讲，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批孔。但毛泽东究竟讲了些什么，江青没有说。
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搞修正。”在谈话中，毛泽东讲：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沫若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的。毛泽东赞成郭沫若的中国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他提出，不能大骂秦始皇。他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8月3日，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情况汇报2253号登有杨荣国的《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杨荣国是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搞中国哲学史的。杨荣国是反孔的，这点，毛泽东早知道。他找杨文看后批示：杨文颇好。
8月5日，毛泽东叫江青去。据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毛泽东同她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向前进的，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他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毛泽东还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样。毛泽东还让江青记下他写的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诗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尤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与郭沫若是至交，两个互相敬仰，诗作多有唱和。也许正因为交谊甚笃，所以毛泽车对《十批判书》的批评也就直言而严厉。这种批评，纯属学术问题，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不同见解，并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要公开批郭沫若。事实上，毛泽东是反对公开点名批郭沫若及《十批判书》的。谢静宜在1974年1月25日大会上讲，他们向毛主席汇报时讲到北京大学冯友兰也写了批孔文章，毛主席立即要他们取来给他。毛主席看得很仔细，连标点都注意了。当听到冯友兰的文章要在北京大学学报和报上发表时，毛主席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沫若的名字，别批郭老啊！在这次会上，江青也讲：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郭老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有很大的功劳，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同志们应该知道。
毛泽东不赞成《十批判书》的观点，不赞成孔子是代表进步势力的观点并非始于1973年。远的不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全体会上，他当着郭沫若的面讲了他对孔子、对《十批判书》的看法。他说：广东的杨荣国是反孔夫子的，拥护孔夫子的在座的有郭老、我看范（文澜）老你基本上也是学孔夫子的，你的那个书（注：指《中国通史简编》）①上还有孔夫子的相，冯友兰也是学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有偏向，不学孔夫子，不赞成说孔夫子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代表奴隶主的。我同郭沫若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我不赞成。紧接着，毛泽东又谈到，人家说老子是唯物论，我不赞成。天津有个×××，说老子是唯心论。他的这些话是在谈到要注意政策，对冯友兰、翦伯赞这样的教授要给出路时顺便说的。他说这些话并非要批孔，更无批郭老、范老之意。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是“批林批孔”运动的重头文章。毛泽东提出：南方已有文章，北方怎么办。于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梁效”）等写作班子陆续成立。毛泽东虽提出批孔，但直到中共“十大”（1973年8月24日至28日）时，他并没有把它作为批林的一部分，当成批林的深入，更没有要兴师动众，号召全党全民批孔。我这样讲的理由是：中共“十大”文件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抓大事，抓路线，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意图，但“十大”文件中没有一字提到“批孔”。再者，王洪文在1975年5月检查中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王洪文的检讨从另一方面证明，直到“十大”，毛泽东还没有显露出要把批孔当作政治运动搞。
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国，采用集权制，由中央派人到各地，几年一换，不搞世袭。
在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过程中，发现林彪、叶群在1969年10月至1970年元旦的三个月里，连续书写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林彪还从中国历史上寻找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策略。孔子讲：“小不忍则乱大谋。”林彪常常“忍耐”告诫自己，“不要为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林彪采用“韬晦”之计掩饰自己的野心。迟群、谢静宜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毛泽东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毛泽东要他们搞一个林彪有那些孔孟言论或者类似孔孟语言的材料。开始，他们只搞了个两三页材料，送毛泽东一份，同时也送江青一份。江青从毛泽东的读书、谈话中感到毛泽东对批孔有兴趣，便想从中做文章。江青认为，材
①1964年，全国政协委员七大会。闭会那天，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同与会者照相。照相间，毛泽东对冯友兰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 ，第151页。
料不多，要重新搞。于是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从林彪的笔记、手书题词、摘录的卡片及公开的言论中选编成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该材料把林彪一伙言论与孔孟之道相对照，以揭露林彪一伙“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由此看来，毛泽东想通过批孔，进一步揭露林彪的思想根源、林彪的极右实质以及批判社会上存在的所谓“右倾思潮”，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发动全国人民搞批孔，也与他过分夸大意识形态作用有关系。
