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在政治上继续批评孔子，认为孔子杀少正卯，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味道，不民主。不过，建国后，他同样承认孔子在学术上的地位。1956年，他在音乐工作者谈话时称孔子是教育家、音乐家。1956年，他在《水调歌头·游泳》的词中直接填进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人民出版社①在离开延安、辗转陕北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故女儿也随叫姓李。
1957～1958年，毛泽东在不少讲话讲到孔子是有学问的。在“八大”二次会上，他讲：从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在开始创立新学派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被人看不起，被压迫。他列举了中外许多人，其中讲到孔子。他说：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司法部长，也是短期的。他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但学了很多本领。颜渊是孔子的弟子，算二等圣人，他死时才32岁。还是在1958年，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到“有实无名”时说：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按博士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以后不大灵了。到了唐朝又好一点，特别是宋朝朱熹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升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了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话上批评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时，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说：“现在课程太多，教育的办法是摧残人材，推残青年。我们丢了孔夫子的主流。他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又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
很明显，毛泽东在1973年的“孔学名高实秕糠”的说法同他以往一贯的看法是相矛盾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对孔子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
总起来看，毛泽东提出批孔是为了进一步批林，批右倾，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是为了反对复古、倒退，为了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
“成果”，为了“继续革命”。所以，他领导的批孔运动是错误的，应予以否定。至于他对孔子的评价，作为一家之言继续可以争鸣，可以赞同，也可以反对。我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对孔子的评价比较恰当。“孔学名高实秕糠”一语明显不符合历史实际。
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批孔做文章还没有完，便又利用《水浒》做文章了。1975年8月，他们为了摆脱挨批判的被动局面，便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掀起了一个评《水浒》的运动，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及邓小平等者一辈革命家。
评《水浒》的事是怎样起来的？
1975年8月13日，在毛泽东身边读书的芦荻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等几部古典小说。毛泽东先谈了《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到了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只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这话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又传说，毛主席有一个讲话，其中提到《水浒》。因此，当谈到《水浒》时，芦荻就顺便向毛泽东请教了这件事。毛泽东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接着芦荻又问：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芦荻奉命根据毛泽东当时手书的原文和谈话记录作了整理。整理后毛泽东的谈话全文如下；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0八人之外。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在讲《水浒》时，谈笑风生，和蔼幽默，就该书的主导的政治倾向，反复举例，进行细致分析。芦荻认为：毛主席的评《水浒》，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并没有别的意思。1975年9月，她离开中南海前，给毛泽东医疗组的同志讲了怎样理解毛泽东评《水浒》的课。在讲课中，她特意说明：现在有人说党内有投降派，要抓现代的投降派，毛主席完全没有这个意思。①
第二天，即8月14日，毛泽东关于《水浒》谈话记录稿到了姚文元手里。姚文元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说：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在信中提出：将毛泽东的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学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姚文元的信将毛泽东的评论直接与现实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与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毛泽东阅信后批示：“同意”。
毛泽东的谈话讲的是如何评论《水浒》，这也是一个学术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毛泽东读了姚文元的信后便认同了，这就是姚文元反过来影响毛泽东。在姚文元的影响下，毛泽东同意了姚文元的要求，在全国开展评论《水浒》。毛泽东最初评论《水浒》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但到他同意批转姚文元的信，在报刊上开展评，《水浒》时，已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不过毛泽东同意开展评《水浒》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反修防修的政治思想教育，而不是想要再打倒一些老干部。
江青反革命集团却另有打算。他们把毛泽东的“屏晁盖于一百○八之外”，歪曲为“宋江架空晁盖”，说这是毛泽东谈话的“要害”。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大寨召开。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及其他的讲话、谈话中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
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毛泽东同志八十九诞辰纪念文选》第255～257页。
投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有投降派。”“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江青明目张胆地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搞修正主义，是投降派。江青无理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及时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知道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攻击、诬蔑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阴谋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越发嚣张。江青继续在做“女皇梦”。
周恩来知道江青等人一直对他进行攻击、诬蔑。对此，周恩来忍辱负重，内心十分痛苦。1975年7月1日，他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完中泰建交公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要求总理同他们合影，周恩来答应了，但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打××”。9月，周恩来病情急转直下。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对他再次进行手术。手术前，他或许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自己已经发抖了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
（前），一九七五年、九、二十。”在进入手术室时，他大声说：“我是忠于党的！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的这些话，是对江青一伙的诬蔑、攻击的强烈抗议，也反映了他对在身后可能遭到诽谤和攻击的担忧。
三、理论遗嘱与再批资产阶级法权
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一方面苦心安排人事，重新重用邓小平，甚至考虑邓小平接班；另一方面继续从理论上思索如何“防修”“反修”。
1974年12月26日，在他八十一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同周恩来来商谈完全国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之后，还在一起研究了理论问题。周恩来在谈话后将毛泽东的意见整理成书面文字，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只改了几个字，如在林彪后面加上“一类”二字。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全文如下：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再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时说：要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第五章 。列宁在这里指出，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时期内，不仅还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还要学习“九大”政治报告第一部 分那里引用列宁的话、主席的话。周恩来的这些话，除“主席的话”外，很可能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我们现在正遇到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保护资产阶级的不平等，保护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要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