江青一伙想在批林批孔的旗号下达到自己篡党夺权的目的。第一，江青利用批孔，到处写信、送材料，把自己打扮成批林批孔的领导，组织者，以捞取政治资本。这一点，毛泽东有所察觉，批评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第二，打着批孔的旗帜，批“现代大儒”、批“宰相”、批“周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同时又捧吕后，武则天，为江青当女皇造舆论。江青一伙在1月25日会上，突然提出反“走后门”，三箭齐发，目的在于打击老同志。毛泽东发现后在2月15日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杂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他认为，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群众有意见。应当加以纠正。但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第三，他们打着批林批孔旗帜，组织所谓“理论队伍”，培植自己的党羽和势力，为他们寡党夺权造舆论。1974年是批林批孔年，也可以说是江青的野心急剧膨胀的上一年。正是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她才在四届人大前公开向党夺权，要“组阁”，当后台老板，但毛泽东不同意，遭到破灭。
江青一伙搞批孔，是一场政治阴谋。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批孔。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第一，毛泽东对孔子、秦始皇的评介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孔子、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其特殊地位的人物，对他们历来就有不同的评价。一般说来，进步的，革新的思想家、政治家多数反对孔子，推崇秦始皇；保守的思想家、政治家多数赞成孔子，反对秦始皇。毛泽东在1973年对孔子、秦始皇主要是着眼于从政治上评价，政治评价压过学术评价。毛泽东搞批孔，是出于反“右倾”、反“保守”、反“复辟”和坚持“文化大革命”政治需要。到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还说：“要批孔。有些人不知道孔子的情况，可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看郭沫若《十批判书》中崇儒反法部分。”
第二，毛泽东对孔子、秦始皇的评价包含着对林彪攻击的回答。林彪攻击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这并不是林彪的发明，早已有之，而且也早就受到毛泽东的批驳。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厚今薄古”时说，“秦始皇是厚古薄今的专家。”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紧接着驳斥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生，我们坑得比他多。我们在镇反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知识分子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过，你骂我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毛泽东对秦始皇作了具体历史的分析，肯定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性，肯定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上的历史功绩，为秦始皇辩护。但由此不能得出毛泽东全面肯定秦始皇，他对秦始皇残酷剥削、压迫农民是否定的。在这方面，他肯定的是秦王朝的对立面陈胜、吴广。1975年正当有人大捧秦始皇，不准人们讲秦始皇的缺点时，在毛泽东身边为毛泽东读书的芦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问他：对秦始皇到底怎么看？他指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了进取性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①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毛泽东的这些说法同他以往的评价是一致的。
第三，维护国家的统一。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打着行“仁政”的法西斯分子。他企图建立“父传子”的林家法西斯王朝。不过，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辩护也包含有对“文化大革命”中过火行动的辩护。从林彪事件中，他深深感到党内矛盾很大，弄不好发生分裂。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忧虑他赞扬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肯定仰宗元的《封建论》，提出“莫从子厚返文王”。
第四，毛泽东认为，政治上，孔子是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是保守的。这种评价同他以往的看法是一致的。在学问上，毛泽东认为“孔学名高实秕糠”，这就同他以往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政治上否定孔子的同时，承认孔子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他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共产党人应当批判地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他在抗大的多次讲话中针对有的人不安心于教育工作这一点说：孔子是个教员，要学习孔子当教员；孔子是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人。1939年2月，他在致张闻天的信中在批评孔子的观念论和形而上学的同时，指出了孔子思想中合理的、积极的一面。他尤其肯定孔子在教育上的功绩。1943年，他针对一部分人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批评孔子的地方，但更多地是汲取了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如，他提出共产党人要学孔夫子的“不耻下问”、“每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孔子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毛泽东觉得孔子说的在理，他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李敏和李讷。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