到了1975年底，毛泽东又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制，不管你人多，人少。他还指出，一部分老干部，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周恩来整理的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不足四百字，但同毛泽东在此前后的其他谈话联系起来看，这简短的话集中反映了他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所思考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指示”可以看成是毛泽东的理论遗嘱。这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还好。他在长沙岳麓山住的三个月里，曾五次下山到省游泳馆游泳，每次半小时，上下游泳池扶梯都是自己走的，平时走路也平衡。在1975年，毛泽东的记忆力仍极好。这方面有两件事可以作证：
一件是：1975年春，广安门医院的一位眼科大夫参加会诊。毛泽东得知这位医生叫唐由之后说：“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读书人。他可能读过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由之”的名字。接着，他背诵了鲁迅当年悼念杨铨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令在场的专家们惊叹不已。
另一件是：1975年5月29日，芦荻去中南海为毛泽东读书。在芦荻见面道过姓名后，毛泽东说：“你大概喜欢秋天吧！”芦荻一时不知所对。毛泽东爽朗地笑道：“你为什么叫芦荻？会背刘禹锡写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因为诗的最后一句含有“芦荻”二字，故毛泽东发此问。芦荻把这首诗背了一遍，接着毛泽东也铿锵有力地吟诵了这首诗：“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芦荻回忆说：一次她背诵李商隐的一首诗，背错了一字，主席立即让她停下，进行纠正。芦荻说：主席有惊人的记忆力，不仅能背诵诗歌，连小说、散文也能大段大段背下来。一次为了注释江淹《恨赋》中的一个“溢”字，主席就把“西厢记”中的原文背了一大段。
这说明，毛泽东在谈理论问题时身体尚好，脑子清楚，将“理论问题指示”看成是他的理论遗嘱是完全可以的。
“理论问题指示”的中心点，仍是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主要是涉及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在思索，
“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的原因，思索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修正主义的经济因素或经济根源，以及如何防止产生修正主义。
如本书第二章 所说：在1958年，毛泽东为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提出破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在纠正共产风以后，这一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了。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保留商品生产。1962年，他在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所作报告时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原则。”这是经过了共产风、平均主义的沉痛教训后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思想又起了变化，赞扬供给制，把任何的物质奖励都视为修正主义。1967年“五一节”时，他在谈到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时说：我们党在49年、50年、51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蓬，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后来搞薪金制，群众就不欢迎我们了。又说：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习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过来。他的这些话是在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过程中说的，是非正式的，后来并没有去实行。不过，他的那些话很能反映了他的思想倾向。在中共“九大”，他把注重利润，搞奖金，搞物质刺激，都看成是修正主义。他赞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不赞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的口号。他又回忆起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他说：“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二钱盐，一斤半米。这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大军所过，那里能搞到？就吃辣椒。现在进了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他依然十分怀念供给制。不过，经过1958年的教训，他不再会重犯刮“共产风”的错误。
“理论问题指示”是毛泽东以往“左”的错误思想的继续和发展，第一，他不仅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中体现的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误解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且进而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看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抹杀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同资本主义按资本分配的质的不同，抹杀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在性质上不同。毛泽东承认：“所有制变更了。”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毛泽东以前也这样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分配、交换。所有制不同，分配、交换也就不同。他一方面承认“所有制变更”，另一方面又讲分配，交换同
“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是明显的矛盾，讲不通。第二，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八级工资制同修正主义上台联系，这实际上是把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看成是产生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正因为如此，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毛泽东的指示发表后写文章公开宣传，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土壤和温床。
有鉴于1958年的教训，毛泽东没有提出要“破除”或“取消”这些法权，而认为在现今条件下，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至于如何限制，他本人也没具体说明。从“文化大革命”所施行的政策和当时报刊的宣传看，不外是这样一些：
在分配领域中强调政治挂帅，缩小工资级别的差别，取消奖金和实物奖励，取消记件工资制；在流通、交换方面，只承认国家的统一计划，否认市场调节的作用，取消自由市场，等等。其结果是按劳分配原则遭破坏，平均主义盛行，商品流通不畅，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生产的发展。他这次谈资产阶级法权同1958年还有一点不同，上一次是为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这一次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出修正主义。他两次谈资产阶级法权，错误性质是同一的，表现的形式则不同。
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引列宁的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的话。列宁的这话，毛泽东常引用。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建议引了这话。1966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引了列宁的话，并讲：主席说要经常温习、宣传列宁的这话。“九大”政治报告中也引了它。1970年12月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发展，那当然是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富裕中农，“他们每
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他在1975年底，又讲到列宁的话。这说明，列宁的这一语录对毛泽东影响很深。不过，他将列宁的这一语录教条化了。列宁讲的小生产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权还不很巩固，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还未基本完成之前的小生产者。这样的小生产如列宁所说会经常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成后，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农民已由个体的劳动者变成了集体劳动者，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农民。合作化后的农民无疑仍然保留有私有心理和习惯，无疑其中也会有极少人搞资本主义活动，分泌出资本主义，但这同合作化前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他没有看到这种不同，夸大了社会主义社会里农民中存在的落后面。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农村大批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对农民不放心的一种表现。
第二，毛泽东进一步扩大了列宁的话。他说，不仅小生产是这样，而且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也会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现今的社会条件下，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党员中，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确实还产生某些腐败现象和蜕化变质分子，也确实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的照牌，而实际上比旧社会的资本家还厉害。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否认这一点，看不到这一点，是极其有害的。毛泽东一直警惕注意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过分夸大了这一点。正是由于夸大了这些阴暗面，他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今后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不断清除党内“走资派”。
总之，从“理论问题指示”中我们可看出，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还在思考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如何反修防修的问题。他最为关注的是三点：
（一）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亦即是从经济基础上如伺防止出修正主义问题；
（二）小生产者问题，亦即是教育农民问题；（三）党内问题，如何防止党内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我以为，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可以看成是他“继续革命理论”的最后完成，关于“反修”“防修”的最后思考。
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应当加以否定。但在否定它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其中确有合理的一面。它提出了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第一，他把按劳分配、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济条件，这是错误的。但他看到了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消极面，这有合理因素。社会主义的实践告诉我们：限制商品生产、取消商品生产、轻视货币交换的作用，都是不行的。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社会主义的实践又告诉我们：在现今的国际条件下，在现有的生产力基础上和现在政治思想状况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必然存在着消极面，它会产生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会产生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曾出的某些现象，如商品生产者为了追求利润，可以不择手段，损害国家、集体、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会产生无政府状况，会有人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污腐化，也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如不加以限制，这些消极东西就会泛滥成灾。倘若因为由于这些消极东西出现，就又批商品生产，限制商品交换，那就大错特错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要总结经验，采用经济、行政、法律、政治思想教育等多种手段来限制它的消极作用。
第二，他指出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会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可以说，从1956年以来，他十分警惕党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会不会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问题，担心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内出问题。他的这种担心不是毫无道理的。他的错误在于过分夸大了黑暗面，又错误地采用了“大民主”的方式。中国革命胜利己有40多年了，如何防止共产党内和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腐化，依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现在很清楚，社会主义国家出问题，主要是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毛泽东看到这一点是有历史的远见的。
第三，他夸大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民的落后面，把合作化前的个体农民和合作化后的集体农民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但也应看到，社会主义的农仍然有两重性，教育、组织、引导农民仍然是一大问题。
第四，他指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性。毛泽东的
“理论问题指示”是错误的，但他自认为是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悲剧之所在。不过，他提出要弄清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论点是令人深思的。
四、“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与再次批邓
人事安排和理论问题，是毛泽东同时向周恩来交待的两件大事。
当时听过传达的人，谁也没有觉察出这两件事，存在着难以统一的矛盾。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邓小平被定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而现在，邓小平复出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复出，毛泽东把党（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大权全面交给他，让他代理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邓小平的这种安排，
不啻是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搞邓搞错了。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对
“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对邓小平这种安排最后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这种安排实质上是对自己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否定。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坚持原来的一套“继续革命理论”，继续让张春桥、姚文元一类人主管意识形态，写文章，造舆论。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
这两件事无法统一，只能二方吃掉另一方。
江青一伙在利用全国四届人大“组阁”夺权失败后并不甘心。他们一方面利用毛泽东要他们写文章之机，继续大肆鼓吹极左理论，另一方面，他们又别有用心地提出批经验主义。他们鼓吹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企图借批经验主义，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打倒一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毛泽东似乎洞悉了他们的阴谋。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正懂得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一种不懂马列的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这一批示给“四人帮”批经验主义以当头一棒，在当时起了好作用。毛泽东对党内理论状况的估计，也是符合实际的，确实党内真正懂得马列的不多。
他提出要以多年时间学马列，也是对的。不过，毛泽东批示一开头的几句话却令人费解。他把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都包括在修正主义里，这就把修正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概念弄得模糊不清。从今天的眼光看：那时党内修正主义并不是主要危险，而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确实严重存在着。在对马列理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上有教条主义的毛病，而在实际的工作中，在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上则表现为经验主义。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评“四人帮”，批评他们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毛泽东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打。”“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他提出，“不要看低教条主义”。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四人帮”宗派反党活动，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他严肃地向政治局委员讲：“四人帮”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在会上，毛泽东把周恩来拉坐在自己的右边，把叶剑英拉坐在自己的左边，对“四人帮”说，你们为什么老和他们过不去，你们批他们，要犯错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四人帮”被迫作检讨。江青在6月28日给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委员的检讨中说：“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过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江青的检讨是假的。1976年3月2日，江青在讲话中大骂邓小平，大骂政治局会议对她的批评、帮助，说从4月底斗她到6月。政治局对江青的批评，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毛泽东说，这个会开得好呀！就是要斗她一斗，她是从来不接受批评的。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批评下，“四人帮”的气焰暂时有所收敛。
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也在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某些“左”的错误。
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请示报告上指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7月2日，毛泽东指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乍，有病的先养起来，并治病。”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有一批者同志出狱治病或分配工作。
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应调整文艺政策：现在“样板戏太少，而稍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7月14日，他又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他还以受到恩格斯批判的杜林为例指出：“《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么？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1975年4月，“四人帮”一伙对反映大庆石油会战，表现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电影《创业》，罗列十大罪名（如“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较差”等），将影片一棍子打死。《创业》编剧张天民上诉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指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指示，又给江青一伙当头一棒。江青为此十分恼火，暴跳三丈。这年9月，她在山西大寨，对张天民说：“娃娃，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寥寥数语，自画了一幅泼妇的丑像。
10月16日，毛泽东在《学部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上批示：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他还引用了汉朝东方朔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话教育大家，对人要求不可过高。
毛泽东的上述指示、谈话，是在纠“左”，无疑是正确的。按照毛泽东的精神，邓小平在主持工作后召开了解决交通、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全国的形势明显好转。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纠正。不过，他还是在利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的。他在一次讲话中把毛泽东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作为当前各项工作的“总纲”，认为“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邓小平这样做，是为了强调“安定团结”的重要和突出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种修正。
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最初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但在实行过程中，又超出了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必然受到“四人帮”及各部门各地区造反起家人的反对与不满，因为各部门、各地区在整顿中整了一批造反起家的人。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行动已经很困难，他已无法出席政治局会议。但党和国家的大事又非他点头认可不可。于是需要有一个联络员，做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系人。谁来当联络员，事关重大。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几乎与外界隔离，他只能根据送来的有限材料和汇报作出判断。联络员向他送什么材料，汇报什么情况直接影响到毛泽东的思想。谁当联络员？结果毛远新被选中了。毛远新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的儿子，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造反派，当上了沈阳军区副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是“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由于血缘关系，毛泽东自然是相信自己的侄子。毛远新自9月当上联络员后，便在毛泽东的耳边吹风，攻击邓小平。他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毛泽东知道，“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得罪了许多人。所以他在一些重要会议上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的问题。当听说有股否定文化大革命风时，自然会引起他的神经紧张。对毛泽东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否定的，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等于否定他自己最后十年。毛泽东相信了毛远新的意见。
正在这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8月13日、10月7日）写信给毛泽东（由邓小平转呈），告迟群、谢静宜。迟群原是中央警卫部队的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原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员，“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派到新华印刷厂支“左”，后又到清华、北大主持工作。刘冰等人的信主要揭发迟群、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上的严重问题；揭露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全国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教育部长，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喝酒，睡大觉，装风卖傻，深夜一人到校外马路上，野地里乱窜等丑恶行为，揭露他们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家长制的恶劣作风和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及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方面的问题，请求中央派人解决。信的内容井没有涉及学校“教育革命”和整个“文化大革命”。迟群、谢静宜是毛泽东派出的，也是得到毛泽东信赖的。毛泽东没有作任何调查，就断定：
“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并认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指示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开展“大辩论”，反击所谓的“右倾翻案风”。这种“反击”很快遍及全国。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不得不中断。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当然是不允许的。由于毛泽东受毛远新汇报的影响，邓小平向毛泽东再三解释，提出自己的看法，都没有用。其实在那时，邓小平只是在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恢复过去的好的作风、好的政策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在主观上并无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案的意思。毛泽东偏向江青一伙一边，再次批邓。
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11月26日向全党发了打招呼要点。第二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又将毛泽东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谈话整理成《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发给全党。
毛泽东的谈话是在毛远新的汇报过程中所发表的意见，是由毛远新整理成的，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1949年提出国内主妄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搞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看不清楚？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的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
（二）“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就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以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三）“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人受了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群众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
（四）“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蒯大富、聂元梓搞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
